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犹太文学的文化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论文,美国论文,内涵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十九世纪大量犹太移民进入美国，写照犹太移民生活的美国犹太文学逐渐兴起，并在美国文学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二战以后，在美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和各种思潮中，涌现出一大批有代表性的犹太裔作家，象贝娄、辛格、马拉默德、罗斯、诺曼·梅勒、约瑟夫·海勒、大卫·塞林格、阿瑟·米勒、金斯堡、欧文·肖、约瑟夫·布罗茨基、沃克等，他们中的许多人荣膺过普利策奖，贝娄、辛格、布罗茨基还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这些作家对犹太传统的保持及对美国社会的融入在方式、程度上不尽相同，但其作品作为犹太移民生活的写照和表征，共同解说了犹太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适应和文化变迁，并一定程度地昭示了当代美国文学的走向。
早在公元66年至135年两次犹太战争失败以后，犹太人便开始了涌向世界各地的流散时期。犹太移民最初集中在欧洲各地，从1654年开始陆续有小批被迫改宗的犹太人来到北美大陆，但因人数甚微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文化接触。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相当数量的德国犹太人特别是从1870年始大量东欧犹太人移民到美国后，犹太移民负载的犹太文化才真正与美国文化发生了有决定意义的碰撞。据《美国犹太年鉴》统计，1900年美国犹太人已从1830年时的6000人猛增到100万人，到1920年已达340万人。此后美国政府虽然限制移民运动，但由于二战期间希特勒法西斯在欧洲灭绝性地残杀了600万犹太人，导致幸存者继续涌向美国，二战时美国的犹太人增加到近500万，迄今已有600万左右的犹太人生活在美国，约占美国总人口的近百分之三。①美国犹太移民来自四面八方，社会、经济背景有异，甚至移民内部也有矛盾，但共同的历史命运、文化传统和种族身份，使得犹太移民文化在美国主体社会中以相对统一的亚文化体系出现，与美国社会发生着文化接触，从而也是实现了犹太文化的美国演变。这种演变一方面以犹太传统为文化原生质，另一方面又融以了美国文化的若干内容，因而美国犹太文化一定程度地整合了犹太与美国的双重特性。在犹太移民演变为美国犹太人的文化过程中，移民们呈现出种种困惑和复杂的文化心态，美国犹太文学对此作出了生动的表现。
本世纪中叶以前，美国犹太文学大都以写实的手法表现犹太移民的艰苦创业以及进入美国社会时的文化冲突。亚伯拉罕·卡恩在《戴维·勒文斯基的兴起》(1917)中再现了一个贫穷的犹太少年成长为资本家的身份变迁，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仍固守着对犹太传统生活的眷恋。迈耶·莱文的《昔日的一伙》(1937)则集中表现了在美国成长的第二代犹太青年的美国化倾向，他们持以实利主义思想，犹太传统往往被当作其事业的桎梏而遭到抛弃。早期美国犹太文学的主流倾向是，始终关注犹太传统在美国社会所遭遇的冲击和涤荡，着力反映犹太性作为犹太特质在犹太移民身上的不同体现。
随着犹太移民对美国生活的不断深入，原本的犹太式问题逐渐被融进美国社会的普遍问题之中。移民们渐渐突破了传统的格托式生活及与异族通婚的限制，经济上的成功则导致了对中产阶级行列的普遍进入，东西方冷战、麦卡锡极端主义、“群体社会”等文化外因则进一步淡化了犹太移民的犹太性，使之迅速被纳入到美国社会的主旋律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太移民文化在美国主体社会中已被完全同化，它只是表明犹太移民的文化适应进入了一个新的复杂阶段，特别是当犹太人认识到他们“来到这个国家不是为了黄金而是为了上帝”时②，移民的文化困惑更显得非但没有消解反而进一步深化了，并在文化困惑的潜层与一般美国人的普遍困惑取得了契合──诸如犹太身份的丧失与自我本质的危机，民族同化同时亦意味着一种本质的异化，以及孤独感、边缘感、寻找家园与精神家园等等。当代美国犹太文学的一个趋势是以犹太人的困境作为人类普遍困境的缩影，将犹太因素与美国的一般生活相结合，从中生发出诠释西方社会的形而上意义。