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三裴”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1-5957（2000）03—0081—04
历史是家族的记忆，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民族是一个重视历史著述的民族，而河东裴氏就是一个重视治史的家族。他们不但重视家族史的研究，而且重视祖国历史的研究；他们不但治史的著作如林，而且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史学家。所谓“史学三裴”，即裴松之、裴骃、裴子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裴骃的《史记集解》和裴子野的《宋略》，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他们祖孙四代三人，都在史学上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形成了河东裴氏家族文化和家学传统的特色，是河东裴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卓越贡献。
裴松之及其子、孙所生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世族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门阀世族制度与儒学传统相结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很大的特权。南朝时，在学术上重视四学，即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史学是当时士人追求的一种大学问。学校设史学专科，书籍有史学专门部类，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渐成风气。私人撰史有长久的历史传统，但在这一时期还没有史书官修的严格限制。南朝的士人大多从北方迁来，带来了北方中华文化的精华。这些客观因素有利于南朝史学的发展，而河东裴氏也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进行着史学方面的创造性工作。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其先世为河东闻喜人。他出身于世家大族，官宦之家，有着读书学习的良好的家庭环境。他8 岁时就学完了《论语》、《毛诗》。20岁时进入仕途，在东晋孝武帝朝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晋安帝朝任吴兴郡故彰县令、尚书祠部郎。他看到社会上许多达官贵人“立私碑，有乖事实”，就上表建议严加管理，不使这种欺世盗名的行径贻误后人。这是很有见地的。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领司州刺史，率军北伐，以松之为州主簿。攻克洛阳后，松之即在洛阳任职。刘宋皇朝建立不久，即召回江南，任太子洗马、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职。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兼散骑常侍。 宋文帝分遣16人为大使，巡视各州，松之赴湘州。他“广询治要，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举操行，存问所疾”，史称“松之甚得奉使之义，论者美之”。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封西乡侯。宋文帝以陈寿的《三国志》过于简略，令松之为之作补注。经过三年辛勤耕耘，松之于元嘉六年七月完成《三国志注》。宋文帝览后非常满意，称赞它为不朽之作。此后，裴松之又先后担任永嘉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琅玡太守。元嘉十年致仕，又任中散大夫、太中大夫，兼领国子博士。元嘉二十八年，已届80岁的裴松之奉命编撰本朝史，不幸与世长辞，未能如愿。他一生的著作很多，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宋元嘉起居注》、《裴氏家传》、《集注丧服经传》和《裴松之集》等，只有《三国志注》留存至今，其他都亡佚了。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将《三国志注》的内容总括为四项：“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寓意有所论辩。”简言之，即补阙、备异、矫妄、论辩。裴注所引据的书，据清人赵翼统计有150余种，而近人王仲荦统计应是210种，可见裴松之用功之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裴注“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义多首尾完具，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这说明《三国志注》在历史文献学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重视名著，尊重名著，完善名著，这是裴松之对待史学名著的基本思想和态度。西晋初年，陈寿撰《三国志》，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历史，获“良史之才”的美誉，《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起，并称“前四史”，为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裴松之对《三国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称它“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为“近世嘉史”。但是陈寿以当代人记当代事，许多史料看不到，不难免有种种顾忌，因此，使《三国志》文字太简略，也有失实之处。自《三国志》成书，到裴松之作注，已有130多年， 有关三国的史料已比陈寿时丰富多了，关于三国的历史著作也层出不穷。在这种情况下，就裴松之的才华，他完全可以撰写出一部新的“三国史”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宁可为《三国志》作注，使它更加完善，做那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事。对待史学名著，首先是重视它，研究它，如有可能则可以做一些补苴罅漏的完善性的工作。这是裴松之正确对待名著给予我们的启发。
裴松之注补了《三国志》的大量史料，其中有许多涉及到三国史的重要内容。如曹操在许下屯田，陈寿只在《魏志·武帝纪》用了13个字，在《魏志·任峻传》用了41个字叙述，而裴氏则分别在《武帝纪注》引用王沈《魏书》补充了147个字， 在《任峻传注》中引用《魏武故事》补充了182字，将曹操实行屯田的原因、目的、 措施及效果都清楚地叙述出来了。又如著名哲学家王弼的生平事迹，裴松之也引用何劭《王弼传》传充了750多字，为后人研究王弼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又如著名科学家马钧，裴松之在《杜夔传注》中引用傅玄的记述，介绍了马钧的生平事迹和发明创造，使这位科学技术家为后人所知晓。前人有说裴松之“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的，有说“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的。现经研究者仔细统计，《三国志》正文为36万多字，裴注为32万多字，正文比注文多出4万余字。也就是说， 裴松之几乎重写了一部《三国志》。《三国志注》是研究三国史的重要资料宝库。
