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政策导向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中产阶级论文,美国论文,导向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产阶级①的兴起和发展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趋势，一支规模庞大、功能健全的中产阶级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关重要。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有关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尤其是以生产功能和消费功能为中心的经济功能的探讨，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美国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号称“天然的中产阶级社会”②。美国中产阶级一向以其强大的社会功能被视为民族精神的载体和社会发展的柱石。但在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干预主义的公共政策导向下，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日益膨胀，生产功能相对萎缩。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政策导向发生市场化转向之后，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相对收缩、生产功能有所恢复，总体功能渐趋平衡。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理想形态如何？怎样才能达到这种状态？公共政策导向对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究竟有什么影响？本文将结合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迁的经历，探讨这些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
关于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迁的问题，国内学者尚无专门研究。在美国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源于左翼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他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年)一书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流变进行了分析。米尔斯的批判性研究在逐步复兴的保守主义、尤其是文化保守主义③中得到了发挥。丹尼尔·贝尔的名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年)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衰变的征兆——清教伦理的衰落、现代主义艺术的蜕变、资本主义“经济冲动力”的失控等，进行了诊断和批判。此后，一批具有左翼或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社会人文学者将“消费研究”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引入环境学、广告学、传播学和市场营销学等分析方法，对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功能变化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④
上述学者的立场和视角不尽相同，但持有一个基本共识：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不断膨胀，消费主义泛滥。弗兰克、杜宁等考察了中产阶级消费开支和资源消耗不断扩大的表现形式；⑤克罗斯等关注消费关系如何成为支配中产阶级社会生活乃至政治关系的结构性要素；⑥里尔斯等进一步发掘消费主义的深层内涵——消费精神对中产阶级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渗透和腐蚀。⑦经济保守主义者对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研究没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充分，但他们从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提出了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即节俭观念蜕化、生产动力下降的趋势。⑧这与米尔斯和贝尔的观点有所契合，对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消费研究学者的观点是一种重要的补充。后者不关注生产问题，甚至将为消费而生产也视为消费主义的表现。自由派⑨学者主要关注中产阶级的“社会权利”，很少论及社会功能问题。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失衡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解释，如大企业内部僵化的科层体制、“不消费就衰退”的经济学信条、宗教与文化的分裂性等。但得到最广泛认同的还是市场驱动论，即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的泛滥是自由市场利用广告宣传、商业电视、分期付款、信用卡等商业机制诱导消费的结果。⑩
相比之下，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研究最为充分。他们对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消费功能扩张趋势的判断是敏锐、深刻的，但将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发展等同于消费主义泛滥则过于极端。80年代以后，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能力出现了相对下降的趋势。正如纽曼、沃伦等自由派学者指出的，此时中产阶级消费开支的扩大，主要是由生活成本攀升和必要开支增加推高的，与消费主义没有必然联系。(11)关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失衡的原因，市场机制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毋庸置疑，但单纯的市场驱动论却很片面。首先，在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体制下，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受到传统价值观、市场竞争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实际消费能力的硬性约束，很难超越个体的、意识的层面而扩展为社会性、功能性衰退，即便有此趋势，也很快被经济周期所阻断。这些瓶颈的突破依赖于政府干预的介入。其次，在很多美国学者看来，政府干预无法触及个人消费这样的私人领域。事实上，公域与私域之间并没有绝对界限，政府干预通过改变制度环境，潜移默化地辐射到私域是很平常的事。与市场机制作用于个体选择的刺激模式不同，政府干预借助政策调节、调用公共资源来影响社会行为。如果说市场机制激发了为消费而生产的个人消费主义，那么，政府干预则造就了重消费而轻生产的、作为社会性功能变异的消费主义。
因此，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变化与公共政策导向(以政府干预为主导的干预主义与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不干预主义)存在密切关系。本文将结合战后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公共政策导向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变化的历史，对此加以阐述。
一、肯尼迪—约翰逊的干预主义导向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失衡的影响
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美国的政府干预体制(12)出现得并不晚，但程度相对滞后。它产生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期，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初具规模，战后十余年间随着凯恩斯主义官方经济学地位的确立得到巩固。但此时的美国还是坚守自由企业制度和平衡财政的底线，并未像西欧和北欧国家那样建立福利国家，将干预主义推到极致。在这个号称“大众消费社会”的时期，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获得了空前发展，但生产功能也保持得比较完好。到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干预主义政策导向的正式形成，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不断膨胀，生产功能趋于衰退。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干预主义政策导向从三个方面推动了这一变化：
