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自由与社会主义：对霍耐特近著的讨论*
马 庆
内容提要 ｜ 霍耐特是当今西方著名学者，他的两本新著《自由的权利》和《社会主义的理念》在西方思想界引发了热烈讨论，美国《哲学与社会批评》杂志2019年第6期就此刊登了一组专题文章，对其社会自由和社会主义理念展开研讨。一些学者就社会自由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语境，社会主义的博爱精神和合作观念等议题提出了疑问，霍耐特也撰文进行了回应。从根本上讲，霍耐特这两本新著其实是代表了当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所做的规范性重构的工作，即试图在进行规范性重构的同时进行重构性批判。但是，批判理论这种在规范中建立批判的做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还是一个不小的疑问。
关 键 词 ｜ 霍耐特 社会自由 社会主义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是当今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核心人物。在21 世纪的第二个10 年，霍耐特先后出版的两本著作《自由的权利》（德文版2011，中文版2013，英文版2015）和《社会主义的理念》（德文版2015，英文版2017），在整个欧美思想界引发了热烈的讨论。1 Axel Honneth, Das Recht der Freiheit: Grundriß 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 Suhrkamp, 2011.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Axel Honneth, Freedom's Righ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Axel Honneth, Die Idee des Sozialismus, Suhrkamp Verlag, 2015.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Polity, 2017. 国内关于这两本书的介绍，可参见李猛：《从“我”到“我们”：霍耐特社会自由观的历史叙事》，《哲学研究》2017 年第4 期。陈凡、高兆明：《社会主义与社会自由——霍耐特对早期社会主义理念的反思》，《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 年第2 期。 2018 年3 月，包括霍耐特在内的几位欧美学者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了一场研讨会，就霍耐特这两本著作的相关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8 篇会议论文（7 篇评论以及霍耐特自己的回应）以专题的形式刊发在《哲学与社会批评》杂志2019 年第6 期上。2 Symposium on Honneth - Realizing Social Freedom: A Conversation on Honneth’s Idea of Social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45, No.6, 2019. 这些论文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指出了霍耐特近期思想的某些关键环节，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21 世纪以来的理论动向。本文对该次研讨会所涉及的主要观点进行评述，并尝试提出自己的理解。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多年征途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作为实践成果，探索到两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
一、社会自由：理论与现实
意大利哲学家、意大利政治哲学协会前任主席、罗马第二大学的亚历桑德罗·费拉拉（Alessandro Ferrara）教授从社会自由与多元主义的关系入手，对霍耐特《自由的权利》一书中的社会自由概念提出了一些疑问。1 Alessandro Ferrara, Social Freedom and Reasonable Pluralism: Reflections on Freedom’s Right,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45, No.6, 2019, pp.635-642. 他指出，霍耐特的《自由的权利》旨在阐述一种建立在社会自由之上的正义观，这种正义观相比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当代康德主义理论更加充分。霍耐特的正义观依赖于以下的三重结构：一是一种由当代良序社会所确认的价值，即社会自由；二是与社会自由实现相一致的制度，即一种新版本的黑格尔式的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是对社会自由制度形成之实际历史的理论重构。在霍耐特那里，与黑格尔一样，自由是规范性的基石。霍耐特重构了社会自由的两种不充分版本，即作为个人自主的“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与作为个人本真性的“表现自由”（expressive freedom）。与这两种单纯个人视角的自由不同，社会自由是通过相互承认而形成的。而且霍耐特也特别谈到，平等也是由于相互承认而造就的。
