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鬼”的纠葛——《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纠葛论文,废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我们为“八十年代文学”的“终结”寻找一个标志性的“文学事件”，《废都》及其引发的争论或许是最为重要的参照。《废都》这一“转型期”的代表文本，与当时的知识界构成了颇为复杂的对峙与紧张关系。如研究者指出的，“《废都》的销量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广，引发的争论如此之剧，这可能是上个世纪末最大的文学事件。”①对《废都》的批判与围剿，某种程度上，堪称八十年代文学成规的最后一战。此役之后，“共识”渐次瓦解，知识界迎来了大分流的历史宿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试图回到“八十年代文学”终结的历史现场，细读《废都》及其引发的争论，反顾八十年代文学的前世今生。笔者尝试追问的是，《废都》与八十年代文学传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就对《废都》的批判而言，八十年代文学预设下了怎样的“成规”？其所揭示的在“八十年代”形成的“宰制”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共识”是什么？正如程光炜所说，“《废都》酷评”是当代文学史中的一桩“公案”。在八十年代文学的狂飙突进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焦虑之间，围绕着《废都》的各种声音，或许比《废都》本身更有价值。②
一、百鬼狰狞
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废都”是一个“鬼魅横行的舞台”③。小说由反常的天象写起，盛夏的“西京”，拥堵混乱的街头，行人忽而发现自己的影子不见了，天上现出四个太阳：
人们全举了头往天上看，天上果然出现了四个太阳。四个太阳大小一般，分不清了新旧雌雄，是聚在一起的，组成个丁字形。过去的经验里，天上是有过月亏和日蚀的，但同时有四个太阳却没有遇过，以为是眼睛看错了；再往天上看，那太阳就不再发红，是白的，白得像电焊光一样的白，白得还像什么？什么就也看不见了，完全的黑暗人是看不见了什么的，完全的光明人竟也是看不见了什么吗？④
小说就在这样大乱将至的烦躁不安中开始叙述，作为主人公，西京四大名人之首、大作家庄之蝶的生活笼罩着深深的鬼气。他的岳母习惯睡在棺材里，“尽说活活死死的人话鬼语”，有着“人一老，阴间阳间就通了”的本领，能够和周遭“鬼的世界”交流。在老人的眼中，“废都”似乎显露了它的真相，某种程度上，“废都”是一座“鬼城”：
柳月说：“现在街上有什么人？是鬼看的？！”
老太太却说：“是鬼，满城的鬼倒比满城的人多！这人死了变鬼，鬼却总不死，一个挤一个地扎堆儿。”⑤
颇具象征意味的，小说开端，“呜呜如夜风临窗、古墓鬼哭的埙声”，深深吸引了庄之蝶。作者进一步暗示，庄之蝶喜欢的是“哀乐”：
庄之蝶参观过许多葬礼场面，但今天的乐响十分令他感动，觉得是那么深沉舒缓，声声入耳，随着血液流遍周身关关节节，又驱散了关关节节里疲倦烦闷之气而变成呵地一声长吁。他问店主：“这吹奏的是一支什么曲子？”店主说：“这是从秦腔哭音慢板的曲牌中改编的哀乐。”⑥
“鬼气”直抵庄之蝶的内心深处。毕竟，对于所面对的生活，庄之蝶无法克服内在的苦闷与颓废，“感到自己活得太累，太窝囊，甚至很卑鄙了”。然而，庄之蝶不同于“魏连殳”式的“孤独者”，或是“罗亭”式的“多余人”，他在这座“鬼城”里，熟稔地逢迎着鬼魅的伎俩。如当时的评论者分析的：“庄之蝶在‘名士风度’的幌子下，也会为了金钱答应给卖假农药的黄厂长写东西，也可以为了古董字画百般逼迫龚小乙，还可以假借挽救龚靖元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巧取豪夺，并实际上成为致龚靖元于死地的凶手；为了高攀市长，他可以不假思索地将柳月许给市长的跛足儿子而在柳月和柳月的原情人赵京五面前，又换另一种说法，虚伪地两面讨好，八面玲珑。”⑦庄之蝶逼死龚靖元的一幕，尤其暴露了他的狠毒与虚伪：
庄之蝶说：“赵京五你都是好脑壳，怎么这事不开窍？龚小乙是败家子，我哪里能借他这么多钱？咱为开脱这么大的事，争取到罚款费了多大的神，也是对得起龚靖元的。既然龚小乙烟瘾那么大，最后还不是要把他爹的字全偷出去换了烟抽，倒不如咱收买龚靖元的字。”⑧
深谙世故的孟云房们，不会不明白这对龚靖元意味着什么。然而，他们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拍手称赞着庄之蝶主意高明：
赵京五和孟云房听了，拍手叫道：“这真是好办法，既救了龚靖元，又不让他的字外流。说不定将来龚靖元家存的字画没有了，龚小乙也就把烟戒了。”⑨
毫不意外，龚靖元因此精神失常，自杀身亡⑩。西京的其他名流，也没有一个得以善终：孟云房练气功瞎了一只眼睛，魔怔般地以为儿子是气功大师，一起远走新疆；阮知非被抢劫犯刺瞎了眼睛，换了一双“滴溜溜地闪着黑光”的狗眼；汪希眠伪造字画，面临牢狱之灾。庄之蝶百般腾挪，难逃同类的命运——和景雪荫的官司最终以败诉告终，牛月清提出离婚，经历了唐宛儿、柳月、阿灿的性爱，依然无处安妥他破碎了的灵魂。
