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宗教为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心理战争_美国宗教论文

以宗教为冷战武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心理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森豪威尔论文,佛教论文,东南亚论文,冷战论文,心理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使用多种手段服务于冷战政策目标的史实被逐步揭示出来。从军事上的遏制与威慑、外交上的孤立与围堵，到经济上的禁运与制裁，再到各种隐蔽行动和宣传活动均有专门研究。然而，从心理战层面来看，还有一个能够反映美国冷战政策实质的重要领域未予充分探讨，①即美国政府利用宗教作为冷战武器，试图从根本上孤立进而削弱持“无神论”立场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冷战历史。冷战初期，美国冷战政策制定者精心策划了多个利用宗教反击共产主义的冷战项目，包括利用罗马天主教教廷的影响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对抗；借助中东伊斯兰教领袖引导民众反击共产主义；利用东南亚国家佛教徒人数众多的特点鼓动当地佛教徒反华反共等。这些项目手段繁多、形式迥异，但皆致力于在“道德和精神层面上”建立起反击共产主义的战线，“将政治问题各异的主权国家统一起来形成一个防御共产主义的体系”。②本文拟就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主要针对中国而对“东南亚佛教国家”设计并实施的心理战项目为研究个案，③初步探讨美国以宗教为冷战武器的理论基础、政策目标、方法手段及其成败得失。希望以此为引玉之砖，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

一

1947年以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对抗，业已成势。杜鲁门政府于纷乱复杂的国际变局当中，不断探索美国的冷战政策目标以及阻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策略手段。迄今为止，冷战史学界在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政策目标和策略研究上仍有分歧。然而，根据现有美国政府解密文件，至少有两点可以明确：一是杜鲁门政府认定，并为以后历届美国政府沿袭的冷战政策核心目标为：（一）“削弱共产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加强苏联以外国家④的亲美（西方）倾向”；（二）有感于美苏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性，明确表示要用“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实现其政策目标，⑤即意欲“不战而屈人之兵”。

冷战初期美国所处形势并不乐观。美国一些驻外机构和情报部门反馈的信息表明，在欧洲，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各国“反美”乃至“仇美”情绪正在增强，“当地人甚至怀疑美国援助的真实目的”；⑥在中东，由于支持以色列建国，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声名狼藉，为“共产主义思想的渗入大开方便之门”；⑦在亚洲，共产主义对前殖民地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紧邻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共产党势力迅速增强。一份中央情报局评估报告由此担心，“中共政权的建立，将会强有力地促使缅甸倾向于共产主义……而如果缅甸陷于共产主义之手，那么共产主义的影响就可直达印度和巴基斯坦；与此同时印度支那改变颜色。两者会共同影响泰国与马来亚的政权”。⑧这同艾奇逊为援助希腊、土耳其而提出的“烂苹果”理论如出一辙。概言之，这一时期杜鲁门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仅有时而出现的局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冲突，更有无时无处不在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挑战。美国上自政府、下至民众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来自敌对意识形态的冲击力。

作为应对冷战危机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杜鲁门很清楚美苏各自的优势所在和薄弱环节。在他看来，美苏之间的分歧很难用军事力量分出胜负，美国的政策必须是以非军事手段“寻机阻止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并鼓动苏联从内部崩溃”。⑨其中，利用包括宣传在内的各种手段来“赢得人心”就变得至关重要。⑩为此，杜鲁门从一开始就将冷战定义为“自由与专制”的斗争。(11)亦有美国政府官员认为，194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颁布的第20/4号文件肯定了美苏之争为“民主与共产主义”二元对立的主张。(12)在杜鲁门的积极支持下，美国政府迅速将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上升至国家安全战略位置，并明确心理战的最终目标为：确保非共产主义国家及民众的亲美倾向，使其不仅有能力也有意愿阻止共产主义的侵略。(13)

怎样才能团结非共产主义国家？或者说，如何培养这些国家自觉反击共产主义的意愿？对于美国来说，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争取中间地带国家可能有效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扶植亲美政权，二是自下而上培植亲西方的民众基础。前者美国政府一直在身体力行，但显然并不成功——美国对许多国家专制政权的支持已经招致当地民众的极端反感。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在中国的经历已经证明走上层路线必然会招致失败。深感争取中间地带民心所向的重要性，从1949年末起，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稍后成立的心理战略委员会不约而同开始了一项研究，即在西方与中间地带国家差异如此巨大的文化、政治、历史背景下，如何寻找到一种“共同利益和普世价值”，使其与美国建立起反共产主义联盟；又如何寻找到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之间的最大差异，从而在“自由国家”民众内心深处植入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思想，进而筑起一道不可摧毁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心理壁垒。(14)

在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讨论中，宗教因素很快被发掘出来加以运用。杜鲁门同决策层众多官员都认为，只有促成“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信仰之信奉者之间的积极合作，才能够构建共同的宗教与道德前沿，进而筑造维护和平的力量”。(15)最初美国对宗教武器的运用还只限于欧洲的反共产主义行动。因为很明显“同一宗教信仰的人们之间容易打破种族和地域的界限，相互了解并建立友谊”。(16)因此，冷战开始不久，杜鲁门政府就与罗马天主教教廷建立起频繁的联系，在意大利选举、支持“铁幕背后”的东正教，促进欧洲统一等问题上合作。(17)然而，冷战迅速突破了欧洲这一地理界限，如一份美国国务院备忘录所言，“威胁已经扩展到所有非共产主义宗教和哲学领域，扩展到所有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领地”。(18)相应的，美国利用宗教反击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也随之向全球扩展。

宗教之所以成为杜鲁门政府反击共产主义的工具，一方面源于其与西方价值观念密切相连，可有助于西方“重建民主信仰”，进而抗衡共产主义思想体系；(19)另一方面则源于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信仰迥然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宗教信仰，从而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可资攻击的靶子。有学者认为，杜鲁门借助“神灵”的力量就是为了将冷战演绎为摩门教式的二元对立冲突并使其公开化，“其推动了冷战的肇端与强化，并塑造了冷战的形制”。(20)1949年底，中央情报局在评估远东地区的共产主义威胁时率先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脆弱性源自共产主义与某些地区通行宗教的不相融性，如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天主教，马来亚、印尼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等。”(21)美国国务院则在一份长篇备忘录中详细论述了在“道德与精神层面”击败共产主义的策略。根据备忘录，美国必须在冷战中使用诸如“神灵”这样的精神因素是由于，“自由世界是由四部分力量构成的：军事、政治、经济和道德”，此前美国专注于宣扬军事实力、物质财富和经济力量，很少提及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力量，已经使自己在对苏意识形态战中处于下风，而且也使美国的生活方式及政治体制遭到误解。(22)

