被遗忘的历史——1910年的晚清朝廷与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念会论文,晚清论文,朝廷论文,被遗忘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7-0141-08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逝世后，位于北京阜成门外滕公栅栏的利氏墓地逐渐成为帝京一景，吸引了不少士子前往观瞻，并留下了不少歌吟诗词。在诸多描摹墓地景致、感怀斯人已逝的诗文中，清初江南才子尤侗(1618-1704)的《欧罗巴》诗最为触人心弦，其诗曰：“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阜城门外玫瑰发，杯酒还浇利泰西。”①《清史稿》评论尤侗“天才富赡，诗文多新警之思，杂以谐谑，每一篇出，传诵遍人口”②。前贤的这一评语果不我欺。尤侗咏利玛窦的诗虽然只有寥寥数句，却已道尽浮华如梦，人世沧桑。2010年，恰逢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一系列纪念活动正陆续开展。本文介绍一宗关于晚清朝廷派代表参加1910年在利玛窦故乡意大利马切拉塔城(Macerata)召开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的档案，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中西文献，勾勒这份档案涉及的发生在一百年前近代著名的江南昆山赵氏家族成员参与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一宗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一宗涉及明末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的档案，该档案标示为外务部第18全宗1603卷，封面题有如下数行文字：“外务部·中义关系·交聘往来。义公使巴釐纳理为义马哆拉达城举行利玛窦三百年纪念会请派员入会事与外务部来往照会宣统二年七月。”卷内共有四件档案，其内容如下：
第一件：
外务部收
义巴使照会一件
义国马哆拉达城为利玛窦开三百年纪念盛会，请派员入会由 附洋文
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方字六百八十一号
第二件：
堂批 阅 七月二十八日
为照复事。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接准照称本国名士利玛窦曾在中华传教，所编汉文数卷，概为中国文人所深佩。该员于万历三十八年物故，现已届三百年之期。其所生处马哆拉达城之绅民提倡借此年期，大开盛会，以追念本地名哲。特请亚东之国熟悉言语文字诸位于西历本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在义国马哆拉达城开纪念会，用表扬利玛窦之盛绩。请行知驻义使馆派员前往入会，以表同情等由前来。除由本部电达驻扎贵国吴大臣届时派员与会外，相应照复贵大臣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照复义巴使，义国名士利玛窦三百年纪念会已电驻义吴大臣届时派员与会由。
第三件：
大义国钦差驻京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巴为照会事。本国名士利玛窦于大明时曾在中华传教，其学识超轶，蒙神宗皇帝恩礼优隆。利玛窦所编汉文数卷，概为中国文人所深佩，谅必贵爵所深悉者也。该员于万历三十八年物故，现已届三百年之期，其所生处马哆拉达城之绅民，提倡借此年期，大开盛会，用以追念本地名哲之恩荣，特请亚东之国，熟悉言语文学诸位，于西历本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在义国马哆拉达城开纪念会，用表扬利玛窦之盛绩。今查该名士所著之图籍，均系中国收存；所得之恩荣，亦系中国赏赐。于该员生前殁后，明神宗皇帝恩礼有加，深表爱慕之意。本大臣务请贵爵费神行知驻义吴钦使，以便贵使馆员前往入会，用表中国同情，以弗忘三百年前名臣之劳绩，则曷胜感谢也。特此照知 贵爵查照，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
大清钦命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
大清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大义一千九百十年八月二十九日
第四件：
榷算司 宴会类
宣统二年七月廿九日发 平字 柒拾玖号
照复义巴使。义国名士利玛窦三百年纪念会已电驻义吴大臣届时派员与会由。
