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军事思想十题（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思想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重地势而不以险固为资
袁绍与曹操共同起兵的时候，两人谈起“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的问题，袁绍说他自己将“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而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当时还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傅子》）可见，以地利和人事相比，曹操更重人事。无疑，这是他高于袁绍的重要之处。但是应该明白，曹操的所谓不以险固为资是从大的战略角度说的，意谓重视“险固”，重视地利，但不单从地利上考虑问题，不以地利作为战略决策的最主要的根据。如从战术、战役的决策上看，那就不同了，曹操不仅重视地利，而且相当重视。他既深知地利之重要，又颇善因地乘势而制兵。
《孙子·形篇》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本谓“藏形”与“见形”。如杜牧所说：“守者，韬声灭迹，幽比鬼神，在于地下，不可得而见之；攻者，势迅声烈，疾若雷电，如来天上，不可得而备也。”曹操则以自己的体验注此文说：“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于九地之下，因天时之变者，动于九天之上。”“九地”变指各种地形，“九天”变指各种天候。曹操注解虽然不本原意，但用兵者必须重视地利与天时的思想，却明显地表现出来，并从此更加深深影响着历代兵家。宋人杜佑引申曹操之论说：“善守备者，务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务因天时地利水火之变，使敌不知所备。言其雷震发动，若于九天之上也。”直到今天，当代兵家亦受曹操思想的影响，如郭化若将军今译《孙子》时注说，“九地，各种地形，也含极其深秘的意思在内”，“九天，各种天候，也含有极其高远的意思在内”。按此，郭化若把地利、天时同藏形、见形综合在一起，把两种意思都包涵在译文中，译文便作：“善于防守的人，深深荫蔽自己兵力于各种地形之下；善于进攻的人，高度发挥自己的力量，动作于各种天候之中。所以能保存自己而取得完全消灭敌人的胜利。”（郭化若：《孙子今译》）
曹操重地形是其一贯的主张。理论上，他说：“欲战，审地形以立胜也。”（《孙子·地形篇》注）又说：“不先知军所据及山川之形者，则不能行师也。”（《孙子·军事篇》注）还对《孙子》所谓“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的论说，深表赞同，指出“胜之半者，未可知也”。就是说，即使力量超过了对方，诸多条件也对自己有利，那么战争的结局是胜利抑或失败，那是说不准的。
孙武将地形概括为六种类型，即为：通者、挂者、支者、隘者、险者、远者。敌我皆可以往来的地方为“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而难以返的地方为“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彼此双方先出者不利为“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击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两山间通谷之地为“隘”，在“隘”形的地方作战，应争取先占隘口，等待敌人来犯，如果敌人先占了隘口，则不要去打它；山峻谷深、地势险要的地方为“险”，在“险”形的地方作战，也是要争取先占其地，“必居高阳以待敌”，如果敌人已先至而控制了险隘之处，则应引兵离去，不要去打它；离开本营或根据地而远出为“远”，在“远”形的地域上，如果双方势均力等，出者劳而待者逸，所以不宜出而挑战，否则勉强出战则必不利。（以上引文均见《孙子·地形篇》并注）
曹操甚得《孙子·地形篇》及诸多地利、天时论述之精，并在实践中予以运用。所谓得其精者，窃指以下几点：
1、“先据利地”。
曹操制兵应敌，特别突出一个“先”字，亦即“时”字。《孙子》说：“地形者，兵之助也。”曹操说：“夺其所恃之地，若先据利地，则我欲必得也。”（《孙子·九地篇》注）曹操在六形中尤重“通形”。他认为，在“通形”地域中作战必须做到“宁致人，无致于人”。什么是“宁致人，无致于人”呢？历代注家大都推崇曹操的意见，并为其作出恰当的解释，李筌说：“先之以待敌。”杜佑说：“宁致人，无致于人，己先据高地，分为屯守归来之路，无使敌绝己粮道也。”张预说：“先处战地以待敌，则致人而不致于人。”