第一，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公共政策的价值引导下，“平等消费”获得了超越于“自由生产”的价值定位，为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强化提供了价值支持。
在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美国中产阶级深受清教主义的工作伦理、禁欲观念和边疆精神的进取意识、个人奋斗等文化基因影响。同时，在美国这个缺乏固有等级结构、社会流动性较大的移民社会中，“总能够设想一种相当程度的社会平等和最低生活水准”(13)，贫富成败皆被视为个体意志与行为选择的结果。因此，在美国中产阶级的传统价值观中，自由处于核心地位，平等被视为潜在的前提(机会平等)。同时，自由意志与生产意识结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生产本位和反消费倾向的自由生产成为最高生存哲学。(14)
这种传统价值观自19世纪后期以来逐步发生了变化。内战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全面铺开刺激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扩大了市场竞争的分化效应，腐蚀了平等的前提，造就了新的特权阶层。资源分布地形图的改变推动了社会价值重心向平等迁移。这个过程萌芽于进步主义时代，在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中获得了真正的转机，形成了以结果平等修复机会平等、以平等诉求扩充自由议程的修正自由主义传统。到20世纪50年代，消费元素渗透到自由主义中，形成了自由消费的观念。不过，直到此时，平等消费从未超越自由生产的价值定位。
关键的变化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中，肯尼迪阵营为了从经济政绩方面尚佳的共和党手中夺回政权，发现并利用了中产阶级消费权这一具有“战略价值”的社会问题做文章。肯尼迪在各种场合反复表达对“被遗忘的消费者利益”的关注，并以“消费者是我们的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强有力的院外游说集团的人，我就要做那个游说者”的许诺，赢得了众多中产阶级的选票。(15)1962年3月，肯尼迪发出著名的“消费者信息”，敦促国会推出消费者权利保障法。约翰逊上台后又重提“消费者信息”(16)。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层面共推出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立法25部，39个州通过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各州都设置了消费者维权的专门机构，约束企业行为的政府管制体系也日益膨胀。消费者保护本身只是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干预主义政策导向的一种温和表现形式，但在60年代的背景下，它却与社会反抗运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中的平等主义思潮相呼应，推动了价值转向。它借助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个中下层普遍关注、较少争议的问题，有效地支持了“新边疆”和“伟大社会”运动引发质疑的主题——平等是更高端的发展问题，政府干预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它借公共立法和领袖人物之口，确认了生产与消费的对立性，消费者作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受害人，其捍卫消费权乃至消费行为本身，都具有了维护社会公平的意义。于是，平等的价值定位得到提升和外显，消费作为结果平等的象征获得了相对于自由生产的价值优先性。这恰好迎合了当时主流中产阶级的需要，为50年代兴起的消费欲望提供了价值支持。
就这样，原本与消费主义没什么联系的公共政策，在客观上发挥了价值引导的作用，推动了社会价值体系的改变。6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反生产情绪。“生产意义上的‘进步’被各个集团——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当成一个不好的词”(17)。自称“反文化”的青年学生蔑视传统的工作伦理，却以吸毒、摇滚、性自由的“自我解放”践行着在自我放纵中追求感官刺激的消费主义。近半数劳动者承认没有全力投入工作，公司管理者倍感困惑：新加入劳动队伍的年轻人为什么就是不像上代人那样努力工作、积极进取？(18)
第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益繁复的政府管制体系为白领雇员提供了就业安全，助长了消费欲望，弱化了生产动机。
19世纪中期以前，老中产阶级对自由竞争的态度是积极的，渴望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然而，在19世纪后期的兼并浪潮中，小企业纷纷落败，老中产阶级的主导地位被垄断资本的白领雇员取代了。胜出的大企业对市场竞争的态度很矛盾，既渴望自由逐利，又厌恶竞争风险。大萧条的爆发进一步刺激了风险控制的意识，资本家希望降低利润风险，白领雇员要求减少失业风险。罗斯福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就体现了通过行业自律控制市场风险的意图。不过，美国作为自由竞争传统最深厚的国家，自由逐利的渴望同样强烈。因此，《全国工业复兴法》在几近架空的状态中被判违宪。战后十几年里，美国也没有追随欧洲搞作为“集体风险规避机制”的福利国家。
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对国内经济无限增长的乐观预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绝对优势、政党竞争的需要、抗议政治的兴起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公共政策的重心终于发生了明显倾斜，向维护经济安全、政治平衡与社会稳定一边偏移，并形成了以政府管制为主体的风险控制机制。(19)70年代，政府管制、尤其是社会管制呈爆炸性增长，获得通过的重要立法比前30年的总数还多，(20)政府管制逐渐成为一种挤压竞争、强化控制，由政府主导促成垄断资本与白领雇员“合作”，而政府本身则借机扩大权限、巩固选票的“三方分利”形式。
对于垄断资本来说，政府管制虽然限制了盈利空间，但提供了利润保障。首先，政府管制并不针对所有形式的垄断。1950年的《塞勒－凯弗维尔法》强化了对横向与纵向垄断的限制，却对混合兼并网开一面。60年代跨行业垄断迅速兴起，1966年美国主要产业的资本集中度达到60％—90％。此外，繁复的社会管制增加了生产和经营成本，迫使许多中小企业退出某些生产领域，间接保护了垄断秩序。(21)“对于那些幸存下来的公司和行业来说，有管制的日子比没有管制时舒服多了。”(22)这些企业逐渐依赖政府管制，内部官僚化倾向加剧，创新的锐气渐渐销蚀。
对于白领雇员而言，政府管制引导企业确保其就业安全。经过六七十年代的发展，美国各州都建立了失业保险体系，全国90％的雇主要为95％的工薪者缴纳失业保险。按照规定，各州将根据企业以往的裁员记录向雇主征收失业保险金，裁员越多缴纳金额越高。(23)同时，国会还推出了一系列有关职业保障的法律，保障雇员在职期间的各项权利。为避免与政府和公众正面交锋，大企业做出妥协，“将非正常数量的雇员吸收进中产阶级的队伍中”(24)。从1960年至1970年，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推销员和办公室职员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从43.4％增加到48.3％，1981年又上升到52.7％。(25)在60年代留给中产阶级的多重记忆中，最美好的一面就是高就业率。拥有高中文凭就可以成为公司白领。1969年，具有高中学历但未上过大学的25—64岁的工作人口中，有77.7％属于中产阶级；(26)蓝领工人也有许多机会转为白领雇员。(27)《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称，“该是改变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旧形象的时候了。他不是、且多年来已经不是小房产主或杂货店老板。如果要找它的典型人物，最合适的或许就是底特律的车工。”(28)
米尔斯分析过大企业内部的微观环境如何打击白领的工作热情，促成逃避主义、消费主义的消极倾向。其实，在《白领》酝酿成书的年代，美国白领的工作伦理虽然比较消极，但还是得到了保留。真正带来变化的是六七十年代国内市场竞争的整体弱化。由于可观的收入、舒适的生活都与白领职位挂钩，而白领职位又比较容易获取和保持，所以，白领的生存危机感明显降低，消费的后顾之忧大大减少。这一时期，白领的心态是轻松乐观的，父母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只需享受当前，不必筹划未来。蓝领也向白领看齐，消费先于收入实现了“中产化”。而另一方面，“在那些被美国人所推崇的号称成功者的阶层中，在被认定为日益富足的资本主义典型代表的中间阶层里，履行生产职责变得越来越困难了”(29)。一个普林斯顿毕业生的话很有代表性：“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会挣工资，而不是赚取资本收益，甚至在36岁的时候……当我能够作为大公司的雇员享受高薪时，为什么还要去独立创业呢？”(30)对于真正追求自我的人来说，这种缺乏挑战的环境可能构成更大的压制，因为个体突破常规、展示自我的空间更狭窄了。反文化派的种种奇思怪行，很大程度上恰是对此的虚幻宣泄和无奈抗争。
