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历时过程与克服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中国社会论文,路径论文,危机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06(2010)03-0083-05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形成有一个历时过程。脱离开这个历时过程，很难说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根源与实质。描述这个历时过程是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克服信仰危机、树立正确信仰的前提和基础。
一、“五四”运动以降传统信仰危机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泱泱中华帝国的大门，从此，中国这个走过几千年超稳定历史的封建帝国便乱了自己前进的脚步，正常的社会运转受到了外来侵略者的武力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不少仁人志士对中国的前途命运予以深切的关注和严肃的思考。但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思考尚停留在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人们更多考虑的是从器物制度、科学技术方面“以夷制夷”，而对自己在精神生活方面赖以存活的传统精神文化信仰，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怀疑和动摇。随着几十年中国对外来侵略者反抗的节节败退，以及国内社会运转机制的急剧衰败，历史终以不可抗拒的事实向人们昭示：中华帝国的衰落不仅仅在于物质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更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颓败及由它哺育而成的信仰的迂腐。于是，一场反封建传统文化、根治迂腐之信仰的新文化运动终于如火如荼地爆发了，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五四”运动。应该说，“五四”运动真正地凸显了中国传统信仰的危机。
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形态多样，但以儒学信仰为主体。不论儒圣孔子当年创立以及后儒不断拓深发展的儒学本身是不是一种宗教（并无统一认识），都无碍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一种信仰。所以，说到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儒学的思想观念。与儒学并称三教的佛教和道教也成为中国传统信仰的基本内容，但处于儒学这一核心的外围。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佛教作为不断中国化了的外来宗教，都与儒学思想观念密切相连，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既是儒学的印证又是儒学的补充。总之，经过数千年的演化锤炼，儒学成为内容丰富、论证精细、推理缜密的思想信仰体系。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从内部结构到外部形态，从观念框架到行为准则，从内化主体到投射对象，是一个完整而圆融的有机整体。首先，作为一种思想原则，它的突出特征是混沌合一，即所谓主客合一的“内在超越”，体现在信仰本质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就是以社会消融个人，以现实消融理想。其次，就其信仰的对象而言，它是个人人生信仰和社会理想信仰的高度统一。它以现实的人生，以儒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为信仰对象。儒学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的实现途径是贤人君子，于是，圣贤并举成为传统的理想人生境界。儒学的理想人格与其所信仰的“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是内在一致的。为实现理想人生目标和理想社会目标，儒学创化出了中国人代代相因的主体修养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内圣”而“外王”的个人人生信仰与社会理想信仰高度统一的运作机制。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信仰与其相应的社会境况相辅相成，它对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凝聚和牵导作用。“古代中国的社会存在——对象理论——行为主体三者的相互平衡，并且不断地自我复制，稳定地循环达千年之久，使中国封建文明繁荣昌盛也达千年之久。”[1]但是，这一切也只是在“中国把自己看作世界”这一特定的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当西方的军事侵略、经济冲击乃至思想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中国人展示出人类更为广阔的文明的时候（这里仅仅是指西方文化中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古老的中国文明和传统信仰，便只能在军事、技术乃至于社会制度的节节败退中，逐步萎缩直至土崩瓦解。传统的“内圣而外王”的个人人生信仰，虽令人钦羡，却从此再也无法持有；传统的“小康”、“大同”的社会理想信仰，虽令人神往，却从此再也无法执掌。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的关系错位、颠倒、紊乱，使中国人的传统信仰陷入危机。
二、“文化大革命”信仰宗教化造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百余年的社会动荡、生活不安和精神危机之后，心灵中饱含着强烈的信仰渴望，蕴藏着巨大的信仰热情。历史的大浪淘沙使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陷入全面危机的时刻，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在中国的确立，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十月革命后到中共建党前，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并成为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信仰；第二阶段：中共建党到建军和开展武装割据之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形成自己的政治载体——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知识分子的信仰成为先进工人的革命信仰；第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队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到新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险恶环境下以武装斗争夺取生存权并成为红色根据地人民的信仰；第四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得到广泛普及。