曹操在注解“隘形”和“险形”地势时，再次强调“先”的意义，他说：“隘形者，两山间通谷也，敌势不得挠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齐隘口，陈而守之，以出奇也。敌若先居此地，齐口陈，勿从也。即半隘陈者从之，而与敌共此利也。”先居而齐口陈（阵），就是抢先把隘口控制在自己手里。曹操特别指出，“地形险隘，尤不可致于人。”对此，杜佑解释说：“地险先据，则不致于人也。”张预说，“平陆之地，尚且先据，况险厄之所，岂可致于人？”他们均把曹操重“先”的意思强调出来，强调抢先、及时占据险隘之地的重要性。
2、军置死地而后生。
《孙子》说：战之地有九，曰散、轻、争、交、衢、重、圮、围、死。“散地”指战争发生在本土以内，曹操认为在“散地”作战，应该特别注意“士卒恋土，道近易散”；“轻地”指进入敌境不深，士卒思返易逃之地，曹操认为“轻地”作战要注意“士卒皆轻返也”，即要防止士兵逃散、开小差；“争地”指谁得到就对谁有利的险要之地，曹操指出争得这样的险要之地，“可以少胜众，弱击强”，所以必全力以争。另外，曹操对敌我均可来往的“交地”、地处三方相交的“衢地”、深入敌境的“重地”、难于行进的“圮地”，以及进入的道路狭隘而又难以退出的“围地”都作了一般的解释。最后，他着重对“死地”以及“死地”制兵之道作出了甚能反映其思想的阐释。
曹操认为，“前有高山，后有大水，进则不得，退则有碍”的地方是“死地”。从曹操的言论及其实践看出，他不仅不怕“死地”，而且颇知“死地”之用。其一，他知途有所不由，但不得已而由之，就看你能不能巧用这“死地”而制之以变；其二，他知“困穷之兵”为了活命而“必死战”，因而说，“在难地必并也”，“并兵向敌，虽千里能擒其将也”。因此，他特别欣赏并经常使用孙子“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计策。他说：“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以上引文见《孙子·地形篇》、《九地篇》并曹操注）。这是他对《孙子》的理解，也是他自己军事实践的结论。比如建安三年，曹操复击张绣，就是利用“陷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取胜的。曹操军退，张绣军追，刘表屯于安众，守险以绝军后。形势很危险，但曹操却与荀彧书说：“我到安众，破绣必矣。”及到安众，操军前后受敌，操乃夜凿险伪遁，刘表、张绣悉军来追，操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刘表、张绣。后来荀彧问操何以知敌必破，曹操说：“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吾始以知胜也。”（《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三年）另如建安五年，曹操火烧袁绍乌巢“积聚”，袁绍率兵至乌巢，有人告诉他绍兵已近，操说：“贼在背后，乃白。”敌近，军处死地，因而皆殊死战，大破袁绍。再如曹操以七千人守合肥，实质也是置军死地以励诸将殊死战。
3、自为地势之宜以制敌。
曹操用兵，一是重视固有的自然环境，二是善于利用原有自然环境之宜自为地势，即有计划有目的地构筑工事，用以攻敌、御敌或自守。
曹操重视原有自然环境，丰富了孙子的学说。《孙子·行军篇》说：处山之军应该“绝山依谷，视生（曹注：生者，阳也）处高，战隆无登（曹注：无迎高也）”。曹操点明了“绝山依谷”的实质在于“近水草利便也”。《孙子》说：处水上之军应该“绝水必远水”，“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曹操指出“绝水必远水”是为了“引敌使渡”，“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是言处军亦当处其高，“前向水，后当依高而处之”，实质在于“恐溉（淹）我也”。《孙子》说：处平陆之军应该“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易，指平坦之地。曹操认为，“处易”是为“车骑之利”，“右背高”是为“战便”。据说，军便于右。另外，曹操还特别强调处军应该注意“养生”，因为“养生向水草，可放牧养畜乘”；注意上流水情，如果上流大雨，水沫已至，不宜急于渡河，“恐半涉而水遽涨”；强调“用兵常远六害”。六害，曹操注为：“山深水大者为绝涧，四方高中央下为天井，深山所过蒙笼者为天牢，可以罗绝人者为天罗，地形陷者为天陷，山涧道迫狭、地形深数尺长数丈者为天险”。曹操认为，对于六害之地，一方面自己尽量常远之，另一方面则应想方设法“令敌近背之”，以便“我利敌凶”。
至于自为地势以制敌，曹操所为甚多，下面酌引几个战争实例为证。