榷算司
呈为照复事。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接准照称本国名士利玛窦曾在中华传教，所编汉文数卷，概为中国文人所深佩。该员于万历三十八年物故。现已届三百年之期。其所生处马哆拉达城之绅民提倡借此年期，大开盛会，以追念本地名哲。特请亚东之国熟习言语文字诸位，于西历本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在义国马哆拉达城开纪念会，用表扬利玛窦之盛绩。请行知驻义使馆派员前往入会，以表同情等因前来。除由本部电达驻扎贵国吴大臣届时派员与会外，相应照复贵大臣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义巴使。宣统二年七月
此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也保存有上述第二、第三件档案的抄档。③从档案内容可以推断，这是一份1910年意大利政府给清政府的照会，主旨是邀请清政府派代表参加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随后所附的是清政府的照复。关于档案牵涉的内容，我将在后文加以分析，这里我想先谈谈与这份档案有关的一些意大利文档案。在看到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这份档案后，我对1910年在马切拉塔城召开的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意大利方面一定保留有一些关于这次纪念会的档案文献，因此就写信向意大利汉学家梁作禄(Angelo Lazzarotto)求助，请他帮忙查找马切拉塔城档案馆的相关记载。果然，梁先生不久就从马切拉塔档案部门查到了两份关于1910年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的档案文献：一份是1910年发布的、标题为“利玛窦神父逝世三百周年(1610-1910)全国性纪念会公报”。④另一份是1911年由马切拉塔当地出版机构印刷出版的题为“[利玛窦神父，中国宗徒及地理学家全国性纪念(1610-1910)]，1910年9月25、26、27日在马切拉塔召开之东方地理学家会议公报及文件”。⑤这两份意大利方面的档案对于解读上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一次盛会
很显然，1910年在马切拉塔城召开的这次会议无疑是历史上第一次纪念利玛窦的国际性会议。根据意大利马切拉塔方面的记载，在1910年之前，马切拉塔城也曾举办过一些纪念利玛窦的活动，包括小型会议及出版有关利玛窦与中国地理知识方面的书籍。⑥但其规模都很小，影响也不大。而1910年的这次会议则规模空前，正如上述意大利照会中提到的：“其所生马哆拉达城之绅民，提倡借此年期，大开盛会，用以追念本地名哲之恩荣。特请亚东之国，熟悉言语文学诸位，于西历本年九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等日，在义国马哆拉达城开纪念会，用表扬利玛窦之盛绩。”它不仅是意大利本国极其隆重的一次纪念会，而且也是一次邀请欧洲及远东国家派代表参加的国际性会议。这一点从会议的组织者及出席代表的身份不难看出。该次会议的组委会成员包括当时意大利的外交部长Antonino Marquis Di San Giuliano，海军大臣Pasquale Leonardi Cattolica、教育部长Luigi Credaro以及一大批欧洲各地的政界与宗教界人士。⑦
从上述档案可知，这份照会是意大利通过驻华使节呈递给清政府外务部的。1901年《辛丑和约》订立后，清政府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负责掌管对外交涉事务。照会中提到的“巴使”，即为时任意大利驻华公使巴釐纳理(Federico Barilari)⑧。他将该照会呈给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奕劻后，外务部答复将“电达驻扎贵国吴大臣届时派员与会”。确实，在接到巴釐纳理照会的第二天，即宣统二年(1910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政府外务部就已迅速致电驻意使馆知会此事，现存的一份外务部档案记载了其时清政府发给驻意使馆的电文：“宣统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发驻义吴大臣电称，义使照称西九月二十五、六、七等日在义国马哆拉达城为名士利玛窦开三百年纪念会，请派员入会等语，希届时就近派员与会外勘。”⑨清政府外务部照会及电文中提到的“吴大臣”，即为时任驻意钦差大臣吴宗濂(1856-1933)。吴宗濂，字挹清，号景周，江苏嘉定人。