透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后成为新中国人民大众的主导信仰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它并不像西方社会某些宗教信仰是从“文化之根”积淀和渗透于特定的社会而成为人们的信仰的，也不是仅靠理论的强行灌输和说服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毋庸置疑，从传播到确立首先是理论的深化与完善——一种真理性推进的过程，否则它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的新信仰），而是切切实实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在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中现实地生成的。把握不住这一点，就难以把握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确立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问题的实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民的新信仰，乃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就站在了人类信仰历史发展的“制高点”上；经受了理论的百般磨炼和实践的严酷考验，它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信仰的精华，又扬弃了中国传统信仰的糟粕，与中国人民的革命需要“一拍即合”。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感召和引领下，中国人民不但战胜千难万险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波澜壮阔蒸蒸日上。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都不会忘记那美好的时光。
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却把中国人民推入到了一场新的信仰危机之中。从信仰的角度反思“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它完全是一场信仰宗教化的悲剧。
首先，“崇拜”的神化。信仰的心理基础是崇拜。没有崇拜，信仰便无从发生也无从实现。但是，崇拜什么、如何崇拜却使崇拜具有科学崇拜（不是崇拜科学）和盲目崇拜之别。纳入到信仰范畴中的崇拜而使信仰“宗教化”的，是崇拜无所不能却又虚无缥缈的“神”，或是把现实存在的活灵活现的人当“神”一样崇拜。“文化大革命”制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崇拜”，并把马克思主义这种崇高和科学的信仰，完全地庸俗化为领袖偶像化的个人崇拜。“四无限”是其崇拜的理论表达；“早请示、晚汇报”是其崇拜的实践形式；“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是其崇拜的理论和实践的“完美”结合。在这种个人崇拜中，领袖成为“神”，它完全错误地倒置了信仰中个人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个人崇拜最容易使人类正常的信仰成为一种准宗教的甚至是宗教式的信仰。事实上，正是当这种个人崇拜完全充斥了人们信仰世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场声势浩荡的“造神”运动，关于“神”的信仰造成了，关于人的信仰却死亡了。
其次，“相信”的狂化。信仰是以“相信”为中心的知情意统一的精神活动。但是，“相信”如果脱离科学陷入狂热，那就成为一种狂信。狂信就是信仰的狂热化。哲学家莱布尼茨指出：“狂信的根源就在于一种直接的启示是比一种漫长而辛苦的推理更舒适和更简捷的，而这种推理又并不总是跟随着幸运地得到成功。……这种看法曾产生巨大的结果并引起巨大的祸害。”[2]（重点号系引者所加）这位哲人虽是针对人类历史上宗教信仰中的狂热而言，却被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种现代的事实又一次地证明了。在那扭曲的年代，狂热信仰中的人们，被一种焦灼不安的躁动所控制，既表现出对偶像异乎寻常的爱和诚，又表现出对“异己”极其疯狂的仇和恨。这种畸形信仰，是那样“理直气壮”地给中国人民制造了巨大的灾难和悲剧。
可以说，“文革”中，真正的信仰已经枯死，人们沉浸在虚幻的信仰之中，但处于那种状态之下的人们是根本无法体验到信仰的危机的。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虚幻的信仰化为乌有，人们方从恶梦中惊醒。到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危机才显现出来。怀疑一切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担当着实现“四化”重任的新生代成为“怀疑的一代”。这是“文化大革命”信仰宗教化的“滞后效应”，是这场特殊精神运动的“历史惯性”。
三、苏东剧变引发的共产主义信仰危机
由“文化大革命”信仰宗教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主要发生在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怀疑的一代”人身上。但是，这一代人在经过痛苦的内心煎熬和客观的冷静反思之后，并没有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丧失信心并产生危机的，多数却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人。特别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以后，危机加剧且更加普遍。
如果说，由“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危机，更多地来源于人们的精神信仰生活本身，信仰危机主要地还表现在人们精神信仰世界的紊乱与迷茫，那么，苏东社会剧变以后的信仰危机，则更多地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动荡。随着“四人帮”垮台和拨乱反正，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扬起了改革的风帆，中国从经济到政治，从政治到文化，都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历程。短短的十多年，天翻地覆，日新月异。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还来不及彻底地反思和清理由“文革”带来的信仰危机，社会生活的剧变又要求人们重构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而要求人们用重构的精神世界的“能动性”对社会发展的未来做出“前瞻性”的规范与导引。于是，信仰危机便由原来的倚重于文化层面的状态，向对社会的经济制度乃至于政治制度反思的“历史深度”叠加和延伸。
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动荡，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从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过程来看，当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时，就确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目标。1949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1956年经济改造的完成，表明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从理论到实践的推进。但是，当“跑步”迈向这个目标的时候，历史却给了我们当头一棒。“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运动，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丰衣足食，相反，三年自然灾害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如果把“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视为从物质层面上向共产主义的“跑步前进”，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从精神层面上向共产主义的“跑步前进”。无论是从物质还是到精神，中国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推进”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伴随着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任意曲解和国内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怀疑，共产主义信仰出现了最严重的危机状态。人们本能地没有怀疑进入共产主义的方式有无问题、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无问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方式有无问题，而是怀疑“共产主义”本身有问题。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需要指出的是，这一信仰危机的产生并不是来自于某种理论说教的失败，而是来自于人们的亲身实践（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实践”本身的问题），于是，危机便获得了一种同样靠简单的理论说教并不能轻易消失的“现实厚重感”。