1951年4月4日，杜鲁门以总统指令创建了心理战略委员会，(23)将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的心理战行动置于统一领导之下。心理战略委员会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直接领导，负责所有公开和隐蔽的心理战活动。它的成立标志着美国政府决心在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更有效地使用“心智”(heart and mind)这一潜在力量。心理战略委员会成立之前，中情局和国务院等机构已经零星开展了用宗教反击共产主义的行动。如国务院对外信息与教育项目(USIE program)在中东伊斯兰教国家进行宗教宣传活动，试图借助当地宗教领袖引导民众，利用宗教宣传材料向民众灌输“与西方亲善、与共产主义敌对”的思想。(24)对于形势更为复杂的亚洲地区，美国国务院也有关注。1951年美国驻缅甸大使大卫·基(David Key)与国务院有数封电报往来，专门就缅甸问题进行讨论。缅甸是冷战特殊形势下一类国家的典型代表，身处东西方夹缝之中，为求自保被迫奉行“中立政策”，既与共产党国家保持距离，又拒绝接受英美的军事援助，甚至拒绝接受诸如科伦坡计划这样的经济援助。(25)大卫·基通过多年任职缅甸的经验敏感观察到，缅甸85%人口是虔诚的佛教徒，因此，对缅甸佛教事业进行援助不仅会赢得缅甸人的好感，取得“多于军事或经济援助几倍以上的成效”；而且可以借机渗透西方思想，使之成为“反击共产主义最为有效的方式”。(26)美国国务院立刻批准了“通过缅甸的佛教计划来加强反共活动”的建议，并拨出款项予以支持。(27)这一时期，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的活动非常频繁，并开始尝试利用当地佛教徒颠覆西藏的种种努力。(28)

心理战略委员会创建不久，主任戈登·格雷(Gordon Gray)即指示对“心理战努力是否需要加入宗教因素”进行研究。(29)鉴于宗教作为冷战工具的敏感性和困难度，心理战略委员会内部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讨才最终达成一致意见。1952年3月，心理战略委员会确立“利用宗教及其他精神力量”的心理战项目，(30)并决定制定一个全球心理战略计划，明确“利用道德和社会力量的政策目标及广义上的行动步骤”。(31)自此，宗教对于美国推行冷战战略的作用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完全认同。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129号文件的附件中确认的：“在那些宗教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地区，共产主义无神论原则与宗教的根本敌对会成为促进西方目标实现的一笔重要财富”。(32)然而，由于杜鲁门任期将满，心理战略委员会并未能在这一政策领域展开大规模的行动，有限的宗教心理战活动也仍然主要在欧洲地区进行。(33)

二

艾森豪威尔就职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美国新闻署和行动协调委员会(OCB)(34)继续探索利用宗教来为其冷战目标服务的理论原则和方法手段。与杜鲁门相比，艾森豪威尔对于宗教或神灵因素在反击“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性方面给予了更多的肯定与支持。(35)在对冷战本质的理解方面，如果说艾森豪威尔政府比之杜鲁门政府有所深入的话，那就是前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冷战的“无所不包性”，“人类所有的活动都被拉到冷战的战车上”。(36)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美国政府痛感其应对共产主义之冷战挑战的不充分性，特别是在宗教问题上，美国“远没有将其有效利用”。(37)由于深信“共产主义的非道德性和不信奉基督的本质，及其对宗教的反对和迫害”会使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宗教国家与西方结成联盟，(38)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宗教的利用加强了。杜鲁门时期有关宗教的心理战项目被保留下来，(39)更多的宗教项目被开发并付诸实施。其范围从国家首脑、宗教领袖到普通信徒；其深度从一般的宣传册、各种媒体到学术书籍；其手段从公开的宣传演讲、宗教会议到潜移默化的渗透，不一而足。(40)

从1954年起，取代心理战略委员会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开始把心理战的主体集中在东南亚，专心致志于在当地发动针对共产主义的“神灵反击”。当年9月，一份名为“在东南亚的神灵反击”之长篇备忘录为行动协调委员会勾勒出大致的行动方案，亦为两年后“宗教行动计划纲要”这一大型冷战项目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该“计划纲要”最初专对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锡兰(41)等小乘佛教(Hinayana)(42)国家实施，进而扩展到大乘佛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和印度教国家。“小乘佛教国家”项目因而成为其后类似项目的镜鉴和模板。

三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由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组成的“中立地区”拥有庞大的人力、重要的原料和潜在的增长能力，它们的政治走向将“决定性地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43)然而，这些地区由于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对西方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滞后的经济增长、军事羸弱和政治动乱，“特别易于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和颠覆”。(44)因此，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反击共产主义，使中立国家相信其利益与西方自由世界的利益是一致的。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文件都肯定了“动员必要的精神及道德资源”以反击共产主义的重要性，(45)从而为各相关职能机构制定宗教心理战项目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

1954年初，东南亚地区的形势不断恶化。在“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指导下，越南抗法斗争被当成了“共产主义侵略扩张”战略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一厢情愿地表示“拯救东南亚人民自由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在此之前，朝鲜战争已经使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彻底改观。在美国的政策图景中，中国从一个原来依附于苏联的“亚洲卫星国”一变而为在亚洲大陆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扩张国家”。(46)其结果是，美国政府将中国与越南的反殖民斗争联系起来。1954年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22/2号文件甚至断言，“当前自由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迫和严重的威胁是共产主义借一些自由国家内战之机通过颠覆、非直接侵略等方式蚕食这些国家”。(47)有鉴于此，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则明确为“寻求战争以外一切方式削弱其在亚洲的地位”。(48)

中国在美国冷战战略中地位的提升，导致中国周边国家重要性增强。缅甸、泰国、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虽然面积狭小，但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毗连或邻近。此外，美国军方早有意在锡兰建立军事基地。(49)如果能够获得这些国家的好感及合作，美国的军事投射能力必然会增强。然而，受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些东南亚国家虽受美国的政治压力却大多坚持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美国政府由此认定其仍然“处于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压力之下。”(50)为了对抗所谓“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威胁”，美国政府除了在当地展开外交、军事和经济活动外，亦开始酝酿“利用宗教因素来削弱共产主义对东南亚的影响”。(51)

