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人口发展研究
魏 蒙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人口发展已经完成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表现在人口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不断下降，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疾病模式也发生了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人口政策也一直在调整变化，以适应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当前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对劳动力资源的供给造成了挑战，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引起养老负担加重，预期寿命的提升并未伴随健康水平的全面提高。建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着力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以质量型人口红利推动经济的稳步增长；完善养老照护体系，满足老年人的养老照护需求；加强公共卫生建设，提高全民健康素质与保健意识。
关键词： 人口政策；人口发展；生育；死亡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技术不断改进，健康生活方式普及等方方面面。在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呈现出“两低”的局面，人口发展已经完成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人口预期寿命得以延长，疾病模式也发生了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人口政策也一直在调整变化，以适应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本研究试图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口政策和人口发展变化过程，以总结其中的有益经验，为今后人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参考。
一、人口总量的变化
7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政策的及时颁布和有效执行，对我国人口总量的发展变化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我国人口总量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1阶段：1949—1970年。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之前的5.42亿增长到1970年的8.30亿。这一过程中，人口的迅速增长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关于节制生育的政策文件开始出台，如1955年出台的《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1962年出台的《关于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等。[1][2]但是，由于政治运动的原因，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得到执行。避孕节育工作曲折反复，发展缓慢，有时候处于停滞不前，甚至是严重倒退的状况。[3][4]但这一时期限制生育思想已经萌芽，为后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打下了基础。具体人口发展过程又可分成3个小的阶段。
1.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新中国成立前，受战争、饥荒、疾病等因素的影响，人口增长缓慢。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创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新局面。这段时期，死亡率由20‰大幅下降至10.8‰，降幅高达50%，人口出生率超过了30%，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短时期内人口总量由5.42亿增加到6.47亿。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各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生理健康、情感职能、生理职能和生理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生理健康、情感职能、生理职能和生理功能评分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分析六次人口普查和2017年抽样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前两次人口普查粗死亡率明显偏高，三普时期有了一个明显的降幅，约5.14‰，降至偏低的水平。三普之后，中国人口的粗死亡率维持在6‰—7‰的偏低的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老年人口的比例迅速增加，由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相对较高，致使人口粗死亡率下降趋势减缓甚至一度呈现轻微的反向增长(见图5)。
3.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三年自然灾害后，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得益于社会经济环境的恢复，人口出生率明显提升，人口增长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死亡率逐渐下降到10‰以下，1970年达到7.6‰。人口出生率最高达43.37‰，且基本维持在35‰以上的高水平。人口总量由1962年的6.73亿增长到1970年的8.30亿，净增1.57亿。
第2阶段:1971—1979年。国务院于1971年发布《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以及1973年正式提出“晚、稀、少”政策，[5]57-58拉开了计划生育工作的帷幕。1978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明文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6]。这一时期的生育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下降，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态势得到遏制。人口出生率由1971年的30.65‰下降到1979年的17.82‰，人口死亡率由7.32‰下降到6.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3.33‰下降到11.61‰。人口总量由1971年的8.52亿增长到1979年的9.75亿，净增1.23亿。