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状况来看，当年我们选择共产主义信仰，自认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业已垂死、腐朽、丧钟即将敲响”的人类文明发展特定基础之上的一种选择。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也没有“垂死”的迹象。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并大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似乎比社会主义有了更大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它与社会主义形成了长时期的冷战性对抗。1989年，冷战对抗土崩瓦解。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抛却了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信仰，进入了非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正如同黑格尔当年形容启蒙运动的功绩时所描述的：“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它用肘臂把它的同伴轻轻一推，于是唏里！哗啦！神像垮在地上了。”[3]
国际社会秩序的剧变，给中国人民的心灵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业已存在的共产主义信仰危机，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文化时空中得到了某种“印证”。因此，这一历史时期，是共产主义信仰最严重的危机时期。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面临的综合性信仰危机
东欧剧变与前苏联解体，使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重要的历史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还要不要坚持，还能不能坚持，中国是前进还是后退。在这历史的关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以振聋发聩的语言向世人宣告：“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并针对当时阻碍中国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最尖锐、最重大的思想信仰层面的问题——即“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的经济社会成就，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尽管这一理论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比较科学的现实信仰目标。它上可跃迁到共产主义信仰的最高极态，下可渗透到现实生活的具体信念之中；既不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理论体系，也不是具体的经济政策或手段。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完善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地具有负面效应——市场经济的共性问题，即整个社会的功利化和世俗化倾向。在严格的意义上，功利化和世俗化倾向是一种无信仰状态，它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危机的克服和解决。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以积极的姿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全球市场空间，为中西文明之间的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这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而且对国家主权和民族认同构成威胁，各种危机不断显现出来。经济全球化时代所凸显的各种各样危机中，信仰危机既“首当其冲”又“深藏其底”。它既是以往各个层面、各种维度信仰危机的“集结地”，又是以往信仰危机在深度上的“叠加地”，可谓“综合性的信仰危机”。
五、克服信仰危机的基本理论原则
对于我们来说，克服信仰危机不是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信仰，而是重建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立场、方法和态度。就克服信仰危机而言，有许多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在此笔者仅从信仰的本质[5]着眼，阐述几个重要的基本理论原则。
首先，在处理信仰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要充分考虑和尊重个体主体性、个性自由发展的原则。多年来我们的信仰失误主要表现在常常把集体和个人、集体主义和发展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并未真正把个人的自主和独立看做是它应有的内容，过于强调集体主义并用集体主义消融了个性。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原则的集体主义是“人和人之间矛盾”、“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首先需要的是真正独立的个人和自由发展的个性。因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尊重和促进个体主体性、个性自由的发展，不是背离了共产主义的方向，而是日益趋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
其次，在处理信仰所蕴含的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要充分把握和尊重信仰与理想的“级态性”结构的建构原则[6]。从信仰作用的机理上看，它虽然是在终极价值目标上给人们提供一种动力和支柱，但这种终极关切绝不是宗教式的对一种悬空彼岸的关怀。信仰有生活信仰、道德信仰和终极信仰之分，理想也有生活理想、道德理想和人生最高理想之分，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对应性。信仰和理想的这三种级态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是一个不断地跃迁的有机整体。我们过去严重忽视了信仰和理想的“级态性”结构，使信仰和理想脱离了现实生活基础而变得虚无缥缈。重建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就必须充分确认它的层级性及其之间的相互关联，把共产主义这种终极社会理想具体地渗透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信仰和生活信仰之中，使之具体地转化为人们全部行为的具体动机，从而使它不但具有终极理想的感召性，更重要的是还具有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
第三，对信仰在社会发展和社会运转机制中的地位，要充分认识并坚持“文化中介”的原则。我们过去的教训是片面强调信仰的政治化，而忽略了信仰的文化意义，政治和信仰之间的必要张力完全消失，信仰失去了对政治应有的牵导和矫正功能。信仰不仅与政治紧密相关，从社会结构系统看，它也属于社会文化系统的价值观念层面。在人们的复杂观念系统中，信仰由于它的超越性和理想性居于最高地位。它的作用的发挥必须经过社会诸种观念、精神等——文化的中介而实现，因为有文化中介的缓冲作用，信仰才有可能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运转实现一种理想性的检视和文化性的矫正，以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和朝着理想目标前进。
收稿日期：2010-01-12
标签：中国宗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革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实践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