诚如当时的评论家所分析的，整部小说密布着“古寺重建、天书自观、鬼神仙佛、谶纬宿命、气功巫医……”(11)，展示了一副鬼气弥漫的社会画卷：“毒不死人的农药，名作家的风月官司，庸市长的政绩努力，危墙塌死了顺子娘，王主任强奸了设计员，清虚庵监院打了胎，潼关工人性虐待老婆，还有与主人性交的小保姆，吸大烟的败家子，神道道的文史馆研究员。”(12)如研究者的概括，“这是一部‘关于城市的小说’，但全书充满了陵墓的气息。”(13)
不难发现，百鬼狰狞的《废都》，与“八十年代”所塑造的美学风尚有巨大的差异。在寻思人文精神的话语场域里，《废都》一度被视为基于文化市场、“百万稿费”的怪胎，甚或是抄袭《红楼梦》、《金瓶梅》的“装神弄鬼”之作。然而，某种程度上，《废都》的“鬼魅叙事”，恰恰是八十年代文学传统合乎逻辑的伸延。在余华、莫言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里，锋刃抵骨，血气淋漓，混沌中一样人鬼难辨。诚如研究者的疑问：“残雪及韩少功早期即擅处理幽深暧昧的人生情境，其他如苏童、莫言、贾平凹、林白、王安忆及余华，也都曾搬神弄鬼。新中国的土地自诩无神也无鬼，何以魑魅魍魉总是挥之不去？当代作家热衷写作灵异事件，其实引人深思。”(14)
“鬼魅叙事”一个重要的向度，就是对抗、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述成规，以及其所推重的正气、崇高、雄浑的革命美学。正如贾平凹的夫子自道：“二十多年来，我认为主要是思维变化，当然现在文学思维还没有彻底变过来。现在出版者、写作者、读者、文学管理者，对文学的观念变化得各种各样，最基本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看法：时代的镜子呀、社会的记录员呀、人民的代言人呀、文学的几大要素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呀，这种对文学的看法，形成集体无意识的东西。这二十年来基本上是在改变这一方面做的斗争特别大。”(15)作为新时期的“贯穿性的人物”，贾平凹看得清楚，“新时期文学”念兹在兹的，无论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或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始终是在二元对立的格局中，指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联系的一系列阴暗的历史记忆为假想敌。
一般来说，“鬼魅叙事”与八十年代知识界的规划是契合的，至少是亲密的“同路人”。在宽泛的意义上，我们能列出纠葛于这一概念的近似的能指：“寻根文学”、“现代派”、“先锋派”等等——就八十年代获得相对自足性的知识场域而言，“现代”始终像一个巨大的航标，牵引着知识界“走向未来”。然而，作为契合的“前提”，知识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作为现代派的“鬼魅叙事”所包含的“反现代性”的面向。诚如研究者指出的，八十年代特定的理解“现代”的方式，是在“现代派”与“现代化”之间建立直接的关联。在八十年代的语境里，“这种‘悲观’、‘玩世不恭’、‘颓废’和‘荒诞感’，在一些作品那里，被纳入‘人’与‘非人’的启蒙主义叙述结构当中，作为控诉当代政治暴力的一种手段，比如宗璞的《我是谁》和王蒙的《蝴蝶》。而在《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中，‘颓废’的表达被纳入‘秩序’与‘反秩序’的结构，成就一个有关‘主体’反叛或皈依的故事。一方面，小说的主人公尖刻地嘲笑着启蒙主义的观念和价值，而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这种‘嘲笑’和‘叛逆’使自己成为一个‘反文化英雄’。可以说，恰恰是‘现代派’的‘反现代性’的呈现，使其表达出一种与新启蒙主义构成张力但又被其包容的声音”(16)。
并不意外，近乎误会的蜜月难以持久。随着“八十年代”以悲剧性的方式终结，历史语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现代化”的叙事与想象，逐步丧失“包容”内部“杂音”的力量，二者的“张力”渐次绷紧。《废都》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历史时刻，大张旗鼓地讲述了“知识分子之死”，淘空了这一知识谱系的政治性(17)。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刚刚经历沉重打击的知识界，能否在压抑与愤懑中，接受一份颇富象征意味的“知识分子”的房中秘史？
二、知识分子之死
诚如研究者对贾平凹的分析，“凭心而论，他确实抓住时代潮流，九十年代初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九八九年的历史后遗症。”(18)《废都》之所以激起知识分子的暴怒，某种程度上，在于它在这样一个过于敏感的历史时刻，讲述了“知识分子之死”。我们熟悉的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形象，接近于萨义德所谓的“为正义、公理、自由而奋斗”的“文化英雄”；但是，《废都》撕裂了这一层温情甚或悲情的想象，如评论者指出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作家，一个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然而，他跟五四以来所谓的启蒙者、人民的良心和‘灵魂的工程师’的知识分子相距甚远。”(19)或可以说，在八、九十年代的社会转型中，《废都》近乎“刻薄”地叙述了“知识分子”从“巨人”到“病人”的转变。