费拉拉的问题是，在这样的三重结构中，社会实践和制度是否合理和正当，要根据它们是否实现了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来判断，这使得这种三重结构面临着康德主义所说的事实与价值的分裂所带来的问题。具体而言，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对于各种价值，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那么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制度怎么才得到那些持有不同价值观的人们的认可？人们是怎么认为这些制度是正当的？从霍耐特的理论来看，他似乎是把社会自由认定为一个超级价值，一个居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的价值，只要是能实现社会自由的制度就是正当的制度，这样的制度就可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和接受。再则，霍耐特受黑格尔的启发，把家庭看成是个人关系的领域，把市民社会看成是市场关系的领域，把国家看成是民主政治的领域。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复杂的社会只有这三个领域？至少有两个领域被黑格尔和霍耐特忽视了，而对今天又特别重要，一个是教育，另一个是独立教会。此外，如何理解各领域之间与各领域内部的社会行动与社会实践？像霍耐特那样用规范、理性的自由来整齐划一地分析这些领域是否恰当？总的来说，费拉拉的基本观点是，霍耐特所使用的黑格尔式的超级价值与整齐划分，忽视了（更不要说处理了）当代的多元主义，而后者是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基本诉求和主要贡献。
罗马第一大学的乔吉奥·法齐奥（Giorgio Fazio）教授从现实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角度对霍耐特的理论提出了质疑。2 Giorgio Fazio, From Hegel to Foucault and Back? On Axel Honneth’s Interpretation of Neoliberalism,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45, No.6, 2019, pp.643-654. 他认为，在新自由主义文化兴盛40 年之后，霍耐特是否能如他所设想的那样成功地对其进行批判，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法齐奥首先分析了霍耐特在其论著中所使用的两种不同的社会批判模式，再用这些模式去分析资本主义市场，尤其是去分析新自由主义。最后他指出，要消除这两种不同模式间的紧张，需要重新发掘葛兰西关于文化和政治领导权的思想资源。霍耐特在论著中多次指出，批判理论首先是一种社会思想类型，是一种借助了黑格尔左派传统的内在批判，即从当前社会现实中挖掘其潜在的合理性，并由此展开批判。按照霍耐特的说法，这种批判不能够被还原为一种道德批判，也不能与解释学的批判混作一谈。因为道德批判诉诸外在的、普遍化的道德原则而忽视了现存价值所包含的合理性，而且这种批判还往往会把各种权力操控看成是专业精英的产物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剥削和控制。与之相对照，解释学的批判虽然注重社会现实的价值，却把某种所谓的价值共识看成是已经得到确认的东西，实际上是放弃了内在批判。1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霍耐特：《系谱学条件下的重构性社会批判——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观念》，《天津社会科学》2016 年第3 期。 所以在霍耐特看来，早期批判理论的路径实际上是存在两个缺陷，一是只关注无产阶级，将其利益看成是共同利益；二是对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批判没有包括实践—道德批判。为此，霍耐特提出了他自己的批判路径，即“承认理论”转向，通过充分阐明社会经验中默认的相互承认，来详细说明一种具有高度转换性和普遍性潜力的正义观。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霍耐特是想进一步通过社会自由来阐明内在批判，并称之为规范性的重构。在简单概括了霍耐特的理论思路后，法齐奥进一步指出，与霍耐特的理论建构不同，现实世界的情况是，二战以后的前20 年，福利国家的普遍兴起，使得社会力量可以部分地遏制市场的力量，但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变了这一趋势。新自由主义有三个特点：（1）弱化了福利国家，强化了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2）削弱了工人组织对公司的影响；（3）形成了不确定的雇佣关系，逐步削减了雇佣劳动的规范性地位。但是霍耐特的理论对新自由主义不够重视，或者说，他并不认为新自由主义与以往的资本主义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所以对其也就缺乏特殊的批判。然而，新自由主义所引发的劳资关系的新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破坏了霍耐特的理论预设，即包括市场在内的任何领域都需要社会合作，而这种合作是社会自由发挥作用的场所。法齐奥的结论是，霍耐特的批判还过于温和，我们需要的是为了文化领导权而进行不断的斗争；如果要对新自由主义做更好的分析，我们需要重新发掘葛兰西的理论遗产。
罗马第一大学的埃莉奥诺拉· 帕罗玛丽（Eleonora Piromalli）副教授考察的是社会主义中的博爱。3 Eleonora Piromalli, Socialism Through Convergence,or: Why a Socialist Society Does Not Need to be a Fraternal Commun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45, No.6, 2019,pp.665-672. 她首先强调，她的目的不是要否定霍耐特的理论，而是想做点补充。她指出，霍耐特回到欧文等最初的社会主义者那里，发掘了博爱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试图恢复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在今天，这三者虽然已经得到了法律条文的确定，但都遭到了扭曲。自由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下个人追求利润的自由，平等仅仅被看成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博爱更是被竞争和个人主义取代。《自由的权利》明确阐述了社会自由，但《社会主义的理念》则没有前者那样明确的社会自由概念，而是把社会自由与博爱结合起来。简言之，《自由的权利》指出，个人反思性合作背后的驱动力是社会制度的整合、协调和“客观化”作用。霍耐特的社会自由的关键是制度的协调，以及制度让每个人都认识到社会就在于相互贡献。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的理念》中，关键之处在于每个人对他人的博爱，这是社会自由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的理念》中有着更明显的社群生活和社群团结的色彩。霍耐特的论述是非常有启发性的：第一，他勇敢地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念；第二，他把政治更多地理解为一种集体合作，而非目标决策；第三，他提出了一种深度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力图建立一种基于多元主义的民主之上的社会主义原则。