清监生，1876年入上海广方言馆，次年入北京同文馆学法语和俄语。毕业后任京汉铁路局法文翻译。后调入外务部。1885年起任驻英和驻俄使馆翻译。1890年任驻英钦差龚心湛随员。1897年回国，就职于芦汉铁路稽查部。1901年在上海广方言馆任法语教习，次年任驻法使馆秘书。1903年任驻西班牙使馆代办，旋任英、法、比、意、德五国留学生监督。1904年改驻奥地利代办。1905年回国，1908年署外务部左参议、右丞。1909年奉派出任驻意大利钦差大臣。1912年改称外交代表。1913年12月辞去驻意代表职务。次年回国后任北京大总统府外交谘议，晚年退居上海。⑩吴宗濂长期使欧，是晚清时期著名的西学派官员，其名字经常出现在晚清旅欧国人的各类载记中。除著有《随轺笔记》外，他还曾译著《罗马尼亚国志》、《德国陆军考》、《法语锦囊》、《桉谱》等书。
从意大利方面的档案中我们发现吴宗濂特意向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的主办方发去了一封贺电，电文如下：
中国政府以利玛窦曾居华为荣，亦感念应邀参加庆祝利玛窦神父的盛会并通过我请阁下代为转达对与会学者的问候，祝愿由这位伟人荣耀地开启的事业得到富于成效的发展。
钦使吴宗濂(Ou-Tsong-Lieu)(11)
依照中文档案，我们只知道外务部确认已电告驻意钦差大臣吴宗濂派员与会，但究竟是谁代表当时的清政府出席了这次在马切拉塔城召开的纪念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呢？中文档案并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可喜的是，我们从当时意大利方面的档案中可以追踪到一些关于中国代表参会的珍贵信息。
上述意大利方两份公报中都提到了中国代表参加会议的情况。在1910年发布的标题为“利玛窦神父逝世三百周年(1610-1910)全国性纪念会公报”的正中位置上醒目地标注了一条要闻：“中国代表参加马切拉塔东方学家会议，秘书Tchao-Hi-Tchiou先生，代表中国驻罗马的钦使吴宗濂(Ou-Tsong-Lieu)先生。”(12)同样，在1911年由马切拉塔当地出版机构印刷出版的题为“[利玛窦神父，中国宗徒及地理学家全国性纪念(1610-1910)]，1910年9月25、26、27日在马切拉塔召开之东方地理学家会议公报及文件”中也提到了一位秘书Tchao-Hi-Tchiou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受吴宗濂委派参加会议。那么，这位秘书Tchao-Hi-Tchiou是谁呢？查对当时清政府驻意大利使馆官员名录后，我们可以确定，他就是时任驻意使馆二等通译官赵诒
。关于赵诒，现在的人知者不多，但在近现代欧洲华人圈里，他却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赵诒生于1869年，字颂南，江苏苏州府新阳县人。其父亲即为近代著名学者及译书家赵元益。赵元益(1840-1902)，字静涵，少时随母华氏寓居无锡荡口华家，与表兄弟华蘅芳、华世芳共学。1869年，应华蘅芳邀进入上海制造局翻译馆，与傅兰雅(John Fryer)、金楷理(Carl T.Kreyer)等西人合作翻译了大量西书。(13)1890年，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比、意四国。1897年，与恽积勋、董康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译书公会，并曾掌格致书院院务。1902年底病逝于北京寓所。(14)赵诒是赵元益次子，其兄长赵诒琛亦为近代知名学者及藏书家。而赵诒夫人则出自赵元益曾经长期在上海制造局共事的近代著名学者无锡徐寿父子，是徐寿的孙女，徐建寅的长女。赵诒少时就读于张焕纶在上海所办的梅溪学堂。1896年，“由监生……遵新海防事例报捐候选县丞”(15)；是年秋，赵诒被福州将军裕禄委任为福建船政局提调处文案。1897年，“改派船政出洋肄业局翻译兼文案委员。旋进法国农科实习学校肄业”。1902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调委办湖北农务总局试验场兼总理农务学堂事”；次年，调任清政府驻意使馆翻译。赵诒很早就介入了清政府在欧洲的外交事务。例如，1905年，为了“预备立宪”，清廷派出了以载泽和戴鸿慈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赵诒被“调充考察义国政治随员”。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一书中曾提到当年6月14日，当他率领考察团从瑞士游历到罗马时，前来迎接的清朝驻意使馆成员中就有赵诒：“二十三日，阴，小雨。早十时，到罗马，陈箓、王继曾、赵诒及使馆随员黄谦凤、恭宝、龚豫奎、黄恩尧、李鸿宾、学生苏曾贻等来接，入寓高等客店。”