第3阶段:人口高增长阶段(1980—2000年)。1981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七次常委会通过决议，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国务院，以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到了战略高度，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人口和计划生育成为国家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战略问题。[7]然而，政策推行在农村并不顺利，考虑到农民的实际需求，1984年，国家计生委《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农村地区按规定条件经批准可以生二胎，但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一千万人口以下的少数民族可以依习俗适当放宽。受政策的影响，人们的生育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生育水平下降，死亡水平稳定在6‰—7‰之间。
Black-Scholes方程的结果显示，在运算过程中对于漂移项采用消除处理方法，即漂移项代表风险期望收益率。故证券价格未来变化与人们对其预测行为并无关联，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对期权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
历次普查间隙，预期寿命的增幅不断增大，1981—1990年间增加了0.7岁，1990—2000年间增加了2.8岁，2000—2010年间增加了3.4岁，超过1990—2000年间的增幅，也超出了联合国步长法在预期寿命达到70岁后，每10年增长不超过2岁的增速。[18]除了实际的增长外，死亡数据的瞒报与漏报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近几天来，杨力生做生意特别赚钱，他心里高兴，想起了老婆一些好处，便想和老婆亲热一番。晚上九点以后，孩子到西间睡去了。杨力生凑到老婆身边，讨好地说：“怎么样，今天很累吗？”
第4阶段:人口平稳增长阶段(2001年至今)。人口出生率由2001年的13.38‰缓慢下降到2017年的12.43‰，受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死亡率由6.43‰增长到7.1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6.95‰下降到5.32‰。人口总量由2001年的12.76亿增长到2017年的13.90亿，17年净增1.14亿，年均增长不到0.07亿，已进入平稳增长阶段。这一阶段，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7%，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政府和社会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对养老负担和劳动力供给等方面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再次开始调整。2000年3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尽管提出要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却第一次明确暗示了生育水平不需要进一步降低，而只要“稳定”就可以了。[9]随后，中央相继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等相关政策，2016年1月1日，中国正式进入“全面二孩”时期。[10][11]
分城乡看，1978年改革开放后，城乡流动加快，城镇人口比例开始攀升。20世纪90年代，国家先后出台了《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12]《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13]使得户籍制度得以松动。户籍制度的松动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镇人口比例迅速上升。分性别看，男性人口的比例略高于女性人口，两性人口保持稳定上升的态势，与总人口的发展态势基本一致(见图1)。
图 1中国 1949— 2017年人口总量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人口再生产的类型是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相结合形成的人口再生产的特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相适应。根据经典人口转变理论，人口再生产过程可分为三大阶段：(1)传统阶段。呈现出两高(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一低(低自然增长率)的特征。(2)中间阶段或过渡阶段。其特征是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随后下降，自然增长率先提高后降低。(3)现代阶段。主要特征是三低(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14]
指导学生进行快速阅读，填出作者的写作目的（the purpose of the writer）；了解语篇整体结构及内容，完成段落与段意（the main ideas）的匹配。
中国人口的再生产类型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再生产类型处于两高一低的传统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进步等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同时，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环境，人民的生育意愿较为强烈，除三年自然灾害外，人口出生率始终保持在很高的水平。这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从新中国成立前的两高一低进入到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阶段。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计划生育的全面实施使出生率稳定在12‰，同期死亡率也同步走低，并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由此实现了向三低模式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类型进入到现代阶段(见图2)。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转变速度更快、周期更短，更具有其特殊性。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加深，在150多年的自然转变过程中实现了死亡水平和生育水平的缓慢下降。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发生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过程中，生育和死亡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下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分析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一)生育的转变
