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婚姻中的姓氏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姓氏论文,之争论文,婚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06-1789(2013)03-0048-08
一、研究背景
“80后”出生于一个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相对丰富的时代，他们在教育经历、成长环境、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面，与父辈相比都发生了新的变化。“80后”青年享受着父辈提供的优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资源，但同时他们也承担着残酷的社会竞争压力和家庭压力。近年来，“80后”一代已经陆续达到了婚龄并相继步入婚姻的殿堂，在家庭与社会等多重影响之下，他们的婚姻呈现出多样性，“闪婚”和“裸婚”已经成为“80后”婚姻中见怪不怪的现象，“试婚”、“网婚”、“周末夫妻”、“丁克婚姻”这些亚婚姻状态也越来越多地在“80后”婚姻中体现出来。[1]而“80后”尤其是“80后”独生子女的婚姻中出现的新矛盾——孩子姓谁，也越来越困扰着“80后”夫妻，甚至成为他们婚姻中最具杀伤力的矛盾。
“80后”一代中有很多是独生子女，在夫妻双方房子、车子等物质条件皆具备的前提下，他们下一代的姓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争夺的焦点。“80后”的父辈们大多有兄弟姐妹，因此，他们的婚姻中很少会出现姓氏争夺战。而对“80后”夫妻来说，姓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习俗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顽固”的社会问题，涉及经济、文化甚至是权力因素，也涉及个体与家庭、家庭与社会乃至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按照中国的传统，姓是祖先所传，“子随父姓”似乎是约定俗成的事情，已经成为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但是，笔者通过在昆山的调查发现，婚姻家庭中的姓氏之争越来越激烈。伴随着“两家并一家”这种新型婚姻模式的出现，昆山很多“80后”女孩自身及其父辈中持性别平等观点的人越来越成为主流，进而要求子随母姓，这也在客观上为我们研究和理解当前社会变迁和婚姻家庭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场景。本文以昆山市“80后”夫妻所在的婚姻家庭中围绕争夺小孩姓氏出现的代际及代内冲突为研究对象，探讨现代婚姻家庭中姓氏之争所呈现的冲突类型、动机态度、应对方式及其影响等问题，力图揭示出个人因素、家庭结构转型以及社会变迁对“80后”婚姻中姓氏之争的形塑机制。
二、文献回顾
既往研究中探讨“80后”婚姻的研究主要以婚恋观及择偶观、裸婚及闪婚现象、离婚及婚房为基本对象，且基本上没有涉及孩子的姓氏争夺问题。目前以青年为对象，探讨他们对孩子姓氏的争夺以及相关的婚姻家庭问题的研究仅有下面3项。
风笑天在1986年从婚姻的目的、姓氏的文化与现实意义、传统文化与科学思想等层面，对姓氏之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其认为婚姻的目的是传宗接代，而家族的延续、宗代的传接就是姓氏的延续和传接。但是随着人们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科学思想的普及，把姓氏作为传宗接代的思想会越来越弱化，但也很难消除。其认为一旦人们树立起男女都能传宗接代的思想，那么姓氏之争就不会有了，而且重男轻女以及超生等现象也会得到缓解。[2]
风浪在2003年以叙事化的手法，对一个为争夺儿子“姓氏权”的个案进行了研究。该研究主要描述了一对夫妻因为新生儿子的“姓氏权”发生争议，却引发了一场不该发生的悲剧。[3]由于该研究的内容主要围绕事件进展方面的问题，且多是从法律、公安、新闻的角度进行阐述，并没有涉及姓氏争夺的原因、影响等更深层次的内容，也没有从社会学等角度进行全方位系统的分析。
