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论文,领导论文,集团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60年代，中国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的早期近代化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但是经济30多年的时间，日本逐渐废除了西方列强强加给它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屈辱条约和许多特权，一跃而成为亚洲第一个完全独立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而中国不仅没有达到“求强”、“一求富”的目的，反而更加深了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中日两国如此差异的历史命运，是由于它们所选择的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不同。
近代化是一个结构变革的持续过程。前近代社会必须拆除和重建自己的各种结构，才能逐渐过渡到近代社会。以英国为代表的少数早发展国家，其促成结构变革的力量，产生于本国内部。但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一力量不是产生于内部而是来自外部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为军事入侵和战争威胁。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如何根据本国的实际国情，选择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已经成为中日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但是由于中日两国领导集团在阶级性质、素质、所掌握的权力，指导思想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早期近代化的命运和结局。本文试对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的差异作一粗浅的比较分析，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的性质不同
在洋务运动的整个时期，清政权的统治，从种族上讲，是满族的，而且是其中西太后一派的统治，从阶级上讲，是满汉的大地方阶级的统治。而领导推行洋务运动的奕訢、文祥、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只是一些主张改革的地主阶级开明派①，他们的封建性是没有改变的。他们进行早期近代化的目的只是以西洋的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维护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纲常，而不是全面地改造封建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
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政权的性质，日本史学界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天皇政权“其本质”，是资产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专制权力。另一种认为天皇政权既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政权，也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专政或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而是立足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半封建（其另一面是半资产阶级的）地主阶级两方面的。实现两阶级利益但对哪一个阶级又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制君主及其官僚专政政权。具体到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的性质，史学界认为它们是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或正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中下级武士②。这一领导集团同中国洋务运动领导集团有着明显的本质的区别。这一领导集团关心的已不是维护旧的封建制度，而是兼取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之长，对本国发展有利的就为我所用，多方位地接受西方文化。
二、两国领导集团的素质不同
洋务运动领导集团，无论是中央的奕訢、文祥，还是地方实力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等人，都没有受过西方文化教育。而是“皆从科目出身，并求读洋书，习洋技，”③对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只是在低抗外国侵略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发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和西方的富强，而刻意仿效。正如奕訢所说：“抚臣李鸿章不惜重赀，购求洋匠，设局派人学制，源源济用，各营得此利器，是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攻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④。”当时中国由于没有经过工场手工业和工业革命的过程，不仅洋务领导集团本身缺乏经验，不懂技术，整个社会都缺乏大工业所必需的技术力量和管理人才。同时，这些人既不研究本国的国情，又对了解西方缺乏热情，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有到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过实地考察，对西方文明不甚了了。他们对西方和中国的认识只能达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⑤的水平。他们一般都没有超越作为思想主体的传统“中学”。这些素质也就导致洋务运动领导集团的决策只能停留在“器物”改革这一层面上。