(16)6月20日，戴氏在离开意大利返国前，忙里偷闲前往意大利著名的旅游胜地维苏威火山和庞贝古城作一日游，当日傍晚返回拿波里旅店后，前来话别的人员中也有赵诒在列：“(二十九日)五时出城，乘火车返奈波里客寓。时黄宣廷、李木斋两星使及翻译徐伯申、翟青松均到寓，因邀晚膳。又是时，冯祥光留学德京，岳昭燏为荷使挽留，高而谦、魏子京留欧考察，学生王继曾、陈箓、赵诒襄理事讫，均邀同叙。海天于役，数月于兹，饯别临歧，弥为惓惓也。”(17)1907年，海牙和会(即保和会，Hague Peace Conference)召开，为了顺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此次清政府一反此前在国际舞台上的自闭行止，派出了由陆征祥担任特命全权专使的代表团参加，以希望能够融入国际事务，在西方列强把持的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微弱的声音，勉为维护国家权益。赵诒“派充保和会议员”，得以中国使团副使(Assistant Delegate)的身份，列名中国代表团名单中。在十一名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中，他位列第六位，排在特命全权专使陆征祥、聘使、前美国国务卿，时任中国驻美使馆顾问福士德(John W.Foster)、特命全权公使钱洵、军务专使丁士源、副使张庆桐之后。(18)在随后出版的记录此次海牙和会的一些西文档案中，提到赵诒的背景时，都说他是“中华帝国驻巴黎和罗马使馆前任秘书”。(19)同年，调任清政府驻荷兰使馆二等通译官。1908年6月，调充驻意使馆二等通译官。(20)
赵诒之所以被吴宗濂指派，代表清政府出席这次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其原因除了赵诒本职便利之外，可能还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赵诒长期留欧，先后在意大利、荷兰使馆任职，通晓西文，又出席过海牙和会这样重要的国际性大会，有着比较丰富的外交经验，“平日办公勤慎，才识通敏”，深得吴宗濂的信任。(21)其次，1903年，赵诒曾因父亲去世而短暂离职，此期间，“经义国学部聘充那浦利东文大学教员”。(22)该大学的前身即为清前期入华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所办的中国书院(又名圣家书院)，与天主教在华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后，赵诒与吴宗濂有通家之谊，吴宗濂与赵诒的父亲赵元益都是近代上海西学圈中的知名人物，两人曾经合作翻译过《澳大利亚新志》、《英法义比志译略》等多种西书，此外，吴宗濂曾在上海广方言馆求学与任教，与徐寿父子关系十分密切。派遣自己信得过的故人之子去参加国际盛会，既是一种历练，同时也为其今后仕途上的擢升增添资历。考虑到上述因素，吴宗濂顺理成章地指派赵诒参加1910年在马切拉塔召开的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无独有偶，1911年，万国渔业会第五届大会在罗马召开，吴宗濂也是指派赵诒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出席该会。(23)一年后，大清国倒台，赵诒继续留在欧洲，担任中华民国驻欧洲比利时、荷兰、法国等国的外交官。1921年3月，他调署驻比利时昂维斯领事。1922年12月，任驻巴黎总领事，直至1929年去职。(24)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代的职业外交官，赵诒的一生颇值得细细玩味。他在欧洲数十年的任官经历，浓缩了晚清、民国两朝在欧洲外交国际舞台上的历史，而他与胡适、周恩来、徐悲鸿这三位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间的关系，则更是为其个人生涯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胡适也入过上海梅溪学堂，因此按辈份赵诒算是他的学长。1926年，胡适经西伯利亚去英国出席中英庚款会议，是年八九月间两度赴巴黎国家图书馆访敦煌卷子。就在这段日子里，他数度与时任驻巴黎总领事的赵诒见面，宾主相谈甚欢，后来胡适在日记中较为详细地记下了这段他乡相遇的故事：
晚间显章约我吃饭，会见巴黎总领事赵颂南先生(诒)。他是苏州荡口人(25)……1897年来法国留学，与吴稚晖、李石曾最相知。此君是一个怪人，最近于稚晖先生，见解几乎是一个吴稚晖第二。他在二十年前就主张废汉文，改白话，改用罗马字。曾有一次到日本，想劝康有为先生及梁任公先生出来提倡此事。他先见康先生，康大不以为然。他很扫兴，就不去见任公了。
他极崇拜西洋文明，故终身情愿浮沉领馆，不愿回去。