第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税收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改善了中产阶级的收入状况，提高了其消费能力，促成了消费功能膨胀与整体功能失衡。
罗斯福新政以前，美国白领阶层的收入依赖于薪资，消费欲望受实际消费能力和经济周期的制约很大。在号称“浮华时代”的20世纪20年代，多数中产家庭的消费比较克制，而缺乏收入支撑的虚假消费最终也被大萧条打断了。在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运动中，罗斯福确立的联邦社会保障体系大规模扩张，超越了前30年的发展格局。经过70年代的巩固和拓展，一个由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福利和面向中产阶级的社会保险两套体系构成，囊括了退休和残疾补贴、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就业与培训，以及各类收入保障项目的综合性社会福利保障框架建立起来。带来这一决定性突破的，除了以刺激消费弭平经济周期的经济信条乃至约翰逊的个人野心等因素外，更主要的是各中产阶级选民集团的推动。由此建立的福利保障体系，也是以中产阶级利益为中心的。
最明显的表现是，保险项目占公共开支的比例远大于福利项目。1966年，仅养老保险一项支出，就比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和食品券这两项最主要的社会福利开支的总和还高出十倍。(31)同时，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社会保险和其他非社会救济项目占GNP的比重几乎翻了一番。(32)表面上看，社会保险津贴是受益人因支付保险金而获得的保险收益；而实际上，在个人支付的保险金与其得到的津贴之间，存在很大一块政府的隐性补贴。1982年，在高达175亿美元的保险医疗门诊费中，由个人医疗保险金承担的只有35亿，其余均由联邦政府一般性税收支付。(33)此外，随着福利津贴领取条件的放宽，不少下层白领也能从福利津贴中分一杯羹。(34)
作为社会再分配体系输入端的税收体制，同样照顾了中产阶级的利益。中产阶级以高税收支付高福利的说法是带有误导性的。首先，中产阶级所负担的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而纳税基础(可税收入)是原始工资减掉各种免税项目后的余额，并非全部个人所得。基本的免税项目包括个人免税额、标准抵扣额或列举免税额，纳税人可在后两种免税方式中自选其一。特殊群体在此基础上还享有附加免税额。这一系列扣除之后，1969年可税收入占个人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52％。(35)其次，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制，最高档为50％(1980年升至70％)，而绝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所得税税率都低于20％。1977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税后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从税前的48.8％提高到50.7％。(36)此外，还有各种临时性税收优惠。1979年，此类项目的总成本比当年联邦赤字总额高出两倍多。(37)
在税收和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再分配效应的推动下，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了，收入数量和稳定性都得到改善。从1964年至1969年，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从69％增长到71.2％。1969—1980年，在滞涨危机的冲击下，中产阶级的规模只是略有缩小，而其中某些部分的比例反而上升(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中产阶级从51.1％增加到58.3％)。(38)1960—1970年，按1979年不变币值计算，中位家庭收入提高了34％，(39)中层与下层相衔接的部分收入增长尤为明显。一个加入了工会的蓝领家庭，仅靠丈夫一人的工资就可以买房、买车、送子女上公立大学、享受两周带薪休假和各种社会保险。(40)至此，收入瓶颈对消费欲望的限制得到突破。但是，中产阶级消费能力的提升并没有伴以生产功能的相应增强。多数进入白领圈子的蓝领工人子女，对事业没有更高追求，只想像父辈一样找个轻松的白领工作，度过一生。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工会斗争、给议员写信、打电话等政治手段。(41)民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决策，向政府施压的“公民学”，正是始于60年代。(42)
在60年代宽松的就业环境和慷慨的再分配体系下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是时代的幸运儿，而非拥有实力、努力打拼的强者。单就社会平等而言，这是一种进步，但就综合效果来看，却有其负面性：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大了，功能却弱化了；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弱化又辐射到两端，钝化了上层阶级的发展意识和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军的下层阶级的生产动力，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竞争力。
二、“里根革命”的市场化政策导向对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功能重建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凸显和生产功能的下降，标志着社会发展的模式从鼓励竞争、刺激发展的能动模式向抑制竞争、维持平衡的稳定模式转变。这一形成于冷战格局下的发展模式，在70年代以后日益走向开放、竞争、多元化的世界体系中，越来越难以为继。外部竞争的压力通过能源危机、海外市场流失、军事失败、外交受挫等形式传递进来，促使体制内部的结构性动力危机迅速转化为滞涨危机，并引发了抗税运动等社会危机。以里根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借机提出放弃政府干预、还权于市场和社会的口号，并在执政后开启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80年代以后公共政策的转向从三个方面推动了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重建。
第一，重新确认了“自由生产”的价值，推动了中产阶级工作伦理的回归。
在约翰逊政府时期，就有专家提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福利改革方案。具有温和保守倾向的尼克松上台后，力推过福利改革，呼吁过企业家精神，向企业家发出颇具鼓动性的号召：“你们是想爬进壳里寻求保护，还是卷起袖子大干一场？”(43)但尼克松政府无意突破干预主义的窠臼，民众的观念也是模糊的。1969年的一次跟踪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大政府”、“大企业”和“强大的劳工势力”谁应为当前的经济问题买单时，选择大政府的受访者不到1/3，声称“三者都有责任”或“不清楚”者最多，达到43％。(44)整个70年代，历届政府都是既想改革又瞻前顾后，犹豫反复的态度反而加剧了滞涨并存的两难困境，制造了更多的利益纠葛和观念障碍。
不过，这也是一个为变革积累势能的时期。70年代末，绵延、反复的危机和困境终于令中产阶级失去耐心，“急于寻找一个替罪羊”(45)。以里根为首的新保守主义者借机诱导舆论，“以保守主义的理念改造美国普通民众的思想和观念”(46)。里根强调：世界的希望在美国，而美国的优势就是以个体自由选择为基础的市场竞争，(47)罗斯福之后的社会政策背离了这一传统。“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是解决问题之道，而是问题本身”(48)，只有更新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重启自由竞争，才能“恢复健康的经济体”和“健康的乐观主义”(49)。里根还借用供给学派的理论，强调“生产”的意义。他指出，当前危机的根源，并非消费能力和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生产能力下降、有效供给不足，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削减税负，“改革和去除不必要的、非生产性或反生产性的政府管制”(50)，“培养美国人民的活力、创造性和雄心，以及对勤奋、节俭和自制的追求”(51)。