二、社会主义：博爱与合作
在意大利圣安娜大学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马可·索利纳斯（Marco Solinas）副教授从历史目的论的视角探讨了霍耐特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以及霍耐特理论存在的问题。2 Marco Solinas, Immanent Teleologies Versus Historical Regressions: Some Political Remarks on Honneth’s Hegelianism,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45, No.6, 2019, pp.655-664. 他指出，霍耐特有一种历史内在目的论的想法，也就是说，他所探讨的不仅仅是行动事件和社会制度的价值评估，而且是要阐明规范之内在目的的历史演进。这使得霍耐特的批判理论成为一种新黑格尔式的理论。由此，霍耐特也忽视了社会政治冲突中的偶然因素及其所包含的历史退步的可能性。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试图打通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道德和规范维度，另一个是历史和社会分析。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霍耐特更是直接沿用了黑格尔历史目的论的做法。这实际上是把道德和规范维度、历史和社会分析这两者统一在一个历史内在目的论之下，也就是说，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分析所展现的历史目的论同时也表现了道德和规范维度。索利纳斯指出，这种历史目的论其实是取消了对规范的建构，是采取了一种与哈贝马斯截然相反的做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目的论，霍耐特才会明确表示，目的论的视角是要表现现代性自我理解之不可避免的要素，要剥离那些历史中的偶然特征。但问题是，这样一种目的论在面对某些历史退步的时候，如二战之后的消费主义升级、社会合作减弱等，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作为生物圈中的一员，人类的活动对生物圈有重要影响。为了让学生有切身体会，在本课中，教师请学生阅读书本上的4个案例，要求小组讨论，并发挥联想交流启示。
霍耐特认为法齐奥提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他可能无法充分地回答。霍耐特首先承认，我们可能无法对什么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做一个充分的理解，虽然法齐奥区分了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资本主义，但他也没有一个完全清楚的界定。不过，霍耐特谈到，我们不必完全掌握它的界定，新自由主义当然远不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它更积极，比以往有着更强的干预。我们想一下特朗普政府就明白了。霍耐特认为要更多地考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新的制度前提。但法齐奥文章的核心要点在于如何准确理解新自由主义的突然转换，在短短数年时间里，欧美那些已经具备相对发达的福利制度和组织化程度相当高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法齐奥最后用了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来解释，而霍耐特则不那么确定是否可以用这一概念来解释。霍耐特对新自由主义形成的解释是：一个是哈耶克学说（从市场的社会化转为市场的个人化）的作用，但哈耶克的学说还不能完全解释新自由主义；另一个是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病症，如新的剥削、异化等的显现。
从历史上看，在美国，进步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提出了政治和民主中的社会合作；在欧洲，英国多元主义者、法国社会连带论者以及意大利的一些自由主义者，提出了社会自由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德国的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则提出了改良主义。所有这些都认为，政治社群良好的社会合作与自由主义对个人的理解是不相容的。换言之，自由平等的个人的集合还不完全是社会。对这种观点的捍卫者来说，自由、平等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基于这些原因，团结和博爱在美国和欧洲消失了，可能只有德国政治哲学，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是个例外。霍耐特关于团结三种模式的证明基础是不同的，抽象团结是社会或社会学的，博爱在于同情，反思式合作在于认识论。相应地，每种模式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抽象团结方面，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相互性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互相承认，另一个是它发生在市民社会里面。这种相互依赖在于认识到只有合作才能实现他们各自的目标。这是建立在相互依存，或者像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所说的社会分工之上的。因此这种合作是社会角色之间的抽象关系，而不是具体行动者之间的具体互动。而博爱式共存并不是建立在社会学上的，而是建立在感情上的。这里的规范性理念是同情，是共同经验下的强烈感情纽带，而不是制度调节下的承认。霍耐特对这种规范性观点提出了两个批评：第一是没有考虑到功能区分；第二是过于依靠工作经验等。至于杜威的实用主义，它是基于共和主义的观点，即公民的积极参与。这一模式最大的优势在于不需要外在的因素来解释合作。而且，按照杜威的观点，这种参与并不只是在政治方面。它也存在于生产公共物品方面，并由此存在于个人满足的实现过程之中。
