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研究随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中期以来，我和北方高校的一些师友同行，就常常谈起陈老师那些启人心智的论作，近年您更被看作是古典文学宏观研究的代表，事实上您的确已在唐诗学、宏观研究和文学史重构、诗学几个大的领域里，早为学界关注。这次我由北方初来上海，很想听您谈谈关于学术的思想、计划和追求。
□你太客气了。这些年我主要是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文学史学，二是唐诗学。文学史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倡导宏观研究，到组织丛书的编写（与董乃斌同志一起），自己也写了一本《中国文学史之宏观》，着眼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学，概括其民族特质和发展规律，打破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比较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局面，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同事们搞《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把宏观研究的一些思路付诸实践，力求描绘出中国文学由传统到现代转变的历史轨迹，按每一百年一个时段进行梳理，我写了“导论”部分。第三步是与董乃斌合作，主持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学史》，总结文学史研究的历史经验，从古代一直写到当前，现在尚处于拟订提纲、整理思路的阶段，有一点初步想法，已整理成文先加发表。
唐诗学这方面，大体也是分三步进行的。先是采录唐诗的相关书目，再是汇编历代论评唐诗的资料，三是进行理论的概括。目前书录已出版，论评资料编了两种，理论思考则以《唐诗学引论》的形式发表了。原想写得厚实些，径名为《唐诗学》，因种种条件限制，只写成了《引论》。今后如有可能，想继续编几种资料，写一部《唐诗学史稿》。另外，还考虑由唐诗学向中国诗学拓展，也正处在准备阶段，先认真读点书、思考一些问题再说。
○我在探讨中国文学诸主题、意象和母题时，常借鉴大作，觉得您的文章很耐看，感到表面看来好象并未引证多少理论，又没什么太新奇的外来词语，但潜存着深厚的理论背景，有某种无形的逻辑力量，经得起涵泳，您为什么要偏重于从理论、宏观的角度来把握文学史现象？这样做，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始料未及的副作用，能谈谈古典文学研究怎样提高理论思辨能力吗？
□在华东师大读书时，我是比较喜欢理论的，印象特别深的有黑格尔、丹纳、普列汉诺夫的哲学、美学论著。还爱读西方文学的作品，尤其是欧洲的文学名著。后来教书象跑野马，文学理论、欧美文学、中国现当代到古代文学都教过，而真正落到古代文学专业则是在79年以后。这种经历造成我知识结构的庞杂和兴趣指向的泛漫，但也对我后来喜欢用联系、对比的方式思考问题有影响。
为什么要搞宏观研究呢？除个人爱好理论思考外，就是看到建国后那几十年古典文学研究，可以说完全走到作家作品论之中了。这样容易“见木不见林”。而所谓“宏观”，确切地说也不是什么新东西，“五·四”之后一代学人如鲁迅、胡适都有这种大的视野，对后学启示颇多。国后也不是没有过尝试，但受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干扰，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民间文学主流”等公式来套用，事实证明并不成功。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觉得理论、宏观无意义、弊多利少。其实，照我看来，这正说明理论思维锻炼的重要和艰难，非下苦功夫不可。而目前的现状，说得不客气点儿，认真地从理论角度研究文学史，还没有好好开头哩。包括我自己的研究，也只是处在起步探索阶段，远远没有达到圆熟的地步。
○先生太谨慎自谦了。每一种新路子的开端创始，都难免会有些不解、误解和非议相伴生的，学术史上这也算是题中应有之义吧。为了理论的清晰透彻表述，精力专注，是不是搞理论就注定要忽视一些材料呢？
□决非如此！就研究工作而言，资料总是第一性的，理论概括要建立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对那些切切实实搞资料考据工作的同行，我一向很尊重。我只是觉得，相对于资料建设来说，我们的理论探讨似乎更显得薄弱一些，更需要加强。宏观研究，也并不是都要把题目做得很大，关键在于要有宏观、整体的意识，这里面也包括要讲求一定的理论概括的方法。我曾举程千帆先生《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一文为例子，认为是从一首诗入手，揭示了上下800 年间文学思潮的变迁轨迹，这就属于宏观的视野和概括。至于倡导宏观研究是不是会助长空疏学风，倒是很难讲的，就象提倡搞资料考订，也有可能引入琐碎饾饤之路。