里根从中产阶级最关注的税收问题入手，将质疑和不满引向政府干预和平等主义，宣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自由竞争和发展生产。与当初的肯尼迪一样，此时的里根找准了时机、选对了策略，推动了社会价值重心的回摆。1980年，美国民众对保守主义的认同率从1973年的29％上升到34％，对自由主义的认同率则从31％下降到25％。(52)共和党不但在总统大选中大获全胜，还赢得了自1954年以来首次参议院多数席位。在1981年5月的民意调查中，认为“大政府”应为经济危机埋单者上升到53％，态度模糊者缩减为11％。(53)80年代，从下层中产阶级在“工作比不工作好不了多少”的情况下仍坚持工作的选择，到上层中产阶级“工作不再仅仅是工作”而是一种“充满魅力的需求”的态度中，(54)都折射出生产社会精神气质的复兴。
第二，里根开启的解除管制改革恢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就业稳定性的下降推动了中产阶级消费欲望的节制和工作动机的反弹。
1981年2月18日，里根发布了市场化改革的规划纲领《美国的新开始：经济复兴计划》。计划列出的四大任务之一，直接指向政府侵入市场体系生产环节的部分——政府管制。其实，在上任第三天，里根就成立了由副总统乔治·布什牵头的解除管制小组。因为“政府管制给美国的大、小企业强加了巨大负担，阻碍了生产发展，应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困境负主要责任”(55)，只有解除过度管制，恢复市场竞争，才能激发创造力，使美国回归繁荣。3月，里根发布第12291号行政命令，提出按照成本—收益分析原则清理管制条例，解除管制改革正式启动。在整个任期内，里根将始于70年代中期的解除经济管制推向深入，在石油、天然气、航空、卡车、公交、铁路等行业放开市场价格，降低准入条件。同时，首次将改革拓展到涉及环境保护、职业保障等社会管制领域，采取限制新增条例、放松管制标准、削减开支和人员等方式，减少企业的社会成本。里根的改革思路为此后历届政府所继承。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是刚上任就成立了由副总统主持的临时机构，并陆续推出了电讯、银行等一系列解除管制立法。
解除管制改革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和新兴企业的进入门槛，对原有企业构成巨大冲击，政府—大企业—白领“三方分利”的稳定格局被打破了。1984年，州际商务委员会下属的货运公司数量比解除管制的前一年增加了72％。(56)大企业当初之所以接受政府管制，是出于维护利润稳定的考虑。当政府管制撤销后，大企业也开始无所顾忌地按照市场逻辑重塑经营模式：将人力成本较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转移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用临时性职位替换固定职位，减薪和大规模裁员。从1982年至1987年，私人企业白领雇员的雇佣成本指数增长幅度从6.5％下降到3.7％(57)。1981—1984年，《财富》杂志的前500强企业共裁掉了300万份工作(58)。90年代初，大企业的雇佣率从1970年的21％下降到10％(59)。
企业经营模式的调整对白领雇员就业稳定性的冲击极大。管制时代扩张最快的办公室职员等低技术类白领职位，首当其冲地成为裁减对象，被“不要加班费和医疗保险的”电脑取代了。(60)蓝领工人白领化的入口也收紧了。80年代，进入白领圈子的蓝领工人比70年代下降了5％(61)。改革还造成了联邦管制机构的精简。1981年10月底，联邦全职白领雇员的数量从一年前的198.5万减少到151.25万，下降近25％(62)。由于技术革新的需要，高级白领的境遇要好得多，但同样面临职位稳定性下降的考验。80年代，“对雇员不忠”的现象在计算机、制造业、房地产、保险公司等行业的大公司中蔓延，工程师、项目经理等高级白领也无法指望享有稳定的工作。在1989年的48.5万失业者中，有65％是管理者、专业人士和办公室职员。(63)
就业稳定性下降从不同方面刺激了各中产阶级集团社会功能的重建。对多数中下层白领来说，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工资待遇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从1989年至1993年，美国男性工人的中等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4.6％，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雇员工资下降了近5％(64)。白领们不但被迫控制消费，而且必须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以保住饭碗。因休假所致的缺工率在70年代增加了12.1％，而80年代则下降了17.7％(65)。1987年，美国人平均工作时间比1968年延长三周多，(66)90年代中期，美国人年均工作时间比挪威人长14周，比日本人多2周(67)。
由于收入丰厚，高级白领在消费方面受到的冲击不大，但他们却更不能容忍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的下降。因此，在职位不稳定的情况下，工作动机更加强烈，其社会功能平衡性的恢复就主要表现为生产功能的提升。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雅皮士(Yuppie)。这些兴起于80年代的年轻城市职业者往往既是消费专家，又是工作狂，甚至由此“患上属于自己的疾病——慢性疲劳综合症”(68)。
除白领外，中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成分——战后一直处于萎缩状态的小业主阶层(老中产阶级)，也在8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中复兴了。从1980年至1988年，美国的非农业自雇佣者增长了22％(69)，而且向金融、地产、风险投资和科研开发等高端领域拓展。这个群体正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型，其复兴本身就标志着中产阶级内部结构的均衡化、社会功能的平衡化。
第三，80年代以来的福利改革和税制改革提高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抑制了消费，鼓励了生产，从正反两方面刺激了中产阶级社会功能平衡性的恢复。
里根改革的四大核心目标中，有两项针对政府干预市场分配结果的是税收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福利改革首先指向“伟大社会”运动设立的小额福利项目，大学生担保贷款、退伍军人再就业和培训补贴等都被大幅削减或取消；对于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AFDC)、食品券等大额福利项目，主要采取收缩领取人数的方式进行削减。有40万家庭由于领取资格的提高失去了AFDC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福利补贴。(70)这些承受损失的家庭，多为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交界的部分；至于中产阶级享有的社会保障、医疗照顾、退伍军人补偿金等保险项目，几乎未被直接涉及，但受到间接影响。1983年的《社会保障法修正案》提高了社会保障工薪税和医疗保险中个人负担的比例，扩大了自雇佣者的税基。(71)1985年，社会福利保障开支占各级政府总开支的比重比1980年下降5个百分点(72)。里根的福利改革远未达到预定目标，但为以后的政策议程确定了大方向。在克林顿任内，削减福利开支的力度比里根后期还要大，AFDC项目被取消了，代之以苛刻得多的贫困家庭临时补助(TANP)。
同时推进的税制改革意在将税收的再分配功能部分地转化为刺激生产的功能。这项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重点是减税，从1981年10月1日开始，政府分三年将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削减25％，最高边际税率从70％削减到50％；第二阶段重在调整结构，1986年，政府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1％—50％之间的14档合并为15％和28％两档(收入超过一定标准时加收5％附加税)，同时提高了工薪税、社会保障税、联邦消费税等单一税税率，取消了很多税收优惠。90年代以后，减税成为公共政策的主流。克林顿政府在实施了针对上层的增税、成功消化了巨额财政赤字后，也回到了减税的路上。税制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是上层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首先，减税削减的是边际累进税率，收入越高减税额度越大。1986年，年收入高于100万美元的家庭税收负担减轻了31％，而年收入在3万至4万美元之间的中产家庭税负平均只减少了7％(73)。其次，税制结构调整产生了增税效应。比如，税率合并使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50％减少到28％(加上附加税是33％)，而三档低税率(11％、12％、14％)反而提高到15％。此外，提高单一税税率扩大了这一税种的收入累减效应，而中产阶级正是单一税的主要承受者。
由于改革进程的反复性、不平衡性，各中产阶级集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总体消费能力到底受到多大影响也从无定论。不过，改革提高了中产阶级生活成本、增加了消费压力是确定无疑的，这为引导理性消费提供了契机。80年代，很多美国中产家庭重新厉行节俭，平价商店和旧货市场很受欢迎，二手车和移动住房的销售额明显上升，还出现了合伙买房以及与回家父母同住的趋势。同时，为保持原有的生活质量，身兼双职或多职的白领越来越多，妇女就业率大大增加。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的年均城市劳动参与率为59.4％；肯尼迪—约翰逊时期下降到59.1％；在就业环境最为严峻的里根时期，这一比率却大幅度提高到64.7％(74)。