细心的读者自会发现，小说的叙事时间从闷热难耐的盛夏开始，于萧索荒凉的秋天结束。(20)在万物骚动的季节里，庄之蝶反讽式地以“病人”的形象登场，面临着内在的焦虑——他在妻子牛月清面前，几乎丧失了男性的性能力，被迫服用王婆婆的密药甚或从亲戚家领养一个孩子。在景雪荫那桩名誉官司的表层线索下，庄之蝶沾惹起鬼气森森的风月孽债的自我救赎，构成了小说真正的线索。
对庄之蝶而言，唐宛儿提供了焦虑已久的救赎的可能。庄之蝶与唐宛儿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场景，酷似一场“复活”的仪式：
妇人说：“你真行的！”庄蝶说：“我行吗？！”妇人说：“我真还没有这么舒服过的，你玩女人玩得真好！”庄之蝶好不自豪，却认真地说：“除过牛月清，你可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女人，今天简直有些奇怪了，我从没有这么能行过。真的，我和牛月清在一块总是早泄。我只说我完了，不是男人家了呢。”唐宛儿说：“男人家没有不行的，要不行，那都是女人家的事。”庄之蝶听了，忍不住又扑过去，他抱住了妇人，突然头埋在她的怀里哭了，说道：“我谢谢你，唐宛儿，今生今世我是不会忘记你了！”(21)
“性”既然不是单纯的肉体之欢，而是重新确立“主体”的仪式，那么并不意外，作为“客体”的女性难以奢求性关系中的平等，势必沦落到被狎玩的地位。甚至于，这种“狎玩”越是将女性不断下压到“物化”的地步，越有助于主体病态的满足。恕冒犯读者，在这里笔者将引用两段不堪的性描写予以说明，比如庄之蝶对“脚”的迷恋：
看那脚时，见小巧玲珑，跗高得几乎和小腿没有过渡，脚心便十分空虚，能放下一枚杏子，而嫩得如一节一节笋尖的趾头，大脚趾老长，后边依次短下来，小脚趾还一张一合地动。庄之蝶从未见过这么美的脚，差不多要长啸了！(22)
尤为不堪的，是庄之蝶轻浮的文人作派。所谓“无忧堂”，倒也清楚点名了“性”的象征性：
未了，一揭裙子，竟要在妇人腿根写字，妇人也不理他，任他写了，只在上边拿了镜子用粉饼抹脸。待庄之蝶写毕，妇人低头去看了，见上边果真写了字，念出了声：无忧堂。(23)
饶有意味的是，庄之蝶身边的女人们，不仅甘于供其狎玩，而且无比仰慕庄之蝶的“四大名人”的身份。一个近乎隐喻的细节是，庄之蝶结识唐宛儿后，先后送了两件礼物：鞋与镜。如果说“鞋”意味着一系列狎玩的程式的话，那么“双鹤衔绶鸳鸯铭带纹铜镜”近乎一面引导着女性文化想象的魔镜，唐宛儿等女性迷失在重重镜像之中(24)。就此我们似可理解，为什么《废都》的“性”有一股古怪的“文化”气氛，“妇人”们常常沉浸在“我在屋子里听下雪的声音，庄之蝶踏着雪在院墙外等我”等烂俗的意境里，按着董小宛的样子想象自己，动辄征引“所有古典书籍中描写的那些语言”，等等。作者甚至为唐宛儿开列了一张与“作家”做爱的“必读书目”：
书是一本叫《古典美文丛书》，里边收辑了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和冒辟疆写他与董小宛的《翠潇庵记》。还有的一部分是李渔的《闲情偶记》中关于女人的片断。(25)
正是基于“作家”或“名人”的文化想象，庄之蝶在唐宛儿、柳月、阿灿等心中有惊人的魅力：
阿灿却又扑起来搂了他躺下，说：“我不后悔，我哪里就后悔了？我太激动，我要谢你的，真的我该怎么感谢你呢？你让我满足了，不光是身体满足，我整个心灵也满足了。你是不知道我多么悲观、灰心，我只说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完了，而你这么喜欢我，我不求你什么，不求要你钱，不求你办事，有你这么一个名人能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26)
“狎玩”与“仰慕”的缠绕，引向了文本的秘密：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想象，成为“性”的支点与动力。唐宛儿比较三个男人的内心独白倒是说得清楚，对理解《废都》颇为关键：
在以往的经验里，妇人第一个男人是个工人，那是他强行着把她压倒在床上，压倒了，她也从此嫁了他。婚后的日子，她是他的地，他是她的犁，他愿意什么时候来耕地她就得让他耕，黑灯瞎火地爬上来，她是连感觉都还没来得及感觉。他却事情毕了。和周敏在一起，当然有着与第一个男人没有的快活，但周敏毕竟是小县城的角儿，哪里又比得了西京城里的大名人。尤其庄之蝶先是羞羞怯怯的样子，而一旦入港，又那么百般的抚爱和柔情，繁多的花样和手段，她才知道了什么是城乡差别，什么是有知识和没知识的差别，什么是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了！(27)
近乎戏谑地“有知识和没知识的差别”甚或“城乡差别”(28)，暴露出《废都》中“性”与“知识分子”融洽贯通的真相。正如当时的评论家的看法，“性”在《废都》中是一个转喻，庄之蝶的“自我确认”的过程，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期渴望重返历史主体的虚假满足：“与其说个人的白日梦在这里找到了它的历史起源，不如说，破损的历史在这里开始了它的衍生过程。然而，一个历史主体重新崛起的神话，其实不过是一个性欲焦虑者的心理补偿。”(29)在这个意义上，如研究者指出的，“废都的确是一本显示了九十年代文化的特色的小说。它最好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文化话语中地位的沦落以及对这种沦落的极度的恐惧。”(30)
