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化”不可行，产业精神不能少——对“图书馆产业化”问题的知识经济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能少论文,经济学论文,图书馆论文,精神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97（2004）04-0062-04
20世纪末以来，我国文化教育“产业化”大讨论风起云涌。图书馆学是信息资源公共管理的应用学科，一向善于引进其他学科的新思想观点和新技术方法，对于“产业化”大讨论自然也趋之若鹜。然而，“产业论”与“质疑论”争论了十来年，仍是“见仁见智，各执己见”，至今未能相互取长补短形成“兼容众长”的图书馆发展理论，更谈不上为工作实践和发展道路选择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对真理的认识也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逐步深化。“产业化”理论研讨应当尽快结束各执一端的“自言自语”，停止无谓的争论，遵守“大道归一”的“中庸之道”，进行“面对面”的双向交流，对话而不对抗，“求同存异”，在共同的目标下达成“不完美的共识”，以便尽快由理论研讨转入实践探索。为此，应当首先确定一个共同的“定义域”，它既不是传统的“事业”运作规则，也不是传统的商品经济学定论，只能是知识经济学原理。
1 图书馆的生存危机
20世纪末期以来，各国图书馆都陷入了世界性的经费短缺困境。尤其是在我国，尚处于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成熟阶段，因而还相当稚嫩和脆弱，对于困境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较弱，经费短缺的困境进一步演变为图书馆的生存危机。
1.1 图书馆生存危机的内在原因
美国近代图书馆学先驱杜威（J.Dewey）指出：图书馆“要以最少的花费为最多的读者提供最好的图书。”所谓“以最少的花费”，就是要通过控制经费投入，保证图书馆经济效益最大化；所谓“为最多的读者提供最好的图书”，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求，实现图书馆社会效益最大化。这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理念，早已成为世界图书馆界公认的近代图书馆目标原则和行为准则。然而，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水平还不高，近代图书馆的属性和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以至于古代藏书楼“遗风”绵延不绝：吃饭靠“皇粮”，做事靠“输血”；对上（政府指令）听命依赖，对下（社会需求）漫不经心。在“藏书楼意识”和“亚官府心态”等古代图书馆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下，图书馆工作实践难免违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论的近代图书馆目标原则和运作规则。
其一，在发展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片面强调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甚至以社会效益排斥或否定经济效益，陷入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二元对立论”的误区。
其二，在工作实践和质量评价上，片面强调读者满足率，忽视馆藏利用率，甚至以读者满足率排斥或否定馆藏利用率，陷入了“读者满足率唯一论”的误区。
其三，在图书收藏和资源建设上，片面追求数量，忽视馆藏质量，多多益善；用大数量弥补或掩盖低质量，用金钱和收藏数量“堆积”读者满足率，陷入了“片面数量观”的误区。
其四，在馆藏质量评价上，片面强调学术价值，忽视实用价值，背离了“藏书为用，以人为本”的近代图书馆本质精神，限制了馆藏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转化效率，陷入了“知识本位论”的误区。
1.2 “以不变应万变”——生存危机愈演愈烈
在计划经济时代，上述传统习惯拥有充分的现实性和生存空间，不仅图书馆“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而且整个社会也认为“理所当然”。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体制发生变革，由社会需求、出版市场和经费投入“三要素”所构成的社会“信息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一，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经济效益成为政绩的核心构成与主要标志。对于图书馆这种“只花钱，不挣钱”的领域，各级政府和长官大都投资积极性不高，造成了图书馆经费绝对额度大幅萎缩。例如，1997年全国共有县（区）级以上公共图书馆2631所，其中全年没有一分钱图书经费的就有592所，没有添购一本新书的也多达520所[1]。对于非营利的图书馆公益事业而言，财政经费投入不足，就无异于断绝了它们的血脉和生机。