艾森豪威尔比杜鲁门更加笃信宗教在反击共产主义“扩张”斗争中的重要作用。(52)他和国务卿杜勒斯都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冲突是“基于有宗教信仰的文明与基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信仰的文明”之间的冲突。(53)1954年越南抗法斗争处于胜利边缘时，美国遭遇了其在冷战中经常面对的尴尬，即它不断打出拯救“自由国家”于共产主义控制的口号，可惜这些国家却并不领情。在2月4日召开的第183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表示“最令人沮丧的消息是，大多数越南人都支持越盟的反叛”。在讨论当中，艾森豪威尔多次打断其他官员发言，询问是否有可能利用宗教因素来挽救法国在越南的危机。在多数人表达了否定的意见后，艾森豪威尔仍认为利用宗教提供动力的想法有其可行性。(54)正因为有来自决策层如此明确的信息，行动协调委员会才为其宗教心理战行动找到了合法性，即“当前的行政机构支持用宗教方式巩固美国的世界地位”。(55)

美国心理战部门研究认为，“应对亚洲问题必须考虑诸如佛教、道教、儒教和神道教的持久有力的影响”。(56)在有神信仰的国家，“共产党中国的宗教不自由会导致宗教信徒反抗共产主义”。(57)如前所述，1954年以前，美国多个政府机构虽曾在宗教领域进行了心理战努力，但“迄今没有任何重要成就”。(58)法国在越南的失败无疑加剧了在东南亚采取切实行动的紧迫性。从1954年起，美国在东南亚开展包括“与佛教领导人接触，资助其制造并发行佛教文献和信仰材料，推动佛教领袖参加地区佛教会议”等活动。(59)此外，行动协调委员会还专门制定了针对柬埔寨国王的心理战项目，试图用佛教顾问的方式来影响这位专制君主，使其相信“他的信仰要求他必须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主义进行斗争”。(60)

1954年9月24日，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心理战活动有重要影响的“宗教行动基金会”(61)向行动协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在东南亚的神灵反击”的备忘录。该备忘录一是论证了在东南亚立刻开展宗教活动的紧迫性，即“借助日内瓦会议期间‘竹幕’(62)开放之机进行渗透，并对1956年越南大选施加影响”；(63)二是为这场“针对共产主义的神灵进攻”确定目标和方法，其目的是“支持各种积极成分参与新的民主秩序，包括当地佛教徒、高台教徒(Cao-Daiists)、天主教徒，以及其他有信仰的男性和女性”；其方法则包括“私人性质的教育考察、对美国的正面宣传、罗马天主教信徒的访问、支持当地反共人士、与佛教领导人接触等等”。(64)该备忘录虽因越南局势而发，但考虑到中国的影响力所及，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等其他东南亚国家也被包括在内。

迄今为止解密的美国政府文件尚无法证明“宗教行动基金会”备忘录中罗列的行动计划是否被如实执行，但该备忘录在行政机构内部广为传播并得到高度重视却是事实。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于阅后致信副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表示“我们对东南亚有深入持久的兴趣”，但“我们并没有尽最大努力劝说当地人民”。尼克松相信，类似“在东南亚的神灵反击”这样的行动有巨大价值，运用得当可以事半功倍。(65)“在东南亚的神灵反击”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用佛教反击东南亚共产主义的行动提供了指南。

四

195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政府对中立国家的政策有所调整，由谴责中立主义变为“尊重”中立国家；由遏制中立主义发展势头变为拉拢这些国家，增强其亲西方倾向，并妥善利用这些国家在该地区的影响。(66)实际上，美国对中间地带，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政策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它仍然试图推动这一区域的国家与其联合，以共同对抗中国。(67)筹划“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在军事上整合当地亲美力量，寻找到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则无疑会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这一时期，全面负责美国心理战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在其内部成立了多个研究小组和部际委员会，专门就如何在心理战行动中运用宗教力量展开讨论并进行政策设计。比杜鲁门政府试图用宗教激起中间地带民众反共意愿的政策更进一步，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用道德体系和神灵信仰来推动“自由国家”之民主社会的建立，并促使其承担起维护“集体自由”的责任。(68)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分别在第5611和5612/1号文件中，指示相关部门针对东南亚佛教徒展开心理战行动。东南亚佛教国家项目由此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69)

恰在此时，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又有了新动向——中国加强了在宗教领域的渗透。“过去两年，中国共产党已将注意力不断转向扩张其对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影响力。中国负责佛教事务的官员强调佛教世界的统一，无论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并且呼吁不同国家间的佛教文化交流。”(70)国务院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官员肯尼思·杨(Kenneth Young)亦认为，在当地推行宗教项目是必要的，因为“中国正竭尽全力搅乱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僧侣，美国必须迎击这种共产主义挑战”。(71)总之，以美国政府的冷战思维来看，中美之间在东南亚地区的宗教心理战已经打响了。1956年5月9日，在前述一系列政策和实践准备的基础上，行动协调委员会向美国国务院、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发出指令，要求其集中研究佛教因素在亚洲国家扮演的角色，并就以佛教反击亚洲共产主义的行动提出建议。10余天后就此问题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第一步应限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锡兰等小乘佛教国家”，以后再逐步扩展研究和行动的范围。(72)这一决策显然有其深意：通过多年的政策实践，美国心理战各决策和执行部门已经对宗教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信仰不同教派的国家实施同一种政策无疑会适得其反，而找到某一类国家的共性显然既有利于有的放矢地推行专门的政策，更有利于使其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共产主义。早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就对“锡兰与柬埔寨之间的文化与宗教联系非常感兴趣”，并向行动协调委员会建议要“创造机会，为我所用”。(73)上述小乘佛教国家不仅信仰基本一致，而且“一般都有严格的佛教组织，是国家统一团结的力量”，(74)大致可以将其视为同一类国家。