再分配改革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影响不仅是负面刺激，也有正面激励。在强化了的竞争环境中，生产能力成为决定社会流动方向的核心要素，那些市场能力较强、生产动力较大的中产阶级集团其实受益了。1981—1988年，在具有高中学历和大学毕业文凭的两类人群中，中产阶级所占比例分别下降了1.9％和3.7％。不同的是，对于学历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前者而言，流失的中产阶级主要沦入了下层(同期下层比重增加2.6％，上层减少0.8％)，而在学历较高、市场优势较大的后一人群中，减少的中产阶级基本上升入了上层(同期上层比重增加4％，下层减少0.3％)(75)。总体来看，中产阶级的规模萎缩了，但功能提升了，再度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上升的中产阶级更新了上层阶级的构成，促进了向上层发展的意识；下沉的中产阶级努力寻找出路，也带动了下层阶级素质的提高。变革的过程混合着痛苦和无奈，但也蕴含了发展和希望。1982年10月以后，美国经济逐渐复苏，GDP实际增长率连续7年维持在3.5％以上，通货膨胀率长期控制在5％以下，自此走出了滞胀阴影。
有学者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增无减。(76)不少人还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咎于此。其实，所谓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收敛，是指消费行为更有节制、更理性，而不是绝对消费水平的下降。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保障框架并未受到触动。在里根承诺不予削减的“安全网”中，社会保险项目开支占到94.5％(77)。经济繁荣推动的收入增长加上基本的生存保障，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呈现自然增长是不足为奇的。同时，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均衡，还取决于其生产功能的提升，而美国中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只能说明市场化进程及其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重建尚有改进空间，而不代表这个方向本身是错的。
三、结论：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理想形态与公共政策导向的合理定位
中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阶层，其功能形态影响着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走向。从美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是由生产功能与消费功能共同支撑的，前者体现了发展导向和动力机制，后者代表着维持取向和协调机制，只有两种功能保持均衡发展和动态平衡，中产阶级才能成为积极、健康的发展主体。应该避免两种极端倾向。
一是将消费功能的正常发展夸大为消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消费主义研究者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但经受不起社会经济史的分析考察。工作伦理与禁欲主义相结合的清教伦理，根植于殖民地时代和工业化早期相对匮乏的社会经济。社会生产扩大后，中产阶级消费承载了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功能。而且，追求物质和精神享受是人类的天性，中产阶级消费功能的提升符合个性解放的趋势，“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启蒙、民主参与和政治自由”(78)，应予承认。
二是忽略生产功能的维护与提升。自由派学者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问题的忽略是基于一个潜命题：美国发展的障碍是由体制性因素而不是个体行为造成的，中产阶级面临的问题是社会权利尚未得到充分保障而不是自身功能衰退，应诉诸政府干预而不是个人努力。其实，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生产功能都是必须强调的主题，因为就人类的本能取向而言，生产动力的维护远比消费意愿的扩张困难，而生产活动对于真正的自我实现、个性解放以及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是消费功能无法替代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格局的松动、全球经济联系的扩张与全球竞争的加剧，“世界市场”的支配力量更大了。即便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是“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超越”(79)。正因为如此，80年代以后的美国政府才力推中产阶级生产功能的重塑，并确实借此使美国积极走出滞涨、回归繁荣。
那么，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为什么会“走偏”？如何才能确保其均衡发展？美国的经历显示，单纯的市场机制不足以成就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整体失衡，价值障碍的剔除、消费欲望的刺激与消费能力的支持这三大条件，都是在政府干预的协助下实现的。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强调竞争、追求利润、带来分化，它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影响是双重的：既通过各种商业手段刺激消费欲望，又通过市场竞争强化生产意识；经济繁荣可以提升消费能力，而两极分化、经济周期又限制着提升的幅度和稳定性。这种体制对于经济的协调运行来说具有危险的不均衡倾向，但就中产阶级的生产—消费功能而言，则具有天然的平衡性。政府干预则相反，它作为市场竞争的对立面出现，注重调节，强调公平，限制分化，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影响是单向的，能够通过政策扶植强化消费功能，却无法直接提升生产功能。所以，一旦政府干预挤压了市场竞争，中产阶级的消费功能就会在多方刺激下不断强化，而生产功能则因失去支撑而趋于衰退。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就是这样。
当然，适当的政府干预不会导致这个后果。但问题是，在干预主义政策导向下，政府干预很难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内，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管制体系和福利保障开支的不断扩张，就体现了这个趋势。干预尺度的失控源自一种权力扩张的悖论。在美国的体制下，庞大的中产阶级选民是政权的基础和政治合法性的源头。20世纪60年代干预主义政策导向的确立，使政府在掌握更多资源和权力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和期待，中产阶级逐渐被引导到以政府为中心的“权力市场”上来，竞相向政府施压以实现自身利益；而其得到的满足越多，期望值和依赖性越大，政府“就此止步”的政治风险和机会成本就越高，只能在干预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即便干预成本越来越大、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也无法放手。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与政府的互动中，“美国人被教会了，对于政府，一个人应该比以往期待更多而信任更少”(80)。结果，政府无论怎样做，都是吃力不讨好，反而在保持政策理性与迎合民众要求之间造成了一种两难格局。直到里根上台，将公共政策导向推离了干预主义的轨道，使很大一部分社会期待回归市场竞争，这个恶性循环才被打破。“不干预主义”不是取消政府干预，而是收缩干预边界、扩大自由竞争。“里根革命”的意义在于启动了公共政策导向的调整，而不是体制的重构。它不是灵丹妙药，本身还存在不少副作用，但确是对症下药，改变了政府干预对市场竞争的过度抑制，扭转了中产阶级生产功能制度支持的不足，推动了其社会功能的重建。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改革的思路扩展到西欧、北欧国家，延续至今。
消费主义虽然萌芽于市场竞争之中，却成熟于政府保护之下。单纯的市场体制并非消费主义的原罪，一味的政府干预也不是其救赎。过度的政府干预不但不能弥补和克服市场的非理性，反而会以自身的非理性抑制市场理性，助长其非理性，阻碍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均衡发展。公共政策导向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确保机会公平，维护自由竞争，在宏观上动态地协调发展和维持企业与社会的关系。
注释：