其二，出版发行系统率先“产业化”或“商业化”，在生存竞争压力和经济效益诱惑下，利用行业优势和专营特权，人为哄抬书价，谋求超额利润，造成了图书馆经费的“相对贬值”，收藏量锐减，致使其生存危机雪上加霜。例如，1995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新购图书仅551万册，比1990年下降了58.4％，比80年代中期下降了2/3，平均年下降率9.2％。又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号称“图书馆正规军”的高校图书馆人均年购书量由80年代的10多册锐减至2册左右，下降了80％[2]。
其三，知识分化繁衍速度日益加快，新陈代谢周期逐年缩短，人们的职业变迁越来越频繁，学习终身化的趋势日趋明显，社会对图书馆自学教育服务和信息咨询服务需求的多样化、动态化越来越突出，其专业化对口要求越来越苛刻，图书馆的教育服务和信息服务能力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例如，山东大学原化学系“一系一所四专业”已经分化为现在的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两个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也分化出了两个一级学科、十一个研究所、五个博士点、七个硕士点。
然而，图书馆却“以不变应万变”，固守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导致自身生命活力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弱化。以至于，一旦“财政输血”不足，大都陷入“贫病交加”，一些“并发症”也随之爆发。其一，本来收藏量早已日益缩小，覆盖面越来越狭窄，却依然墨守“亚官府”心态，经费使用和图书收藏依然沿用大手大脚的传统习惯和“模糊技术”，随机性有余，计划性不足，灵活性有余，精确性不足。其二，读者工作依然固守旧官府“坐堂式”服务方式，“三坐作风”依旧：坐等读者上门；对读者困难，非请则坐视不问；有求则“坐以论道”。送书上门、“流动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宣言》所倡导的“特别服务”迟迟开展不起来，如此等等。因而，读者满足率这条图书馆的“生命线”就难免人气不旺、若“风中游丝”了。
2 “图书馆产业化”不可行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许多有识之士苦苦探寻和求索走出困境之路，“图书馆产业论”应运而生。它主张：“图书馆工作的对象和服务内容应该转到加强信息处理上来；……转为以计算机处理和数据库开发经营为主的信息服务和咨询产业”，并通过“谁受益，谁负担”的“有偿服务制度”，形成“内在的投入与收益的运转机制”，最终实现“资本增殖“[3]。它首先注意到了知识资源和信息服务的商品属性，将市场经济规律和运作机制引进了图书馆发展理论，其忧患意识、责任精神和探索精神令人感佩。然而，它是身处经费短缺困境中的图书馆被迫采取的“自我扭曲精神人格”以适应社会信息生态环境的权宜之计，理论上存在诸多先天不足的内在缺陷，实践上也难免导致一系列负面后果。
2.1 违背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
绝大多数读者都是纳税人及其子女，已经通过纳税对图书馆进行了先期投资。接下来，图书馆应当遵守“谁投资，谁受益”和等价交换原则，向他们提供等值的教育服务和信息服务。如果再以“谁受益，谁负担”为理由实行“有偿服务制度”，这种重复收费无异于对纳税人的“二次剥夺”，完全违背了等价交换的公平原则。
2.2 违背图书馆的公共服务精神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修改后的第三个《公共图书馆宣言》重申了图书馆的公共服务原则：公共图书馆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提供服务，而无论人们在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上的差异，必须向那些因任何原故不能获得正常服务和资料的用户提供特别服务[4]。“图书馆产业化”势必导致对公共服务原则的实际背离。因为，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研究开发型用户（研究型读者）永远也不可能超过知识消费者（学习型读者）成为大多数，而学习型读者大都属于经济支付能力的弱势群体。“图书馆产业化”后，乐学而贫穷的学习型读者怎么办？如果为了自身“资本增殖”而置广大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利于不顾，只为或主要为少数有钱的研究开发型用户提供信息咨询服务，难免造成知识垄断。