行动协调委员会为筹划这一没有先例的冷战项目倾注了大量精力。从1956年5月9日政策研究发轫到1957年1月9日“计划纲要”被批准实施，(75)前后历时八个月的时间。期间，美国国务院、新闻署、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各驻地使领馆等机构都参与到政策讨论中来，行动协调委员会作为协调机构也不断对“计划纲要”进行补充修正。“计划纲要”首先确认宗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换言之，成为冷战的工具。由于各种宗教教义和教旨的差异，美国政府并不奢望建立起统一的世界宗教，而是希望在“普世”基础上建立起国际宗教关系的安全模式。(76)参与其事的各机构成员对于宗教的极端敏感性都有深切的认识，因此一致同意“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一些行动可能会被解释成为美国利用佛教作为政治或心理工具。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佛教领导人看出这是美国的‘项目’，而要将其表现为美国特殊的友好姿态。”(77)

“小乘佛教”计划纲要的最初草案提出了包括23万美元资助金额、14个项目的计划大纲。(78)1956年10月5日以后，五个驻地使领馆纷纷发回电报或备忘录，结合当地情况对“计划纲要”提出修改意见。例如针对计划中“创立佛教刊物”的设想，美国驻柬埔寨和泰国的大使馆都表示反对，认为“会暴露美国对佛教及其政治潜力的兴趣”。(79)但所有使领馆对于将佛教项目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公民外交”项目相结合非常赞同，认为美国学者与佛教学者之间的直接交流会促进美国目标的实现。(80)计划酝酿期间，适值东南亚各国正在筹备“佛祖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这是亚洲最为重要的宗教盛事，美国心理战机构欣喜地表示“再不会有类似事件可以用来显示我们对佛教的尊重”。(81)美国新闻署为此加大了新闻广播的力度；美国国务院则专门替艾森豪威尔起草了一个致贺声明。(82)“小乘佛教”计划纲要亦将该纪念大会列为首个行动计划，准备借此时机“派遣人道主义、国际事务和教会组织代表组成的美国代表团访问佛教国家，传达美国人民对佛教世界的善意；强调双方在和平、慈善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共性”。(83)

“关于锡兰、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之佛教组织的计划纲要”最终完成并得到行动协调委员会批准时已经是一份长达60页的行动文件。除了对当地的冷战形势、美国的政策、行动指南做出说明外，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对上述五国佛教寺院与政府的关系，佛教组织、世俗组织与民众的关系，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僧俗组织对共产主义和欧美国家的态度，以及美国应采取措施做出分析并提出建议。(84)从具体的项目设计上来看，“计划纲要”由“组织学者从学术上批判共产主义的无神论”，“通过对佛教徒的语言培训来渗透西方的思想”，“帮助当地佛教组织建设图书馆”，“建立佛教研究中心”，“资助国际宗教会议”等21个分项目组成，(85)充分体现出美国心理战行动设计的精心与全面。此外，“计划纲要”在隐蔽性和有效性方面下足了功夫。为了避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美国各宗教团体、福特基金会和亚洲基金会等民间机构被推到了前台，在筹建佛教图书馆、资助佛教书籍出版、支持青年佛教领袖、创办佛教刊物等方面起主导作用。(86)

“小乘佛教国家”计划纲要得到批准后被迅速推行下去。根据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提交的进展报告，纲要中所列项目被逐一分派实施。针对“佛祖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美国国务院不仅选派代表参加锡兰和泰国的纪念活动，更另选派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与会；针对佛教领袖项目，国务院亦相应增加了佛教领袖国际交流专门资助项目；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各自印制了关于佛教的宣传册，对驻地官员进行相关培训，并着手联络美国国内的佛教机构和私人基金会，促其与上述小乘佛教国家加强交流，以非官方名义为佛教研究投入资金。(87)此外，计划纲要中有关“组织学者从学术上批判共产主义无神论”这一项任务，实际上一直在进行。早在1954年，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资助学者著书立说，试图从学术上论证“共产主义是宗教的敌人，必须在内部同时也在外部予以消灭”。(88)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末期，美国在关于东南亚的总体政策声明中仍然强调，要增强亚洲佛教徒与自由世界的联系和了解；寻找各种方式“发展佛教徒与自由世界宗教领袖间兄弟般的联系和精神上的认同”。(89)该项目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其被批准并付诸实施后立刻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类似宗教项目的模板。行动协调委员会随之将区域宗教心理战行动推广到了“大乘佛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和印度教国家。(90)

五

宗教在美国全球冷战战略中扮演着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角色。如果说美国利用军事、经济、技术手段援助中间地带国家是从物质或硬实力方面帮助这些国家“抵制”共产主义；宗教手段则试图从精神或软实力方面促其自觉生发出“抵制”共产主义的意愿。美国政府对宗教的利用、对“心智”的把握表明冷战对抗已经深入到异常微妙的思想层面。由此导致心理战研究的一个普遍难题是，很难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有效评价。一方面，心理行动不像军事或经济援助，可以立竿见影产生效果，更不可能进行量化评估；另一方面，心理行动的极端敏感性，使美国各级官员讳莫如深，相关政府文件大多仍处于保密状态。此外，心理行动的长期及短期效用，目标群体的接受程度差异和反馈方式，都会影响到最终的判断。然而，正因为美国政府将宗教当作冷战武器来使用，在赋予其工具性的同时，也赋予其目的性，又使得我们对宗教心理战进行初步评价变得可能。

早在杜鲁门执政时期，美国就明确了其实施宗教心理战的目标是“在‘道德和精神层面上’建立起反击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91)艾森豪威尔政府推行东南亚佛教国家项目时，则更具体地指明，要增进亚洲佛教徒与自由世界的联系与认同；要通过影响僧俗佛教组织，进而影响东南亚国家的政策；要利用宗教“削弱共产主义对东南亚的影响”。(92)换言之，美国政府是想通过宗教心理战的实施，达到使东南亚国家政治上远离中国、亲近美国的目的。因此，尽管难以从精神层面上把握东南亚佛教国家项目的实施效果，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1950-1960年代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取向来评判美国宗教心理战项目成功与否。

从政策设计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艾森豪威尔政府非常敏锐地观察到了独立之初东南亚诸国的核心力量所在，并试图对这股力量因势利导，为己所用。1950年代中期，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国先后摆脱英法殖民统治，走上独立道路。在民族复兴、国家重构的过程中，传统佛教力量迅猛增强，对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和外交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93)在美国政府内部的政策讨论中，宗教被认为是能够引发人类最强烈情感的基本力量，“宗教作为反共工具的潜力是极其巨大的”。(94)为了发掘这种潜力，美国心理战政策制定者综合考察了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历史、传统、宗教、社会等方方面面的状况，并广泛听取来自驻在国外交官员的建议。参与制定“小乘佛教国家”计划纲要的人员中，既有政治经济学教授（埃尔默·斯塔茨）、历史学家（爱德华·利利），也有心理学家、宗教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难怪有心理战官员自负地说： “我们是把‘伟大的头脑’集中起来诊断当前的危机”。(95)