访赵颂南先生，他邀我到他的乡间避暑处游玩。其地去城市不远，而有森林甚幽静，地高四百meter。见着他的夫人。她是徐雪村(寿)之孙女，徐仲虎(建寅)之女。
颂南为我说无锡徐家与中国新文化的关系。……赵颂南先生之父元益先生也是一个名士，助傅兰雅译书三十年之久，译本可以等身。……徐仲虎是德州兵工厂的创办者。……他辞去德国技师而自己管无烟火药的制造。……后来作大份量的实验，火药炸发，肢体炸裂而死，肚肠皆炸出了。他是第一个为科学的牺牲者。(颂南亲见此事)……赵夫人今年五十六岁，是最早的实行放脚的。
……颂南为张经甫先生的最得意的学生。他在梅溪书院很久，最受经甫先生的感化。经甫先生教人，每说：“千万不要做个自了汉。”经甫先生最佩服先父铁花先生，有一天带了颂南去见先父，他还记得先父的黑面与威稜的目光。二哥、三哥在梅溪时，他还见着他们。(26)
1960年7月1日，胡适还在日记中回忆了三十四年前的这段往事，并在当日给赵诒写了两张字，“一张是两句诗，另一张是，三十四年前，颂南先生在巴黎给我谈张经甫先生一生教人千万莫作一个自了汉，我至今记得。”并注“1960年6月胡适问安好”。(27)7月3日，赵诒的儿子赵武登门拜访胡适。(28)这是否说明，到1960年时赵诒尚在人世，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赵诒可说是高寿之人。1920-1924年间，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曾因从事革命活动遭到法国政府的驱逐，赵诒为其购买船票，离法暂避风头。当周恩来悄然返回后，身为领事的他又佯装不知。(29)20世纪20年代徐悲鸿留学法国学画期间，生活一度陷于困境，也是赵诒及时慷慨解囊，帮助他渡过难关。后来，徐悲鸿妻子廖静文在所著《徐悲鸿一生》一书中记载了这段故事：“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当时，我国驻巴黎总领事赵颂南先生是江苏人，与悲鸿有同乡之谊，虽未曾谋面，但他听说了悲鸿的穷困和刻苦努力，忽然给悲鸿写了一封信，并寄赠五百法郎。真是雪中送炭！悲鸿怀着感激的心情拜望了赵颂南先生，并为赵夫人画了一幅油画肖像。”(30)
现在让我们透过当时的意大利文档案来看看赵诒参加这次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的一些具体情况。1910年9月25日，马切拉塔城市政大厅名流云集，上午10时，皇家市政专员Giovanni D'Aloe代表马切拉塔市欢迎来宾，出席纪念会的贵宾有：“中国代表赵诒先生，他代表中国驻罗马钦使吴宗濂；Angelo de Gubernatis教授，他代表罗马大学；意大利地理学会的代表以及许多研究机构、学院的代表，会议成员，此外还有一干当地教会及世俗、军界显要等。”(31)11时，纪念典礼仪式在利氏广场正式开始，会场主席台左边悬挂着利玛窦身着传统儒装的巨幅油画像，右边则张挂着意中两国国旗。整个会议大厅挤满了政界、宗教界及学界代表。从上述意大利方面的安排看，此次纪念会给予中国方面特殊的礼遇，不仅在介绍出席贵宾时将中国代表排在首位，而且在会场悬挂象征友好的意中两国国旗。此外，意方还着重强调了中国代表赵诒出席会议得到的隆重接待及意义：
在场的有赵诒先生，作为中国的代表以及从遥远的东方来的最尊贵的客人，他在出席的数个小时内都受到了利玛窦故乡极大的礼遇，他备受欢迎，并且被安排在极其尊贵的位置。坐在他旁边的是皇家长官Ildebrando Merlo博士，首相的代表；Gianiacopo Agostini教授，外务部的代表以及其他罗马大学及意大利地理学会的代表；Raniero Sarnari蒙席，教区主教……(32)
在意大利方面看来，尽管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但这位名士“所著之图籍，均系中国收存；所得之恩荣，亦系中国赏赐。于该员生前殁后，明神宗皇帝恩礼有加，深表爱慕之意”。中国可以说是利玛窦的第二故乡。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此次纪念会要给予中国代表如此隆重的礼遇了。
在1910年马切拉塔当地发布的“利玛窦神父逝世三百周年(1610-1910)全国性纪念会公报”中，我们发现内中醒目地标注了“东方学家会议”(el Congresso degli Orientalisti)字样。由此可知，这次纪念会还是一次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确实，这次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当中就有考狄(Henri Cordier)、汾屠立(Tacchi Venturi)等当时欧洲顶尖的一批东方学家。所谓东方学是指在近代西方学术界中兴起的主要以研究亚洲及北非历史、语言和文明的综合学科。其最初起源于大航海以后传教士和商人对北非近东及亚洲各国风土人情的记载。