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焕广[1]2001年在《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问题是农村经济的核心。对农村金融的研究不仅包括对资金供求关系和金融资源配置等问题的研究，而且还包括对农村金融风险的研究。近几年，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内学术界纷纷对中国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但研究重点大多放在人民银行监管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商业化改革上，农村金融组织，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农村金融风险研究就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事实上，和其它银行一样，许多不发达地区的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一直都处在严重亏损的状态，甚至，有些金融组织的亏损情况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1999年，本课题组成员对山西省吕梁地区的文水县、离石县，临汾地区的永和县、襄汾县，忻州地区的忻州市、五台县，四川省眉山地区的洪雅县，内江市中区，资阳地区的安岳县，德阳地区的什邡市，成都地区的新都县、双流县，共12县46个乡镇的中国农业银行营业所、信用社、镇政府以及138个乡镇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目的是通过研究金融组织、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来深刻了解农村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 本文通过对调查样本94、97和98年叁年数据的分析得到以下结论：运用本文所设计的农村金融风险指标体系计算出，调查样本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程度以1997年时最为严重（风险指数0.305），1998年次之（风险指数0.289），1994年的金融风险程度最低（风险指数0.252）。这一点与所计算的不良贷款率的趋势是一致的，调查样本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在94年时为28.6％，97年最高为36.5％，到98年有少量的下降，平均不良贷款率为36.3％。从增减幅度上来比较：金融风险指数1997年比1994年上升21％，而不良贷款率却上升了27.6％；金融风险指数1998年比1997年下降了5.2％，而不良贷款率却下降了0.54％。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良贷款率未考虑其它因素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从定性的分析来看，引起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原因主要有：体制与政策原因、政府干 硕士论文：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研究 预、企业原因经营不善或恶意赖帐、内部管理不善。对金融风险的计量模型分析表明：金 融机构职工平均工资、吸收存款在其业务范围内所占比例、主任和信贷员贷前审核贷款和 贷后了解企业占工作时间的百分比、金融机构领导人与当地政府主要领导因公见面次数以 及当地农民的年平均收入这六个因素对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都有显着的影响。金融机构职 ＿1：平均丁资、信贷员贷前审核贷款和贷后了解企业占工作时间的百分比、金融机构吸收存 款在其业务范围内所占的百分比、农民的年平均收入这四个变量的模型系数符号为负，表 明这几个变量与金融风险呈反向的关系。主任贷前审核贷款和贷后了解企业占工作时间的 百分比、金融机构领导人与当地政府主要领导因公见面次数这两个变量的系数符号为正，即 这两个变量与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呈正向关系。 总结全文，本研究提出以下几条建议：l对金融机构实行债务重组，剥离金融机构以 前积累的不良贷款并完善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机制。2．减少政府干预。3．大力加强金融监管 和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保证金融机构稳定运行。4．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5．实行小额信 贷，转移农行和信用社的大量存款。
张耀平[2]2007年在《中国农村金融风险：问题、设计和前景》文中研究说明农村金融风险是与农村金融的经营行为相伴而行的，它具有与一般行业经营风险不同的特点。一般行业的经营风险对经济的影响只是局部的，一般不会构成对整个农村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而农村金融一旦出现较大的经营风险，如出现较大范围存款挤兑，就会迅速酿成金融风波，其结果将会使农村金融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陷于瘫痪。它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不仅在于将大大削弱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损害广大存款人的利益，损害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业的良好信誉，而且将严重激化财政收支矛盾，迫使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危及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在农村金融领域，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显得迫切和重要。目前关于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的研究文献很多，但大多数研究一方面偏重于个体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偏重于静态化的分析，没有充分考虑到WTO对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本研究则突破了这一束缚，从管理学、金融风险、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社会学角度探寻中国农村金融风险产生的理论根源及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范和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本研究共九章，按照“问题—设计—前景”的逻辑关系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至叁章，属总论部分，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来论述本项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以及农村金融风险的理论涵义、经济分析及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和成因。在这一部分除了对我国农村金融风险进行现状评估以外，还有大量篇幅是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的国际比较的研究。主要通过从体制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对印度、巴西、埃及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的分析，寻求对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的启示。第二部分为第四章至第八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主要是针对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设计战略规划。作者在第一部分分析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就提出了防范和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围绕“十一五”计划和2010年农业发展远景目标，重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以加强农村金融监管为依托，以深化农村金融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优化外部环境，构建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贸、工、农综合经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第二部分基本按照这一逻辑展开研究，分别从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深化农村金融产权制度改革及优化外部环境等角度论述防范与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规划。