在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美国政府亦非常注意避免以宗教为武器可能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肯尼思·杨所说，小乘佛教教义有着极强的反对对抗、赞同中立的和平主义倾向，同美国所追求的事业并不一致。此外，所有佛教国家都至少有两个以上的敌对派别，美国必须谨慎行动以免适得其反。(96)因此，在政策实施中，美国并不纠缠于佛教教义，或挑起关于“中立主义”道德与否的争论，而是强调“有神论”所代表的“道德与自由”的价值观念，强调佛教徒面临的是“一个多元精神共存之世界，抑或一个摧毁所有精神价值之专制主义世界之间的选择”。(97)同时，在东南亚展开的宗教心理战行动还竭力避免暴露出美国官方卷入的痕迹。凡涉及佛教寺庙或佛教中心的修建、佛教书籍的出版、佛教活动的赞助都是由美国私人基金会、宗教组织或所谓“志愿机构”来完成的。(98)

可惜的是，这样的精心设计也未能达成美国宗教心理战的预定目标。根据美国自己的情报评估，佛教项目在锡兰推行一段时间后，同情共产主义的僧侣数量反倒有增长趋势。(99)而到1960年中，美国政府亦非常无奈地承认，“在亚洲，传统宗教作为防止共产主义之屏障的作用在削弱，红色中国的影响力在增强”。(100)从上述小乘佛教国家的外交走向来看，美国的失败更加明显。除了泰国仍坚持与美结盟的外交政策外，锡兰、缅甸、柬埔寨和老挝都走上了坚定的中立不结盟道路，并且，尽管期间这些国家都经历过政治动荡，但从总体上看，上述四国与中国的关系日趋友好，同美国则渐行渐远。(101)可见，美国在东南亚借佛教来反击共产主义的策略收效甚微。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佛教国家实施的心理战项目未能奏效，其原因可归结为如下三点。

（一）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国家目标不具备同一性

冷战时期世界范围内的矛盾仍然是多样的。美国以自身利益为转移，片面认定世界主要矛盾是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深信仅凭共产主义“无神论”一点就可使东南亚佛教徒抛开成见，以此来界定敌友关系，区分敌我矛盾。东南亚佛教国家项目的立论基础正在于此。美国政策成功与否亦取决于能否说服东南亚国家接受其观点。然而，事实上，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努力与东南亚佛教国家的历史进程并无直接关联。战后缅甸、柬埔寨、老挝，甚至泰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家重建。东南亚佛教力量的兴起概源于此。缅甸政府在总理吴努的倡导下，大力赞助佛教事业，其本意即为凝聚民心，彰显国力。“佛祖涅槃2500周年”的盛事被美国视为渗透佛教国家的良机，但在缅甸看来，却是显示其“在结束殖民地的地位以后如何进行复兴的一个绝好机会”。(102)

不仅如此，由于除泰国以外其余四个国家都有被殖民的历史记忆，在巩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当地民众（佛教徒占人口多数）对大国的干预异常敏感。因此这些国家的复兴运动中，本身就含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色彩。独立之后的柬埔寨一直质疑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意图，怀疑美国帮助南越、泰国和老挝“颠覆”柬埔寨。(103)在缅甸，1958年就任总理的奈温(Ne Win)虽有反共倾向，却仍然奉行中立主义的国际路线，以免被指责为“美国的工具”。(104)在此形势下，即便东南亚佛教徒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立场存有误解或恐惧，但其程度也绝不会超出对帝国主义的反感。就连美国自己也承认，尽管美国对亚洲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显示出极大善意，但“我们在亚洲人心目中，仍然形象不佳”。(105)以此来看，这一时期的东南亚佛教国家有自己的历史任务，很难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接受其“反共产主义至上”的宣传。

（二）对宗教的理解和运用简单化

美国政策制定者确实意识到宗教的复杂性和敏感性，(106)因此，在推行宗教心理战项目的过程中，刻意弱化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并力避给人一种“要劝其改宗或要创立普世宗教”的印象。(107)在这里，无论何种形式的宗教信仰都被剥离了其最深层次的教义、信条或哲学思考，只剩下“有神论”这一共性和所谓“自由”的符号意义。宗教成为一种价值观和象征体系。

美国对宗教心理战的设计源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试图在国内推广“公民宗教”的努力，即在承认美国人各自信仰之神学差异的基础上，就一种更为超然的信仰——“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达成一致。(108)在冷战大背景下，“公民宗教”成为团结美国民众、共同反共的重要心理纽带。然而，美国政府把这一经验放大，运用于东南亚佛教国家则未必恰当。因为其并没有寻找到某种吸引佛教徒共同信仰的价值观念。在东南亚佛教国家项目中，美国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是攻击共产主义的“无神论”立场，并将其与更广泛意义上的道德和价值观念相关联。这当然无助于解决东南亚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很难引起共鸣。不仅如此，当东南亚国家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政权，同中国亦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之后，“社会主义与佛教很容易就协调起来”。(109)曾担任缅甸总理的吴巴瑞(U Ba Swe)甚至认为，“任何一个精研佛学，并正确理解其教义的人，不应当有任何障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10)1970年代，历经战争磨难的佛教国家老挝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似乎更能够说明佛教与共产主义没有本质冲突。

（三）冷战中美国的现实主义政策

美国政策失效的又一原因是其自身未能突破文化和宗教意义上的心理价值取向，对非基督教信仰难以产生真正的信任。在利益攸关的冲突当中，美国仍只相信与自己具有同源或相似文化的群体。毋庸讳言，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宗教心理战政策是从属于其东南亚总体战略目标的。在东南亚，为实现反击共产主义这个首要目标，即便是在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美国还是优先选择支持当地基督徒。缅甸、越南等国都曾发生西方国家支持下的基督教民众与佛教徒冲突事件。(111)越南的事例则更为突出。美国的宗教心理战政策本以拉拢越南佛教徒使其加入反共产主义阵营为目标。可随着形势日趋严峻，美国在越南的介入程度使其必须选出一个美国利益的代表时，其对佛教徒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佛教由一个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变成一个有碍美国冷战目标实现的团体。(112)1954年5月，美国国务院列出一份“坚定反共的越南政治家”名单，具有天主教信仰的吴庭艳名列首位。(113)由此可见，一旦面临现实问题，赢得佛教徒的目标就会让位于更加功利的政策选择，其对佛教徒的政策也就失去了一贯性。