罗马第一大学的斯蒂法诺· 派卓西安尼（Stefano Petrucciani）教授讨论的是霍耐特思想中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之间的关联。1 Stefano Petrucciani, Rethinking Socialism with Axel Honneth,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45, No.6, 2019,pp.683-688. 他指出，霍耐特想要回到社会主义最初的那些原则。霍耐特说，社会主义不一定等于某种经济秩序，如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合作经济或马克思的集体经济，恰恰相反，经济必须被看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现实目的（即社会自由）的工具。所谓社会自由，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他人并不是个人自由实现的限制，而是条件。派卓西安尼就此提出了两点质疑。第一，社会自由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理解：要么是他人的自我实现是自我的目的，由自我实现来达成，要么是我必须以无所偏好、非工具式的方式为他人的实现来考虑我自己，而不是为了自我实现。霍耐特选择的是第二种，这是不是过于理想化，没有足够的可行性？第二，霍耐特在这里所表明的观点与杰拉尔德·阿伦·科恩（Gerald Allan Cohen）在《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一书中的观点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霍耐特的观点可以被看成是“自发性地为他人而行动”，这与科恩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霍耐特却明确地反对了科恩：“我们不像所谓的分析马克思主义那样，只是把社会主义作为纯粹的规范理论以替代自由正义理论。社会主义远不是对一种社会正义观念或者一种道德规范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它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运动，社会主义必须让现代社会更‘社会’，实现方式是释放当前社会中被束缚的潜力。”1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translated by Joseph Ganah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p.52. 霍耐特这种说法多少让人有些不解。
可以说，社会团结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来源：抽象团结下陌生人依靠制度调节的合作，博爱之下共同社群之中同情心的合作，社会共同目的下的自我实现的共同行动。所有这些都是关于社会合作的社会观点而非政治观点。这三种来源的不同在于它们对政治的态度：在抽象团结中，政治是在它之外的一个独立领域；博爱共存的问题最大，因为它取消了政治的独特功能，社会合作不仅是前政治的而且是非政治的；在反思式合作中，政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阶段。进一步来讲，三种模式强调了不同的社会性，抽象团结可以说是现代化社会变革之后新的合作方式，博爱代表着稳定社群的共同经验、感受和情感的重要性，而反思式合作是共同解决问题的整合性的互动交往。
弗雷加的结论是，霍耐特试图融合三者的长处以发展一种整合的社会合作模式。杜威的民主实验主义与霍耐特的历史实验主义，共享的是“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概念，是民主的社会化概念，而不只是政治化概念。而这种解决方案又让我们回到论证刚开始的地方，也就是20 世纪初欧美政治思想中所设定的民主的社会范畴，那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之前。此后自由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对立，反而使得民主本身消失了。现在是时候恢复民主原初的且不可还原的三个规范性内核了，即认同、区分与整合。就此而言，霍耐特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
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是中国最美草原之一，水草肥美、广阔无边，有沙葱，甘草，柴胡，金莲花，百合等近300多种名贵草药及豆科植物，供养着草原上牛、羊的成长。草原上的牛、羊均保持纯天然的牧养方式，自然放牧，夏、春、秋季饮用地下井水，冬季以饮用天然雪水为主。不仅体格大，产肉多，且鲜嫩多汁；屠宰放血完全、无淤血，无膻味；而且胴体丰满，色泽鲜美，肉层厚实紧凑；高蛋白，低脂肪，瘦肉率高，肌间脂肪分布均匀，富含人体所需各种氨基酸、脂肪酸及矿物质，容易消化等很多优点。目前该地区的牛羊肉的主要销售方式是胴体分割销售，深加工的较少，本文对锡林郭勒草原牛羊肉营养成分进行分析，为推广锡林郭勒草原牛羊肉提供一些依据。
现今，人们的关注度开始转向大数据的应用，在企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将大数据进行充分应用，使企业得到较为良好且稳定的发展，与此同时，帮助企业将自身的发展空间进行延伸。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也因为大数据的应用实现了便捷。由此可看出，大数据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基于此，必须针对大数据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及时提出相应解决策略，使其能够更为稳定的应用于网络系统。