关晓敏在2011年对“80后”婚嫁现象中“独二代”姓氏之争进行了研究，描述了当今社会中的“80后”的婚嫁麻烦很多是源自姓氏之争，认为关于独生子女的姓氏问题，如今没有明确的立法可以遵循，更多的是以情理来协调，也没有专著可以作为指导，只能从现实的状况中探索和谐的方式。[4]这是目前与本研究问题最为相关的一项研究，它从多个角度来对婚姻的社会内涵进行了解答，并且呈现出“80后”独生子女婚姻中姓氏的尴尬，还提出了一些解决“80后”婚姻中姓氏之争的思考和建议。该研究对我们认识和理解“80后”婚姻中的姓氏之争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除了上述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以外，文学界以及新闻界的少数文章对“80后”婚姻中的姓氏之争也有涉足，但大多只是叙事化或者文学化的简单描述。可见，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变迁，婚姻家庭中出现越来越多姓氏之争的同时，围绕这一主题的探讨确实非常缺乏，特别是有关“80后”婚姻中姓氏之争的经验研究和定量研究几乎是空白。因此，利用相应的实证研究所得的资料对当前“80后”婚姻中出现的姓氏争夺战进行描述和分析，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概念界定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姓氏之争”是指婚姻家庭中夫妻双方及其父辈对新出生孩子的姓氏权的争夺。在本文中，“姓氏之争”是指由于经济的发展、现代女性地位的提高以及家庭结构转变等原因，“80后”婚姻家庭中的男女双方都不愿放弃孩子的“姓氏权”，从而产生的争夺与矛盾。具体来说，姓氏之争的问题主要有三种类型：(1)孩子应该跟谁姓；(2)如果生两个孩子，先跟谁姓后跟谁姓；(3)如果采用复姓(叠姓)，谁的姓放在前面。
“两家并一家”是一种新型的婚姻模式，在江浙地区甚为流行。本文中，“两家并一家”是指区别于传统嫁娶的婚姻模式，没有所谓的嫁出与娶进之分。在这种婚姻模式中，双方家庭处事平等，各种事情大体上由双方协商解决，没有聘金，夫妻双方将来对女方和男方的父母具有同等的赡养义务与继承权利。[5]在“全嫁”婚姻模式中，下一代孩子一般无条件地随父姓；在“入赘”婚姻模式中，下一代孩子一般随母姓。而在“两家并一家”的婚姻模式中，一般生两胎的话，一随父姓一随母姓；只生一胎的情况下，多用复姓或者遵循一定的规则进行协商。姓氏之争的出现，与“两家并一家”这种婚姻模式的出现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二)研究对象
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后”一代人，如今已经陆续结婚生子，开始组建小家庭，而他们的孩子应该跟谁姓也成为新的矛盾焦点。本文以昆山市五位1980年以后出生的被访者为个案研究对象，对围绕他们婚姻所展开的姓氏之争进行了研究。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姓氏之争涉及的主体不仅是“80后”夫妻，所以笔者在访谈的时候注意结合“80后”夫妻和其父辈的配合访谈，而不是仅听取单方面的叙述。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80后”夫妻做一些简单的类型区分，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做好铺垫。在现代社会，婚姻自由和自主组建婚姻家庭成为“80后”一代的普遍婚恋模式，但婚姻既是男女两性的结合，也是男女双方的家庭联姻。因此，婚姻家庭关系涉及夫妻双方的家庭出身[6]，这既包括个体层面如是否为独生子女，又包括父辈的家庭经济情况等。笔者在此根据婚姻中的主体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将“80后”夫妻分为四种类型，也就是男独女非、女独男非、双独和双非。[7]这四种“80后”的夫妻类型在孩子姓氏的争夺之中有不同的表现和机制，做相应的分类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80后”婚姻中的姓氏之争。
以下是5个个案的基本情况。
个案A，女，23岁，大专学历，昆山人，公司文员，独生子女，父母为国企退休员工；未婚夫，25岁，本科毕业，昆山人，事业单位职员，独生子女，父母为普通农民。
个案B，女，27岁，本科学历，昆山人，会计，独生子女，父亲为政府干部，母亲为会计；配偶，29岁，本科学历，昆山人，技术工程师，独生子女，父母为退休人员。
个案C，女，26岁，中专学历，昆山人，公司普通职员，独生子女，父亲为出租车司机，母亲为自由职业者；配偶，28岁，本科学历，昆山人，公司技术员工，有一个弟弟，父母为下岗人员。
个案D，男，30岁，大专学历，江苏徐州人，富士康职员，有一个姐姐，父母为普通农民；配偶，26岁，大专学历，昆山人，富士康职员，独生子女，父亲是地方政府官员，母亲是会计。
个案E，女，25岁，高中毕业，昆山人，公司普通职员，独生子女，父母为公司员工；配偶，25岁，大专毕业，昆山人，技术工人，独生子女，父亲是公交车司机，母亲已退休。