既然“性”作为知识分子重建历史主体的转喻，从“行”再次回落到“不行”，预示着知识分子最后的失败。庄之蝶与唐宛儿的关系被牛月清发现，两个人在苦楚中借着柳月婚礼的机会最后一次约会，近乎报复，唐宛儿选在庄之蝶与牛月清的卧室里。然而，“家”似乎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庄之蝶的“老毛病”犯了：
□□□□□□（作者删去六百六十六字）但是，怎么也没有成功。庄之蝶垂头丧气地坐起来，听客厅的摆钟嗒嗒嗒地是那么响，他说：“不行的，宛儿，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吗？”妇人说：“这怎么会呢？你要吸一支烟吗？”庄之蝶摇着头，说：“不行的，宛儿，我对不起你……时间不早了，咱们能出去静静吗？我会行的，我能让你满足，等出去静静了，咱们到‘求缺屋’去，只要你愿意。在那儿一下午一夜都行的！”(31)
作为日常生活与秩序的象征，“家”对知识分子虚弱的意淫而言，代表着无比坚硬的现实世界。诸神归位的后新时期，仓惶失措的知识分子，在徐徐展开的庸常生活面前早已脆弱不堪。“性”的象征性的征服之旅逼近“现实世界”的时刻，势必面临着被粉碎的命运。并不意外，小说的结尾重启了我们熟悉的模式：庄之蝶离家出走。然而，如果说巴金的“家”意味着封建制度与腐朽的历史，别处的生活是“现代性”的美丽新世界；《废都》的“家”则是窒息的日常生活与现实秩序，“历史”已然终结为无限的创痛，往昔“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情与抱负，换来的是“现代性”以知识分子瞠目结舌的方式展开。世纪末的重复，不再是青年五四的悲情大戏，而是知识分子人到中年的仓惶出逃，暮色里牛皮大鼓神秘自鸣，为另外一个自己呜咽送葬(32)。充满象征色彩的，庄之蝶在“车站”溃然倒下，知识分子以“中风”的方式谢幕：
周敏就帮着扛了皮箱，让庄之蝶在一条长椅上坐了，说是买饮料去，就挤进了大厅的货场去了。等周敏过来。庄之蝶却脸上遮着半张小报睡在长椅上。周敏说：“你喝一瓶吧。”庄之蝶没有动。把那半张报纸揭开，庄之蝶双手抱着周敏装有埙罐的小背包，却双目翻白，嘴歪在一边了。
候车室门外，拉着铁轱辘架子车的老头正站在那以千百盆花草组装的一个大熊猫下，在喊；“破烂喽——！破烂喽——！承包破烂——喽！”(33)
基于此，堪称“心灵的真实”的《废都》，在“八十年代”的终点，第一次讲述了“知识分子之死”。如果说，贾平凹以挽歌或史诗的方式，按照知识界的自我期许，讲述一个忧伤的普罗米修斯之死的故事，《废都》或许将是别样的遭遇。然而，诚如贾平凹在若干年后所追述的，“《废都》没有顺从和迎合，它有些出格，也就无法避免灾难”(34)。当时评论家的看法，直接揭示了双方的抵牾，“重返历史主体位置的梦想终至于破灭，如果说贾平凹是有意全面书写知识分子的精神颓败史，书写这个时代的文化溃败史，那倒是值得赞赏的伟大举措。然而，这个破败的主体却在破败的现实中找到了恰当的支点——性欲（女人）”(35)。重建历史主体的努力，是通过女性来实现且失败的；主体的自我迷恋表现为阳具的迷恋，形而上的“再造中国”的理想与悲情，化约成男性性能力的“行”与“不行”——这对知识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与冒犯，甚或是向“文化市场”献媚的更为严重的亵渎与背叛(36)。“八十年代”可以接受“失败”的知识分子，无法接受“堕落”的文人，一场天怒人怨的大批判，已然可以预见。
三、“人的文学”
《废都》的出版及其激起的强烈的反响与批评，成为一九九三年炙手可热的文学事件。“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事件频仍，但只有《废都》是文学界自发性的事件，其他的力量不过推波助澜而已。”(37)经历八十、九十年代的巨变，失语中的知识界，某种程度上因为对《废都》的共同批判，完成在九十年代的集结与再次出发。
对《废都》的批判，基本上是我们熟知的“道德”批判，集中在《废都》的“性描写”以及向“文化市场”献媚(38)，多维主编、撰稿人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硕士为主的《〈废都〉滋味》堪为代表。试翻开评论集的目录，标题已经说得极为直接：
“湿漉漉的世纪末”、“真‘解放’一回给你们看看”、“除了脱裤子无险可冒”、“看哪，其实，他什么也没穿”、“女人果真纷纷上床？”、“认钱不认‘文’，笑贫不笑娼”、“搔搔读者的痒痒肉”……
在序言里，李书磊认为《废都》“压根就没有了灵魂”：
文人们陷入了一种可耻的麻木之中，鲁迅所代表的现代文人的人格成就已经忘却：既没有那种体现社会责任感的呐喊，也没有那种体现个人丰富性的彷徨。文人们的情感、意象和语言已经失去了对人们的感召力和感染力，只能在没有光荣的、小市民的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废都》及其作者的状态使我们如此强烈地印证了这一切认识。(39)