2.3 对社会公众权利构成了实际侵害
图书馆的一切（包括馆员工资）都来自财政拨款，归根结蒂是来自纳税人的税赋，所以，包括馆员劳动力在内的一切产权都归社区或社会全体公民所有。尤其是，“图书馆的藏书是人类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是社会的共同财富，更不是图书馆馆长与工作人员的私有财产。”[5]“产业化”的实质是：以社会公共财产为资本进行代理经营，盈利（“资本增殖”）归自己所有。若如此，则势必构成化公为私、侵夺公众权利的违法行为或贪污犯罪。
当然，“资本增殖”也可以上缴国库或冲抵部分财政拨款。如此，又无异于“拆了东墙补西墙”，丝毫也改变不了经费短缺的困境。
2.4 导致图书馆本质精神的蜕变和异化
日本《公共图书馆的任务和目标》指出：“公共图书馆既是提供从幼儿到老年人自我教育的场所，同时也是居民获得信息、欣赏文艺、创造地区文化的场所。”[6]阮冈纳赞更明确指出：“贯穿图书馆发展各个阶段的基本原则对各类型的图书馆来说都是一样的，并且它今后也将始终是图书馆的明显特征。这个基本原则即图书馆是全球性的教育工具，它汇集和自由流通着所有的教育工具，借助它们传播知识。这条基本原则——‘图书馆的精神实质’——像人的灵魂一样贯穿于各种类型的图书馆之中。”[7]
“产业化”的结果，必然使图书馆多功能综合性的文化教育机构异化为单一性的“信息咨询公司”’导致公民的自我教育权利被剥夺，丧失欣赏文艺、创造地区文化的机会。
2.5 排斥社会对图书馆的需求和利用
向利用图书馆的用户收费，对不利用图书馆的人而言不失为“公平”，但是，却难免导致不堪设想的社会后果。因为，绝大多数读者从图书馆得到的“高受益”大都是精神的、隐性的，最终能否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高收益”，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的外在制约而成为一种变数。所以，除了“读书做官”以外，“读书无用论”的阴云总是挥之不去。如果再让读者“二次交费”，就无异于驱使或鼓励人们远离图书馆。结果，难免以收费制度的“经济杠杆”，排斥社会对图书馆的需求和开发利用，排斥读者利用图书馆开展终身学习活动，排斥人们追求精神文明的自我创造活动。
2.6 违背知识经济的客观规律
知识商品的运动具有如下的“过程链”和因果关系：文化教育事业——国民文化素质和知识消费能力——（知识消费活动及需求市场）——社会知识创新体系及创新活动——（信息服务需求市场）——信息咨询业。可见，信息咨询业以社会知识的创新体系及创新活动对信息咨询服务的需求为动力；知识创新体系及创新活动以国民文化素质、知识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为动力；而国民文化素质、知识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则只能来源于文化教育。
“图书馆产业化”违背上述的知识经济规律，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发展道路选择，难免导致如下后果：放弃或放松社会教育，则国民文化素质和知识消费能力势必继续弱化；国民知识消费能力弱化，则知识消费需求市场势必继续疲软；知识消费需求市场疲软，则知识创新活动乃至创新体系势必乏力；知识创新活动乏力，则信息咨询服务需求市场势必疲软。最终，信息咨询服务业失去了社会需求的原动力，图书馆的“投入与收益的运转机制”必将土崩瓦解，“资本增殖”将化为泡影。
正因如此，即使市场经济和图书馆现代化水平相当高的发达国家，虽然也面临经费短缺的困境，但是至今也未敢“产业化”，甚至对有偿服务制度也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盐见升（日本）等一大批著名图书馆学者则主张遵守《公共图书馆宣言》所倡导的免费原则，认为：“保障人人受教育的权利，……这一保障基本人权的事业，必须由公共机构用公费来承担予以实现。”[8]
3 产业精神：图书馆发展的新活力
图书馆要想走出困境，走上现代化可持续发展之路，“产业化”虽不可行，产业精神却必不可少，它是图书馆现代化发展的新活力。其核心内涵包括：一是开拓精神和经营理念；二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效益最大化原则；三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统一的现代化管理；四是灵活性与精确性相统一的质量评价指标。
3.1 读者满足率与馆藏利用率相统一
正如任何人的消费活动都不可能为了满足某种需求而倾家荡产一样，作为文化信息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控制机构，图书馆也不可能不计成本地无限投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堆积”读者满足率。因此，杜威、阮冈纳赞等近代图书馆先哲们历来就主张：读者满足率与馆藏利用率兼容并重。例如，阮氏强调“每个读者有其书”，同时也强调“每本书有其读者”[9]。只不过，由于“亚官府”传统的束缚，往往导致我们误读误解，形成了忽视馆藏利用率的偏见。应当更新传统观念，充分发挥文献收藏、流通管理和消费指导的控制功能，实现读者满足率与馆藏利用率相统一。