○这些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文学的发展，文学史的形式，并没有什么规律性可言，这种运作过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那么，您既然要从宏观角度上试图找出、论证某些规律存在，还要拉开些距离以期看得更全面准确些，大概也遇到过总结规律的困惑吧？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问题提得很有意义。目前确有不少人不赞成在人文学科领域提规律性，而且象过去那种把规律说成是“铁的必然性”的做法，确也很成问题。但我还是倾向于承认事物的规律性。诚然，事物发展不是命定的，常具有多种可能性，但可能性的建立总有内在根据，可能性的实现亦需有一定条件，这些根据和条件都体现出因果联系。规律无非是因果联系，是带有普遍性的因果联系。研究文学史，如果不满足于事象材料的堆积排列，而要进一步探索其背后的因果联系，就不能回避总结规律的要求，只是不要处理得过分机械。这个问题的展开牵涉到哲学思想，我在《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一书里触及一些，今天不能深谈了。
○说起对于文学史宏观的非议，您一定也看到听到一些，您本来占有大量的资料，做了许多微观的积累工作的。据我所知，您的《唐诗汇评》一书就选评了5000首诗，每一首都缀以前人的评语，这些评语又是从散见在全国各地的几百种书籍中一一收罗的，仅仅是沙里淘金、理杂去复的功夫就令人生畏，何况还有些很难找到论评资料的诗作！书后还附了《历代唐诗论评辑要》，把一些难归类的宏观方面的论列也收入了。我觉得，仅仅这个大项目，就可称之为一部微观的唐诗接受史；而且可贵的是，又用宏观视野统摄起来。我想，咱们古代文学时段太长，分得太细，恐怕不少同行缺少对您这方面工作的了解，以为陈先生是专门搞文学史宏观研究的。了解不多也就难免产生些误解，于是更易把搞微观与搞宏观的对立起来。可是，我一直没有见到您对这一点谈过什么，您就没有设想去对此讨论、争议一番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所操之术不同”，无庸争议。如果大家都认为搞宏观有意义，对宏观研究该怎么搞，理论方法该怎么用，可以展开讨论；但你搞考据，我搞理论，只能各走各的路，或者互相借鉴，求得互补，没有必要也难于展开争论。要有争议，无非是你指责我的路子，我指责你的路子，甚至意气用事，对促进学术一无好处。实际上，搞宏观的未必不重视材料，搞考据的也未必不需要宏观。学术不同于政治，多几条路子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去争议宏观研究应不应该搞，而是赞成搞宏观的人要研究怎样把它搞好。这几年的成果，站得住的有一些，出毛病的也不少。要深入下去，必须一步一个脚印，把基础先打结实。我说的“基础”，不仅指微观层面的研究，还包括基础性的宏观研究。如以一个思潮、一个流派、一个时期为范围进行梳理，而后逐渐扩展，上升到总体性宏观，这样循序渐进，方有可能避免空疏。80年代开始提倡宏观时，为了打开思路，或许有必要先跳到半空中鸟瞰一下，而真正的宏观研究的大厦，还是要从底基做起，一层层建构起来的。
○是呵！宏观是相对的，宏观研究也具有多维视野和多重结构。这种积累到相当程度后的“感悟”我觉得特别重要。而且一个“大思路”的提出，往往并不在于得出了某些具体结论本身，它可以触发多维多层面的联想，激活咱们古典文学研究这个最该激活的领域。看来，先生谈的实质性问题已涉及到理论方法与具体材料的辩证关系上。一般说，在个人的价值系统中，这两者总是有所偏重的，您对这两者关系是怎么看的？理论与新方法的吸收应用您也有不少甘苦的吧？
□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是研究的前提和起点。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要加强理论方法的探讨。诚然，方法并不就是一切，世界上没有万能的钥匙，采用什么方法往往要根据所研究的对象而定。但有了材料也不等于有了一切，还要凭藉合适的方法来加以整合。从学科建设上看，材料的发掘和考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像敦煌文献或甲骨文出土那样的大规模发现，毕竟是千年一遇，多数还是局部的补充。而理论观念与方法的更新，则常成为一门学科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如《诗经》研究在两千年间始终停留于经学的范围，“五·四”以后才被当作歌谣重新加以审视，而后又引入民俗学、社会学、神话学等视角，这门学科才得以不断出新。这说明理论方法的讲求还是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只有新的方法才好，旧的方法便应该否定。任何一种方法只要行之有效，都值得肯定。但有效性又总是同局限性相联系的，乾嘉学派的方法用于考据是可行的，用于理论研究或作品鉴赏便不可行，需要有别的方法，反之亦然。