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行为研究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环境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墨西哥湾、大连湾和日本福岛接连发生的原油泄漏与核泄漏事件，其后果被界定为生态灾难，英国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和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等责任者除了承担巨额的企业赔偿之外，并不能够在短时间内治愈留给人类和自然的生态创伤。巨额的环境责任赔偿带给企业的压力和环境灾难留给人类的反思使得企业环境行为(Corporate Environmental Behavior,CEB)的研究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就近十年来国外企业环境行为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从基本理论构建和实证数据检验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和阐释。
一、企业环境行为基本理论模型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环境行为基本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尽管在概念界定方面存在争议，但已经形成了两种比较成熟的理论模型，后续学者们依旧在探索着模型中各个具体变量的界定和考量，毕竟，行为经济学的思想之一就是要探究行为的动机，因而，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完善有助于实证研究更加可靠地解释企业在追逐利润最大与社会效益最优解过程中的均衡。
(一)企业环境行为的界定
企业环境行为概念的思想源自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公民责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的愈加深入和细化，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企业环境行为经常被称作企业市民行为或企业市民环境行为，至今尚未得到一致的并被普遍接受的定义。
欧盟委员会(2002)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是指企业自愿承诺为促进社会和环境目标而采取的行动。Jamison(2005)提出，企业环境行为主要内容包括：环保承诺、原材料和能源的清洁管理、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和完全公开企业信息并为其负责。Oketch(2004)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是企业遵纪守法、自愿行动、问责制、沟通和透明度、环境和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的制度化内容。Sarkar(2008)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是企业为了平衡环境和经济效益而推行的一系列战略措施，可能是源自外界的压力或是为了降低环境污染而采取的比较积极的管理手段。Mazurkiewicz(2008)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是与股东、员工、客户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有关的公司经营责任和行为，包括良好的公司治理、产品质量、就业条件、员工权利、问责制、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内部制度、培训和教育等。Daily et al(2009)提出了企业市民直接环境行为的概念，认为在没有激励与约束的条件下，企业员工的自由支配行为都应是环境友好行为，这样才能够形成企业市民行为。员工的自愿环境行为直接影响和导致了企业的环境行为。全球化的视野也被引入到企业环境行为研究中，Wood & Logsdon(2002)提出了更加广义的企业全球市民行为的概念，认为企业的权利和责任应超越国家和文化的边界，是更高阶段的为全球环境负责任的行为价值观。
(二)Carroll金字塔模型及其拓展
企业环境行为的理论模型主要包括Carroll金字塔模型和Wood模型，它们是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和使用最为广泛的两类。