①“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有很多种界定方式，大致可归为定量和定性两类。定量的方法即以家庭收入作为划分中产阶级的主要依据，如中位家庭收入计算法、收入五等分法或十等分法、收入区间计算法。定性的方法就是以生产方式、职业特征、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价值认同等作为划分依据。《韦伯斯特辞典》的界定为：“中产阶级是指一个流动的、成分复杂的社会经济群体，居于上层和下层之间，主要由企业界人士和专家、官员，以及一些农民和技术工人组成，分享共同的社会特征和价值观”(《韦伯斯特第三版新国际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马萨诸塞州1961年版，第1430页)；C.赖特·米尔斯将中产阶级分为“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前者是指拥有独立财产，从事半脑力、半体力劳动的小业主、小商人、小农场主等；后者指从事脑力劳动，依靠薪金收入的经理、中层管理人员、专家、经销人、教师等雇佣阶层和自由职业者(参见C.赖特·米尔斯著，杨小东等译：《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导言)。按照不同方法计算的中产阶级比例存在一定出入，但主体部分重合。本文重在分析宏观趋势，因此将参照上述方法，对中产阶级进行一种较广义的界定，即中产阶级包括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白领雇员)和家庭收入达到中产阶级标准、认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上层体力劳动者。
②罗伯特·N.贝拉等著，翟宏彪等译：《心灵的习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4页。
③二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流派纷杂，大致可分为自由放任保守主义和社会文化保守主义两支。二者虽都主张回归传统，但前者主张回归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将各种现实问题归咎于个人自由的丧失；后者要求回归传统的宗教和道德规范，认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源自道德秩序的丧失与伦理信念的衰落。
④涅瓦·古德温等编：《消费社会》(Neva R.Goodwin,Frank Ackerman,David Kiron,eds.The Consumer Society)，华盛顿1997年版，第1—2页；柯林·坎贝尔：《消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新潮流》(Colin Campbell,Consumption:The New Wave of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社会行为与人格》(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第6卷，1991年第6期，第57—74页。
⑤罗伯特·弗兰克著，蔡曙光、张杰译：《奢侈病：无节制挥霍时代的金钱与幸福》，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73—75页；艾伦·杜宁著，毕聿译：《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72页；加里·克罗斯：《消费的世纪：消费主义在现代美国缘何获胜》(Gary Cross,An All-Consuming Century:Why Commercialism Won in Modern Americ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166—167、193页。
⑥加里·克罗斯：《消费的世纪》，第1—10页；斯蒂芬·克莱因：《与文化嬉戏：市场主导时代的玩具、电视和儿童文化》(Stepheh Kline,Playing with the Culture:Toy,TV and Children's Culture in the Age of Marketing)，小雷蒙德·本顿：《工作、消费与忧悒的消费者》(Raymond Benton,Jr.,"Work,Consumption,and the Joyless Consumer")，涅瓦·古德温等编：《消费社会》，第50—52、104—107页。
⑦杰克逊·里尔斯：《从救赎到自我实现——广告与消费文化的治疗学根源》(T.J.Jackson Lears,"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Advertising and the Therapeutic Root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1880-1930")，理查德·福克斯、杰克逊·里尔斯编：《消费文化：美国历史批判文集(1880－1980)》(Richard W.Fox,Jackson Lears,eds.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Critical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1880-1980)，纽约1983年版，导言第3—38页；托马斯·弗兰克：《冷酷的征服：商业文化、反文化与嬉皮消费主义的兴起》(Thomas Frank,The Conquest of Cool:Business Culture,Counterculture,and the Rise of Hip Consumeris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2页；威廉·里奇：《欲望之乡：商人、权力和新美国文化的崛起》(William Leach,Land of Desire:Merchants,Power,and the Rise of a New American Culture)，纽约1993年版，第225—231页。
⑧彼得·彼得森：《面对：我国的债务与拯救孩子们的未来》(Peter G.Peterson,Facing Up:Our Nation's Debt and Saving Our Children's Future)，纽约1993年版，第35、61—63页。
⑨美国的自由主义大致包括主张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修正自由主义)两个源流。在战后的美国文献中，“自由主义”一般指的是后者。
⑩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拉塞尔·贝尔克、理查德·波利：《我们的自我形象：20世纪广告中的美好生活》(Russell Belk and Richard Pollay,"Images of Ourselves:The Good Life in Twentieth Century Advertising")，《消费者杂志》(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第11卷，1985年3月刊，第887—897页；杰克逊·里尔斯：《丰裕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Jackson Lears,Fables of Abundance:A Cultural History of Advertising in America)，纽约1994年版，第1—13页；柯林·坎贝尔：《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Colin Campbell,The Romantic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Modern Consumerism)，马萨诸塞州剑桥1987年版，第36—57、77—95页；约瑟夫·诺塞拉：《分得一杯羹：中产阶级是如何跻身有钱阶级的》(Joseph Nocera,A Piece of the Action:How the Middle Class Joined the Money Class)，纽约1994年版，第297—324页。
(11)凯瑟琳·纽曼：《丧失恩宠：美国中产阶级的下滑历程》(Katherine S.Newman,Falling from Grace:The Experience of Downward Mobility in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第一、二章，纽约1988年版；伊丽莎白·沃伦、艾米利亚·亚吉：《双职工家庭的陷阱》(Elizabeth Warren and Amelia Warren Tyagi.The Two-Income Trap)，纽约2003年版，第15—54页。
(12)这里所说的“政府干预”具有两个特定内涵：一是政府干预得到正式、广泛的认可，并体现在公共政策中；二是政府干预在方向上具有反市场性，致力于监督、限制市场行为。
(13)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从布莱恩到富兰克林·罗斯福》(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From Bryan to F.D.R)，纽约1955年版，第10页。
(14)参阅梅里亚姆著，朱曾汶译：《美国政治思想：1865—1917》，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1章。
(15)丽莎贝斯·科恩：《消费者的共和国：战后美国的大众消费政治》(Lizabeth Cohen,A Consumers' Republic:The Politics of Mass Consumption in Postwar America)，纽约2003年版，第345页。