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论文的第九章是第叁部分——前景部分，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和分析在WTO框架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前景及风险防范问题。关于农村金融风险相关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一方面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但同时又使研究较难突破传统研究范式而有所创新。本论文试图从内容体系及方法论两个角度突破这一范式，可能的创新之处体现于：第一，分析和探讨了农村金融风险的理论涵义及成因。农村金融风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金融活动中客观存在的货币资金损失的不确定性。其中不确定性是农村金融系统的内在属性，无法将其完全消除，它与市场经济系统的运行密切相关，对农村稀缺资源在竞争目标中的配置有着重要影响。农村金融风险是与农村金融的经营行为相伴而行的，它具有与一般行业经营风险不同的成因。从外部环境看，市场机制不健全、宏观调控负面效应和法制不健全、难落实是形成农村金融风险的主要原因；从内部分析，农村金融风险主要是由于经营指导思想出现偏差、内控机制不健全、员工队伍整体素质低下等原因所造成。第二，提出了防范和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方针。本研究从总体上力求全面系统地把握和研究整个农村金融风险问题，提出防范和化解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战略方针应该是：根据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围绕“十一五”计划和2010年农业发展远景目标，重构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体系，以加强农村金融监管为依托，以深化农村金融产权制度改革为基础，优化外部环境，构建中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系统，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贸、工、农综合经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第叁，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的具体设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借助经济学、金融学、农村经济管理学，提出了构建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管理体系的具体设想，即建立农村金融宏观风险预警机制，完善事前预警功能；建立农村金融中观风险预警机制，发挥事中监测作用；建立农村微观风险预警机制，降低风险程度。从而对金融机构实施全方位监管，保护各级各类金融机构的稳健运营。第四，探讨和分析了在WTO框架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前景及风险防范。本研究将农村金融置于WTO框架下，探讨了WTO框架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宏观前景——国际化趋势、本土化趋势和竞争化趋势，分析了WTO框架下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微观前景——混业式趋势、多元化趋势和电子化趋势，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我国农村金融风险防范的关键是建立一个独立高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和一套完整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
于丽红[3]2008年在《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领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正规金融所提供的服务越来越不能满足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正规金融无法有效的覆盖农村市场。而曾经存续过几千年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又开始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活跃起来,各种非正规金融形式广泛存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相当部分是通过非正规金融获得满足。这一现象引起了本文对我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问题的关注。本文在金融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对我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历史演化、产生原因、现状、运行机制、对农户福利改进、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以及相关的政策效应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方法,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制度生成、制度变迁、制度供给创新等进行了制度经济学分析,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借鉴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探讨了政府在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最后就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论文从内容上共分为6部分:第一部分第一章导言是全文的总起,介绍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关于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研究的主要成果,界定相关概念,阐明研究目标、内容、方法以及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理论回顾与借鉴,回顾和借鉴了农村金融相关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以及协调思想。第二部分第叁章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之历史演化与形成原因,阐述自民国以来,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历史演化过程,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形成原因。第四章中国农村现行二元金融结构的实证分析,阐述农村正规金融发展现状、农村正规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规模和数量、利率以及运行特征,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运行特征。接下来的叁部分内容是全文的核心。第叁部分分割与融合视角下的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阐述农村正规金融市场效率及其局限性,农村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农村金融的二元分割、资本流动约束及其效率损失,基于金融共生理论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经济效应及其相关政策效应分析,在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经济效应进行定性评价的基础上,阐述二元金融结构对社会融资量、农户福利改进、农村中小企业融资以及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阐述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对货币政策和利率自由化政策的影响。第五部分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农村二元金融结构进行研究,具体阐述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的制度生成、制度变迁、制度适应效率,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演化,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业的变迁动因和阻碍因素,农村金融供给制度创新。