Carroll(1979)首次提出了企业环境行为的金字塔模型，它以经济制度为基础，接着是法律责任和道德指引，塔尖是企业谨慎，从塔基至顶部说明了依次递减的重要性和演进的顺序，但各层级之间不是相互排斥或累进的关系。1991年他又将金字塔模型中的上端调整为慈善，其余均保持不变。经济利益和法律约束使企业必须遵守并履行环境责任，它处于金字塔的底部，是大多数企业行为的动机所在。再高一层的道德约束，是我们希望企业能够遵守社会道德来履行环境行为；最顶层的是慈善，是社会期待企业成为良好企业公民的愿景。这种金字塔结构使得各个变量和层级之间的交互关系无法显现出来，然而，这种关系又是真实存在的，正如企业的社会慈善行为可能是源于经济利益，也可能是一种价值观念。致使实证研究中指标的具体考量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另一个比较明显的缺憾在于，金字塔模型误导“慈善”成为了企业环境行为的最高层的终极目标，其实，经济和法律因素才是此模型的根基和不容忽视的行为基础。为此，Wartick & Cochran(1985)在其基础之上经济责任、公众责任和社会赞同三个维度，使模型更加稳健且更具逻辑性。Schwartz & Carroll(2003)提出了更加完善的三维Venn模型，经济、道德和法律三大类变量是主要的驱动因素，三者构成既相互独立又交互重叠的嵌套圆模型，即有时是纯粹的经济动机驱使，有时是经济和道德的共同作用，更有甚者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纯经济因素是行为必须有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但该行为可能是非法或是不道德地服从法律，更有甚者是不道德的行为。纯法律原因是指行为没有直接或是间接的经济利益，也没有道德要求，只是因为有法律约束。纯道德驱动行为是没有直接或是间接的经济利益，也没有法律约束，只是因为道德观，比如惯例、义务、一贯性等。交叉重叠部分是因为变量间的关联并不能清晰地确认为属于某一单纯的经济、法律或道德因素。因此，根据某一种显著的影响因素划分四种截然不同的模型，即企业环境行为被分为经济导向型、道德导向型、法律导向型和平衡导向型四类。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金字塔拓展模型是基于一个严格的假设，即影响变量可以被准确地辨认和区分为纯粹的经济、法律或是道德因素。然而这是与现实相背离的，没有哪一个企业行为可以被准确地界定为纯经济或是纯法律行为，这也正是阻碍该模型实际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Wood模型及其拓展
Wood模型(1991)依据投入、过程和产出的架构逻辑提出企业环境行为的三个维度，分别是以责任原则而不是哲学原则作为投入变量，以社会赞同为生产过程变量，以最终结果为产出变量。这个模型是基于开放生态系统假设，而不是闭环机械系统的综合经济学、管理学和哲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模型。
具体地讲，原则维度包括：(1)法律原则，是解决企业整体问题，也是企业和权力斗争的武器，尽管它是一个普遍责任原则，也适用于特殊的组织。(2)企业公民责任，即企业初级或高级的社会参与。(3)管理谨慎，即管理者或员工都有道德有责任谨慎决策，每一个企业员工都是道德的代表。社会赞同维度不是指信息反馈的方式，而是股东管理和环境问题管理的全过程。具体包括：(1)企业整体的经营环境，即评价企业的社会、政治、法律和道德环境。(2)股东的认同感，即积极和建设性地构建企业与股东的关系。(3)公共问题管理，即企业辨认、分析、执行有关社会和政治问题。产出维度是之前研究中被忽略的一个重要指标，金字塔模型也只是用企业管理社会问题的制度来衡量，而Wood认为产出或行为表现正说明了企业及其员工在过去做了些什么，因此，产出可以包括制度、项目、执行程度、股东影响、整体社会影响等，即企业环境行为对公众和组织、自然和物理环境以及社会系统和制度的影响，企业的所作所为自然也是股东、社会和企业自身行为的逻辑结果。Wood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是在履行社会责任原则的约束下，社会赞同并认可的外显的并影响企业社会关系的一系列产出。”随后在Wood拓展模型中专门提出了企业全球市民行为观，将企业放置在全球大市场中，道德、社会责任都应该从规范和政策开始，考虑定位、执行、可靠等因素(Wood & Logsdon,2004)，关键是要判断行为是否与规范和政策相互一致，或是有没有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通过系统学习和纠正过程不断地改进行为。
基于Wood模型的一般描述性变量，Swanson(2002)模型加入了规范性变量，使得企业环境行为模型成为了反映企业应该是什么的综合性陈述报告，该模型原创了很多可比较的理论性术语，避免了规范短缺和价值惰性的影响。Mitnick(2000)对行为及其价值的界定、评价标准和具体考量指标等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认为企业环境行为极其复杂，需要用复杂工具来考量。他运用GUIDED系统模型，检验了Wood模型中所谓的“好行为”和“坏行为”，认为这种好坏之分往往是由于评价标准不同所致。具体内容包括：公司导向信息的质量，如：排放评估报告、操守准则和董事会(或最高CEO)的信息质量；投入系统用企业雇佣少数民族员工的数量衡量，过程指标用企业扩招员工和已经雇佣的少数民族员工的工作表现衡量；产出包括增加少数民族员工的人数和维持员工稳定性；企业环境行为影响包括相对于非少数民族员工而言，少数民族员工的满意度或是行为水平；整体性的综合指标包括新雇佣和已有的少数民族员工数量。