就是搞考据，也不只限于乾嘉，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在继承乾嘉的同时，又都超越了乾嘉。所以没有唯一的、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路子，需要适应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创新。当然，创新不能一蹴而就，特别是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移植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更须精心选择其嫁接点与生长点，才能防止生搬硬套，以促使新的方法真正成活。这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或许也正是80年代“方法热”浪潮中比较忽略的地方。不过我以为，提倡新方法并非坏事，也应该允许人们有一个反复试验和思考的过程。至于我自己，虽然很关注各种方法的实验，却并不想标榜哪一种方法。在我看来，方法还是多元的好，出新与存旧可以并行不悖。
○再换个角度说，先生在宏观研究的身体力行中，对史论结合肯定有不少体会，可否从这一方面谈谈您的一些治学经验？
□史和论的关系，史为基础，论为主导，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所以，一般治学过程大多由史上升到论；我写《唐诗学引论》和《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也是以历史的考察为起点的。不过，我近年的趋向则又由论返归于史，因为我感到理论研究要走向深入，必须回到历史进程中去汲取营养和接受检验。眼下与董乃斌同志合作搞《中国文学史学史》，便是想从近百年乃至两千多年文学史学的经验中来充实和丰富我们今天有关文学史的认识。
比如说，近代人研究文学的历史演变，多从文学作品的主题和题材着眼，如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反映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等等，好象一部文学史主要就是题材的变迁史，这差不多形成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自然也有它的用处，特别是在社会生活演变较为急遽的时代，容易表明文学创作和时代的息息相关。但它也有缺点，就是如韦勒克等人所批评的，把文学史写成了以文学为载体的社会史，而看不出文学自身演变的轨迹。那末，还有没有别样的写法呢？有。我们的古人对文学流变，就是从另外的角度来考察的。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谈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用“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来加以概括，所着眼的是文章的体性和体貌（近于今人所谓文学风格），也就是说，把文学史看成文体流变史，这种观念在古代很有代表性，而与近人有别。古人谈“体”比较直观，不加分析，不容易把握，但若仔细想想，“体”的容涵确实不简单，诸如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题材、意象、结构、语言等，最终都要落实到它的文体范型上来。所以，拿文体流变来构成文学史的主线，不失为一种结撰文学史的有效方法，它跟俄苏形式主义批评家所宣扬的文学形式演变史，是可以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与交流的。这就表明，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传统的东西也有可能转变为非常现代化的东西（当然要加以改造和出新），古今中外有价值的都要吸取和借鉴，才能把我们的学术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之所以要想由论返归于史，这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您刚才的话已涉及中西学术思想会通的问题，能否就此题目多谈几句？
□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实际上关系到几代学人的追求，至今还在探索之中。以现代学者而言，第一代是“五四”的一代，如鲁迅、胡适、顾颉刚等人，他们一方面有传统学术的根底，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新的学术思想，两者一结合，便形成了新的学术范式。他们被尊为“大师”，是跟创立范式分不开的。当然，由于处在草创时期，中西思想的会通还只是初步的，所创立的范式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比他们稍后，大约在抗战前后成长的一代，构成第二代学人，也就是我的师长辈。他们的任务原应是追循“五·四”一代的足迹，把新创的范式推向前进，使其完善。