最后,第六部分第八章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路与建议,首先对中国台湾、韩国、菲律宾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经验进行介绍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目标与农村金融主体建设思路,农村金融市场改革,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改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建议,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祝健[4]2007年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作为一个国家社会资本形成与有效配置的一种制度安排，其是否合理并具有效率，是关系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是以信用手段动员、配置、管理涉农金融资源运行的活动，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建立健全适应“叁农”发展需要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以确保持续增加资金投入和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结构与运作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如存在机构网点少、产品和服务单一、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叁农”贷款难等问题，这些凸显出农村金融是整个金融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本文以农村金融体系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如何通过金融体系的重新安排与创新，达到强化农村信贷资金投入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显着增强金融服务“叁农”功能，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论文以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金融学理论的合理因素，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界定农村金融体系范畴的内涵及特征基础上，考察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的演进历程，并审视我国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现状，指出农村金融供求非均衡的症结主要来自金融供给抑制。进而从内外因两个层面剖析了农村金融供给抑制的根源。由此，提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的目标与原则，阐述“叁农”发展金融支持的内在逻辑与现实依据，着重探讨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运行原理及其支农效应，并围绕金融支农效应，论述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的具体路径、竞争性金融市场培育和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等问题，指出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充分发挥金融支农功能，必须从改革现行农村金融机构，创新农村金融组织与业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方面进行深化与拓展。
王永龙[5]2004年在《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成为经济的核心，决定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率，当金融因素的作用受到限制时，经济增长必然遭遇资本投资不足和金融资源低效配置的约束。农业金融是以信用手段动员、配置和管理涉农金融资本运行的活动，是农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核心。以市场化和产业化为导向的农业转型发展，要求广泛而有效率的信用活动和金融运行，以保障持续增加的资本投入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但毫无疑问的是，我国现阶段的农业仍具有显着“产融弱质性”，面临严峻的资本形成不足、发展资金短缺的困境。这必然形成对我国农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严重制约。农业金融支持对改善农业弱质肩负着无可替代的重任，成为推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性机制途径。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理论的合理因素，从我国农业转型发展的金融基础、产融互动和农业金融效率等叁个角度，运用逻辑演绎与归纳推理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以及制度分析方法，论述了我国农业转型发展进程中金融支持的内生逻辑和现实依据，提出了农业金融支持体系建构的原则、机理与对象选择，着重探讨了叁类不同农业金融支持机制的运行原理及其支持效应，并以金融支持效应为核心，论述了我国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供给及其效率。最后指出：我国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业转型发展进程中完全市场机制的不完全适应性，农业金融支持不仅仅具有经济职能，同时具有鲜明的社会功能和政策取向。充分发挥农业金融支持效应，必须从完善农业金融体系与结构、改进农业金融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制定并协调农业金融政策等叁个方面进行深化。
郭刚[6]2012年在《中部区域农村经济发展金融支撑机制及实证研究》文中指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新农村建设时期,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基点的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关系的研究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就显得很重要。而研究我国区域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然涉及我国区域农村经济增长的条件与相应的动力机制问题,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研究影响农村金融资本形成、配置、产出效率,运用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对中国区域农村金融发展层面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分析中国区域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本形成模式与农村金融特点,更准确地把握区域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现实,理清区域农村金融发展与中部农村经济增长的脉络关系,这对寻找缩小区域农村差距的金融对策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随着中部崛起战略规划的付诸实施,中部农村经济发展已成为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因为中部农村存在“经济塌陷”和“金融弱化”现象,所以对中部地区农村经济塌陷的金融支持进行理论及实证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与更有现实意义。论文以促进中部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支持为着眼点,在前人丰富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理论、农村金融理论等研究为指导的基础上,采用了规范和实证分析、定性和定量分析、理论与实践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经典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金融发展理论运用到区域农村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中,并通过中部地区详实的数据对比与实证计量分析来考察中部地区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把握中部地区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并进而探讨中部区域农村经济发展农村金融策略,具体得出以下结论：(1)建立了分析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及农村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并获得的基本观点是：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离不开区域金融发展的支持,而区域金融发展又是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种观点可以对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借鉴。