5个个案的年龄层次主要集中在25岁至30岁之间，户籍以昆山为主，独生子女占多数，其家庭社会和经济背景普通。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访谈的方法来获得研究的资料，在控制年龄、家庭条件以及“80后”夫妻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等条件的基础上，运用滚雪球的方式来获得被访对象。笔者在前期作了充分了解与资料搜集的基础上，选取昆山市5位“80后”为研究对象，以作为研究“80后”婚姻中姓氏之争的典型个案。在访谈的过程中，笔者以面对面的方式与“80后”被访者及其父辈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访谈的过程中主要倾听和记录他们对事实的陈述，并且重视他们在接受访谈时所附带的情绪、表情、态度以及动作等行为性的资料。之后，笔者对所得的资料进行了客观的调整与分类，并且将一些带有情绪宣泄性、价值判断性的资料进行了相应的剔除，以保证研究的客观真实性。
四、姓氏之争的原因
(一)“80后”——独生子女占多数的一代
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昆山地区落实得比较完善，由此该地1980年以后出生的大多为独生子女，仅有少数是非独生子女。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影响昆山地区姓氏之争的最主要因素，越来越多独生女的父母要求子随母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姓氏之争是在特定的政策背景之下才产生的。
“我们家只有一个女儿，从小我们就把她当儿子养，希望以后女儿生一个孩子姓我们家的姓。虽然说他们家(女儿的丈夫那方)也是独生子，但是我们家的家庭条件不比他们差，当初他们的结婚费用是两家平摊的，孩子住的房子也是我们家出的钱，是说好的两家并一家，我们不是嫁女儿。他们倒好，说即使生两个孩子也要姓他们家的姓，凭什么？那以后我们老了谁来赡养？我们家那么大的家业谁来继承？从他们还没结婚到现在，两年了，为了这事我们两家不知道翻脸了多少次，还是没有解决，现在孩子都快生了。”(个案B的母亲)
很多“80后”独生子女的父辈出于将来的养老问题、财产继承问题以及传宗接代等的考虑，想让出生的孩子随自家的姓。目前中国的家庭结构逐渐变成了“4+2+1”的模式，导致“80后”夫妻父辈群体的赡养等问题越来越凸显。于是当地很多“80后”及其父辈逐渐认可“两家并一家”的婚姻模式，约定“80后”夫妻今后对双方的父母都有赡养义务和财产继承的权利，而与之同时产生的便是孩子的姓氏权问题。一般来说，“两家并一家”的“80后”婚姻家庭要求生两个孩子，一个随母姓，一个随父姓。随母姓的小孩以后由女方的父辈带大，将来女方父辈的财产也由其继承，并对其负有部分赡养义务；而随父亲姓的孩子由男方父辈带大，也成为这方财产的约定继承人和赡养义务的部分承担者。但是即使婚前如此约定好，有关孩子姓氏的矛盾也还是频频产生，如到底是采取先姓谁后姓谁的方式，还是采取生男姓男方、生女姓女方的方式等，争议颇大。而且，在“80后”夫妻生第二胎后其父辈要求换姓的情况也屡屡发生；还有很多“80后”夫妻只愿意生一个孩子(或者约定好生二胎后不肯生第二胎)，那么出生的这个孩子跟谁姓，成为争夺的焦点。很多尚未成形或已经组建家庭的婚姻甚至成为了这场姓氏争夺战的牺牲品。
笔者发现，“80后”双独夫妻婚姻中的姓氏之争最为激烈。此外，女独男非，尤其是在男方有兄弟的情况下，姓氏之争也比较激烈。因为女方认为男方不是独生子女，其父辈将来还有传宗接代、被赡养的机会，孩子的姓应该随母亲；而男方父辈出于面子、经济条件等原因，很难同意如此要求。而双非、男独女非尤其是在女方有兄弟的情况下，姓氏之争的程度则比较缓和，这场姓氏争夺战将更可能地转移到女方兄弟的身上。可见，即使是在现代化程度不断推进的当今社会，传宗接代等思想还有很大的影响。姓氏对很多人来说，不仅是用于与他人区别的代号，更成为独生子女家庭结构的维系保障，成为今后获得赡养照料、财产转移等的符号凭证。
(二)“80后”对婚姻的不确切定位
在很多研究中，“80后”被贴上了众多的标签，如被称为“垮掉的一代”、“愚昧的一代”、“自私的一代”以及“叛逆的一代”，等等。虽然这些评价多具有情绪性的色彩，但至少同时证明了一点：“80后”身上存在着不足之处，其对事物的定位也存在很多矛盾与问题。“80后”婚姻家庭中的姓氏之争，与他们自身的特征以及他们对婚姻的定位存在很大的关系。
“宝宝为什么一定要跟爸爸姓？我们之前结婚的时候，买房、买车、办喜宴甚至是度蜜月都是两个家庭AA制的。在平时，我和孩子的爸爸也是共同承担家里的经济开支。孩子随父亲姓，我是没什么意见。但是，我们家是几代单传，到我爸那一代就只生了我这个女儿。小时候经常被人家笑话我们家没有儿子，也被说过是‘绝头户’之类的话，所以我爸爸一直希望以后我生个孩子随他姓。况且他们家还有个小儿子，我爸这么要求也是正常的，毕竟传宗接代才是最重要的。让孩子随我的姓，也算是尽了孝道。”(个案C)