随着西方向外殖民扩张运动的加强，与东方世界的接触日益密切，从16世纪以降，欧洲逐渐出版了许多介绍东方语言与历史文化的书籍，并开办了教授东方语言的学校，在大学及研究机构中也逐渐出现专门研究东方的学者。进入19世纪，西方各国相继成立了研究性的学会。1873年，在法国东方学家Leon de Rosny的极力推动下，第一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在法国巴黎举行，超过1000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33)大会宣扬其主旨是在西方国家中推广关于东方人民的历史、语言及文明等方面的知识，显示了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广泛关注。从此以后，国际东方学家会议逐渐成为定期召开的学术大会，以迄于今。毫无疑问，欧洲东方学的成长，基本上是从传教士东方学孕育而来的。16世纪以来，大批的传教士深入东方各国，在经年累月的传教生涯中不忘研习东方各国语言文字，考察民俗风情，撰写出版了大量的介绍东方世界的论著。这些论著在西方出版后，极大地推动了西方人对于西方之外世界的了解。作为传教士东方学的一个先驱，利玛窦在欧洲东方学的发展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其逝世三百周年之际，国际东方学家们在其故乡召开这次纪念会，显然是对利玛窦历史功绩的一种肯定。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汾屠立等东方学家发表了《利玛窦神父的历史著作》等论著，开始揭开利玛窦研究的序幕，因此，这次会议对于利玛窦及中国天主教历史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在当时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会刊《地理杂志》关于该次会议的报道中得到充分的评价：
值此著名的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之期，1910年秋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以纪念这个时刻，包括近期在马切拉塔召开的东方学家会议以及利玛窦回忆录及中国书信的“国家版”的出版。这些资料的原始手稿晚近由汾屠立神父在罗马发现，然后由其负责承担编辑整理工作。该著分两大册，预计将在明年于罗马召开的国际地理学会上出版发布。(34)在早期阶段，国际东方学家会议基本上是西方学者主导的会议，例如，从1873年成立，到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际东方学家会议一共召开了16次，但除了1905年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14届会议是唯一的例外之外，其余的十余次会议都是在欧洲召开。也很少邀请非西方学者参加。但此次在马切拉塔召开的东方学家会议却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们注意到意大利方面给予清政府的照会中就特别注明“特请亚东之国，熟悉言语文学诸位”参加，这也可能是欧洲国家第一次郑重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东方学术界的活动。
尽管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此次破天荒地派出官方代表去参加一个明朝时来华传教的意大利人的逝世纪念会，表明身处困境的中华帝国并没有忘记这位沟通中西的一代伟人，由此也给予利玛窦及其故乡马切拉塔城一份厚重的慰藉，但还是留下一些遗憾。作为一次国际东方学者云集的会议，我们竟然没有看到中国学术界参与。赵诒并不是学者，只是一位职业外交官，他出场的意义更多的是象征性的。从前述意方照会中注明“特请亚东之国，熟悉言语文学诸位”参加这样的内容可知，纪念会主办者似乎颇为希望能够有中国学者出席。但对于清末的中国学术界来说，要他们远涉重洋，在泰西国际会议上发表高见，不啻天方夜谭。像罗振玉、王国维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也只是在斯坦因、伯希和的刺激下才关注国际东方学的进展。迟至1923年，罗振玉、王国维、柯劭忞、辜鸿铭等人才筹划成立东方学会，希图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对话，(35)而其研究重心也是在殷墟甲骨与流沙坠简。至于利玛窦及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上的贡献，则相当长时期养在深闺无人识，要等到梁启超、陈垣等人介入后，这个领域才逐渐受到国人关注。