前述建安三年（公元198年）他为张绣所逼，夜凿险为地道， 悉过辎重，设奇兵，伪示远遁，然后纵骑大破张绣追兵，即是他第一次有效地自为地势之宜。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他与袁绍战于官渡，袁绍为地道攻操， “操辄于内为长堑以拒之”，使袁绍谋不得逞。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正月，他渡过黄河， 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二月，为土山、地道以攻邺；五月，毁土山、地道，凿堑围邺城，一夜浚之，广深二丈，遂引漳水灌城。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他将击乌桓，凿平虏渠、 泉州渠以通运；继而进入“滨海洿下，泥泞不通”的可以往而难以返的“挂地”、“圮地”，从田畴计佯退而上徐无山，“堑山湮谷五百里”，直至柳城，一举击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大获全胜。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西击马超，自蒲阪渡河， 据河西为营，“循河为甬道而南”；继而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一夜间分兵结营于渭南；然后，利用天时之变，“起沙为城”，一夜城立。全军悉渡渭而阵，马超夺气请降。
凡此，都是曹操重视自为地势之宜的表现。不可否认，曹操也有度地审时不当之时。本善水火之攻，诸如决渠水灌封丘，使袁术不能立足；引沂、泗灌下邳，迫吕布投降；以漳水灌邺，致城中饿死者过半；火烧乌巢袁绍粮秣，顿转军事劣势为军事优势等等，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但同时他又反为水火所累。例如兵败赤壁，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就有虑事不周、审时不当、量势度地不妥的问题。按照曹操以及《兵法》的要求，他作为主将应该想到“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诸葛亮语）；更应该想到“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周瑜语）；亦应想到寒冬用兵水上之艰和战舰相联易被火攻之虞；甚至天有不测风云，亦应有防范的预案。为什么诸多天时地利的问题，曹操都没有想呢？归根结底一句话，他骄傲了，他被连年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只看到自己的强大，不重视自己的弱点，忘记了他所常说的天时地利对战争的影响，忘记了自己“审地形以立胜”的主张，也忘记他极推尚的《孙子兵法》所强调的“将之至任，不可不察”地之六道以及“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的上将之道。俗谓“骄兵必败”，自古皆然。
这里顺便谈一点：曹操用兵的时候，非常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如《戒饮山水令》：“凡山水甚强寒， 饮之皆令人痢。 ”（《御览》卷743）《明罚令》考虑到太原、上党、西河、 雁门诸郡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皆绝火寒食，不利军民身体健康，令军民“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夺一月俸。”（《御览》卷28）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爱兵、重视保护战斗力的思想。
九、用间重密，利用矛盾
曹操甚知对敌用间、于己重密，和有效地利用敌人之间矛盾的重要性。
1、“战者必用间谍”。
战争之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要想得知敌方的情况，用间又当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一环。曹操说：“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人情况也。”（《孙子·用间篇》题注）就是这个意思。
《孙子》说：明君贤将，所以常常战胜敌人，就是于事先了解敌情。怎样才能了解敌情呢？《孙子·用间篇》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曹操注此，明确地表述自己的认识和思想，他说要知敌人之情，“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不可以事数度”，而要“因人也”。意谓要了解敌方的情况，不可以用祈求鬼神的办法获得，也不能用类比的方法去推测，更不能靠天象星宿运行的度数去验证，只有从知道敌情的人那里取得。所谓“因人”，就是“因间人”，也就是用间的问题。
曹操认为，对于孙武所说的“五间”都要重视。《孙子》说：“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曹操注谓：“同时任用五间也。”曹操对于“五间”给予同等重视，当然对于某一战事，着重使用哪一种，那是要视敌我具体情况而定的。现以“五间”之意，略绳数例，以见曹操用间之能。
因间，指“因敌乡国之人而厚抚之，使为间”。建安初，曹操以皇帝名义封吕布为左将军，同时单独给吕布写信“深加慰纳”，吕布大喜，即遣陈登奉章至许谢恩，并答操书。陈登见操，备说吕布“勇而无谋、轻于去就，宜早图之”。曹操知陈氏父子不附吕布，抓住机会，即拜陈登为广陵太守，增其父陈珪秩中二千石，临别嘱之“东方之事，便以相付”，并令“合部众以为内应”。遂后，曹操击吕布，屠彭城，至下邳，陈登便率郡兵为操先驱，“布即伏诛，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三国志·魏书·吕布传》并注）