在访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同上述个案相类似，很多“80后”表明他们本身并不是十分看重孩子的姓氏问题，只是父辈向他们提出要求。很多“80后”被访者对孩子的姓氏问题也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更没有认识到姓氏之争对今后的婚姻家庭生活会产生的影响，只是盲目地听从父母的安排，认为听从父母的安排就是孝顺的表现，形成一种“愚孝”的心态。的确，我们不可否认在中国的传统中，亲子关系比夫妻关系更为重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婚姻中存在着先天不足。很多“80后”的父辈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自己的主观愿望寄托在“80后”的婚姻中，姓氏之争就是较为典型的表现。
“我们还没有结婚，目前也没有怀孕，但是双方的父母已经为以后孩子的姓氏问题发生了多次不愉快的争吵。我和丈夫都没有传统思想，即使这一代跟着我家姓了，可下一代，下下代呢？社会进步的脚步越来越快，继承香火的想法显然不实际，无论跟谁姓都是自家的孩子。我们还没有结婚，却被长辈们夹在中间，很尴尬。婚姻是我们夫妻俩的，况且跟我姓对以后的小孩也不好，小孩会认为自己是和爸爸没有血缘关系，是没有爸爸的孩子。我会说服父亲，希望他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不要让一些老思想破坏了原本和睦温馨的生活。”(个案A)
应该认识到夫妻关系在现代婚姻家庭中的重要性。孩子姓什么、叫什么更多应该由孩子的父母来决定，“80后”的父辈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决定权在“80后”夫妻的手里。隔代插手孩子姓氏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小夫妻婚姻的“越权”与“越位”行为，即使是出于父辈的关心，也大多有百害而无一利。“80后”夫妻双方如果不能形成自己的立场和思考，那么他们未来婚姻家庭的幸福也将会受到影响。而如果“80后”夫妻能够与个案A中的被访者一样，对自己的婚姻进行正确的定位——是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无条件地满足老人的期望而生活，并且在父母面前坚持自己的权利，那么姓氏之争的局面就可能会有所缓解。现代意义上的婚姻家庭，虽去除不了一些传统的生育观念、养老观念、财产观念甚至是家族观念，但同时也应该注重婚姻家庭主体的价值实现与幸福感的增强，而不应该成为父辈传统思想之下的牺牲品。
(三)现代文明抑或传统文化之遗留
姓氏争夺这一现象，到底是在现代文明中男女平等思想影响下的产物，还是在传统文化中传宗接代思想的作用下的衍生品，是一个颇受争议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两者都是姓氏之争出现的原因，没有必要作出唯一性的区分。
“我的妻子比较追求现代性，又有些女权主义，她坚决要求孩子随她的姓，来显示男女平等。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身份。于是我们家的第一个男孩是跟她姓的。我们去年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我是苏北徐州的，可能那里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我父母要求换姓，男孩姓我，女孩姓她。我也是个地道的传统的中国男人，对父母的要求很能理解，况且我老婆家并没有像我父母那样的思想，我就和她商量着换姓。没想到她对我的要求完全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我对自己的父母也没有办法交代。为这事我们天天闹，现在闹得都快离婚了。”(个案D)
很多“80后”女性由于受到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要求孩子随母姓。并且很多“80后”女性及其父辈熟知新婚姻法中“孩子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的规定，要求拥有孩子的姓氏权，于是导致姓氏争夺战越演越烈。自古以来，人们总是认为“子随父姓”是正统，除了招婿等特殊情况外，不能有任何变更，但现在的问题是男性和女性都要求拥有孩子的姓氏权。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女性争取自身平等权利的一个重要表现。但是不可否认，即使是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昆山，也仍然还有传宗接代之传统思想。甚至受传统封建思想中“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第一胎是女孩、第二胎是男孩的情况下还出现了“换姓”之争。而且，有很多“80后”女性及其父辈只是凭借“男女平等”等现代性申诉的幌子来掩盖其传宗接代等传统的思想。由此，笔者认为姓氏之争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思想博弈的产物，在两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其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矛盾体。