多年之后，撰稿人之一的陈晓明对当年的批判有了不同的看法，“整个九十年代上半期，人们对贾平凹的兴趣和攻击都有一定程度的错位，其主导势力是道德主义话语在起支配作用，那些批判不过是恢复知识分子话语的自言自语”。陈晓明颇为坦率地承认，“因为贾平凹唤起的是道德记忆，道德话语是知识分子最熟悉的话语，是在他呀呀学语时就掌握的语言。贾平凹不幸中又是万幸，这样的攻击其实太外在，并没有抓住贾平凹的实质。那时对贾平凹的批判集中于露骨地写了性，而批判者也无法自圆其说”(40)。毕竟，姑且不论陈晓明例举的《金瓶梅》等等“经典”，欲望化的书写在八十年代本来就被认为是“人的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种用女性来确认男性回归自我（性、主体、历史等等）的做法，并非贾氏首创，张贤亮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滥用过。”(41)然而，就八十年代“预设”的文学“成规”而言，知识界“消化”了这一文本的异质性，将其纳入“人”与“非人”的启蒙主义叙述结构当中：“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不仅写了章永璘对女人的渴望，而且写了这个性饥渴者面对女人活生生的裸体而产生的性欲冲动，甚至写了他性功能丧失时的窘态和性功能恢复时的兴奋。小说的主题仍然是反思文学中已多次表现的中心主题——对极左政治路线的控诉与批判，不同之处是它为这种控诉提供了一个新的生命视角。”这一语境中谈论“道德”其实是不合时宜的，往往被轻蔑地指认为“道学家”。“在一大批作家的笔下，使道学家们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欲之火成了健全人性中不可缺少的珍贵元素，因为它常常是与生命力的自由状态连在一起的。”(42)
某种程度上，知识界对《废都》的批判，争论的核心并非“什么是好的文学”，关键点在于“谁是‘知识分子’”。所谓“性描写”带来的道德沦丧等一系列巨型能指，提供了情绪的宣泄与对精英立场的自我印证；究其根本，作为八十年代这“第二个五四时期”的“历史之子”，知识界不能承认庄之蝶这样的一个“典型形象”，无法接受“知识分子之死”。并不意外，知识界熟稔地以“新／旧”、“人／非人”等“五四”的框架，划清彼此的界限，指认对方为“他者”。有的研究者表述得颇为清楚：“废都中的人物，没有知识分子，只有坐井观天的旧文人。”(43)“文人”与“知识分子”显然联系着不同的姿态、立场、价值观、话语方式，把“庄之蝶”写成“知识分子”，贾平凹的视野是有“局限”的，“而这种视野，导致了《废都》的‘非城市化’与‘非知识分子化’”(44)。基于此，《废都》被认为是旧小说，《废都》的趣味是旧文人的趣味，不过是苍白的历史回声，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在这里，“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个压抑、排斥“他者”的概念。如当时的评论家的看法，“活动在《废都》中的也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只是传统社会所遗留下的‘文人’，甚至也不是‘王纲解纽’时代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而只是苟活在一统、承平时代的某类帮闲、清客。更要命的是，在他们身上，甚至也找不到几千年士大夫文化涵养出来的那种风雅气节，而只剩下一些来自市井社会的鄙俚的趋时附势”(45)。
知识界对“文学”与“知识分子”的“规定”，隐含着我们并不陌生的排斥与压抑的机制。《废都》与知识界的决裂，值得我们再思八十年代知识界所预设的“文学成规”以及宰制知识界的对“文学”的“共识”(46)。对于知识界而言，穿越八十年代的众声喧哗，“人的文学”成为统治性的“成规”。作为对五四传统的“挪用与重构”（贺桂梅语），李泽厚的感叹颇为代表：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47)
借用坚守“启蒙”的文学史家所描述的文学史图景，“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以个性解放、文学自觉为要义的‘人的文学’的复兴，随着大陆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始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达到高潮”(48)。在这一脉络里，研究者曾不无沧桑地追本溯源，“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到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再到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真可谓一路风雨、几经沉浮”(49)。就此，如研究者指出的，“一九七六年以前的‘当代文学’被统统抽象为‘非人化’的文学历史”。“新时期文学”以“断裂”的叙述策略赋予自我“人的文学”的内涵：“如果说‘当代文学思潮史’是要修复‘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在当代文学历史过程中的‘正宗’地位，‘新时期文学’则是通过对‘当代文学’的替代赋予其‘人的文学’也即‘世界文学’的新的内涵。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当代文学’的‘错误’（一九七九年以前），正是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生成机遇和发展的空间”(50)。