这种情况就是在专注犹太生活、最具犹太性的马拉默德、辛格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马拉默德的《店员》(1957)、《装配工》(1966)、《房客》(1971)、《平民》(1986)以及辛格的《戈莱的撒旦》(1955)、《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仇敌们，一个爱情故事》(1972)、《原野之王》(1988)、《弥都撒拉之死及其它故事》(1988)等作品，一方面真实地再现了犹太人在美国、俄国、波兰的命运遭遇，另一方面又焕发了深厚的寓言意义，象马拉默德所说，他们是“运用犹太人作为人类生存的悲剧性经历的象征。”马拉默德和辛格的独特之处在于把犹太移民的痛苦生活、文化冲突下的两难处境与一般性的道德寓义相整合。活跃在当代美国文坛的许多著名犹太作家往往不是以典型的犹太生活为素材，而是以种种方式将犹太因素转换为理喻世界的一般要素和文学创作的隐性构因，比如潜在的观念意象、主题模式、人物品质等。在这类作家的作品中，犹太生活、犹太性虽然外观上被淡化，却呈现了深层的文化机制意义，这在文学的结构形态、主题意味乃至文学观念等各个层次都有集中反映。
当代美国犹太文学普遍暗含着一种流浪汉的结构模式，主人公的流浪足迹或流浪感成为串连文学作品的内在线索，贝娄的《雨王汉德森》(1959)、《赫索格》(1964)、《拉比罗塞内线》(1989)以及马拉默德未竟的遗作《平民》等都是这样。犹太民族在纪元前就作为一个游牧部落辗转于中东一带，丧失家园后流落世界各地两千年。同时，由于犹太教对神选论、末世论、弥赛亚拯救等宗教学说的设立，在犹太民族的观念世界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精神探寻意识，因而“流浪”作为一种原型情结沟通了犹太生活的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同时作为一种恒定化的历史记忆启示了美国犹太作家对现实的思考及思考方式，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相应的表现。③贝娄的《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是一部20世纪的流浪儿小说，犹太孤儿玛琪发现自己一出世就既遭抛弃又受限制，因而怀着痛苦而莫名的心态到处流浪，其间既有堕落的失控，又有超越的努力。马拉默德1986年去世时他的《平民》即将完成，主人公约索普是一个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操用生硬的英语，自觉为美国社会的边缘人。为了能更好地适应美国生活，他四处奔波，但毫无起色，最终驾起大蓬车往西部挺进，在土著印第安人那里获得了自我的某种实现，成为一个“犹太印第安人”。这类作品在采以流浪汉模式时，藉助犹太身份、犹太性语言（包括人物语言与叙述语言）等各种意象和暗示，把犹太文化中的流浪意识与现代生活相联系，表现出深厚的历史感。
在另一些作品中，主人公虽然缺乏时空物理意义上的流浪，但其情感、观念作为流浪主体，按心理情感顺序呈现了一种精神流浪形态。《赫索格》中的赫索格整日手忙脚乱地写信给四面八方的人，包括认识的与陌生的、活着的与死去的，带动他精神漫游的是一种无所不包而又相当混乱的思想，他为之痛苦却又难以自拔，只是惊呼：“上帝啊，我为你的神圣事业拚命向前，但不幸频频失足，迄今犹未到达斗争的地点”。贝娄1989年发表的新作《拉比罗塞内线》的主人公是一位从事记忆力研究的老教授，小说借助教授的记忆及对记忆的研究，蒙太奇式地交织了犹太人在二战中的灾难、记忆力的烦恼及对生命的种种困惑等。罗思在他的《欺骗》(1990)中主要写一位居住在伦敦的美国犹太作家菲力浦与各式人物的对白，表达了对艺术与生活、性与爱情中的人物关系和犹太本性等问题的思考，菲力浦把他的妻子等相关事物都作为一种言词，独特地呈现了一种放任而无可归宿的精神状态。从苏联流亡到美国的犹太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则以诗的形式焕发了他的“流亡情结”。美国犹太文学中的精神流浪汉形态即是一种文本结构意识又是一种自我意识状态，它紧贴西方人类的精神世界，是犹太移民对美国社会深入的一种表征。
在文学的主题意味上美国犹太作家特别发挥了那些根置于犹太传统而又与当代社会相契合的思想。几千年来犹太民族作为客民生活在异邦文化的夹缝中间，始终处于边缘人地位，在必定要进行的文化适应中又面临着被同化的危险，历史上犹太民族的十二个支族曾被“遗失了十族”，而在美国由于社会结构的熔炉性特征，同化的问题则显得尤为严峻，而且移民的后代在丰裕的物质生活面前，又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归入意愿。但同化的实质又意味着本质的异化，犹太作家把民族同化的困惑辅张为当代人类的自我本质困惑，从而生发和深化了文学的异化主题。诺曼·梅勒的《白色黑人》（论文，1958）、约瑟夫·海勒的《象高尔德一样好》(1979)以及其他作家的大量作品都作了不同的尝试。贝娄的成名作《挂起来的人》(1944)开创了美国文学“挂起来的人”的形象系列。作品夸张地写了约瑟夫毫无着落的精神世界，他凭主观意志去建构“理想构筑物”，却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自我，最后以投入军团生活的限制来不正当地克服被挂的状态和自我丧失的苦恼。罗思的《乳房》(1972)类似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年犹太教授因情欲所困，变成了一个一百五十多磅重的女性乳房，显示了人性异化的程度。九年后罗思意犹未尽，又写了《情欲教授》(1977)讲述主人公变形前的痛苦。