(16)林登·约翰逊1963年12月13日对美国消费者协会成员发表的演讲(Lyndon B.Johnson,"Remarks to the Members of the Consumer Advisory Council")，美国总统项目网上数据库(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online].Santa Barbara,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hosted),Gerhard Peters(data-base)),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pid=26343，2012年7月13日下载。
(17)《国会季刊》编辑部调查报告：《美国人的工作伦理》(The American Work Ethic)，华盛顿1973年版，第8页。
(18)《美国人的工作伦理》，第8页。
(19)美国的政府管制分为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经济管制包括价格管制、特许经营、准入管制等，旨在打击垄断、规范竞争；社会管制是指政府部门在安全生产、员工健康、环保指标和就业稳定等方面对特定行业实施的全行业监管，旨在使私人经济负担更多社会责任。西德尼·拉特纳等：《美国经济的演进：增长、福利与决策》(Sidney Ratner,James H.Soltow,Richard Sylla,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Growth,Welfare,and Decision Making)，纽约1993年版，第543页。
(20)罗杰·迈纳斯、布鲁斯·杨德：《里根时代的管制教训：导论》(Roger E.Meiners and Bruce Yandle,Regulatory Lessons from the Reagan Era:Introduction)，罗杰·迈纳斯、布鲁斯·杨德编：《管制与里根时代：政治、官僚制与公共利益》(Roger E.Meiners and Bruce Yandle,eds.Regulation and the Reagan Era:Politics,Bureaucracy and the Public Interest)，纽约1989年版，第7—8页。
(21)西德尼·普罗特金、威廉·舒尔曼：《私人利益、公共开支：保守主义的预算平衡与财政危机》(Sidney Plotkin & William E.Scheuerman,Private Interest,Public Spending:Balanced-Budget Conservatism and the Fiscal Crisis)，波士顿1994年版，第40页。
(22)罗杰·迈纳斯、布鲁斯·杨德：《里根时代的管制教训：导论》，第7页。
(23)亚瑟·帕迪利亚：《失业保险体系的财务结构》(Arthur Padilla,"Th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Its Financial Structure")，劳工统计局《劳工评论月刊》(体系版)(Monthly Labor Review)第104卷，1981年12月刊，第32页。http://www.bls.gov/opub/mlr/1981/12/art4full.pdf，2010年7月10日下载。
(24)威廉·克莱默：《中产阶级的重负》(William P.Kreml,The Middle Class Burden)，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79年版，第112—113页。
(25)美国商务部、人口统计局：《美国统计摘要：1982—1983》(Bureau of the Census,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2-1983)第103期，第386页，表648。http://www2.census.gov/prod2/statcomp/documents/，2012年6月23日下载。
(26)《相对收入趋势：1964—1989》(Trends in Relative Income:1964 to 1989)，美国人口统计局：《当前人口报告》(U.S.Bureau of the Census,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华盛顿1991年版，P—60系列第177号，附表32，http://www2.census.gov/prod2/popscan/p60177.pdf，2009年8月1日下载。
(27)洛伦·巴里茨：《美好生活：成功对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意义》(Loren Baritz,The Good Life:The Meaning of Success fo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纽约1988年版，第209—210页。
(28)威廉·曼彻斯特著，朱协等译：《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第791页。
(29)威廉·克莱默：《中产阶级的重负》，第111—116页。
(30)洛伦·巴里茨：《美好生活》，第210—211页。
(31)美国商务部等：《美国国民收入与生产账户(第2卷)(1959－1988)》(Department of Commerce,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Administration,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ume 2,1959-1988)，华盛顿1992年版，表3.12，第120页。
(32)李·鲍登、约翰·帕尔默：《社会政策：挑战福利国家》(D.Lee Bawden,John L.Palmer,"Soial Policy:Challenging the Welfare State")，约翰·帕尔默、伊莎贝尔·索希尔编：《里根记录：美国国内格局变动状况评估》(John L.Palmer and Isable V.Sawhill,ed.The Reagan Record:An Assessment of America's Changing Domestic Priorities)，马萨诸塞州剑桥1984年版，第181页。
(33)罗伯特·罗森布拉特：《敦促医疗照顾计划重大调整小组：咨询委员会呼吁以67岁作为新的资格年龄并提高对所有接受者的收费》(Robert A.Rosenblatt,Panel to Urge Drastic Changes in Medicare:Advisory Council to Call for New Eligibility Age of 67 8nd Increased Charges for All Recipients)，《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Times)，1983年12月18日，A1页。
(34)李·鲍登、约翰·帕尔默：《社会政策：挑战福利国家》，第182—184页。
(35)约瑟夫·佩奇曼：《联邦税收政策》(Joseph A.Pechman,Federal Tax Policy)，华盛顿1983年版，第60—64页。
(36)华莱士·彼得森：《静默的萧条：美国梦的命运》(Wallace C.Peterson,Silent Depression:The Fate of the American Dream)，纽约1994年版，第102—103页。
(37)菲利普·朗曼：《回归节俭：中产阶级福利国家的行将崩溃将如何唤醒美国价值观》(Phillip Longman,The Return of Thrift:How the Coming Collapse of the Middle Class Welfare State Will Reawaken Values in America)，纽约1996年版，第56页。
(38)《相对收入趋势：1964—1989》，附表29。
(39)根据1980、1994年《美国统计摘要》相关表格中的数据计算获得。《美国统计摘要：1980》第101期，第451页，表745；《美国统计摘要：1994》第114期，第469页，表415。
(40)迈克尔·沙勒：《向右转：里根—布什时代的美国生活(1980—1992)》(Michael Schaller,Right Turn:American Life in the Reagan-Bush Era,1980-1992)，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41)参阅抵制里根削减福利计划的宣传手册：《荒政：医疗照顾津贴削减情况说明书》(Reagan Cutbacks Pamphlet No.2,Raw Deal,Health Care Cutback Fact Sheet)，纽约1982年版。
(42)休伊·赫克洛：《60年代的公民学》(Hugh Heclo,"Sixties Civics")，西德尼·米尔奇斯等编：《伟大社会运动与自由主义的高潮》(Sidney M.Milkis and Jerome M.Mileur eds.,The Great Society and the High Tide of Liberalism)，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8页。
(43)《美国人的工作伦理》，第4页。
(44)《不满的中产阶级》("The Discontented Middle Class")，《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1981年5月18日，第134页。
(45)《不满的中产阶级》。
(46)里根总统1982年2月26日在保守主义政治行动大会晚宴上的讲话(Ronald Reagan:"Remarks at a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Dinner"),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pid=42213，2012年8月2日下载。