Wood认为，如果企业环境行为是规范概念的话，它实际是在要求企业做“好行为”。那么好行为的产出就会很多，而且关于好行为的争论还将永无休止。哲学家们认可的好行为可能就是好自然、好社会、好企业和好个人；而社会科学家们依然还会考虑企业环境行为与企业财务表现的关系；企业家们依然会忽视学者们的“好行为”说，除非是企业环境行为能够给企业发展带来益处。然而，如果从结构理论观判断企业环境行为的话，它就是在生态开环系统中的不同产出，需要准确描述企业环境行为的界定、执行和评估；关于企业环境行为与财务绩效的研究就会转移到针对具体不同类型企业的企业环境行为理论假说的发展和验证、企业执行企业环境行为的过程及其对企业、个人、股东、社会的影响。
由于企业环境行为的复杂性，很难找出一种评价指标可以涵盖所有方面。企业环境行为考量普遍使用的是多元分类量标，包括社会报告、环境报告、社会环境披露年报、KLD评级等，其中社会和环境报告使用尤为广泛。但它们都没有给出衡量企业环境行为的决策原则、执行过程和行为产出的具体指标。值得一提的是《财富》最受尊敬企业排名、社会责任基金排名、股东、员工和学生的评价、社会审计数据和可靠的社会投资机构选择投资对象的，标准等也常被用来评价企业环境行为。企业公民责任(CC)评价法是对企业环境行为评价的拓展(Davenport,2000)。
除了考虑企业环境行为变量以外，学者们更加关注影响它的解释变量，利益相关者理论依然是构建企业环境行为解释变量的主要理论基础。Rueda-Manzanares et al(2008)认为利益相关者的整合能力有助于公司主动检测周围环境保护不断变化的趋势，并促使消费者、地方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形成平衡顾客效用、经济发展、社区福利、财政表现和生态保护等需要的一致观点。除了通常考虑到的收益、股价、法律、消费者等因素外，文化制度等中介变量在地域间也表现出了较大差异。Waldman et al(2006)调查了不同国家、社会文化结构、体制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条件下的企业环境行为差异。在一些国家，管理者重视体制集体主义的特性，蔑视高权力距离，他们更可能做出亲环境的行为决策。权力距离反映了一种文化接受不平等权力分配的程度(House,2004)。
二、企业环境行为的实证研究
伴随企业环境行为理论和概念模型的研究，实证研究领域里的成果也在不断丰富，多数研究集中在运用实证数据验证理论模型，以便进一步修正模型中的各个变量和解释。以下从环境政策、企业价值和企业家三个方面做一梳理。
(一)环境政策与企业环境行为
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等问题促使政府试图通过环境政策来干预企业环境行为。通过分析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行为改变的影响，一方面评价了企业环境行为的效果，同时也是对该环境政策效果的评价。成本收益原则依然是环境政策选择的主要依据，经济学家并不能给出万能的公共政策，政府很难决定何时给出合适的环境政策。Hahn(2000)认为评价环境政策的经济效果需要考虑到政策的时滞性，而且，政治因素对环境政策的形式和内容有重大影响。
环境政策从命令强制型走向自愿参与型，较多的实证研究集中在各种自愿型环境政策的影响效果上。自愿环境政策是环境政策的创新设计，形成了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关系和双赢局面(Dietz & Stern,2002)。美国有超过200个自愿项目，其中50个源自联邦政府(Rivera & DeLeon,2004)，制度引致和创新引致的技术改变对企业经济福利和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同，创新带有经济溢出效应，环境政策引致创新带来的企业经济福利的改变相对较小，但却较大幅度地降低了污染(Parry,2003)。企业早期参与自愿项目是因为绿色声誉，以满足社会的期待和认可，而不仅仅是为了降低自己的环境影响(Hoffman,2001; Moon & DeLeon,2007)，而后期的参与则主要是因为政府的制度干预(Moon,2008)。监督、公开披露、制裁等机制的强弱都将影响企业参与自愿项目的早晚(Potoski & Prakash,2006; Welch,Mazur & Bretschneider,2000)。与一般强制性法律制度相比，环境信息披露制度(EID)更易使公众受益，增进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关注热情，激励企业减少污染和创新，企业环境行为表现更好。但实证研究的结论不尽一致。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和德国的经验数据显示，环境信息披露促进了投资界关注EID信息，并间接使企业环境行为得到改进(Williams & Aguilera,2006)。但有毒气体排放信息(TRI)有时对股价产生负面影响(Koehler,2004)。