(2)通过中部区域六个省份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比较分析,揭示中部地区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困境：由于农村金融市场化程度低、金融深化程度低及农户资金供求短缺,从而形成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抑制,导致中部农村经济塌陷。根据这种情况总结了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总结了影响中部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金融因素为金融供需、金融创新、金融服务及金融制度等四个主要因素。(3)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入手,构建了中部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化模型,并分析该内生模型中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机理：在农村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农村金融支撑农村经济发展最终途径主要靠中部区域农村金融发展通过货币资金储蓄效应、农村金融投资效应及资源配置效应推动中部区域农村地区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及技术进步,以促进中部区域农村经济增长。因为中部地区农村金融是中部地区农村经济运行的重要动力,而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产生了中部区域农村金融中介,中部区域农村金融中介的发展通过中部区域农村金融服务系统资源配置、支付与清算及金融风险分散功能来影响农村金融的的规模、结构与效率,由此再来影响某一个区域的农村金融深化；而中部区域农村金融发展能够通过农村金融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及资源配置效应来推动中部区域农村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而中部区域农村物质资本积累又具有正的外部性以推动中部区域农村劳动力资本积累的研究与发展部门。通过农村金融的储蓄、物质资本积累、劳动力积累及研究与发展部门共同作用,促进中部区域农村经济增长。(4)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中部区域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度进行分析,并对虚拟变量交互项的解释,来确定中部区域农村金融发展变量对因变量中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偏效；以上实证分析表明：在短期内,中部农村农村金融规模与效率对中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是金融结构不能支持中部农村经济增长；在长期过程中,中部农村农村金融规模与结构对中部农村经济发展都没有促进作用,但是金融效率能支持中部农村经济增长。导致这种原因可能是由于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弱化与抑制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导致农村信贷不能很好转化为农村有效率的投资,促使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起不到较好的支撑作用。中部区域农户收入的增长仅仅是中部区域农户储蓄比率上升的缘由,所以中部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是区域内农户收入增长的充分而非必要条件。这表明经济转型以后,中部区域农村金融体系及市场效率不高,金融市场对区域内资源配置的引导功能没有很好发挥,中部区域农村经济增长及农户收入提升还是不能成为中部区域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目的。(5)在中部区域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制度框架下,中部地区农村金融交易成本与费用已经越过其拐点,表现出了明显的低效率性,所以,基于中部崛起的农村金融体系重构必须放弃现有制度安排,进行重构：完善土地产权改革,让土地可以流转,提供中部区域农户的有效抵押资产；提出构建中部区域的政策性银行,如中部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中部农业发展银行及中部区域民营银行；构建中部区域金融资金管理模式,建立中部地区金融合作定期协调机制,建设健全、高效的中部区域金融市场体系和制度体系,有效防范、规避与控制农村金融风险,从而构建了金融支持中部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类淑志[7]2004年在《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变迁与重构》文中研究指明国内外研究表明,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实行的偏向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战略,对农村金融的直接干预政策以及农村金融自身的系统性缺陷,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体系未能发挥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对农村金融体系变迁和重构的研究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同样,重构农村金融体系也是我国金融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并行推进的。其一是在经济和金融改革过程中有组织培育的正规金融领域,由正规金融机构组织或促成的金融活动,其二是自然发育而成的民间金融领域,由非正规金融组织媒介或者资金供求双方直接交易。本文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两个方面,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历史、现状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的外生性是导致其不健全的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金融体系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制度安排服务于这一发展战略。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走过了由“民办”到“官办”、再到国有银行基层经营机构的发展路程:中国农业银行作为从事农业信贷的国有专业银行,也经历了“四次成立,叁次撤消”的四起叁落的变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初步形成了农村合作金融、农业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共存和发展的农村金融体系。但这一改革成果更多是表面性的,表面上农村金融体系比较完善,但实质上农村金融机构长期经营困难,亏损严重,风险加大,自身效益和社会效益低下,发挥不了应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严重的是,农村金融机构成了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重要渠道。在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只吸收存款,而不愿向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农村地区的大量资金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流向了城市,导致农村地区的资金更加紧张。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更多地依靠非正规金融形式。在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正规金融。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的分析,得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现状的基本判断,即金融抑制。因此,当前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重构农村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就是推进金融深化,消除农村地区广泛存在的金融抑制问题。 论文首先界定了农村金融体系的范畴,从中国古代的农村金融思想、马克思主义