(四)特殊的原因
在访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昆山地区，姓氏之争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原因。
一是父亲的姓氏比较难听，女方认为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希望孩子随母姓。
“我女婿姓‘操’，这个姓我从来没见过，平常经常听到生活中啊、电视剧里一些小混混用这个字来骂人，多难听。而且我女儿生的是个女孩，随他爸爸的这个姓，以后叫她怎么见人，以后她的同学肯定会嘲笑她的，抬不起头。我女儿姓沙，多好听、稀有的姓，适合女孩，我们就打算让孩子随我女儿的姓。但孩子的爸爸死活不同意，现在孩子出生都好几个月了，都没有姓名，当然户口也不能上了。”(个案E的母亲)
笔者在访谈和观察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研究对象自身比较“占理”的情况下，“80后”的父辈对待姓氏之争的态度大多比较坚定，在处理事情上也比较决绝，没有商量的余地。即使在新出生的孩子会受到不良影响、子女的婚姻幸福受到干预的情况下，也很少会有妥协。笔者发现，在他们这种“对事不对人”、“一心为小孩好”的行事方式的背后，仍旧有着“自己孩子是独生子女”、“传宗接代”等因素的影响，使得“80后”婚姻家庭中的矛盾越来越复杂。
二是昆山外来人口占多数，越来越多的独生女与“新昆山人”结婚成家。
“我女婿是江苏徐州的，结婚有4年了。当初他们是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认识的，我们考虑到地域的原因也反对过，但是看着小伙子人还算老实，也同意生小孩以后第一个小孩的姓随我们家。他们家家庭条件差，结婚的时候买房买车都是我们家出的钱，结婚请客的费用也是我们家出的大头。不过好在他们家同意第一个孩子姓我们家的姓，也就认了。可是，当我女儿生第二胎是个女娃的时候，他们家要求换姓，要男孩姓他们家的姓。哪有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家要什么没什么，而且婚前都协定好的，现在就算撕破脸皮甚至离婚我们这边也不会让步的。”(个案D的丈母娘)
在昆山，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类似这样的姓氏之争有很多。应该认识到，这种类型的姓氏之争涉及了“流动人口”以及“外地人口进入”的问题。在这些“80后”夫妻中，通常有一方是非昆山人。而相对于当地人而言，非昆山人一方通常受经济条件、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制约，往往在孩子姓氏权的争夺上并不占据优势。各个地方的文化习俗、价值观念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新昆山人”并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融入像昆山这样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之中。他们对当地“两家并一家”、“子随母姓”的婚姻模式的认可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有很多这样的家庭甚至都以离婚收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姓氏之争也是现代化和社会流动过程中的表现之一。
五、现实中姓氏之争的应对方式
在昆山，“80后”婚姻中的姓氏之争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为了缓解这个矛盾，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应对机制。
(一)生两个孩子
笔者了解到在昆山地区，生两个孩子是解决这一矛盾最流行的方式。首先，当前的生育政策允许在夫妻双方是“双独”的情况下生两胎，这为昆山地区解决姓氏之争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政策支撑；其次，该地区的经济相对发达，而且“8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80后”夫妻及其父辈一般都能负担起抚养两个孩子的费用；再次，生两个孩子，一个随母姓、一个随父姓，是一种比较公平的婚前协商方式，对“80后”今后的婚姻生活的“后遗”影响也相对较小。