(47)凯伦·斯金纳等编：《里根笔下的里根》(Kiron K.Skinner,Annelise Anderson,Martin Anderson eds.,Reagan,in His Own Hand)，纽约2001年版，第12—13页。
(48)里根总统1981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Ronald Reagan,"Inaugural Address"),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 pid=43130，2009年7月31日下载。
(49)里根总统1985年3月1日的演说(Ronald Reagan,"Remarks at the Annual Dinner of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pid=38274，2009年7月26日下载。
(50)里根总统1981年2月18日在国会两院讨论经济复兴计划联席会议上的讲话(Ronald Reagan:"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Program for Economic Recovery"),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pid=43425，2009年7月31日下载；里根总统1983年3月18日在签署小企业年度状况报告时的演说(Ronald Reagan:"Remarks on Signing the Annual Report on the State of Small Business"),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pid=41069，2009年8月3日下载。
(51)里根总统1982年3月1日关于白宫小企业状况简报的讲话(Ronald Reagan:"Remarks at a White House Briefing on the State of Small Business"),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pid=42219，2009年8月3日下载。
(52)《美国政治关键数据：2007—2008》表3—3“关于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的自我认同：1973－2006”(H.W.Stanley,and R.G.Niemi,(2008)."Table 3-3 Liberal or conservative self-identification,1973-2006," In Vital statistics on American politics 2007-2008),http://library.cqpress.com/vsap/vsap07_tab3-3.Document ID:vsap07_tab3-3，2008年11月26日下载。
(53)《不满的中产阶级》。
(54)劳伦斯·西姆斯：《贪恋工作》(Laurence Shames,"A Greed for the Work")，《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88年12月4日，第30页。
(55)里根总统在1981年1月22日宣布建立总统解除管制工作小组的演说(Ronald Reagan:"Remarks Announcing the Estatblishment of the Presidential Task Force on Regulatory Relief"),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pid=43635，2009年8月12日下载。
(56)托马斯·沃尔顿、詹姆斯·朗根费尔德：《里根的管制改革：正路与歧途》(Thomas F,Walton and James Langenfeld,Regulatory Reform under Reagan:The Right Way and the Wrong Way)，罗杰·迈纳斯、布鲁斯·杨德编：《管制与里根时代》，第42－43页。
(57)《美国统计摘要：1989》，第109期，第408页，表669。http://www2.census.gov/prod2/statcomp/documents/1989-04.pdf，2012年6月24日下载。
(58)彼得·德鲁克《我们的企业家经济》(Peter F.Drucker,"Our Entrepreneurial Economy")，《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第62卷，1984年第1册，第59页。
(59)《培训能带来多少收益?》("How Much Good Will Training Do?")，《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1993年2月22日，第76—77页。
(60)迈克尔·蒙代尔等：《工作，工作，工作》(Michael J.Mandel etc.,"Jobs,Jobs,Jobs")，《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1993年2月22日，第68页。
(61)格雷格·邓肯等：《中产阶级不可思议的萎缩》(Greg J.Duncan and Others,"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iddle Class")，《美国人口统计》(American Demographics)第14卷，1992年5月刊，第34—38页。
(62)《美国统计摘要：1982—1983》，第267页，表455；《相对收入趋势：1964—1989》，附表1。
(63)迈克尔·蒙代尔：《这一次，衰退换了套衣服登场了》("This Time,the Downturn is Dressed in Pinstripes")，《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1990年10月1日，第130—131页。
(64)詹姆斯·汉森：《难以置信的中产阶级萎缩》(James Hansen,"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middle class")，《洛杉矶新闻报》(Rocky Mountain News)1994年10月11日，末版42a页。
(65)《美国统计摘要：1994》，第404页，表631。
(66)朱丽叶·肖尔：《超负荷工作的美国》(Juliet Schor,The Overworked America)，纽约1993年版，第31页。
(67)《工作，工作，再工作》("Work,Work and More Work")，《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1999年9月11日，第A15页。
(68)迈克尔·沙勒：《向右转》，第147页。
(69)《国民收入与生产账户：1959—1988》，第218页，表6.7B—6.7C。
(70)乔治·彼得森：《联邦主义与州：一场分权实验》(George E.Peterson,Federalism and the States:An Experiment in Decentralization)，约翰·帕尔默、伊莎贝尔·索希尔编：《里根记录》，第232—234页；西德尼·普罗特金、威廉·舒尔曼：《私人利益、公共开支》，第13页。
(71)里根1983年1月25日的国情咨文讲话：《社会保障报告》(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Social Security Report,January 25,1983)，《1983年历史档案》(Historic Document of 1983)，华盛顿1983年版，第80页。
(72)《美国统计摘要：1994》，第372页，表574。
(73)威廉·克莱默：《美国的中产阶级：从被补贴到被抛弃》(William P.Kreml,America's Middle Class:From Subsidy to Abandonment)，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1997年版，第158页。
(74)劳动参与率指全部有工作意愿的就业和未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比失业率更能体现劳动者的就业与闲暇偏好。《总统经济报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华盛顿2000年版，表B—37、B—40，第351、354页。所引数据为依据表中数据计算得出。
(75)《相对收入趋势：1964—1989》，附表32、附表34b。
(76)加里·克罗斯：《消费的世纪》，第193—194页。
(77)戴维·罗森鲍姆：《里根的安全网计划：谁得谁失?》(David E.Rosenbaum,"Reagan's Safety Net Proposal:Who Will Land,Who Will Fall?")，《纽约时报》1981年3月17日，第A1页。
(78)丽莎贝斯·科恩：《消费者的共和国》，第403页。
(79)威廉·约翰斯通、阿诺德·帕克：《2000年劳动力展望：21世纪的工作与工人》(William B.Johnston,Arnold E.Packer,Workforce 2000:Work and Worker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1987年版，第48页。
(80)休伊·赫克洛：《60年代的公民学》，第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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