徐芳芳[8]2007年在《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缺陷及完善》文中认为农村金融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一国处于二元经济时期所特有的金融现象。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改革既是整个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金融机构摆脱困境和加快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加快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金融需求，金融需求又决定了金融供给的有效性及相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安排。遵循这一逻辑，本文在对农村金融需求分析，包括农户金融需求及特点分析和农村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及特点分析的基础上，着重针对现行的农村金融供给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现实分析。由于农村民间金融对农业成长、农村发展和农户增收所起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所以本文特别强调研究农村民间金融的规范与发展。当前农村金融需求满足程度无论是总体上还是结构上矛盾都非常突出，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安排没有充分考虑农村金融需求特点，缺乏针对农村分层次金融需求特点的整体性农村金融体系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当前我国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基础现实而进行的农村信用社改革难以成功；没能针对农村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特点相应发展农村社区中小银行；以及农村政策性金融功能定位模糊等。在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方面，我们必须从组织体系和农村金融产品体系两方面努力，强化支农服务意识，开发适应农村各类市场主体需要的、具有差异性的、多样化的系列金融产品，满足农村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根据银监会关于小企业贷款的有关工作要求，稳步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机制延伸至小企业信贷领域；鼓励支持支农金融服务创新，允许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保险、租赁、信用担保、咨询、证券代理、资本营运、外汇业务等非银行业务；提高金融服务市场化程度。
苏静[9]2015年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持续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但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消除,贫困尤其是农村贫困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突出障碍。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农村反贫困事业,并且将农村金融视为缓减农村贫困的主要力量和基本政策工具。为了促进农村金融有效地发挥减贫功能,政府先后对农村金融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和调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政府基于“改革存量,发展增量”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新思路,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农村金融“新政”,力图实现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贫困缓减的良性互动。为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一方面不仅可以为检测、评价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现实依据,也可以为相关部门进一步挖掘农村金融减贫向纵深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进而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高效农村金融减贫模式的形成提供理论与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展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研究理论,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首先结合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和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机制;然后在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农村多维贫困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助前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及其特征;最后,结合国外典型国家农村金融减贫的实践与经验,就中国农村金融减贫的政策优化策略及其实现路径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第一,在阐述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界定相关概念、提出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以及对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缓减的典型事实和农村金融发展相关理论、贫困与贫困缓减相关理论,构建了农村金融发展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理论分析框架,就农村金融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间接机制以及通过金融服务作用于农村贫困缓减的直接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各机制作用于贫困减缓的传导路径进行了探讨。第二,在阐释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与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从需求与供给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利用参数模型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收敛性。研究发现,伴随着农村金融改革的推行,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明显提高,金融服务广度和深度明显拓展,但是农村依然存在较强的信贷约束,并且不同程度的存在金融供给与金融需求结构上的“错配”。同时,各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发展动态均存在显着差异。第叁,分析了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现状及其成因,并利用fgt贫困指数就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从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农村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就中国2001-2011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进行了测度与评价。基于fgt贫困指数与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贫困广度、深度、强度整体上呈现逐步缓减趋势,但地区差异显着;基于新构建的农村多维贫困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熵权综合指数分析方法以及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同时存在经济、社会、环境与生态叁大维度的贫困,且各维度贫困程度整体上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经济贫困对农村总体贫困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其次分别是社会贫困、环境与生态贫困;从贫困程度的地区分布来看,农村总体贫困程度以及各维度贫困程度均表现为东部低于中部,中部低于西部,各维度贫困程度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且经济、社会维度的地区差异明显大于环境与生态维度的地区差异。