“为了小孩子的姓氏，我们两方的父母不知道吵了多少次。我父母要求小孩子的姓随我，我也能理解。但是，毕竟小孩的爸爸也是独生子，要考虑到他的感受，不然这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结婚前我们打算只生一个的，双方也没商量孩子的姓氏问题。我打算和父母商量一下，以后再生一胎随我姓，现在还没出生的这个孩子就随爸爸姓。可能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天天吵也不是办法。”(个案B)
“我们家是两家并一家的，两面的家庭条件都不错，以后生两个小孩最好，一面姓一个。他们小的不肯带的话我们来带好了，养不起我们有钱，我们老的在家也没事干，一方都有个小孩子在家热闹些。”(个案A的父亲)
的确，生两个孩子是面对这一矛盾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且在夫妻是“双独”的前提之下得到了生育政策的支持，但是也存在很多弊端，诸如先姓哪一方后姓哪一方、生第二胎后要求换姓等矛盾也频繁出现在“80后”的婚姻中。而且在昆山，一般来说，如果婚前协定生两个孩子，那么孩子随哪一方姓就由哪一方的父辈照顾长大。姓氏甚至还成为了判定家庭财产继承权的符号与代码，即孩子姓氏随哪一方，今后也就拥有对这一方父辈乃至祖父辈财产的继承权，由此双方不可避免地对姓自己那方的孩子存在偏爱与资源分配的不公正。所有这些，都不利于为下一代创造一个良好、公平的家庭生活环境。家庭是孩子社会化的第一个场所，父亲、母亲在家庭中分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下一代生活方式的形成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若父亲与母亲在两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存在着角色扮演与资源分配上的失衡，不仅不利于家庭代际与代内关系的维系，也不利于下一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还会影响到他们今后对婚姻生活的理解。我们应该认识到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婚姻家庭中的生育目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增补劳力”、“传宗接代”以及“养老送终”等内容，下一代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的形成也应该成为婚姻生育目的中的重中之重。
我国现在还处于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转型社会的特殊时期，姓氏之争是各种观念冲突与变迁的反应。笔者认为，生两个孩子分别随父姓和母姓，在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等姓氏之争中常见矛盾的方式之一，但不应该成为影响下一代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形成的负面因素。“80后”夫妻双方及其父辈应该在看到其优势的同时警惕其对下一代形成的不利影响，从而在对下一代(两个孩子)的资源分配、情感慰藉以及教育培养上注重使用平衡合理的方式。
(二)采用“复姓”
“复姓”也是解决这一矛盾比较多用的方式。“复姓”即“父姓+母姓”，也就是说，孩子姓父亲(母亲)的姓，而母亲(父亲)的姓则紧随其后。这种比较独特的方式既保留了原有的姓氏，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双方家长的共同心愿。笔者了解到，昆山市的“复姓”越来越多，访谈的过程中也听到了如“梁施军俊”、“易阳子希”等带有复姓的名字。而且，据被访者描述，小孩子都很喜欢这样的姓氏，因为独特的姓氏为他们在班上赢得了老师的关注，也是他们在同龄群体中受欢迎的原因之一。然而，很多被访者也表现出对“复姓”这一解决方式的怀疑与不满。“给小孩子姓两个姓，哪个放在前、哪个放在后才算公平？我们这里一直只承认姓名中的第一个字是孩子的姓，如果我女儿的姓放在第二个，那这个姓不就成了‘名’了，根本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我们隔壁家的小孩子叫梁施军俊，他在爷爷家的时候他们叫他梁军俊，在外婆家的时候被叫做施军俊，这不把小孩搞糊涂了。”(个案C的母亲)“要是把两个姓都放在小孩子的名字里，以后我小孩的下一代名字不就要有5个甚至6个字了，出现‘赵钱孙李……’之类的名字怎么办，那么难听，考试写名字也很慢、很麻烦，不就害了小孩子吗？”(个案E)