犹太作家们还执意地发掘了犹太历史和现实中的悖论因素，进而揭示人类现实生命中不可摆脱的矛盾。上帝命犹太人为“特选子民”，实际上犹太人却浓缩了人类的苦难，犹太作家不约而同地透过民族历史的“玩笑”镜像来看待和解释生活中的荒诞。斯蒂芬·理查兹·罗杰克一生中三十二小时的经历和感受构成了梅勒的名著《一场美国梦》(1965)的主要内容，罗杰克痛苦、烦恼，希望得到拯救，然而他摆脱痛苦和获救的途径是凶杀和放任情欲，显然他走入了难以自拔的深渊。《裸者与死者》(1948)以战争事实为主题载体，在战争的特定背景下放大了人性中的兽性与悟性、求生与死亡等各种不和谐的混合。贝娄《忧思更伤人》(1987)中的主人公贝恩·克拉德是一个著名的植物学家，他追求爱情，但总被爱情所困扰，他希望按自己的意愿设计人生，但总被外界所左右。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1961)更是极端化地呈现了一个在西方人人皆知而又往往人皆其中的命运魔圈。罗思的《鬼作家》(1979)、《欺骗》及海勒的《上帝知道》(1985)等，也都以不同方式显示了生活与人性中的矛盾和悖论。
美国犹太文学表现了一种带有哲学意识的文学观念，在有限的文学具象中始终表现出对形而上意义的追求。犹太民族素有哲学民族之称，以超验观念对待生活的具体内容是自《旧约》以来的一贯传统，在日常行为、节期习俗等生活细节上都渗透了强烈的宗教精神。虽然犹太宗教意识在当代美国犹太作家中遭到了很大的淡化，甚至像罗思这样的作家坚持对犹太传统的嘲弄，但犹太哲学化的思维定式却在犹太作家中被普遍地承继下来，他们对破解人类存在的本质问题表现出特殊的热情。
对生命本义的探讨是犹太经典文化的基本命题，但传统文化将人类纳入神学的运思及其结论显然已不能给现代人的生命疑惑以完满的解答，犹太作家们纷纷提出了象《洪堡的礼物》(1976)中西特林所说的“生命究竟是什么？”这类问题，问题的实质是人类究竟该如何生存，如何得到生命的充实与不朽。然而在失落了生命价值的西方现代人看来，生命的真实也许就是死亡，死亡成为生命的唯一可能和结局，所以《裸者与死者》、《第二十二条军规》、《一场美国梦》乃至《洪堡的礼物》等等都充满了强烈的死亡意识，赫索格就认为上帝已经死亡早已成为陈词滥调，而“死亡就是上帝”才是这一代人的思想精髓，任何信仰都将在死亡面前无能为力：“死亡等待它们，就象水泥地面等待一只掉下来的灯泡，容易破碎的玻璃外壳啪的一声就失去了它那小小的真空”。④美国犹太文学关于性的大量思考，实质上亦是思考生命本体的一种方式。罗思的《乳房》、《情欲教授》直接以性的苦闷夸张人性的变异，《波特诺的怨诉》(1969)中的主人公则借助手淫去消解生命的烦恼，而《赫索格》、《洪堡的礼物》、《欺骗》等则以两性间的性爱与性战（一种既向往又排斥的两性关系）的状况，来表明人性的分裂，因为两性间原本互补的和谐关系在异化的社会中却成了一种“自我”的限制，而两性间的战争则成了自我拯救的手段──这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写照了生命本体的裂变。
美国犹太文学及其沿革作为犹太文化在美国演变的生动具象，体现了古老而又有生命力的犹太文化资源与现代西方文明的交融，呈现了非凡的文化景观、文学实绩，并多方面地表现出美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性意义。早在两次大战之间，有“先锋派”意义的犹太女作家斯泰因所进行的若干文学实验便影响了包括海明威在内的一代作家，甚至波及到后现代主义时期的语言意识。二战以来，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众多流派思潮中，象辛格、霍华德·法斯特、贝娄、阿瑟·米勒、诺曼·梅勒、海勒等等作家，都程度不同地扮演了各种先锋或代言人的角色，在文学观念、审美理想与方式、文本构建、主题意味、语言意识等方面，都一定程定地契合甚至领导了美国文学的趋势，这也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
注释：
①阿瑟·A·戈瑞《美国犹太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②理查德·C·赫茨：《寻找自身的美国犹太人》，布洛奇出版公司，1962，第185页。
③贝娄《赫索格》，宋兆麟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178-179页。
④贝娄《赫索格》，宋兆麟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