生育水平的衡量指标有出生率、总和生育率等。研究了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动，有助于分析生育水平变动对我国人口所造成的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调整中国的人口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图 2中国 1949— 2017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的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1.出生率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经历了3次人口出生高峰。新中国成立伊始，社会安定，人民生育意愿较强，出生率维持在37‰以上的高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很高，到1957年，总人口净增1.05亿。1959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生率锐减至18.02‰，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出现了补偿性生育，人口出生率明显提高，从1961年的18.02‰反弹至1962年的37.01‰，甚至在1963年达到43.37‰，随后一直维持在35‰左右的高水平，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2个人口出生高峰。这一阶段人口总量由1962年的6.73亿增长到1970年的8.30亿，净增人口1.57亿。20世纪70年代，政府鼓励节制生育，人口出生率由1971年的30.65‰下降到1979年的17.82‰。改革开放后，第二次出生高峰期的影响显现，随着大规模生育年龄人口的到来，第三次出生高峰出现，十年间人口净增1.56亿。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加强，人口出生率由1991年的19.68‰下降至2000年的14.03‰。此后，出生率一直稳定在12‰左右(见图2)。
2.总和生育率
1.人口粗死亡率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约为6，之后以较快的速度下降，在90年代初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之后继续缓慢下降，到2000年降到1.5左右，之后一直维持在1.5—1.6的低水平(见图3)。联合国的数据结果与专家学者修正得到的数据基本一致。[15][16][17]而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为1.22、1.18、1.047，其中数据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高压态势造成部分超生家庭逃避出生人口登记。
从下降的速度看，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是总和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与不发达地区齐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迅速下降，到90年代已达到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的程度(见图4)。这一方面归因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源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国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解放前，平均预期寿命约为35岁，新中国成立后，预期寿命迅速上涨，1973—1975年，男女两性的预期寿命分别达到63.6岁、66.3岁。之后预期寿命一直稳定上涨，从1981—2015年，平均预期寿命由67.9岁增长至76.3岁，其中男性平均预期寿命由66.4岁延长至73.6岁，增加了7.2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由69.3岁延长至79.4岁，增长了10.1岁(见图7)。
图 3 1950— 2015年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
图 4 1950— 2015年世界不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
(二)死亡的转变
死亡测量指标诸如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等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群健康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人口的死亡水平呈现稳步下降的变化态势，人口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的疾病和死因模式也发生了改变。
总和生育率由于简单方便而常被用来替代终身生育率来表达生育水平。国际上一般把总和生育率TFR=2.1界定为世代更替水平，低于更替水平2.1的总和生育率称为低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则是超低生育率。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缺少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数据，这里采用联合国的估计结果来看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动。
2.人口低增长阶段(1958—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致使民生困难，人口死亡率突增至14.24‰，出生率锐减至18.02‰。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在1960年和1961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3.平均预期寿命
婴儿死亡率的降低是中国在人口政策实施方面的重要成果之一，得益于医疗条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婴儿死亡率稳步降低。数据显示，1949年之前，婴儿死亡率高达200‰，1973—1975年下降到47‰。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婴儿死亡率稳步下降，从1981年的34.7‰降至2000年的32.2‰，2010年降至19.1‰，2015年继续下降至8.1‰(见图6)。
图 5 1953— 2017年粗死亡率的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图 6解放前— 2015年婴儿死亡率的变动
资料来源：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2.婴儿死亡率
还有些学者认为，首先由于我国刑法修正案已经明确将醉酒驾驶行为列为刑事犯罪的范畴，因此所有的行为人都应该对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有明确的认识，同时正常人都应该深刻认识到醉酒驾驶的危险性，其危害结果应该必然发生或者是很大可能性发生的。其次从刑法理论上来说，对于过失犯只有造成具体的危害结果才能对其进行处罚，但是在醉酒型危险驾驶中没有要求具体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不符合过失犯的刑法理论，所以只能认定为主观意识上的故意。
这一过程又分成两个小的阶段，第一个为人口高增长阶段(1980—1990年)。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生育高峰造成的该阶段适龄生育人口的爆发性增长，人口出生率较之前有所反弹。人口出生率在1987年达到23.33‰的峰值，人口总量由1980年的9.87亿增长到1990年的11.43亿，十年间人口净增1.56亿。第二个为人口较高增长阶段(1991—2000年)。199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进一步全面阐述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并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现行政策，不能摇摆、松动、改变，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8]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稳步推进，20世纪80年代的高出生率持续稳步下降。人口出生率由1991年的19.68‰下降至2000年的14.03‰，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2.98‰下降到7.58‰，人口总量由1991年的11.58亿增长到2000年的12.67亿，人口净增1.09亿。