他们确也是这样做的，但方刚开了个头，就被革命行程打断了。建国以后，他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改变自己原有的范式，而实际上已过了真正能转变的年龄，再加上不断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使他们感到进退两难，所以做出来的成果大多集中在资料整理和考据领域，显示出其深厚的学问功底，而非创造范式的能力。我自己属于第三代，即建国后成长的一代。我们所负的历史使命应该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新范式，但没有成功。这并非由于我们这代人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努力，更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生命力，关键在于政治形势的动荡。试想：当胡风、冯雪峰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判资产阶级，而周扬又以他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胡风、冯雪峰，“四人帮”更以他们标榜的马克思主义来批判周扬，在这样的形势变动下，人们怎样才能确切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之转化为学术范式呢？加以国门关闭，信息通道堵塞，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失去了吸收新的养料以发展自身的条件，更容易陷入教条主义。待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新的思想潮流汹涌而来，我自己又已形成了思维定势，接受新事物相当吃力了。所以，我们这代人在学问底子上不如老一代，观念更新又不如新一代，这就是我们的悲剧。至于“文革”后成长起来的更年轻的一代或两代人，他们的优势在于负担少，接受新事物容易，而当前可读的书又多，他们的成就必然会超过我们。但眼下也有一种动向，即其中相当一部分热衷于西方现代思潮，甚至致力于炒卖最时兴的潮流，而对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19世纪的传统不屑一顾，对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所知也很浮浅。这实在不利于学术创新。依我之见，20世纪的西方文化并未能真正消纳和综合19世纪以前的传统，而西方文明也并不能完全取代东方文明；中西的会通，包括19世纪与20世纪的结合，将是建构21世纪以后学术文化新范式的起点。这就需要我们对古代、近代和当代的学术思想来一番认真的清理与贯通。这个任务决不是我们这一代，甚至亦非下一代学人所能完成的。我们能做的不过是承上启下，也就是循着前辈学人开创的中西会通、古今沿革的路子，按照新形势的需要，继续跨前一两步。有人说我们是过渡人物，完全正确，而且过渡也并不容易。我对自己的最高期望就是当好过渡，至少不要挡后人前进的路。
○近几年不少有识之士都指摘学界某些不良习气，主要是浮躁风、急功近利，甚至掠美因袭、不尊重他人成果。比如说到参考书目总是一些大路货，真正参考过借鉴过的同类课题先在论作，就讳莫如深了。论述行文中也每每仿佛第一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对既有成说视而不见，著书不立说而成了重组成说。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商业化了的东西，也以学术相标榜，目下所及的确不少，应予以严肃批评。对于搞学术的人来说，要有献身学术的意识，因为学术成了我们的主要的生存方式，是我们的生命价值之所在，而一时的名利之诱，都无非是过眼云烟。到了最后算历史总帐时，人们不会看你说了多少废话，或眼下取得哪些名望，而要看你在学术上留下哪些东西，哪些真正是你自己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学人贵有以自立，自立才能自重。至于年轻人有点儿浮躁，爱好新奇，解释文学现象时带有较多的随意性，则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和学问的长进，逐渐注意将勇于立说和精于考订相结合，就会慢慢变得成熟，由求新转向求深。因其幼稚而加苛责，其实是不必要的。但也要防止由此愈走愈远。有的人大胆创新，开初不过是尝试，而听得别人叫好，就飘飘然，以至胆子越来越大，什么也不顾了，终于走入魔道而不能自拔。这种动向亦当引为警惕。总之要有学术良心，一心为学术，就能自审自处，不搞哗众取宠，更不致于攘他人成果为己有。
○陈老师的话真是语重心长。做学问与做人实在是密切相联的。不枉道从势又不随波逐流，您的学术品格和为人，值得我们晚辈学子敬重。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这次访谈。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