美国波士顿学院教授、《哲学与社会批评》杂志的创始人和主编大卫·拉斯穆森（David M.Rasmussen）则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视角简要评述了霍耐特的社会主义思想。2 David M. Rasmussen, Can Socialism Move Beyond Political Liberalism Without Accommodating Pluralism?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45, No.6, 2019, pp.689-693. 他谈到，《社会主义的理念》一要解决霍耐特所认为的以前社会主义者出错的地方，二要通过重构来恢复原初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正确的东西。霍耐特认为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出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要以某种方式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第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相信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已经暗含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结构中；第三，所有社会主义者都相信改变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从21 世纪的今天来看，这都没有发生。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是哪里出问题了？按照霍耐特的研究，答案要回到青年马克思那里去寻找。霍耐特的结论是，以前的社会主义者过于关注经济领域，放弃了政治领域，所以他们错了。但从马克思自己来看，他并不认可黑格尔的社会自由概念，也就不会像霍耐特所认为的那样，把自由权利看得那么重要。拉斯穆森指出，霍耐特对社会主义的重构是要整合自由主义并加以超越，但他认为霍耐特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认为霍耐特正确地批评了以往某些社会主义者对现代政治理论成就（如法国人权宣言中对人权的主张等）的忽视，但霍耐特对社会主义的重构也还是一种整全性（comprehensive）学说，也就是说，还不能容纳多元主义。霍耐特批评罗尔斯的理论是建立在个人自主而非社会自由之上的，这其实是忽视了罗尔斯后期的整个工作，即合乎道理优于合理（the priority of the reasonable over the rational）。在这一点上，政治自由主义也是社会的，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反过来讲，社会主义与批判理论没有认真面对整全性挑战。
三、霍耐特的回应
在这7 篇评论之后，霍耐特以“承认、民主和社会自由”为题做了回应。1 Axel Honneth, Recognition, Democracy and Social Liberty: A Reply,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45, No.6,2019, pp.694-708. 霍耐特表示，前三篇讨论《自由的权利》的文章可以说是指出了社会自由的危险与机遇。针对费拉拉的文章，霍耐特认为，黑格尔对正义的看法不仅是历史性的，即考察正义的不同视野所依赖的世界历史阶段，而且是社会性的，即正义不可脱离共同体的伦理，共同体的伦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某些共同体方式。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不仅与罗尔斯有别，而且与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查尔斯·泰勒（Charels Taylor）这些所谓的社群主义者也不一样。罗尔斯虽然把社会再生产的所有建制作为社会基本结构接受下来，但他并不真的认为社会基本结构可以作为规范性的结构。霍耐特说，这是他与罗尔斯的重要区别，也是两人在理论出发点上的根本差异。霍耐特对费拉拉的疑问做了三点具体回应：第一点是关于正义的规范参数的选择。现代社会在这方面是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价值的，但个人自由要发挥作用必须要依靠某种更具体的参照系，例如在平等议题上，我们会问“什么样的平等？”。第二点是霍耐特部分同意费拉拉的批评，即他与黑格尔都忽视了公共教育这一方面。第三点涉及到最难回答的问题，即规范性重构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体现了社会自由的那些具体领域的革新和冲突。霍耐特认为自己在《自由的权利》中没有充分区分制度革命与规范革命。霍耐特不赞成单纯的规范革命，也就是说，规范的转变要依靠制度和社会环境来完成。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罗伯托·弗雷加（Roberto Frega）研究员指出，霍耐特区分了三种团结模式：1 Roberto Frega, Reflexive Cooperation Between Fraternity and Social Involvement,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45,No.6, 2019, pp.673-682. 抽象团结（abstract solidarity）、博爱式共存（fraternal coexistence）与反思式合作（reflexive cooperation），并试图把这三者整合起来。这三种模式代表了霍耐特的三个思想资源：黑格尔主义、社会主义与实用主义。在过去20 多年里，团结一直是霍耐特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这里关键的哲学问题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第三个原则——博爱，后来被表述为团结和社会合作。这里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博爱是被看作民主不可或缺的、原初的要素，还是被看作民主规范性的内核？霍耐特的选择是后者。
霍耐特指出，索利纳斯提出的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这一理念是否依赖于一种对历史进程的目的论阐述。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要求我们运用当时流行的规范性的语言来证明自己，不仅要在公共领域证明，同时也要内在地向参与斗争的各方证明。霍耐特强调，大家都同意，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的重新组织是某种历史的退步。但如果将其描述为某种退步，则必然有着某种目的论，就像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企划，也是以某种目的论为前提。如果我们不得不做出进步与退步的区分，那么，某种弱目的论就是不可避免的。