首先，要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公共管理职能，科学地分配使用图书经费，量入为出，深化细化经费分配层次，合理配置馆藏资源。既要重点突出、保证特色，又要遵守知识资源共享原则。这样，使图书馆真正成为既是有志者成才、成功的摇篮，又是平民大众从幼儿到老年整个人生旅程的精神家园。
其次，要充分发挥文献收藏的选择功能，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引导未来发展与满足现实需要兼顾；严格甄别、精确选择，提高馆藏资源与读者需求的“对口度”，努力使每一元钱的经费都转化为“最好的图书”，满足“最多的读者”需求。
再次，要充分发挥知识流通控制功能，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相统一，资源组织和流通管理的有序化与“自由存取原则”相统一；既要保证资源体系的完整性，又要实现文献存储和流通服务层次化，及时清除无用旧书的阻塞，疏通流通渠道，保证既节约保管成本，又提高有用文献的流通速度。同时，还要不断提高服务的针对性，充分实现每一册图书的文化教育价值和信息资料价值。
3.2 无私奉献与有偿服务相统一
面对经费短缺困境，有偿还是无偿（Fee or Free）成了世界图书馆界关注的焦点问题[10]。但是，严格遵守《宣言》所规定的公共服务原则和无私奉献精神，依然是普遍的共识。对于经济不富裕的平民大众和学习型读者，更应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无偿服务原则，以确保公民受教育权利平等，确保知识资源共享和分配公平。同时，对于有研究开发经费的研究开发型用户，尤其是财大气粗、以营利为目的的科技开发商，实行有偿服务的收费制度完全合情合理又合法。其一，图书馆专业化的信息服务，提高了信息收集选择、整理组织和处理利用的效率，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收益率；理应遵循“互利互惠、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由受益方向服务方支付报酬。其二，图书馆利用信息服务的收益，资助社会教育事业，开展大众化全民素质教育活动，不仅符合“损有余、补不足，扶持弱势群体”的社会公平原则，而且，也必然提高国民的知识消费能力，为开发商乃至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广阔、更繁荣的知识需求市场，是“培根扶本”之举。
有学者倡导：以“一馆两制”体制[11]，保证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与信息服务功能平衡发展。其知识经济学义理和社会实践价值或许尽在于此吧。
3.3 开源与节流相统一
经济效益的本质是投入与产出的比值，所谓“效益最大化”也只能是投入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的统一。所以，要实现图书馆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就必须既要探索合理的收费制度，更要实行产业的量化管理制度，实现开源与节流相统一，使图书馆经费的每一分钱都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转化为读者精神需求的满足。有学者研究证明：1995年我国“每千克能源产生的GNP”（过去通称“投入——产出效益”）只相当于印度的1/2、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3、泰国的1/5、日本的1/9[12]。可见，我国的管理水平是何等落后！这种低起点、低水平、低效益的“三低管理”和“向管理要效益”的广阔空间，同样也存在于图书馆之中。
图书馆是文化资源存储、流通和开发利用的公共管理机构，其管理学科性质非常突出[13]，应当深入研究和自觉运用知识经济学原理，规范指导管理实践，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向管理要效益。为此，在探索有偿服务制度的同时，更应当“把精力放在成本和降低成本的方式上”，认真研究“如何有效地活用已有的资源（如人员、建筑物、文献、设备和信息技术等），去组织一个高效率的机构。……在这方面要比工商经理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英]P.L.沃德语）[14]。例如，发达国家图书馆的成本核算制度非常严格和精确，每本图书所占馆舍空间及其维护管理费用都计入成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的管理也能达到日本那样的水平，就相当于图书经费在现有水平上增加了8倍。到那时，经费短缺的压力也许会有所缓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