一份遗产
正是借助上述中西档案中透露出的信息，我们得以重新认识一个世纪前，著名的江南昆山赵氏家族成员受晚清政府委派出席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的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往事。斗转星移，如今距离1910年赵诒出席马切拉塔城纪念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国际会议已过去整整一个世纪。在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来临之际，世界各地正加紧推出相关的纪念活动。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马切拉塔城从去年起就已陆续开展系列文化活动，以纪念这位文化巨人。除了召开专题研讨会外，这次意大利方面还计划将利玛窦的所有中文著作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利玛窦——欧洲人在中国”的主题展览也拟于2010年5月与10月分别在意大利罗马和中国北京隆重举办。由意方制作的一部名为《利玛窦，龙之国度的耶稣会士》(Matteo Ricci，Un Gesuita rel Regno rel Drago)的影片也已经在2009年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亮相，引起强烈反响。2010年1月12日至4月10日，美国国会图书馆还专门展出了一幅1602年刊刻的利玛窦世界地图。作为利玛窦的第二故乡，近年来中国也高度认可了这位西学东渐第一人的贡献。1998年5月18日，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访问意大利期间，在意大利总理府与普罗迪总理会见时就明确指出：“利玛窦等人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传播到中国，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36)这是很深刻的见解。进入21世纪，利玛窦的名字也已永久地镌刻在中华世纪坛上。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4月，辅仁大学也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纪念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与一百年前赵诒孤身一人出席马切拉塔纪念会相比，我们无疑将看到数量众多的中国学者在各个国际学术会议上畅论利玛窦的贡献。
写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究竟利玛窦这个人具有什么样的神奇力量能够使得不同文明背景的人们可以穿越地域、语言、文化及宗教信仰的隔阂而走到一起？答案可能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他开创并实践了不同文明间平等对话的“利玛窦规矩”。这种“利玛窦规矩”讲究的是对他者文化的一种善意尊重，一种理性包涵，一种平等沟通。正是这个利玛窦精神的核心部分，使得无论是与他同时代的大明王朝，还是在他逝世后几百年来的当代中国，都能视他为友朋。即使到了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中欧之间的相互理解及建立在这种理解基础上的友谊与协作，仍然离不开像利玛窦这样的文化中间人。
笔者感谢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韩琦、吴莉苇诸教授对本文修改提供的意见。
注释：
①尤侗：《西堂诗集·外国竹枝词》，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07册，第1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②《清史稿·文苑传》，第15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③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务部各国赛会公会，典礼，义国马哆拉达城开利玛窦名士三百年纪念会请派员入会由”，馆藏号：02-20-003-03-035-036。
④⑦Bollettino delle Onoranze Nazionali al P.Matteo Ricci nel Terzo Centenario dalla Morte(1610-1910).