随后，帕罗玛丽对霍耐特的“博爱式共存”提出了几点质疑。帕罗玛丽提出的第一个质疑是针对主体的关系性福祉，即霍耐特笔下大规模的社会学习，是否能够让所有人不顾他们自己的偶然性要素，去发展出博爱精神。第二个质疑是针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可行性，正是由于普遍博爱的要求过强，人们很难达到，所以建立在这种博爱精神之上的社会主义是否可行，也很值得怀疑。第三个质疑针对的是霍耐特所说的理论性的团结。霍耐特像很多社会主义者一样，诉诸一种强烈的、实质性的社群概念，这使得他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排除在外，而这些思想本来可以为他的社会主义理念添砖加瓦。由此，帕罗玛丽提出了一种不必诉诸仁爱或博爱精神的社会主义，即汇聚式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Through Convergence）。简单来讲，就是个人可以基于非常多的不同理由来正当地趋向或包容一种社会主义视角，可以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也可以是基于他人的利益或者集体的利益。相应地，这些社会主义的视角不需要预设博爱的社群生活。
派卓西安尼总结道，霍耐特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第一，在工作领域并不提倡一种特定的模式，而是要对各种组织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转化；第二，社会自由的意识不仅存在于工作和经济领域，而且也存在于另外两个承认的领域，即人际关系（如友爱）和民主意志下的政治参与。这意味着霍耐特所阐述的社会主义与前人的社会主义有两点根本性的不同：第一，社会领域的分化应该得到捍卫，也就是说，不像以往某些社会主义者把政治领域看成是经济领域的反映；第二，社会各领域的自主不仅要得到保护，还要被组织起来。所以，霍耐特批评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只关心经济，而不关心权利与民主。
对于后面4 篇讨论《社会主义的理念》的文章，霍耐特认为它们都是在分析各种团结的模式。对此，他简要做了回应。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的理念》中，他最早使用博爱，后来慢慢用团结来代替博爱。这不仅是因为博爱暗含着性别上的歧视（兄弟般博爱，排除了女性），而且团结要比博爱更抽象。他引入博爱或团结主要是要区分两种合作：一种是在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下个人完全为自己利益而进行的合作；另一种是为了他人而行动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并不需要太多的情感态度。团结的前提在于承认相互依靠和互相关联。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他人福祉而进行的。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的区别，也不是友爱或恋爱那种积极的情感关系，而是人与人在相互承认基础上的合作。在一个重要意义上，黑格尔式、涂尔干式与杜威式的团结虽然可以根据它们所要解决问题的不同而在功能上加以区分，但从概念上讲，它们又是非常相近的。
对于罗尔斯的理论，霍耐特指出，罗尔斯的一个缺陷在于认为经济竞争是不可取代的。在此，霍耐特赞成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观点，即我们不知道竞争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也许只有在未来，我们才能知道为了维持经济生产率需要多大程度的竞争。霍耐特强调，《社会主义的理念》主要是要指出以前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没有更认真地对待黑格尔的社会自由概念，这一概念是与个人自由相对应的。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不能只是一个普通的规范性理论，其信念在于改变社会，而这一信念需要某种历史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将超低压降有源整流与自适应P-SSHI结构相结合的高效压电能量俘获电路,如图4所示。有源整流电路中,上半桥采用交叉耦合的PMOS管结构,而下半桥采用比较器和NMOS管构成的有源整流二极管结构,以降低整流管的导通压降VD。其中,比较器CMP1(CMP2)除了控制MN1(MN2)的导通和截止,还为整流电路提供零电流检测信号,控制同步开关的闭合,省却了额外的检测电路。此外,所提电路通过L-C谐振回路中的零电流检测信号控制同步开关断开,而非采用传统的固定延时控制[11,12],能更好地跟随T/2,减小时间差Δt,实现电路的实时检测和自适应同步开关控制。
西亚2017年的核电装机容量为0.4 GWe。该地区核电容量在2030年、2040年和2050年的高值情景预测值分别为13 GWe、21 GWe和26 GWe，低值情景预测值分别为8 GWe、10 GWe和12 GWe。
四、结 语
霍耐特在其近著中对社会自由和社会主义的阐述，其实是代表了当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所做的规范性重构的工作。所谓规范性重构，指的是批判理论不满当前的主流规范理论，试图提出自己的规范性主张。但值得注意的是，批判理论所试图建构的现代性规范内容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规范理论，这也是不少批判理论家不认可“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地方。用霍耐特的话来说，批判理论不仅是在“规范性重构”，而且同时也在进行“重构性批判”。所谓在规范性重构的同时进行一种批判性应用，指的是“不能在重构过程中只是展示现存的伦理机制，应该同时也能够对它所体现的价值做公开的批判”。重构性批判“不是以简单的外部标准来批评现存的机制和实践，而是要在社会现实混乱中找到那些标准，并以此来批判现存的机制和实践在体现普遍公认价值中的缺陷和不完善”。1 [德] 阿克塞尔·霍耐特：《自由的权利》，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22 页。 至于这种重构性批判是如何展开的，不同批判理论家有不同的方式。除了霍耐特的社会自由和社会主义之外，影响较大的还有比霍耐特更早的哈贝马斯所说的人权与人民主权，以及比霍耐特更晚的赖纳·弗斯特（Rainer Forst）的情境与证成等。