内间，指因敌人的失职官员而用之。建安五年（公元200年）， 官渡之战期间，袁绍谋士许攸投操，操闻攸来，来不及穿鞋，跣足出迎，抚掌笑曰：“子远（许攸字），卿来，吾事济矣。”许攸遂将袁绍屯粮及兵备情况告诉曹操，并献火烧故市、乌巢屯粮之计，为彻底击灭袁绍打下了基础。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袁氏兄弟内讧， 袁谭遣辛毗到曹操那里请援，曹操想先平荆州，而辛毗完全站在曹操的立场上，说服曹操“取乱侮亡”，乘二袁“不务远略而内相图”急取河北，曹操用其计次第将袁氏兄弟消灭。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手书与阎行，施之以威胁利诱，阎行叛其岳父韩遂。阎行攻韩遂不下，投降曹操。韩遂不禁叹息说：“丈夫困厄，祸起婚姻乎？”
反间，指敌有间来窥我得失，我厚赂之，反为我用。建安四年（公元199年）， 刘表遣从事中郎韩嵩至许观察曹操方面有无可乘之机（“观其衅”）。韩嵩本来就有意归操，既至，操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嵩还盛称朝廷、曹操之德，劝刘表遣子为质，对瓦解刘表部属的斗志起了很大作用。是年，凉州刺史韦端使从事杨阜到许昌观望情况，曹操乘机做工作，授杨阜安定长史。阜还，大赞“曹公有雄才运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也。”（《三国志·魏书·杨阜传》）此举对稳定关中，使关中诸将继续中立观望、从而以便自己北向与袁绍相争，亦起了战略上的作用。另如，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战吕布于濮阳， 有记载说：“濮阳大姓田氏为反间，操得入城。”这次战争虽然并未得到预期效果，曹操险为人擒，但就其用间来说，仍不失为一次成功的“反间”之计。
生间，指选智辩之士往视敌情，归以报我。赤壁之战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遣蒋干往说周瑜。“干以才辩独步于江、 淮之间，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周瑜知其来为曹操作说客，因对蒋干说，虽苏秦、张仪再生，不能移其志。蒋干没有办法说服周瑜，只好“还白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也。”（《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四年）事虽无成，但亦见操知“生间”之用。
死间，指有意牺牲已经打入对方的自己的间谍，诳以假情况，令其告敌，结果事觉后自己的间谍为敌所杀。就曹的为人来看，既然主张同时用“五间”，“死间”也是会用的，只是史无明录，不宜妄述。
上述多例均可证明曹操所谓“战者必用间谍”的话不虚。它证明了曹操军事思想的一个方面。
曹操知用间、善用间，因而大凡用间大都取得了成功。当然，他也有为间所害者，其中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信黄盖诈降致有赤壁大败者。
2、利用矛盾，离间敌人。
俗谓兵不厌诈。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以诡诈之道离间敌人，乃属兵中应有之义。曹操天赋诡谲之性，于此更见其能。
历史记载表明，曹操很善于利用敌人矛盾，通过离间的手段，以达到分化敌人、激化敌人之间的矛盾的目的。其中他自己得意、且为史家所称者有三次，一是离间吕布、袁术，待其两伤后而先后取之；一是利用袁氏兄弟内讧，助袁谭击袁尚，然后皆取之；一是谋使马超生疑韩遂，分化了长期团结较好的关右联军。
建安初，曹操听从谋士荀彧、郭嘉等的意见本已决定先取吕布而后图河北，但当其得知袁术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而僭称帝号、吕布与袁术的矛盾已呈表面化的时候，便立即作出暂时笼络吕布，激化袁、吕之间的矛盾，利用吕布削弱袁术，俟其两伤而取之的策略。前面谈到，曹操本知吕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并已潜置陈登父子为内应待机而取之，但仍然频加慰勉，其用心可谓昭然若揭。吕布无才，上了曹操的当，答书“布当以命为效”。袁术闻知自然大怒，驱兵攻吕布，吕布即用陈珪之议，说韩暹、杨奉叛术而与己并力攻术，“杀伤坠水死者不可胜数”，袁术元气为之大伤，不复再盛。不久，吕布醒悟，知道上了曹操的当，袁术失去了战斗力，自己成了孤军，但为时已晚。既而复叛操附术，正好给曹操提供了讨伐的借口。