1960年代初，由“越南佛教徒事件”而引发的美国形象危机，是其对东南亚佛教国家政策失败的一个剪影。其时，美国支持下的吴庭艳政权对越南佛教徒进行残酷迫害，引发东南亚佛教国家反美倾向普遍增长。锡兰、柬埔寨、泰国民众都对美国表现出憎恶之情，当地新闻媒体也对美国进行了指责。(114)事实上，早在筹划“小乘佛教国家”项目时就有美国官员指出，当地民众“对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有强烈的反感。(115)而现实中美国政府的言行不一和双重标准则加重了这种对立情绪。因此，尽管艾森豪威尔在其任期内实施东南亚佛教国家项目，雄心勃勃地试图“通过对宗教的共同尊重把自由世界团结起来”，(116)但理论上的贫乏以及实践中的矛盾，最终导致美国以宗教为冷战武器之心理战政策的全面失效。

注释：

①笔者目力所及，国内外以“宗教与冷战”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罗马天主教教廷与冷战之关系，参见Michael Phayer,Pius XII,the Holocaust,and the Cold War,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7；宗教与冷战政治的互动关系，参见Patrick H.McNamara,A Catholic Cold War:Edmund A.Walsh,S.J.,an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Anticommunism,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5; Iva Dolealov,Luther H.Martin,and Dalibor Papouek,eds.,The Academic Study of Religion during the Cold War:East and West,New York:P.Lang Publishing,Inc.,2001; T.Jeremy Gunn,Spiritual Weapons:The Cold War and the Forging of an American National Religion,Westport,CT:Praeger Publishers,2009.有关美国政府利用宗教在东南亚佛教国家反击共产主义的历史，有些著述涉及相关内容，但对其研究不够深入。参见Seth Jacobs,America's Miracle Man in Vietnam:Ngo Dinh Diem,Religion,Race,and U.S.Intervention in Southeast Asia,1950-1957,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4; Dianne Kirby,ed.,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 William Inboden,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5-1960:The Soul of Contai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②Mor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in the USIE Program,June 22,1951，Truman Library,Papers of Harry Truman,SMOF:PSB Files,Gordon GrayChronological File,Box 1000.3 Russia for Ideological Warfare.

③在美国政府文件中，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心理行动(Psychological Operations)、政治战(Political Warfare)、对外信息项目(Foreign Information Program)和宣传战(Propaganda Warfare)经常互换使用，这源于美国政府各部门对于心理战概念和范畴的不同理解。然而，1951年4月，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PSB)的成立应视为官方对“心理战”提法认可的标志。从狭义来看，心理战正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4号文件所界定的，是指“一个国家使用宣传和思想、信息交流等活动，来影响外国群体的舆论、态度、情感和行为，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然而从广义上或者从美国政府在冷战中的实践来看，心理战涵盖范围极其深广，既包括了对外信息与宣传（白色心理战），又包括各种隐蔽行动（黑色心理战）。概言之，只要在目标上是以赢得外国群体舆论支持、利于美国国家目标实现的活动，都可称之为心理战。参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inafter cited as FRUS)1945-1950,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www/about-state/history/intel/index.html.

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美中之间尖锐对峙关系的形成，美国的政策相应的由“加强苏联以外国家的亲美倾向”变为“加强中苏以外国家的亲美倾向”。冷战前期，美国对中苏关系的认知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美国的政策图景中，中国由“苏联在亚洲的卫星国”变为“苏联的盟国”，此观念转变是在朝鲜战争中完成的。1950年10月的一份中央情报局文件最先使用了“中苏集团”(Sino-Soviet Bloc)的提法。在其后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中，“中苏集团”的观念被逐渐固定化了。Memorandum by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Oct.12,1950,FRUS 1950,vol.VII,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933.

⑤SC20/4,Nov.23,1948,PD00069,Database: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hereinafter cited as DNSA),ProQuest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Company,pp.10 11.

⑥Proposal for a Psychological Strategy Move against the Current Anti American Cominform Moves in Western Europe,July 1,1952,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Secretariat Series Box 4,Moral Factor (1).

⑦Doc 59:Annex to NSC 129,Unti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olicies with Respect to the Arab States and Israel,in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hereinafter cited as NSA), No. 78,available at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78/.

⑧CIA,ORE 86-49,Communist Influence in Burma,Jan.11,1950,pp.1,5,available at http://www.foia.cia.gov/browse_docs.asp.

⑨William Inboden,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5-1960:The Soul of Containment,p.107.

⑩1950年初，杜鲁门政府发动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真理运动”。在一次演讲中，杜鲁门强调：“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联合自由世界各国人民在一场伟大的、持续的宣传运动中提升我们的自由理想，反击苏联的宣传。我们必须在一场伟大的真理运动中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FRUS 1950,vol.IV,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oviet Union,1981,p.303.

(11)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Greece and Turkey:The Truman Doctrine,March 12,1947,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2846&st=religion&st1=free.

(12)Program for Ideological Working Group,April 9,1956,Eisenhower Library,Edward Lilly Papers,1928-1992,Box 55,OCB Historical 1956.

(13)NSC 48/5,May 17,1951,PD00141,DNSA,p.13.

(14)Mor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in the USIE Program,June 22,1951.

(15)Dianne Kirby,ed.,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p.79.

(16)Mor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in the USIE Program,June 22,1951.

(17)相关研究可参见Michael Phayer,Pius XII,the Holocaust,and the Cold War.

(18)Mor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in the USIE Program,June 22,1951.

(19)Proposal for a Psychological Strategy Move against the Current Anti-American Cominform Moves in Western Europe,Julyl,1952.

(20)Dianne Kirby,ed.,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p.93.

(21)CIA,Intelligence Memorandum No.208,Vulnerabilities of Communist Movements in the Far East,Sep.20,1949,CK3100355622,Database: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hereinafter cited as DDRS),Gale Group,Inc..