值得申明的是，笔者所关注的“人的文学”，不在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或是演变，而在于这一“统治性”的概念所内在的“知识分子”与“文学”二者之间“合谋”与“紧张”的权力关系。自《废都》论争回顾“八十年代文学”的“终结”，就内在于“人的文学”这一概念的“话语／权力”的关系而言，“人的文学”或可以被更准确地表述为“知识分子的文学”。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下，规定了什么是“人／非人”或者说“人／鬼”(51)。合乎逻辑的，在这样的等级秩序中，“知识分子”所规定的特定的“思想”、“意义”与“立场”高于“文学”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一九八○年代文学知识分子话语回归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返‘人的文学’的过程。一个畸形的时代结束之后，文学呈现的新光彩首先并不在于它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而是在于它以空前的热忱呼唤着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呼唤人的价值、尊严与权利。”(52)
不无吊诡的是，基于“新时期”对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语境，呼唤“纯文学”反而成为“人的文学”的内在冲动；但是“纯文学”被结构在“现实主义”的对立面上，“将‘反现实主义’作为了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过程的意识形态”(53)。就这一问题而言，笔者并不是再一次呼吁“纯文学”，重弹“自主论／工具论”的老调——在坚持本质化的“八十年代”的评论者那里，“自主论／工具论”是分析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框架，但这一框架是值得反思甚或无效的(54)。一个不容遮蔽的事实是，宰制这一个框架的思维方式，是“政治／文学”可疑的“二元结构”。如研究者的分析，“文学／政治的对立固然宣判了‘纯文学’反叛的对象为非法，不过同时它也以‘政治’的方式返身定义了自身。可以说，‘纯文学’的强大历史效应并不在于它如何表述自身，而是在于它替代自己所批判的对象而成为新的政治理想的化身”(55)。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文学”，尝试超越“自主论”与“工具论”这一“八十年代”式的分析框架。就“知识分子的文学”而言，其既是“文学”的，也是“政治”的，只不过说，不是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文学”与“政治”。但是，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惊人或并不意外的一致是，同样是一个包含着等级、压抑、排斥机制的“现代性装置”。
毫不奇怪，作为“新时期”所“喂养”出的“不肖之子”，以《废都》为代表的“文学”的“失败”，必然激起这一机制的反思与调适。合乎逻辑的，《废都》之后随即兴起的，是“人文精神大讨论”。如研究者指出的，“《废都》成为‘人文精神的危机’最精确的文学见证。‘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讨论，是九十年代初期最为热烈的全国范围的论争。似乎没有哪部重要作品比《废都》更好地契合了这场全国性论争的主题：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价值的混乱和精神的困惑”(56)。“在‘新时期’的‘现代性’话语中，知识分子始终扮演着代言人的角色，居于话语的中心地位，陶醉于掌握话语的力量之中。”(57)然而，如佛克马、蚁布思指出的，历史语境的更迭，意味着“经典”的变动与“成规”的转移，“新的历史环境会产生一个新的协作问题而且需要一个新的成规性的解决方案”(58)。作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一场充满焦虑的对话，“人文精神大讨论”恢复“知识分子”历史主体地位的尝试，意料之中地以失败告终。诚如王晓明在后记中转引他人看法时所透露的无奈：“‘人文精神’的讨论竟然弄成了这个样子，知识界也太让人失望了。”(59)是终结的时刻了，“鬼的文学”霍然撕破了“人的文学”天鹅绒一般的帷幕，决绝地独自面对欲望横流的旷野。在剧烈的围剿后，知识分子无奈地向学院撤退，“知识分子”自此与“文学”断裂；昔日的同路人，从此自说自话，两不相望。回首八十年代的理想抱负，谁人不是梦蝶的庄生，栩栩然，戚戚然，只落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
注释：