而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虽然也受到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但并不占主导地位，他们较早地接触和学习了西方文化，并在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在明治维新之前的肥前、土佐、萨摩、长州四大西南”外“藩的藩政改革过程中，象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这些维新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在创办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实践中，都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技术。更为可贵的是这些领导人熟悉本国国情，并亲自考察调研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1871年11月20日，新政府派遣由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木户孝允（参议）大久保利通（大藏卿）、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山口尚芳（外务少辅）四人为特命全权副使，由政府各省（即各部）分别选派的理事官，以及书记官和随员等，共48人组成的大型使节团，前往美国和欧洲各国，直到1873年9月回国，为期竞达一年零十个月之久，他们历访美、英、法、比、荷、德、俄、丹麦、瑞典、意、奥、瑞士等十二国。考察了欧美的先进国、相对落后国、大国、小国、工业国、农业国。从各个方面加深了对西方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认识和理解，找出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差距。岩仓使团成员中，有的初出国门，有的虽然具有一些西方知识，但也是一知半解，或者“马马虎虎”。⑥他们通过这次实地考察，“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灿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⑦达到目眩神迷的程度，在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更加坚定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决心。但他们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经验，而是根据日本的国情有所取舍，为日本制定了适合自己国家特点的现代化道路。正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比中洋务运动领导集团有着较高的素质，使日本的早期近代化能够在较高的层次上进行，并能取得成功。
三、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所掌握权力的大小不同
中国洋务运动领导集团的主要成员除了中央的奕訢、文祥（两人均是满族贵族）之外，其余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而平步青云的汉族地方督抚或封建疆大吏，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地方性强，只能在清廷腐败无能不得不容许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某些主张。在进行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洋务运动领导集团不断地受到清廷和顽固派的干扰和阻挠，使改革步履艰难。就清廷而言，虽然在1840年以后遭到西方列强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封建君主专制受到动摇和削弱，不得不改变“太阿”不下移的惯例，任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等汉族地主为地方督抚，清朝统治的权力结构开始出现地方军官分权和清政权逐渐向汉族转移的趋势。但是以西太后为首的满族皇室，害怕这些汉族地方督抚权势过大，危害自己的封建统治，因而时时对洋务运动进行阻挠。例如西太后为了牵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洋务领导人，曾经提拔以抨击洋务运动而出名的清流派人物张之洞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后来转变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由于洋务运动领导集团得不到皇权的全力支持，就不可能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和协调地方的活动，只能在他们自己直接统辖的有限范围内进行改革。就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干扰和阻挠而言，压力更大。当时，许多士大夫阶层深受封建文化传统的熏陶，认为“立国之本，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⑧对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他们总是“深闭固拒，尊已而抑人”，但“事变既来，茫昧昏蒙，束手无措，⑨当时就有人批评他们说“自中外交涉以来，中国士大夫拘于成见，往往高谈气节，鄙弃洋务而不屑道”，⑩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巧淫技”。这些人有的为清廷要员，如倭仁，具有相当权力；还有许多为词谏台垣，掌握了舆论阵地，竭力阻挠洋务运动的开展。1888年，李鸿章提议修筑津通铁路，即遭到包括尚书、侍郎在内的数十名官员的强烈的反对，他们说：“今津通本为往来大路，商贾径行，并无难运之物，而车户舱户以肩挑背负之人资以为生者，当以数万计，铁路一开，大众失业”。(11)并斥责李鸿章是“不恤津通数百里内失业之穷黎，而专庇此病国奸商害民之蠹。”(12)由于当时社会心理形成了一般强大的抵抗力量，以致李鸿章不得不撤销了修筑津通铁路的原议，事后李鸿章不禁满腹牢骚地向朝廷发出颇为悲凉的怨言：“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13)洋务运动的各项改革措施不但受到顽固派的全力攻击，就是洋务运动的头面人物，也几乎没有不被顽固派弹劾过。在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代奏的编修丁立钧的一分呈文里，便列举了周馥、盛宣怀、杨宗濂、唐廷枢、马建忠等人，将他们斥为“谗邪”、“奸人”；并点了“创建邪议”的郭嵩焘、丁日昌，“迁就依违，未能力排邪议”的曾纪泽、李鸿章等人的名字。(14)郭嵩焘因顽固派的攻击而去职，’湖南人至耻于为伍。”李鸿章尽管位高权重，也挨了不少骂，“汉奸”、“乱臣”的帽子不时地扣在他头上。综上所述，没有掌握国家实权的洋务运动领导集团，不但受到皇权的排斥，而且也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任何进步的努力都是很难获得大的成功的。
作为日本早期近代化的维新领导集团与洋务运动领导集团相比较，他们拥有完全的国家权力，而后者只是地方实力派，前者可以得到天皇的支持，同时天皇也不得不支持这一集团。因为明治政权就是在这些人领导的倒幕运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天皇只是国家元首，名誉上的最高统治者，而国家的实权却掌握在这些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的手中。因此，他们推行近代化的改革较之洋务运动领导集团要顺利得多，但并不是说改革毫无阻力。他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农民起义和封建武士阶级的叛乱，其阻力也是比较大的。从农民起义的情况来看。1869年97次、1870年61次、1871年47次、1872年27次，(15)从这些统计数字来看明治初年农民起义连年不断，且次数都比较多。这些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农民在改革中不但没有减轻封建的年贡和债务，反而加重了负担，致使许多农民贫困破产；一是思想保守的农民对新政府的改革所持的直觉的反对态度。