第四,在比较分析框架下借助状态空间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缓减的总体效应显着,并且大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动态变化趋势;(2)中国农村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并存,且两大效应在时间上均呈现结构性变动特征:农村金融缓减农村贫困的效应中平均有45.83%的比例来自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平均有54.17%的比例来自于金融服务的直接效应;其中1986—1992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70.17%,直接效应占比为29.83%;1993—2010年期间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8.14%,直接效应占比为61.86%。第五,借助pstr模型识别出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影响的非线性结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影响的pstr模型,并基于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与贫困强度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影响都是非线性的,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1)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2)对应于门槛值前后,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这种抑制效应得到进一步强化;对贫困深度的影响以门槛值之后的抑制效应为主;对贫困强度的影响由抑制转变为促进,但均不显着;(3)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贫困强度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第六,采用PSTR模型和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多维纵向贫困视角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贫困、社会贫困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村贫困缓减的过程中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并存,只是在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贫困缓减的效应均存在差异:(1)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非正规金融只有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才能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和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有效带来了农村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效应随着自身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下降;(2)农村正规金融发展在自身发展的较高水平区间同样能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居民教育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但无论处在哪种发展水平区间,都无益于农村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以及农村居民生活与医疗条件的改善;(3)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均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整体上看,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发展的多维减贫效应已经凸显,但是也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提升空间与潜力。
刘星[10]2010年在《我国农村微型金融服务及风险防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金融发展程度,金融又反作用于经济。保持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之间良性的循环关系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发展都至关重要,健康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反之金融系统的风险过高又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应地,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的核心,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资本要素配置系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肩负着重要任务。但目前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能力低、风险水平高等诸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外出现的“微型金融的革命”颠覆了传统商业银行“嫌贫爱富”的经验理念,因此,在深入研究农村微型金融服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的现状,探讨农村微型服务的风险防范和安全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论文的主要内容全文分为前言和正文两个部分。前言部分首先阐述了论文选题的国内外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对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从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的影响、农村微型金融服务的扶贫和可持续性、我国农村金融风险等四个方面做了综述,最后对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论文的主要创新或贡献进行了阐述。正文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农村金融体系的变迁与农村微型金融服务市场。首先介绍了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变迁以及微型金融机构的出现,然后指出政府扶持条件下我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发展,接着界定农村微型金融服务的基本概念以及我国的总体情况,最后以河北省叁县为调查样本分析了我国农村微型金融服务市场。本章是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为后面各个逻辑环节的论证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第二章是农村微型金融服务的基础理论研究。首先,研究了农村地区金融抑制现象,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得到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其次,从理论上提炼了农村微型金融服务模式,并做了相应的评价。再次,提出了衡量农村微型金融服务效能的叁个指标：覆盖力、可持续性和福利影响,并分别对我国各个农村金融机构进行了效能分析。最后,研究了农村微型金融服务变革的路径选择。本章是全文的理论起点,为后面分析农村金融风险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风险防范奠定理论基础。第叁章是农村微型金融服务的风险分析。首先,在界定农村金融风险概念的基础上,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金融风险具有高风险性、较强扩散性、内部关联性、供给不足和隐蔽性等基本特征。然后,分别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两个方法研究了我国农村微型金融服务风险的现状。规范分析时,论文从各类农村微型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和供给环境两个视角展开了研究。从供给主体来看,研究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由于远离农村草根文化——熟人社会圈层,其在提供农村微型金融服务过程中存在较高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同时分析了农业政策性银行、农村微型金融机构等其他供给主体的微型金融服务风险。