开创了史注的新体例，是《三国志注》的又一重要贡献。在裴松之之前已有不少史注，如给《史记》、《汉书》作注的，但那些注都是注重于字音、字义的注释和名物、地理、典故的疏解。裴注则把重心放在补充史实、列举异同、考辨真伪和发表评论上，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史注体例，从而开创了史注新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其例最善”。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云：“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可见，裴松之创史注新体例，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同。
《三国志注》保存了三国两晋时期的学者对于三国历史研究的成果，反映了当时的水平。当时，记述魏史的有鱼豢的《魏略》、王沈的《魏书》、阴澹的《魏纪》、孙盛的《魏氏春秋》及《魏世谱》等；记述蜀史的有王隐的《蜀记》、孙盛的《蜀世谱》等；记述吴史的有韦曜的《吴书》、胡冲的《吴历》、环纪的《吴纪》、张勃的《吴录》等；总述三国史的有陈寿的《三国志》，习凿齿的《汉晋春秋》等；三国历史的评论著作有孙盛的《异同评》、徐众的《三国评》等。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大都先后亡佚了。裴注大量引用了这些著作的内容，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裴松之《三国志注》的成功，激发了他的后代对史学的浓厚兴趣。以史学名世的裴骃、裴子野便接踵出现了。
裴骃，字龙驹，裴松之之子，曾任南朝宋中郎外兵曹参军。他从小受父亲耳提面命，好学不辍，知识渊博。他亲眼目睹其父补注名著《三国志》的成功，便选定更加著名的《史记》为之作注，撰《史记集解》80卷。《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它与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与名垂千古的《史记》长留人间。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它作注的书不断出现。《史记集解》是第一家大型的综合性的注本。裴骃以徐广的《史记音义》为本，博取百家之说，兼采先儒之义。他不务浮词，取其精要，兼取异说，疑以传疑，他力陈己说，断以己意，言必有据，决不臆说。对于《史记》的“疏略抵捂”之处，他能辨则辨，决不强辨，不求全辨。他这种老老实实地对待历史名著的科学态度很值得后人效仿。
裴骃知识渊博，集解《史记》广征博引，左右逢源。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称赞他引用《尚书》、《左传》、《国语》、《孟子》、《战国策》等，能兼取各家注本，引书也非常广泛，从而保存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
《史记集解》的重点不在史实的注补考辨，而在注音释义、辨正山川地理、名物制度、方言典故方面。清人邵晋涵指出：“裴骃引徐广《音义》，多识古文奇字、复取经传训释以为《集解》，扶微学而阐隐义，赖以不坠，是迁能述经典之遗文，而骃能存先儒之轶说，考诸经古义者必归焉。”又说：“裴氏《集解》，司马贞与张守节皆推重此书，为之敷阐之训，间存疏证，后人合为一书。”（《南村文抄》卷3）《集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裴子野（469—530），字几原，裴松之之曾孙，裴骃之孙。著名的无神论者范缜为国子博士，虽未与子野谋面，但引为神交。子野为诸暨令，以礼治县，全境安定，百姓称颂。《宋略》完成后，梁武帝以子野为著作郎，掌国史及起居注。又兼中书通事舍人，通直员外郎，敕掌起草中书诏诰。普通七年（526年），武帝北伐， 令他作《移魏文》，受到朝中一致赞扬，武帝对子野说：“你身体很瘦弱，文章极雄壮。”迁中书侍郎。大通元年（527年）转鸿胪卿，领步兵校尉。 中大通二年（530年），裴子野逝世，年62。 梁武帝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裴子野文史足用，廉曰自居，劬劳通事，多历年所。”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有：《集注丧服》2卷，《续裴氏家传》2卷，《众僧传》20卷，《附益谥法》1卷，《方国使图》1卷，《百官九品》2卷，《文集》20卷， 《宋略》20卷，当时并行于世，后均佚。代表作是《宋略》。
《宋略》问世后，受到了当时和后世的好评。《梁书》称“其叙事评论多善”。《宋书》的作者沈约见而叹曰：“吾弗逮也。”范缜称赞说：“《宋略》20卷，弥纶首尾，勒成一代，属辞比事，有足观者。且章句洽悉，训故可传，脱置之胶庠，以弘奖后进，庶一夔之辩可寻，三豕之疑无谬矣。”（《以国子博士让子野表》）唐代刘知几说：“宋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刘知几的评价是具有权威性的。
裴子野的《宋略》不仅善于叙事，而且长于评论。当时的才学之士兰陵萧琛就称赞子野的史论可以与贾谊的《过秦论》，班彪的《王命论》相媲美。唐代许嵩撰《建康实录》，其中关于刘宋的历史，大都出自《宋略》的记载。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其中关于刘宋的历史，也基本取材于《宋略》，而且直接引用了《宋略》中的11条历史评论。大约在北宋以后《宋略》失传，我们今天只有借助于《文苑英华》、《通典》、许嵩《建康实录》、司马光《资治通鉴》，以及清代严可均所辑《全梁文》中裴文野的《宋略总论》、《宋略选举论》、《宋略乐志论》和《雕虫论》等，来了解《宋略》的概貌和裴子野的史学思想。
河东裴氏家族的史学传统，在唐代得到了继续发扬。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河东裴氏的著作主要有裴矩《开业平陈记》12卷、《邺都故事》10卷、裴遵度《王政记》、裴廷裕《东观奏记》3卷、 裴行俭《选谱》10卷、裴肃《平戎记》5卷、裴矩、虞世南《大唐书仪》10 卷、裴度《书仪》2卷、裴光庭《唐开元格令科要》1卷、裴矩《西域图记》3卷、裴光庭《摇山往则》1卷、又《维城前轨》1卷、 裴鉶《传奇》3卷、裴守一《军诫》3卷、裴子《新令》2卷、 裴行俭《安置军营行阵等四十六诀》1卷、裴孝源《画品录》1卷、《裴行俭集》20卷、裴潾《大和通选》30卷、裴杰《史汉异义》3卷等。
瞿林东先生指出，河东裴氏长于史学，“其中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裴骃的《史记集解》、裴子野的《宋略》（已佚），尤为知名。门阀士族在家学上的这种传承和贡献，是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上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比如仅以史学而论，刘氏、杜氏、韦氏家族都产生了大史学家。可见，这种现象在文化史和史学史上都是值得作深入研究的。”但愿这篇短文能引出关于这个课题的更多的研究成果问世。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受到我校历史系周征松教授的热忱指导，在此谨表谢意。）
收稿日期：200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