笔者在昆山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了解到，在给小孩子上户口的时候，姓和名是直接写全称的，并没有对“复姓”进行新的界定。而且，据相关工作人员的说明，尽管登记的时候姓和名不是分开的，但是除传统的复姓之外，原则上默认名字的第一个字为姓。所以，新复姓并没有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支撑，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80后”婚姻中姓氏之争的缓解。由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姓氏在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并不重大，其具有的可重复性、繁琐性等属性都阻碍着其成为现代社会的识别代码，取而代之的是身份证号码以及账号密码等数字性代码。然而这种趋势的加强却并不意味着人们会把姓氏看得越来越淡，因为姓氏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是集家庭观念、财产观念乃至权力观念等众多核心理念为一体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姓氏之争不是仅凭客观法律或主观愿望就能解决的，其消减的程度也不是依据社会的发展程度而定的。可以说，我国在现阶段还尚未具备解决这种争夺矛盾的成熟条件。
(三)采用“第三姓”
有一些“80后”家庭面对姓氏权的争夺，采取了独特的解决方式，即采用“第三姓”。“第三姓”是指小孩既不随父亲姓，也不随母亲姓。笔者在访谈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小孩用的是祖父辈的姓，甚至还了解到有孩子的姓是“造”出来的，如“点”姓等，这些姓氏在原有的姓氏族谱中是不存在的，现在却成为“80后”婚姻中姓氏争夺战的产物。中国曾经有2万4千多个姓氏，如今仅存4千多个，新姓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丰富中国的姓氏资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系与革新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能够接受“第三姓”的“80后”及其父辈毕竟是少数，因此，其对于解决姓氏争夺矛盾的作用也是极其微弱的。“第三姓”虽然在表面上为解决姓氏之争提供了一个较为公正的解决方式，也为丰富姓氏资源作了相应的贡献，但却并不具备实质上的意义。
(四)取两个名字
还有一些“80后”夫妻为了缓解姓氏之争带来的不必要的矛盾，给孩子取两个名字，大名随父亲(母亲)的姓，小名随母亲(父亲)的姓；或者在户口本的曾用名栏写上一个名字，随母亲(父亲)的姓，而现用名随父亲(母亲)的姓。笔者在访谈的过程中，了解到有一对“80后”夫妻甚至为了避免争吵，在女方的父母面前称小孩为“张冬冬”，而在男方的父母面前称小孩为“李冬冬”，并且分别把这两个名字放在户口的曾用名和姓名上。这种方式是“80后”夫妻应对双方父辈的一种无奈的做法，也是他们为维持代际关系而采取的所谓的“温柔的坚持”。
综合来看，在现实中“80后”应对姓氏之争主流是采取生两胎的方式，一方面其获得了相应生育政策(双独的情况下可以生两胎)的支持；另一方面其也与姓氏之争中体现出来的生育观念、养老观念、财产观念、家族观念，甚至是男权主义观念与女性主义观念的博弈相契合，具有一定的效力。而其他三种方式——采用“复姓”、“第三姓”以及取两个名字等方式由于对姓氏之争缓解的深入性不够，并且缺少现实条件的支持，被采用的情况相对较少。
受家庭结构转变、文化变迁、经济发展以及“80后”自身因素等影响，昆山地区的姓氏之争越来越多，并且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在面对这个矛盾时，“80后”婚姻家庭也采取了相应的解决方式和应对机制，如生两胎、采用新复姓、取两个名字等，使姓氏之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姓氏之争表面上是“80后”婚姻家庭中的日常矛盾，实质上背后是生育观念、养老观念、财产(权利与利益)观念之争，对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形成了相应的冲击。姓氏之争，作为传统和现代社会各类观念的抗争与博弈，能否在行动者的能动性之下获得新的格局，还需进一步探讨。
在现阶段，面对“80后”婚姻中的姓氏之争，笔者认为只有在矛盾主体意识到夫妻关系是婚姻中的重中之重、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其价值应该得到尊重、要正确看待姓氏传统文化等问题的本质，矛盾才能得到本质上的缓解。且在目前，由于对孩子的姓氏权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这种争论也没有章法可循，只能依据人伦情理进行相应的协调。面对姓氏之争，一方面，“80后”夫妻应该对自己的婚姻进行正确的定位，而不是对父辈盲目的服从，在父辈面前学会“温柔的坚持”；另一方面，父辈也应该把子女的婚姻幸福、他们下一代的幸福看为重中之重，而不应该“越权”与“越位”于“80后”的婚姻中，避免“80后”夫妻的婚姻及其下一代孩子的幸福成为他们姓氏争夺战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