对两性预期寿命的比较发现，女性的预期寿命普遍更长，一方面归因于女性先天具备的生理优势，另一方面归因于妇幼卫生事业的发展，如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率的提高等。从预期寿命的增幅看，女性预期寿命的增幅始终高于男性，男性人口健康状况的有效改善至关重要。
图 7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4.死因结构
根据流行病转变理论，死因结构转变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染病大流行和饥荒期。疾病、饥饿是人类最早面临的“天敌”，这一阶段，人类生产力低下，医疗卫生条件差，面对疾病肆虐束手无策，造成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很低。第二阶段是传染病大流行衰退期。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饥饿在世界大多数地区被克服，人类有能力开展医疗技术的开发研究，因而具备了对抗各类传染病的能力，有效遏制了传染病的爆发，使死亡率显著下降。第三阶段是退行性和人为疾病期。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人口死亡率大幅下降并保持在较低水平，造成死亡的主因是生理老化引起的退行性疾病、营养过剩导致的肥胖等人为疾病。[19]
图 8中国城市人口死因结构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传染病防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霍乱、天花等重传染病基本消声灭迹，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显著下降。60年代后期，我国在大城市首先出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死因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死因模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20]921957—1975年城市地区的数据显示，我国在1975年已经进入了流行病转变的第3阶段。[21]
如在一年级下册的《听故事、讲故事》中，我设计了这样一个情境：先播放精心准备的动画视频《老鼠稼女》，接着引导学生看图，想想每幅图主要讲些什么，并让孩子们大声说一说，然后再让事先准备好的七位同学在班上表演，根据“人物”的身份制作好头饰，分别扮演老鼠夫妇、太阳爷爷、乌云弟弟、大风阿伯、鼠妹妹、猫哥哥，以教材中八幅图的内容分别演一演，最后将全班分五组，每人担任一种角色，先演一演，再说一说。这个活动使学生兴味十足，学生表演得有模有样，信心十足，课堂气氛很活跃。最后引导学生根据八幅图，鼓励学生大声讲一讲这个故事，效果不言而喻。
1990—2016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传染病、呼吸系统疾病占全部死因的比重均有所下降，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呼吸系统疾病逐渐退出首位死因，成为第四位主要死因。城市地区恶性肿瘤取代呼吸系统疾病成为首要死因，农村地区以脑血管病为首，恶性肿瘤次之。2016年，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占全部死因的70%(见图8、图9)。由于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和医疗卫生条件的差异，农村居民因传染病、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的比例略高，因恶性肿瘤死亡的比例则明显低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1990年和2000年脑血管病死亡的比例低于城市地区，2010年和2016年脑血管病死亡的比例反超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心脏病的比例以往明显低于城市地区，但2016年开始与城市地区基本持平。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亦成为农村居民的主要威胁。
图 9中国农村人口死因结构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卫生与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三、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
人口的年龄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各年龄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与多数地区一样，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从年轻型、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的态势(见表1)。
肾开窍于耳：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精髓充盛，髓海得养，则听觉才会灵敏，故称肾开窍于耳，“耳为肾之外候”。临床上常常把耳的听觉变化，作为推断肾气盛衰的一个标志。人到老年，肾中精气逐渐衰退，故听力每多减退。
表 1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 (单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图10—16为历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小普查的人口金字塔，直观显示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可以看到0—14岁少年儿童比重不断下降，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年龄结构图逐步由宽底边三角形变成底边窄的梯形，此外，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不断扩大，表明老年人口高龄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缓慢变化的过程，我国的人口转变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驱动的，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迅速，从相对年轻型人口结构，经过短暂的成年型人口结构，快速进入老年型的人口结构。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少儿抚养比由1953年的61.2%下降到2015年的22.6%。老年抚养比由1953年的7.4%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14.3%，意味着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承担14位老年人，与新中国成立初始相比几乎翻了一倍。