(22)Mor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in the USIE Program,June 22,1951.

(23)History of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White House,undated,CK3100280463,DDRS,p.102.

(24)Doc 6:Cable from Henry F.Grady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ly 6,1950,in NSA; Doc 76:Despatch from Harry L.Smith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Oct.7,1952,in NSA.

(25)Memorandum by the Ambassador in Burma (Key) to the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Battle),Nov.13,1951,FRUS 1951,vol.VI,Asia and the Pacific,Part 1,1978,p.309.

(26)Memorandum by the Acting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Allison) to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Dec.27,1951,FRUS 1951,vol.VI,Part 1,1978,p.327.

(27)FRUS 1951,vol.VI,Part 1,1978,p.327.

(28)Mikel Dunham, Buddha's Warriors, The Story of the CIA-Backed Tibetan Freedom Fighters,the Chinese Invasion,and the Ultimate Fall of Tibet,New York:J.P.Tarcher,2004,pp.213-217.

(29)Memorandum from Gordon Gray,PSB Director,to Joe Phillips,Aug.21,1951,Truman Library,Papers of Harry Truman, SMOF: PSB Files, Gordon Gray Chronological File, Box 1 000.3 Russia for Ideological Warfare.

(30)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Planning Objectives Detailed,March 20,1952,CK3100318259,DDRS.

(31)Memorandum from Edmond Taylor to Mr.Morgan,Feb.19,1952,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Secretariat Series Box 4,Moral Factor (2).

(32)Doc 59:Annex to NSC 129,NSA,p.4.

(33)如1952年7月，美国筹划在欧洲召开一系列的思想领域领袖会议，就“民主的基础”展开充分研讨。会议内容之一即“就更高层次上的普世思想及伦理展开研究”。Proposal for a Psychological Strategy Move against the Current Anti-American Cominform Moves in Western Europe,July 1,1952.

(34)1953年9月2日，艾森豪威尔以10483号行政命令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设立“行动协调委员会”。该机构成员由副国务卿、副国防部长、海外事务总署署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总统代表组成，主要职责是在国家安全政策框架之下提出具体的行动计划，并协调各部门间的政策执行。Executive Order 10483:Establishing The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Sep.2,1953,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60573.

(35)有学者统计，艾森豪威尔八年任期内有数百次强调宗教重要性的讲话。参见SethJacobs，America's Miracle Man in Vietnam,p.67；被收录入《美国总统公开文件集》中的相关讲话就有81次。参见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36)Dwight Eisenhower,State of the Union,1958,available at http://www.ukans.edu/carrie/docs/texts/ dde1958.html.

(37)Memorandum to Elmer B.Staats from Edward P.Lilly,March 3,1954,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1.

(38)Memorandum of OCB,May 20,1954,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1.

(39)如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第23号项目(PSB-23)“美国对泰国的心理战”，包括利用当地宗教组织发行反共出版物等行动步骤；以及“东正教教会支持项目”(PSBD-39)，都由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行动协调委员会继续实施。Progress Report on 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 (OCB) Report on Thailand,Feb.4,1954,CK3100233483,DDRS; PSB D-39,Program for Support of the Orthodox Church,April 27,1953,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 1953-1961,PSB Central Files Series,Box 9,PSB000.3 (1).

(40)具体的项目名称、执行机构和项目目标见行动协调委员会的相关备忘录。Memorandum of OCB,May 20,1954.

(41)锡兰为南亚国家。

(42)文件中也常用Therawada（上座部佛教）一词替代Hinayana。

(43)NSC 162,Sep.30,1953,PD00351,DNSA,pp.14-16.

(44)Summary Statement of Existing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CK3100445628,DDRS,p.23.

(45)NSC 162/1,Oct.19,1953,PD00352; NSC 162/2,Oct.30,1953,PD00353,DNSA.

(46)NSC 5440,Dec.13,1954,PD00435,DNSA；195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几份评估报告都认为，“共产主义中国与其说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不如说是一个盟国”。NIE 11-4-54,Soviet Capabilities and Probable Soviet Courses of Action through Mid 1959,Aug'.27,1954,CK3100440476,DDRS.

(47)Summary Statement of Existing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CK3100445628,DDRS.

(48)Summary Statement of Existing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CK3100445628,DDRS.

(49)The Ambassador in Ceyl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7,1953,FRUS 1952-1954,vol.XI,1983,Part 2.

(50)DO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lan,Far East and Pacific Area,May 5,1955,CK3100440711,DDRS.

(51)Proposal to OCB by Foundation for Religious Action,Sep.24,1954,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1.

(52)在其任期内，艾森豪威尔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美国在处理内部问题和对外关系时要依赖道德和精神力量。1953年7月8日，他在一份政策声明中表示，“作为一个人，我们与成千上万人一样共同拥有基本的信仰和价值观，这些人正是我们试图争取到我们一边来的。这些信仰和价值观包括对上帝的信仰，对个人与国家自由的信仰，对个人财产权和有尊严生存的信仰。”Planning and Programming in the Area of Moral and Spiritual Values,Sep.4,1953,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Secretariat Series,Box 5,Moral and Religious; Stephen J.Whitfield,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p.88.

(53)William Inboden,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5-1960:The Soul of Containment,p.240.

(54)Discussion at the 183rd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Feb.4,1954,CK3100198852,DDRS.

(55)Memorandum to Elmer B.Staats from Edward P.Lilly,March 3,1954.

(56)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Study of Religious Factors in International Strategy,June 1955,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2.

(57)The Ambassador in Ceylon (Satterthwait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7,1953,FRUS 1952-1954,vol.XI,1983,Part 2.

(58)Memorandum to Elmer B.Staats from Edward P.Lilly,March 3,1954.

(59)Proposal to OCB by Foundation for Religious Action,Sep.24,1954.

(60)Religious Factors in OCB,May 20,1954,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1.

(61)全称为“社会与公民秩序下的宗教行动基金会”(Foundation for Religious Action in the Social and Civil Order)。该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是艾森豪威尔所加入教会的牧师，另一位则是美国新闻署的宗教政策首席顾问。Dianne Kirby ed.,Religion and the Cold War,p.95.

(62)指代亚洲的“铁幕”。

(63)Proposal to OCB by Foundation for Religious Action,Sep.24,1954.

(64)Proposal to OCB by Foundation for Religious Action,Sep.24,1954.