⑤Onoranze Nazionali al P.Matteo Ricci,Apostolo e Geografo della Cina(1610-1910),Atti e Memorie del Convegno di Geografi-Orientalisti tenuto in Macerata il 25,26,27 Settembre 1910,Macerata,1911.笔者感谢梁作禄及梅欧金教授(Prof.Eugenio Menegon)帮助翻译这两份意大利文档案中的部分内容。
⑥Editoria su Matteo Ricci e celebrazioni a Macerata.p.1.
⑧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第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务部各国赛会公会，典礼，利玛窦纪念会希就近派员与会由”，馆藏号：02-20-003-03-037。
⑩关于吴宗濂，可参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词典》，第297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11)Onoranze Nazionali al P.Matteo Ricci,Apostolo e Geografo della Cina(1610-1910),Atti e Memorie del Convegno di Geografi-Orientalisti tenuto in Macerata il 25,26,27 Settembre 1910,XXXI.
(12)Bollettino delle Onoranze Nazionali al P.Matteo Ricci nel Terzo Centenario dalla Morte(1610-1910).
(13)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载《中国科技史料》，1995(2)。王红霞：《傅兰雅的西书中译事业》，第31页，复旦大学历史系未刊博士论文，2006。
(1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务部，出使设领，翻译学生赵诒丁父忧现在使署公事较繁应暂留原差由”，馆藏号：02-12-036-02-014。
(15)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务部，出使设领，本馆二等通译赵诒何年试署期满咨送履历施行由”，馆藏号：02-12-038-01-016。
(16)(17)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见钟叔和编：《走向世界丛书》，第9册，第505、514—515页，长沙，岳麓书社，2008。
(18)"Final Act and Conventions of the Second Peace Conference,Signed,October 18,1907",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No.1/2,Supplement:Official Documents(Jan.-Apr.,1908),p.7.
(19)"ex-Secretary of the Imperial Chinese Mission and Legation at Paris and Rome",in,"Final Act and Conventions of the Second Peace Conference,Signed,October 18,1907",p.8.
(20)(22)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务部，出使设领，本馆二等通译赵诒何年试署期满咨送履历施行由”，馆藏号：0212-038-01-016。
(2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务部，出使设领，赵诒补制期满回任请准实授二等通译官由”，馆藏号：02-12-038-03-011。
(23)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外务部，出使设领，万国渔业会派通译官赵诒与会会务情形缮折呈核由”，馆藏号：02-13-006-01-017。
(2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北洋政府外交部，各使馆文电，驻巴黎总领事赵诒致钞司长”，馆藏号：03-46-002-04-008。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本)，下册，第229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25)胡适此处所记有误，赵元益及赵诒都自署为新阳人。
(2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第355、373—375页，台北，联经出版社，2004。
(27)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9册，第3306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
(28)程巢父：《〈胡适未刊日记〉整理记事》，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9-26。
(29)傅宁军：《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第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0)廖静文：《徐悲鸿一生》，第65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31)(32)Onoranze Nazionali al P.Matteo Ricci,Apostolo e Geografo della Cina(1610-1910),Atti e Memorie del Convegno di Geografi-orientalisti tenuto in Macerata il 25,26,27 Settembre 1910,XX.
(33)Chun Hae-Jong,"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and its 28th Congress",In Korea Journal,Vol.11,No.4,April 1971,p.20.
(34)" Commemoration of Matteo Ricci",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Vol.37,No.1(Jan.,1911),p.100.
(35)王若：《新发现罗振玉〈东方学会简〉手稿跋》，载《中华读书报》，2008-09-05。
(36)《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