从供给环境来看,论文分析了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环境与城区存在的差距引致的特殊风险。实证研究过程中,运用了中国农业银行2007年不良贷款剥离前的省区数据,通过建立面板计量模型,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对于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模、信贷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二是在省域经济层面上,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在2002-2006年出现了明显的提升,除工、中、建叁行股改剥离因素外,更得益于经济增长、信贷规模扩张提高了银行的盈利能力,整体上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风险表现水平。叁是金融系统因为吸纳了相当一部分改革的成本,造成金融机构存在着较多的不良贷款,成为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中难以处置的历史包袱,对于涉农业务较多的农业银行来说,这种影响更为明显。第四章是农村微型金融服务的风险防范研究——基于金融机构视角。首先,要完善农村金融机构风险互补机制。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村纳入现代经济体系的步伐也不尽一致,单一的金融体系是不可能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因此,为克服农村地区“金融抑制”对农村经济的不利影响,必须建立起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并建立起互补性的金融体系控制机制。然后,提出要构建金融机构参与微型金融服务的有效模式,分别对政策性金融业务、农业银行、信用社、非正规金融以及金融机构创新等几个视角展开了研究。最后,分析了两种主要风险形态——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管理策略。第五章是农村微型金融服务的安全体系研究——基于监管者视角。此部分则从监管者角度研究农村微型金融服务的安全体系建设。首先,在农村金融体系监管体系建设中,要依托于新旧巴塞尔协议确定的监管要求,建立有效的多元化风险控制体系,即在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框架下,按照农村地区金融特点,从信用风险控制入手,建立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基础管理,建立以监督检查、责任为核心的制约机制和完善的授信管理机制,并逐步将风险控制范围扩大到各类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监管体系要按照不同的层次,完善对正规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逐步将非正规金融机构纳入监管体系之中。然后,探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充分发挥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作用。最后,作为监管体系的重要补充,监管部门要引导金融机构建立完善农村金融行业自律机制,提高监管效果,全面提高农村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能力。第六章是结论及政策建议,也是论文的最后一章。论文的主要结论包括：(1)在我国城乡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二元经济差异,城乡金融服务体系也存在着明显差异；(2)当前提高农村微型金融供给水平,重建农村金融体系是按照两条主线进行的；(3)当前的政策导向是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农村微型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作为一种政治安排,对有关要求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要求,因此采取了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的模式,不可避免地引入了较多的行政力量；(4)监管问题对微型金融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随着金融机构数量、种类、产品服务大量增加后带来了巨大的监管压力,在微型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对经营不善的机构进行清算等问题成为对监管体系新的挑战。论文的建议包括：(1)国家对金融机构服务“叁农”实行财政政策扶持,激发金融机构加快涉农业务发展的积极性,在“叁农”服务到位的同时分散风险；(2)加强法治建设,夯实金融生态制度基础,保障金融机构合法权益；(3)全面推进信用体系建设,规范金融生态信用秩序,防范信用风险；(4)加快发展中介服务体系,丰富和完善金融生态链；(5)打造诚信文化,奠定风险防范的文化基础。2、论文的主要创新论文在叁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研究：首先,论文摆脱了原来城乡金融二元分类方法,指出农村微型金融服务中存在的缺陷才是当前农村金融体系建设中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农村金融机构风险状况的分析和农村微型金融行为的分析,说明在我国农村地区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下,难以建立一套全国统一的农村金融发展模式,需要通过全国性机构、地方性机构和民间互助形式的机构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建立多元化的混合型的农村金融体系,满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农村微型金融行为的特点要求必须更多地依托“草根式”的微型金融机构,微型金融机构必须通过产品、技术和制度创新来克服农村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在不断提高覆盖力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其次,论文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分析了农村：微型金融服务风险。规范分析时,论文从供给主体和供给环境两个视角研究了农村微型金融服务风险,认为金融机构是否融入农村草根文化的核心——熟人社会关系是其开展微型金融服务的重要保障,并分析了大力发展农村微型金融服务市场的前提条件。实证分析时,由于缺乏农村微型金融服务的整体数据,论文仅以农业银行为例,选取农业银行2007年大规模剥离不良贷款前的相关数据,尽可能还原农村微型金融服务风险的真实面貌。最后,论文深入探讨了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问题。市场机制是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大量农村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尚不足以支持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经营农村微型金融服务的需要,需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村客户的共同努力,共同建设健康、有序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1]. 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研究[D]. 仇焕广.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1
[2]. 中国农村金融风险：问题、设计和前景[D]. 张耀平. 华中农业大学. 2007
[3]. 中国农村二元金融结构研究[D]. 于丽红. 沈阳农业大学. 2008
[4].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重构研究[D]. 祝健. 福建师范大学. 2007
[5]. 中国农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王永龙. 福建师范大学. 2004
[6]. 中部区域农村经济发展金融支撑机制及实证研究[D]. 郭刚. 中南大学. 2012
[7]. 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变迁与重构[D]. 类淑志. 复旦大学. 2004
[8]. 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缺陷及完善[D]. 徐芳芳. 中南大学. 2007
[9].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 苏静. 湖南大学. 2015
[10]. 我国农村微型金融服务及风险防范研究[D]. 刘星.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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