相比于某些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按照马克思的某些观点、依据罗尔斯的正义路径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批判理论这样一种在“规范性重构”中寻求的“重构性批判”当然是更具有批判性的。至少，批判理论家们还是在坚持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或者更准确地讲，他们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对现代形而上学进行批判。2 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的两个维度，参见吴晓明：《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双重批判》，《学术月刊》2006 年第2 期。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批判理论的批判还是一种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只是试图将启蒙精神和启蒙原则作为最内在的因素来探讨现代性的困境，而忽视了马克思最重要的资本批判。3 罗骞：《“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不同定向——论马克思资本批判与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基本差异》，《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7 期。 在此，还想指出的一点是，批判理论这种在规范中建立批判的做法本身似乎就会天然丧失一些批判性。一方面，为了达成规范，批判理论过于看重共识，这在哈贝马斯以及深受哈贝马斯影响的批判理论学者那里特别明显，而这样一种对共识的追求，本身就与自由主义的调和论相容，而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论相悖；1 Raymond Geuss, History and Illusion in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7. 另一方面，从哈贝马斯、霍耐特到弗斯特，虽然一直在批评康德主义脱离现实，但他们自己那种强调规范的做法其实在本质上与康德主义那种以道德哲学引导政治哲学的思路并无太大区别。用雷蒙德·戈伊斯（Raymond Geuss）的话说，他们都罔顾了真实的政治，仿佛政治只是某种完美理论的应用，简化甚至抛弃了政治中那至关重要的经验成分。政治哲学必须是现实的。这不是在否认人有理想或想象的生活，而是说人的理想或想象是通过政治形式来影响人们的生活的。即使确实为“真”的观念，也不一定就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识或承认。考察政治活动时，最重要的不是看它们的理念是什么，而是看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在研究政治哲学时，人们必须意识到，政治首要的是行动和行动的语境，而不仅仅是信念或命题。政治是有历史情境的，对政治的研究也必须反映这种历史。政治更像是一种技艺的实践，而不是简单理论的应用。2 Raymond Geuss, Philosophy and Real Politic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ocial Liberty and Socialism: on the Recent Books of Axel Honneth
MA Qing
Abstract: Axel Honneth’s two latest works, Freedom's Right and The Idea of Socialism, have aroused heated discussions in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July 2019,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published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Honneth’sideas of social liberty and socialism. Some scholars have question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alistic context of social liberty, the spirit of socialist fraternity and the conceptions of cooperation, and Honneth responded to these questions. In a way, Honneth’s exposition of social liberty and socialism in his recent works actually represents the normative reconstruction of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al theory. They try to use "normative reconstruction" to carry out "reconstructive criticism"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t is still a question that to what extent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can retain its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society.
Key Words: Axel Honneth; social liberty; Socialism
作者简介 ｜ 马庆（1976—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020）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当代英美功利主义研究”（2018BZX004）阶段性成果。
（责编：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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