对于举凡公布改革历法、废止结发、基督教解禁、解放秽多（被放逐者）、施种牛豆、设立公立学校、采用征兵制、测量土地、调查户数等项事宜的法令而报之以动乱或骚扰的事，是不胜枚举的。农民往往为无稽的谣言所煽动，他们道听途说：调查户数是为拐骗妇女作准备工作；1873年征兵令中的“血税”一词则被断章取义地解释为一旦参加军队，就会被抽血运往海外去作红毛毡的染料；电话线和电报线则是用以输送血液的；将儿童聚拢一起的新学校也是为了要抽取他们的血液。(16)从以上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农民阶级对改革的敌视和反抗。就封建士族的叛乱来看，由于新政府颁布了废止旧式服装、实行职业自由、禁止佩刀、各阶级法律上平等，实行国民征兵制等一系列的法令，破坏了武士阶级的身份特权，同时又在经济上废止了武士的“家禄”，实行“金禄制”，又造成了这一阶层经济上的不安定。再加上因征韩论所引起的政变，招致各地封建士族的不满，国内局势动荡不安。据统计，从1870年长州奇兵队暴动起，到1878年5月刺杀大久保利通为止，士族叛乱事件达21次以上。(17)旧封建诸侯的代表岛津久光也公开向维新领导集团挑战。1872年夏，岛津久光曾向明治天皇上书，提出了14条建议，反对改革教育和文明开化，反对改革军制，反对四民平等和相互通婚等等。(18)他曾派人进京暗中策划，妄图罢免主张改革的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官职。(19)以便向封建制度倒退。当然明治政府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为了笼络他，于1873年12月任命他为内阁顾问。1874年初，他又反对大久保利通等人的施政方针，一度还乡，政府为了加强安定团结，于同年又任命他为左大臣，让他回京。但他又于7月23日向政府提出了“质问书”，指责“将先王制服改为洋服”，历法“改用洋历”，军制采用“洋式”等改革措施，顽固地主张制服、学制、军队、租税等一切复旧，如不采纳他的意见，就以呈请辞职进行威胁。但这些意见政府并没有接受，由于维新领导集团的反击，岛光津久光，不得不撤回他的反动纲领，最后被迫隐退。从以上史实中可以看出明治维新领导集团在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也是不小的，但与洋务运动领导集团所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军队、监狱、警察等国家机器对封建顽固势力进行镇压，有效地排除来自各个方面的阻挠干扰，为日本全面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内环境。也正是由于维新领导集团掌握了国家实权，才使日本的早期近代化有了一个可靠的政权保证。
四、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不同
洋务运动领导集团指导中国早期近代化的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或旧学，西学或新学，一方是“道”、“体”、“本”，一方是“器”、“用”、“末”、“辅。”对于中学主要包括中国的纲常名教与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至于西学，是作为中学的对立面出现的，中国人对它的认识随着视野的扩大，西学的内涵不断调整，延伸。在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主要指西方的坚船利炮、机器设备以及有关的科学技术。洋务运动领导集团认为，中国的纲常名教与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比外国优越得多，自然也不需要向外国学习。但为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又必须学习西方的军火机器以及有关的科学技术。他们提出“西用”，是为了加强和维护“中体”；他们所谓的“中体西用”，就是在中体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兵器、实业、技术。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洋务运动前后进行了30余年，按照牟安世的划分法把整个洋务运动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一、建立军事工业阶段；二、围绕军事工业建立其他企业阶段；三、北洋海军成军和建立炼铁厂的阶段。(20)从整个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早期近代化只局限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厂实业，不仅制度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以保证物质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而且企图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维护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纲常。虽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生产，符合那个时代的迫切需要，也为引进西方近代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封建主义的中体和资本主义的西用毕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幻想在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到头来封建生产关系总是顽固地抑制和阻碍先进的生产力和发展。然而，这一道理洋务运动领导集团并非没有认识到。李鸿章曾多次与同僚朋辈言及政治变革的问题，要求改变“祖宗成法”。他说：“办洋务制洋务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济，”(21)“能自强则先变法与用人。”(22)“今日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成法，”(23)这实际上是早期改良思想的最早萌发。其他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如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经过洋务运动的切身体验，也都提出了类似的想法和要求。左宗棠说：“我国家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24)“沈葆桢说：“自古无久而不蔽之政”。(25)如果前面所举的实例尚不深刻的话，那么在洋务运动推动到中期时，李鸿章有感于顽固派的重重阻挠而哀叹说：“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26)这就更明确指出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洋务运动领导集团为什么还要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团”这一指导思想，不把改革推进一步，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呢？我认为，一方面是他们害怕民主政治危害自己享有的封建特权，不愿进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他们都是朝廷重臣，受制于西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必须竭力效忠于皇室，否则就有失去自己的地位甚至丢掉脑袋的危险。因此，也不敢进行政治改革。面对政治改革和自己的地位这一对难题的选择，他们宁可选择后者。这也就使中国的早期近代化只能是一个低层次的近代化，而最终导致失败。