图 10— 16中国历次人口普查与 2015年小普查的人口金字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四、成就与挑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实现了由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人口发展方面，具体体现在：第一，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政策相辅相成，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人口是典型的高出生、高死亡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以较快的速度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的现代模式。第二，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使得人口总量未持续爆炸性增长，为世界人口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第三，在医疗技术不断进步、公共卫生服务不断完善和健康生活方式日益普及等多种力量的综合作用下，粗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指标迅速下降且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延长，老年人包括高龄老年人比重不断增加，保证了老年人口可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第四，实现了死因模式的转变，主要死因由传染性疾病转变为衰老和退行性疾病。
然而，在一系列成就的背后，我国的人口发展仍面临诸多的挑战。伴随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中国将迎来新的人口发展时期，同时面临更多的新问题。
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拿起浇花的水壶，轻轻地朝它身上洒了一些水。在我看来的“涓涓细流”，对于小蚂蚁来说，无异于“山洪暴发”。瞬间，小蚂蚁便被歪歪斜斜地冲到了一边，接着又陷入了“汪洋大海”之中。身陷险境的小蚂蚁并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困难所打倒，只见它不停地划动着六条腿，拼命地朝着水的边缘挪去。
1.当前年轻人口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变化，总和生育率已然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虽然近两年放开了生育政策，但生育率未见明显的提升。如果家庭的生育成本得不到降低，配套的公共服务措施未加以改善，未来生育率可能进一步下降，劳动力资源将加速萎缩，届时数量型人口红利可能转变为人口负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国应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设施，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从妇幼保健、托幼服务、生育津贴等多方面鼓励生育、减轻生育负担。另一方面，劳动力的短缺可能倒逼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就需要我们着力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以质量型人口红利推动经济的稳步增长。
无线充电技术是指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在电源与设备之间建立感应磁场，从而在充电端产生感应电动势，达到充电的目的，无线充电技术可以取消电源与充电设备之间的导线，大大方便设备的使用，随着无线充电技术水平的发展，目前已在小到手机、平板等智能设备，大到电动汽车均可使用无线充电技术，而且，随着无线充电距离的不断增加，将来甚至可以取消目前室内输电线路。[1]
2.老年人的照顾赡养、医疗保健，劳动力是否充足等问题，成为我国的主要人口问题。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造成养老负担加重，对养老金体系、医疗资源、护理资源等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在养老金资源、社会照护体系等方面并未做好足够的准备。老年人由于生理方面的原因，对社会照护资源、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有更强烈的需求，如何满足老年人的这些需求、确保老年人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当前我们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3) 药剂喷施。当茶棍蓟马虫量达到防治指标(若虫>100头/100张嫩叶)且不断增加时施药。采用静电喷雾器进行蓬面和侧面喷施。
3.预期寿命的提升并未伴随健康水平的全面提高。目前我国人口的主要死因由传染性疾病转变为衰老和退行性疾病。医疗技术进步在这一方面的进展有限，退行性疾病需要人们增强健康意识、转变生活方式得以控制，但这一过程非常漫长且见效缓慢。当前，很大一部分人群饱受慢性病的困扰，同时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另外，传染性疾病的威胁并未完全铲除，一些新发传染性疾病不时出现，如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高致病性禽流感等，而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可能会出现反复。这类疾病因其不确定性，对社会各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的高密度和高流动性使得疾病的传播更为迅速，不易控制。公共卫生建设和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仍是我国乃至全球需要重点关注的一环。
在拉丁美洲地区，马里亚特吉开启了拉美大陆马克思主义美学分析。这不仅因为他创作了诸多关于文艺、文化的短评，其中也包括对当时众多文化领袖和文化运动的讨论]，而且他的《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中最长的篇章也是研究秘鲁文学的。在以上这些篇章中，马里亚特吉皆准确无误地采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各个议题加以讨论。席尔瓦也同样为拉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最负盛名的作品很可能就是《马克思文学风格》。这是一篇简短而又激动人心的作品，在其中，席尔瓦分析了马克思独具一格的隐喻，文章充满辩证性，通篇洋溢着好辩的文风，充分显示了席尔瓦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哲学教授的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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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7—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对策研究》(编号：13&ZD16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老年人口的死亡与余寿研究》(编号：17&CRK004)。
作者简介： 魏蒙(1988—)，女，山东潍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人口学、老年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 C9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462(2019)05-0010-11
DOI :10.13977/j.cnki.lnxk.2019.05.002
责任编辑：李昂，温松
标签：人口政策论文; 人口发展论文; 生育论文; 死亡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