袁绍败而死，袁谭、袁尚兄弟争立，用事者相与谋权，各附其主，遂有兄弟战起。“兄弟阋于墙”自古以来就是为人所乘的好机会。曹操知袁氏兄弟“权力相侔，各有党与”，因听郭嘉“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之议，先是有意缓兵待变还许。果然，袁谭、袁尚兄弟二人打起来了，曹操遂决定“及其乱而取之”，利用二袁矛盾，先应袁谭请救，助谭攻尚，甚至不惜为子聘谭女以安之。及至曹操夺邺驱尚，袁谭已成孤军，自知危险将临，复叛。这无异于吕布，也为曹操提供了讨伐的借口。
曹操离间马超与韩遂最有戏剧性。《孙子》说：“亲而离之”。韩遂与马超的父亲马腾本为世交，马腾征为卫尉入邺，马超统众与韩遂合纵。曹操渡河征韩、马至渭，韩、马兵败请和，曹操听贾诩之计“伪许之”，然后“离之”。韩遂与操相见，二人交马语，操故作欢欣之状，谈笑风生，东扯西拉，谈了很长时间，但只言京都旧故而不及军事。马超问韩遂“曹操说了些什么？”韩遂觉得没有什么重要事，因说“无所言也”，马超很自然地便以为他们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既而操又给韩遂写信，故意涂涂改改，让马超看后以为是韩遂涂改的。仅仅两件事，便把韩、马“合纵”瓦解了。
3、“将周密，谋不泄”。
曹操甚知用间的重要性，自然也知保护自己防止被人所间的重要性。他说：“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奸谋不测也。”（《三国志·魏书·徐晃传》注引《魏书》）前论“藏形”，实际亦含保密防“间”之用。曹操说：“势盛必衰，形露必败”（《孙子·军事篇》注），“将周密，谋不泄”（《孙子·谋攻篇》注）。这都是慎间的意思。《孙子·虚实篇》说：“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对此，曹操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了独具特点的注解，概之为：“情不泄也”。为了达到“情不泄”的目的，曹操主张：“谋定，则闭关以绝其符信，勿通其使。”（《孙子·九地篇》注）
曹操一生，频战疆场。我们如果逐一分析，不能不承认，他没有因失密而致败的记录，相反，却不乏密出奇兵、攻敌不备的行动。击乌桓，密出卢龙塞，直至单于庭，千里袭人而不为人知；战袁绍，人衔枚，马缚口，夜从间道出，一举焚尽乌巢袁氏“积聚”辎重万余乘；讨马超，潜遣徐晃等渡蒲阪据河西为营，及至敌知，为甬道而南，阵已固矣。至于“密教”张辽、乐进、李典御孙权之策，更为千古之绝。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曹操不仅重密，而且还善度敌之情，反其意而用之，故意泄密给对方，引敌上钩而收其利。典型事例，如故意把孙权“请以讨关羽自效”的消息透露给关羽，以使两敌相斗，从而达到坐待两敌俱败的目的。故意泄密，更见其知“军密”之用，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了曹操确实是慎间重密的。
十、“因粮于敌”
《孙子》说：“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意思是说，战争是要花费很多钱的。所以，他在《计篇》之后，便以《作战篇》强调了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的内容。无疑，这些都是曹操所重视的。他尤其肯定《孙子》所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指出，“无此三者，亡之道也。”（《孙子·军事篇》注）事实证明，曹操不仅理论上重视，而且在行动上也表现出重战备、重蓄积、重军食思想的一贯性。他初在襄邑有起兵意，即“与工师共作卑手刀”（《御览》卷346）。他曾不无羡慕地说： “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袁本初马铠三百具， 吾不能有十具”（《御览》卷356）。他曾发出《鼓吹令》：“为战士爱马”，鼓吹 （类如奏起军乐）而使骑兵步行而进； “为战士爱粮”， 他不乐在军中多署吏（《御览》卷357）；为反击敌人橹楼的攻击，他发明霹雳车发石击敌。 他特别反对没有准备好攻城器械就让战士攻城，认为那是让战士去送死。他主张出战之前必须把必要的战备准备好了，“兵甲战具，取用国中”（《孙子·作战篇》注）。
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为《作战篇》作题注时，特别强调了粮食问题，即“欲战必先算其费，务因粮于敌也”。于此可见，他对粮秣尤为重视。