环境政策应区别企业规模，给予中小企业更多的激励。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大企业较小企业更有可能创新，并获得更高的研发收益(即R&D收益)。McWilliams & Siegel(2000)的研究进一步发现R&D与企业环境行为呈正相关关系，来自美国化学工业的经验数据也验证了此结论(Scott,2003)。面对诸多社会不确定性因素，大企业拥有充足的资源和强大的基础设施，它们比中小企业更容易采取绿色行为。环境不确定性包括环境包容性、政府支持、产业类型、竞争和网络关系等(Etzion,2007; Gonzalez-Benito,2006)。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投资组合结构、竞争能力和竞争优势等(Sirmon,Hitt & Ireland,2007)。小企业更可能出现财政预算和专业人才的短缺，将更多的资源用在提升业务而不是环境行为(Rothenberg & Zyglidopoulos,2007)。韩国中小企业的数据也显示政府支持对企业参与绿色供应链的意愿有积极影响，政府应该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源帮助它们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Lee,2008)。这种负面影响可以通过替代能源技术的补贴或税收激励、低息贷款和降低保险费等措施增加环境包容性，激励中小企业的参与意愿(Chieh-yu Lin,2010)。
(二)企业价值与企业环境行为
企业环境行为和企业价值的关系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学者们运用现代统计技术的元分析方法已经得出了一些较为合理的结论，然而，由于研究方法、考量指标和模型的差异使得研究结论仍然存有争议。普遍的较稳健的结论认为，企业环境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Margolis et al,2007; Orlitzky et al,2003)，即环境友好行为导致企业价值提高，而且，没有结论显示亲环境行为会增加企业成本。实证研究发现，早期的企业亲环境行为选择主要是市场动机，为了获得一个促进市场竞争的很重要的战略性资产——难模仿和替代的“绿色”声誉。当企业更多地考虑消费者利益时，就更有可能提升它的“绿色”形象，亦有可能提高市场份额(Hart,1995; Moon,2008)。企业价值的考量主要是针对整体公司，而不是利益相关者，假没市场可立即吸收所有相关信息到股价中，因此常用股价衡量，有时也用托宾Q值。企业环境行为的考量很难，一般认为行为趋好会提高企业商誉价值、提高股东预期、降低成本等，然而实践中学者们较多使用负指标来衡量，即考虑企业不负责多于负责任(Lee,2008)。具体各变量的选择、模型的设定对研究结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Konar & Cohen(2001)采用321家企业的截面数据，用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和环境问题未决诉讼来考量企业环境行为，用托宾Q值来考量企业价值，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样本企业因不当环境行为带来的经济损失占到样本企业近10％的总资产价值，而且，损失程度会因行业类型存在差异，化工企业可能会高达31.2％。然而，King & Lenox(2001)采用652家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和随机效应模型，发现企业环境行为与企业价值之间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往往受到模型设定和样本选择的严重影响。
(三)生态型企业家与企业环境行为
生态项目较传统的经济活动可以给企业带来盈利的新市场(Quinn,1971)。生态型企业家从一般的传统企业家中率先地捕捉到了这一市场商机。环境积极主义股东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决策也有重要的影响。
生态型企业的所有经营目标是环境友好的，净环境影响为正，生态企业家的个人目标也是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但这种目标绝不是至高无上的，也可在盈利和商业成功目标之后。Gladwin(1993)认为生态型企业家是开放系统模型中的创新者(解决、改变和适应创造性问题)、开拓者(运用权力、影响并得到资源)以及人际关系模型中的斡旋者(冲突管理和参与决策制定)。这种改革型行为模式也表现为：协作价值观、将环境责任意识传达给下属、双边交际、改革朝向、慈善主义、创造信任和个性化要求。尤其是对雇员的多边交涉和激励构成了改革型领导者最杰出的特征(Egri & Herman,2000)。创业导向型企业家对企业采纳亲环境战略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政府监管力度对企业亲环境战略没有直接影响，相反，环保主义消费者对创业导向型企业家和企业亲环境战略决策都有直接和积极的影响(Bulent et al,2010)。