(65)OCB,Memorandum for the Board Assistants,Sep.14,1954,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1.

(66)文件所指东南亚中立国家有缅甸、锡兰和印度尼西亚等国。DO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lan,Far East and Pacific Area，May 5，1955.

(67)NSC 5405规定美国要采取措施促进东南亚各国的合作防御，PD00384,DNSA,p.9.

(68)Moral and Spiritual Valu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rch 6,1953,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Secretariat Series,Box 5,Moral Factor (4).

(69)Proposals Regarding U.S.Relations with Therawada Buddhist Countries,Sep.7,1956,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5.

(70)OCB Outline Plan Regarding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Ceylon,Burma,Thailand,Laos,and Cambodia,Jan.16,1957,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2,Folder 1.

(71)Memorandum from Kenneth Young,Jr.to OCB Mr.Landon,Aug.27,1956,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4.

(72)Memorandum of OCB Meeting,May 31,1956,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3.

(73)Possible Target of Opportunity,June 2,1954,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 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1.

(74)Proposals Regarding U.S.Relations with Therawada Buddhist Countries,July 13,1956,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4.

(75)Minutes of 3/6/57 OCB meeting,March 8,1957,CK3100273506,DDRS.

(76)Proposals Regarding U.S.Relations with Therawada Buddhist Countries,July 13,1956.

(77)Proposals Regarding U.S.Relations with Therawada Buddhist Countries,July 13,1956.

(78)Proposals Regarding U.S.Relations with Therawada Buddhist Countries,July 13,1956.

(79)Memorandum For AD HOC Committee on Buddhism,Nov.23,1956,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5.

(80)Memorandum For AD HOC Committee on Buddhism,Nov.23,1956.

(81)Memorandum to Mr.Elmer Staats,Executive Officer,OCB,May 22,1956,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3.

(82)Office Memorandum from Kenneth Landon to Staats,May 22,1956,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3.

(83)OCB Outline Plan Regarding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Ceylon,Burma,Thailand,Laos,and Cambodia,Jan.16,1957.

(84)OCB Outline Plan Regarding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Ceylon,Burma,Thailand,Laos,and Cambodia,Jan.16,1957.

(85)OCB Outline Plan Regarding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Ceylon,Burma,Thailand,Laos,and Cambodia,Jan.16,1957.

(86)Proposals Regarding U.S.Relations with Therawada Buddhist Countries,July 13,1956.

(87)Steps Taken by USIA to Implement Outline Plan Regarding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Ceylon,Burma,Thailand,Laos and Cambodia,March 8,1957; Steps Taken by Department of State to Implement Outline Plan of Operations on Buddhism,Feb.27,1957,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2,Folder 2.

(88)Memorandum of OCB,May 20,1954.

(89)US Policy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Aug.24,1960,CK3100473318,DDRS.

(90)NSC 5611,Appendix A,PD00480,DNSA,p.10.

(91)Mor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in the USIE Program,June 22,1951,Truman Library,Papers of Harry Truman,SMOF:PSB Files,Gordon Gray Chronological File,Box 1000.3 Russia for Ideological Warfare.

(92)NSC 5612/1,US Policy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Sep.5,1956,CK3100373424,DDRS; OCB Outline Plan Regarding Buddhist Organizations in Ceylon,Burma,Thailand,Laos,and Cambodia,Jan.16,1957.

(93)Trevor Ling,Buddhism,Imperialism and War:Burma and Thailand in Modern History,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79,p.117.

(94)Memorandum to Elmer B.Staats from Edward P.Lilly,March 3,1954.

(95)Memorandum from George Morgan to Taylor,Sep.26,1952,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Secretariat Series Box 4,Moral Factor (2).

(96)Memorandum from Kenneth Young,Jr.to OCB Mr.Landon,Aug.27,1956,Eisenhower Library,White House Office,NSC Staff Papers 1948-1961,OCB Central File Series,Box 2,File 1,Folder 4.

(97)From IPO Henderahot to Herson,May 27,1953.

(98)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July 11, 1960,CK3100114874; OCB,Intelligence Notes,July 16,1956,CK3100325165,DDRS.

(99)OCB,Proposals Regarding U.S.Relations with Therawada Buddhist Countries,Sep.7,1956,CK3100143740,DDRS.

(100)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July 11,1960,CK3100114874,DDRS.

(101)D.R.萨德赛：《东南亚史》 （下），蔡百铨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1年，第395、512页；OCB Report on U.S.Policy toward South Asia,March 18,1959,CK3100183954,DDRS.

(102)木村宏等：《东南亚的历史与宗教》，罗晃潮译，香港： 日月星制作公司，2001年，第227页。

(103)Summary of the 452nd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eld on 7/21/60,CK3100522386,DDRS.

(104)OCB Report on US Policy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SC 5809),Jan.7, 1959,CK3100461748,DDRS,p.8.

(105)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Activities Abroad,July 11,1960,CK3100114874,DDRS.

(106)在讨论“小乘佛教国家”冷战项目时，中央情报局的宗教专家提出警告说，在教派林立的东南亚，美国很可能会由于对某一教派的支持而招致敌对教派的反对，“卷入这一亚洲宗教地区将会给美国带来许多麻烦”。From R.V.Mrozinski to Mr.Elmer B.Staats,Dec.20,1956,CK3100300977,DDRS.

(107)Moral and Religious Factors in the USIE Program,June 22,1951.

(108)William Inboden,Relig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45-1960:The Soul of Containment,p.20.

(109)Clive J.Christie,Ideology and Revolution in Southeast Asia,1900-1980,Richmond,Surrey:Curzon Press,2001,p.152; George O.Totten,"Buddhism and Socialism in Japan and Burm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no.3 (Apr.,1960),p.296.

(110)George O.Totten,"Buddhism and Socialism in Japan and Burma," pp.300-301.

(111)D.R.萨德赛：《东南亚史》（下），第373页。

(112)美国当时的主流媒体和主要官员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113)Seth Jacobs,America's Miracle Man in Vietnam,pp.190-191.

(114)Foreign Buddhist Reactions to the South Vietnamese Crisis,Sep.6,1963,CK3100115098,DDRS.

(115)OCB,Proposals Regarding U.S.Relations with Therawada Buddhist Countries,Sep.7,1956,CK3100143740,DDRS.

(116)Remarks to a Delegation from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Sep.9,1959,available a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 pid=1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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