曹操完全接受并在军事行动中运用了《孙子》的主张。《孙子》说：“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曹操注谓：“籍，犹赋也。言初赋民，而便取胜，不复归国发兵也。始载粮，后遂因粮于敌，还兵入国，不复以粮迎之也。”以操所见，战争必须因粮于敌，因为第一，远途运输必然导致老百姓贫困，“百姓财殚尽而兵不解，则运粮尽力于原野也。十去其七者，所破费也。”（《孙子·作战篇》注）就是说，老百姓长途转运军粮，结果十分之七的家资都耗费在路上了；第二，转输军粮，消耗太大。他从《孙子》“食敌一钟，当我二十钟”那里得到启发，指出长途运粮的结果往往是“费二十石得一石”，只有二十分之一的所得，劳民伤财。所以，曹操特别强调因粮于敌。他甚至主张不仅仅是入敌境吃敌粮，而且还应裹粮以还，还兵入国，国人“不复以粮迎之”。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记载分析，曹操师出，军未出境，虽然亦就地因粮（即军过境，由地方供粮），但为了保证供给，同时也统筹就近供军，并调积粮草以随军行；既入敌境，情况就不同了，虽然也备数日之粮，但其着眼点转为就地因粮。就地因粮，从双方相争的角度说，就是因粮于敌。当然，也有个别情况，如两军久为对峙之势，粮草仍不得不主要依靠自己后方供给。史载曹操与马超等夹渭为军，“军食一仰河东”，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因粮于敌的方式，有夺敌蓄积，有强取于民，更有野取禾稼者。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攻黎阳，袁谭、袁尚败走，还邺， “操追至邺，收其麦”（《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八年）。曹操征张鲁曾因“军食且尽”而欲拔军截山而还，但当其获得胜利后，情况就变成王粲诗中所说的：“陈赏越山岳，酒肉逾川坻，军中多饶饫，人马皆溢肥，徒向兼乘道，空出有余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怎么会立即有了这么多的东西？当然是就地因粮的缘故。
曹操重视粮食在战争中的作用，还表现在“绝敌粮道”的战术运用上。他把“绝其粮道、守其归路、攻其君主”视为三项“攻敌必救”的重要战术。他决然出奇兵烧袁绍粮秣，实际就是此种思想的体现。
以上仅述曹操军事思想的一些突出表现，而不是他的全部。如果过细研究，当有更多的值得总结、借鉴或引以为戒的东西。诸如，用兵贵速、贵胜而不贵久，他指出“久则不利。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孙子·作战篇》注）；限制地方武装的发展，“私家不得有艨冲等船”（《御览》卷770）；借用地方势力以削弱地方势力，或使其相互制约，如孙权征庐江太守李术而曹操不救；武威、张掖、酒泉等地之守“各据其郡，自号将军，更相攻击”，操用张既“宜两存而斗之”的计策，听其互相攻杀。
曹操军事思想中最不可取者，莫过于杀俘、坑降。征陶谦，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曹瞒传》）官渡战，曹操追袁绍不及，尽坑降者七、八万人。他曾有过“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建安十年（公元205 年）曹操征高干，进围壶关，下令说：“城拔皆坑之。”连月不能下，后幸曹仁对操说：“围城示之以活门，所以开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将人自为守。且城固而粮多，攻之则士卒伤，守之则引日久，今顿兵坚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虏，非良计也。”曹操听从曹仁的意见，改用“围师必缺”、“围城勿周”的办法，遂降其城（《三国志·魏书·曹仁传》）。
其次是他发展了兵家的愚兵之道。《孙子》说：“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九地篇》）。曹操注此说：“愚，误也。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这里“愚”、“误”都是动词，以“误”释“愚”，是曹操的一大创造。他在此重点强调了迷惑、欺诳的意思。即故意使士卒堕入迷雾之中。“民可使乐成，不可与虑始”是法家的政治观，同儒家所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样，都是愚民主张。曹操注文，既简且明，可见他愚兵之主张是非常坚决、明确的。
曹操“愚兵”，不仅在大的行动中士卒“不知所之”。而且还表现在一些小事上常施欺诳之计。他的“望梅止渴”之计，虽有安定军心、励军前行的作用，但其本质实属愚弄众军于股掌上的欺诳之道。他以小斛发军粮，引起骚动，然后借主事者的人头以“厌众”，并进一步欺骗说：“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以及马踏麦田，“割发代刑”，虽有峻法之用，但亦有愚兵之意。另从“鸡肋”之令看出，曹操不仅要愚一般士卒的耳目，而且是对其高级参谋，如主簿杨修等一批人，也是施行愚弄政策的。
另外，曹操用兵常常表现出一种矛盾性格，时而“令诸将议”，广听部属意见，表现出军事民主精神，但又时而自恃其能，拒谏、武断。如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七月，曹操欲征孙权，怕人劝谏，下令说：“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贾逵等谏，曹操大怒，即将其逮捕入狱。最后，碰了壁，知自己的决策是错的，才发出赦令：“逵无恶意，原，复其职。”（《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