生态型企业家特征很复杂多样，很难确定一个唯一的标准，目标、行动和结果是进行生态型企业分类的标准。沿袭结构和行动模型(Gidden,1984)，可将生态型企业家分为四类(Walley,2003)：(1)创新机会主义者，主要受强势法规和经济利益的驱动；(2)有远见的胜利者，主要受强势法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引导；(3)道德标新立异者，主要受道德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影响，主要受个人网络、家庭和朋友影响而不是法律的约束；(4)特别的环保企业家，也称为偶然绿色企业家，主要受经济利益和道德影响。西方世界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而中国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Hooker,2003)，生态型企业家的特征差异需要考虑文化背景。中国大陆经理人认为同业组织的标准而非专业实践和法律因素是道德行为的主宰。这个同业组织效应可能源自于嵌入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的关系因素(Wing Chow,2009)。
环境型股东往往表现出较为积极的环境态度，对公司的决策和环境行为有积极的影响。Reid & Toffel(2009)发现，环境型社会股东促使企业公开披露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策略等信息。Lee & Lounsbury(2011)通过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环境型股东决议数量与企业环境行为之间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且，环境型股东决议的数量会改变企业规模对企业环境行为的负面影响，因为，环境型股东们组织的社会运动是一种非常关键的传播环境信息的制度条件，大企业也不得不改进和完善自身的环境行为(Schneiberg & Lounsbury,2008)。
此外，也有学者们从更宽泛的视角进行了实证检验。Moon & Chapple(2005)发现在七个亚洲国家中人均GDP与企业环境行为水平没有任何相关性。Robertson(2007)实证研究发现，国际经济互动会通过模仿同构作用影响国内企业采用较为积极的环境态度。日本的经验数据显示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积极地影响了日本本土企业的环境行为(Fukukawa & Moon,2004)。非政府组织、商业协会组织和工会都能促使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这种非政府组织监控公司行为，并提倡通过直接行动(例如，组织抵制)、向媒体揭露企业弱点或者游说政府来改变企业行为(Frankental,2001; Moon,2004)。企业是否公开上市和企业股权分散程度也会影响到企业环境行为(Robertson,2007)。来自中国上海和深圳物流企业的样本数据显示，组织支持、人力资源质量、制度压力和政府支持变量显著地正向影响企业环境行为，而环境不确定和行为本身的复杂性是负相关指标，客户压力不存在显著影响(Chieh-Yu Lin & Yi-Hui Ho,2011)。
三、简评
近年来由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经济学界已经开始尝试将心理学的研究模型和方法引入到传统经济学的研究问题中。企业环境行为的研究也已经成为该领域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而且企业环境行为逐渐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它是融合经济学、行为科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一项综合研究，关注潜在的污染主体即企业的行为动机，以及企业如何应对政府或组织的干预。研究热点内容包括：与环境政策相关的企业环境行为水平，环境管理系统的有效性，企业或是政府引导的自愿项目，企业和市场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反应，制度对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的影响等(Clark,2005)。在实证研究数据来源方面，国外学者很多使用了标准普尔500强企业的公开数据，一般而言，这些企业都披露了比较充分的财务和环境信息数据，特别是非美国本土企业更加谨慎仔细地报告了企业环境信息。这是比较简单可靠的一种获得面板数据的方法。也有研究是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得数据，主要是为了解决针对性较强且没有公开数据的研究问题，但往往收集的样本量受到限制。因而，借助行为经济学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今后的研究模型可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研究数据可考虑采用实验数据和实验研究方法。因而，借助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来研究企业环境行为问题必将成为未来研究的新趋势。
标签：企业环境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 企业责任论文; 法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