而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是“和魂洋才”。所谓“和魂洋才”就是日本传统思想与西方科学技术及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技能相结合。”(27)“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都是关于如何处理以儒家孔孟之道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问题，都包括“中”和“西”，“体”和“用”这两对范畴。在开头两国都以本国的传统思想为“本”，“体”，以西方近代文明为“辅”、“用”，也就是立足传统来引进西方文明，只是“中体西用”更强调中体的核心和纲常名教、政治体制的不可变易、不可动摇，把中体和西用割裂开来。“和魂洋才”虽然也是立足传统，但并没有强调传统的不可变易，而是强调“东西方思想的融合，”具有兼收并蓄的意味。日本维新领导集团，是士族和受过封建道德教育的所谓民间优秀人才，又是发起和领导倒幕维新运动的中下级武士改革派。他们既是传统伦理观念的拥有者，又是善于接受西方新鲜事物的开明改革派。明治维新以来“面临着如何认识和处理东西方思想的冲突问题，是机械地照搬外国，还是愚顽固守传统？他们选择的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是进行东西方思想融合这条道路。”(28)东西方思想的融合，不在于把东西方思想简单地掺和在一起，而在于兼取东西方文化之长，重新创造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文化，日本明治维新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一课题。日本的维新领导集团在“和魂洋才”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封建政治体制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主要有：一、破除封建大名割据制度；二、废除封建特权，取消诸侯公卿称号，解除束缚平民的一切法规，做到“四民平等”，一概禁止根据世袭制度而享受的免税特权，以增加财政收入，取消武士阶级的特殊身份；使平民百姓获得人身、就业、居住、婚姻、穿戴的自由；三、改革土地制度，允许土地买卖、占有和耕种的自由；允许农民离开农村，改就工商业，给工业提供雇佣劳动力；四、在国际上打破锁国束缚，把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改为允许人民自由经营，百姓可以自由出国从事贸易，加速经济发展；五、废除侵犯私人财产的名目繁多的充公权，保护私有财产，欢迎本国人民和外国公民地日本企业投资；六、重视智力开发，政府兴办各级各类学校、也鼓励私人集资办学。到1898年，日本学龄儿童就学率达97%，为当时世界各国最高水平；七、兴办开矿、筑铁路、建工厂等各种实业；八、大量派遣留学生，聘用外籍专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发展近代工业奠定基础。到了1889年以曾留学英国的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以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订了明治宪法，在日本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从以上的政策和措施中不难看出，维新领导集团的改革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更新，而且也包括着社会的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是一个多层次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维新集团与洋务运动领导集团相比，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全方位多方面地接受西方文化，使日本顺利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早期近代化。
综上所述，中日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在性质、素质、所掌握的权力、指导思想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洋务运动领导集团与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相比，只是一个很不合格的低层次的近代领导集团。当然造成中日两国早期近代化差距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是两国早期近代化领导集团的差异也是关键原因之一。
注释：
①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1988年版，第413页。
②〔日〕井上清《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221-222页。
③⑩(12)(14)(21)(22)(24)(25)(26)《洋务运动》（资料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6页、第254页，第254-256页，第52页，第268页，第19页，第182页。
④《敌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经25卷，第1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
⑥、⑦(15)(17)(18)(19)尹文成、马家骏主编《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页、第367页、第429页、第430页、第430页。
⑧《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47卷，第24页。
⑨《戊戍变法》（资料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1页。
(11)《洋务运动》（资料丛书刊）（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0页。
(13)《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第3卷，第21页。
(16)〔加〕诺曼《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4页。
(20)牟安世著《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
(23)《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5卷，第41页。
(26)《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2卷，第3页。
(27)万锋《日本资本主义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35页。
(28)《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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