①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②借用吴亮的说法，参见吴亮《城镇、文人和旧小说——关于贾平凹的〈废都〉》，《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③王宏图：《后“文革”时代的欲望复苏》，《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
④⑤⑥贾平凹：《废都》，第2、200、6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⑦陈旭光：《一锅仿古杂烩汤》。收多维主编：《〈废都〉滋味》，第115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⑧⑨《废都》，第403页。
⑩尤为讽刺地，龚靖元临死前大骂儿子龚小乙，“你这是在救我吗？你这是在杀我啊！”庄之蝶吊唁的时候，却似乎忘记了龚靖元的死因：“庄之蝶用手拍龚靖元的脸，也掉下泪来，说：‘龚哥，你怎么就死了！怎么就死了！’”详见《废都》，第407页。
(11)李炜东：《蝼蚁之歌——〈废都〉印象》，刘斌、王玲主编：《失足的贾平凹》，第56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12)成官泯：《雕琢的艺术和死亡的性》，《失足的贾平凹》，第62页。
(13)孟繁华：《拟古之风与东方奇观》，《失足的贾平凹》，第50页。
(14)王德威：《魂兮归来》，《现代中国小说十讲》，第35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5)贾平凹、谢有顺：《最是文人不自由》，郜元宝、张冉冉编：《贾平凹研究资料》，第11-1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6)贺桂梅：《后冷战情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化政治——西方“现代派”和80年代中国文学》，《上海文学》2007年第4期。
(17)王德威在八十年代中期曾指出“鬼魅叙事”在美学上的考虑之外，反政治的政治这一主要面向：“此一崭新的创作姿态扩大了作品及读者视野，其政治颉颃的用意更不容忽视。以现实及想象的丑怪对抗毛记‘太虚幻境’的伪美，谁曰不宜？而由惊吓读者来造成经疏离再确知的美学效果，尚犹其余事。”参见王德威《畸人行——当代大陆小说的众生“怪”相》，《众声喧哗——30到80年代的中国小说》，第209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
(18)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19)鲁晓鹏：《世纪末〈废都〉中的文学与知识分子》，季进译，《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
(20)“冷”、“热”的季节变换与人物的盛衰聚散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常以“反讽”的方式编织在一起，呈现出中国古典小说独特的美学。诚如浦安迪对《金瓶梅》的分析，“激发人们狂热行动之冷与给人以冷落之感的热，不断交替变换终于形成一种鲜明的讽嘲，使小说含义深远，意味无穷。”张竹坡也就此称《金瓶梅》为“炎凉书”。参见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1)(22)(23)《废都》，第86、53、179页。
(24)有趣的是，唐宛儿与庄之蝶的最后分别，是在“电影院”。唐宛儿被丈夫设计引出“电影院”，塞进车里绑回了潼关。唐宛儿幻想中的纷繁镜像，被现实重重击碎，自此和庄之蝶天各一方。
(25)(26)(27)《废都》，第144、244、116-117页。
(28)某种程度上，《废都》的性确实存在着另一个层面的“城乡差别”，庄之蝶“性征服”的过程，内在地受阶级地位所制约，包含着颇为微妙的权力关系。如江帆指出的，“在小说中，两个女人没有和庄之蝶发生性关系，她们对庄之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类女人。她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景雪荫又是高干子女。庄之蝶只能得到小县城来的唐宛儿、农村来的小保姆、下层人阿灿。”参见江帆《性爱与自卑》，收《失足的贾平凹》，第62页。
(29)陈晓明：《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贾平凹研究资料》，第182页。
(30)易毅：《〈废都〉：皇帝的新衣》，《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
(31)(32)《废都》，第467、518页。
(33)《废都》中的“哲学牛”绝非闲笔，与“庄之蝶”其实是“一体两面”，小说多处有清楚的暗示：“阮知非喜出望外，当下就从墙上要揭了牛皮，庄之蝶去帮忙，牛皮哗啦掉下来，竟把庄之蝶裹在了牛皮里，半天不能爬出来。”（第511页）牛的悲哀与庄的悲哀一致，丧失了往昔的生命力，在“现代性”的城市里不断变得虚弱，最后沦为歌颂甜腻腻的“大熊猫”的一面牛皮大鼓。
(34)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35)陈晓明：《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贾平凹研究资料》，第183页。
(36)作为“新时期”的代表作家，贾平凹因《废都》被视为叛徒，当时的诸多批评，“背叛”这个词频频出现。当时一个中文系女生的看法，颇为代表被八十年代所“喂养”的读者的判断：“读《废都》使我强烈地感受到贾平凹作为一个作家对社会良知的遗忘与背叛。”参见夏林采访《贾平凹“废”了自己》，见《失足的贾平凹》，第72页。
(37)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
(38)笔者深知，就《废都》这一文学事件而言，本文的一大盲视就是缺乏对大众文化乃至文化市场90年代的崛起与《废都》生产之间的精密梳理。某种程度上，贾平凹“作者／删者”反讽的统一的“□□□□□□”，未必意味着“空白”，是否可以看作是特殊的商业书写，值得思量。正如鲁晓鹏在《世纪末〈废都〉中的文学与知识分子》中指出的，“小说商业上的成功也得益于精心的销售与包装策略，它被市场定位为事关禁忌话题（比如性）的作品。大街的书摊上都标上了诱人的标贴‘当代《金瓶梅》’。读者都被引诱去一睹为快。《废都》成为九十年代初期印刷媒体的通俗文化大获成功的典型案例。”限于篇幅及论述的侧重，本文搁置了对此的分析。从另一个侧面，笔者想提示的是，对《废都》的批判其实也深深镶嵌在文化市场的逻辑中，《〈废都〉滋味》等评论集“十博士直击当代文坛”的运作方式以及大众化的、夸张的、戏剧性的文体风格，在近来批判“于丹《论语》心得”等事件中反复出现。
(39)李书磊：《序：压根就没有灵魂》，见多维主编《〈废都〉滋味》，第2-3页。
(40)以上两段引文见陈晓明《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
(41)陈晓明：《真“解放”一回给你们看看》，见多维主编《〈废都〉滋味》，第36页。
(42)以上两段引文见李新宇《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6期。
(42)(44)吴亮：《城镇、文人和旧小说——关于贾平凹的〈废都〉》。
(45)邵宁宁：《转型期现象与无家可归的文人——关于〈废都〉的文化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46)当然，这一追问的前提不容回避，我们在追问“谁”预设的成规，或者说，在讨论“谁”的“共识”？限于论述的侧重，笔者暂且搁置对主流意识形态预设并且失效的以“社会主义新人”为代表的这一成规的分析，也粗略地回避知识界与主流意识形态基于“现代化”这一同一的“国族想象”的互动与密约，将八十年代获得相对的自足地位的知识界作为分析的对象。
(47)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之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09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48)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绪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9)(50)李新宇：《重返“人的文学”——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之四》。
(51)以上两段引文参见程光炜《历史重释与“当代”文学》，《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
(52)作为“新时期”所指认的“五四之父”，周作人在《人的文学》起首就说得清楚，“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而在胡适那里，以颇能“捉妖”“打鬼”自负，以“国故”为代表的“现代性”的“他者”，被叙述为“无数无数的老鬼”。诚如王德威在《魂兮归来》中的分析，“为了维持自己的清明立场，启蒙、革命文人必须要不断指认妖魔鬼怪，并驱之除之；传统封建制度、俚俗迷信固然首当其冲，敌对意识形态、知识体系、政教机构，甚至异性，也都可附会为不像人，倒像鬼”。
(53)贺桂梅：《先锋小说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艺研究》2005年第10期。
(54)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认为：“‘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的对立，成为贯穿始终、影响巨大的三个问题之一。参见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绪论》。
(55)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56)鲁晓鹏：《世纪末〈废都〉中的文学与知识分子》，季进译。
(57)易毅：《〈废都〉：皇帝的新衣》。
(58)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第128页，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9)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274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