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语言学对文体分析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学论文,文体论文,贡献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1)05-0001-04
1.引言
尽管文体学作为一门学科只有40年的历史，但人类对文体分析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修辞学研究。至于到底什么是文体，理论界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界定，即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狭义的文体指的是文学文体，其中包括文学语言不同于其他文体的艺术特征、作者个人的语言习惯和表现方式，以及某个文学流派的语言风格等；广义的文体指的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语言变体即语体，如新闻、法律、商务语体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体指的是狭义的文体。有了这样的界定，文体分析也就相应地被看做是文学文体的分析。
从文体分析的目的来看，文体分析本身也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种。第一种可以称为语言学文体学，第二种可称为文学文体学。两者的区别在于语言学文体学分析文体的目的在于应用文学文本中的语言素材来检验自己的语言学理论是否正确或完善，很少把语言素材研究的结果与文学批评联系起来，而文学文体学的目的则在于探究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主题思想和美学功能。如果我们把文体分析看做是语言学家证明语言理论的一种工具的话，在文学文体学家的眼中文体分析就成了连接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一座桥梁。这种区别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比较明显。近20年来，由于语言学界和文学界都不再把研究的目的局限于批评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美学功能，而是越来越重视语言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语言学文体学与文学文体学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中要论述的是以韩礼德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文体分析所做的重大贡献。
2.功能语言学中在理论上对文体学所做的贡献
2.1几个重要的理论
功能语言学有若干理论对文体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这里，我们着重讨论语域(register)理论、功能(function)理论、衔接(cohesion)理论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
在韩礼德看来，人是社会人，语言是人类用来进行交际的符号系统，而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的。受弗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韩礼德重视语境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提出了情景语境的三要素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以及这些要素在语言的不同结构中的体现形式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语域理论。所谓语域，实际上就是语言的功能变体。对于文体学而言，语域理论的意义在于承认文学是一个范围较大的区别于日常会话等语言活动的语域。它本身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亚语域。这些亚语域还可以进一步分类。如小说按篇幅可分为长篇、中篇和短篇，按内容可分为历史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神话小说等。每个语域和亚语域都有自身的语言特点。然而，语言学界和文体学界一直有人（如Guy Cook,1994）试图否定这一点，认为文学的语言特征与其他体裁并没有任何区别，文学语篇中出现的语言风格也可以在其他类型的语篇中发现。韩礼德的观点从理论上廓清了文学与语域的关系，为人们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现象进行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韩礼德值得称道的还有一点。这就是他既看到一般语篇与文学语篇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同时又指出文学语篇和一般语篇不同，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能自我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语境，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篇本身生成语境，读者对语境是比较难以预测的，需要通过阅读一步一步地了解。而一般语篇的情形正好相反，是先有语境，后有语篇的生成，人们可以通过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三大情景要素对语篇的主要特点作出大体正确的预测。
功能思想是功能语言学的支柱之一。认为语言具有多种功能不是韩礼德一人的专利。他的独特贡献有两点：一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语言除了具有反映话语范围的概念功能和反映话语基调的人际功能之外，还具有把表达上述两种功能的各种信息组合成连贯语篇的语篇功能；二是找出三种功能在语言中的体现形式，具体地说，就是概念功能与及物系统，人际功能与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语篇功能与信息结构和主位结构之间的关系。尽管包括里奇在内的语言学家和文体学家认为语篇功能只是体现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的手段，但他们在对文体问题所做的论述以及对具体语篇所做的分析中，都十分重视韩礼德所说的语篇功能和它的体现形式。值得补充的是，韩礼德的三大功能假说使文体学家有可能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对单个语篇或多个语篇的特点进行分析或对比研究。
韩礼德和哈桑于1976年提出的衔接理论是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英语的衔接手段所做的穷尽性描写对于引导文体学家对语篇的衔接进行具体分析并找出使用的规律具有不可抹杀的作用。多年来，不少语言学家对衔接理论的不足之处，尤其是衔接与连贯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绝大多数语篇具有衔接手段，这些衔接手段的使用对于语篇连贯的建立和语篇意义的理解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则是不容否认的事。
韩礼德认为，语篇有互文性。这就是说，语篇的产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除了与情景因素和文化因素相关之外，还与其他语篇有着一定的联系。这里所说的其他语篇有三种类型。第一种与我们正在研究的语篇同属某一个更大的语篇，如小说中的某一章节与其他章节之间的关系。第二种类型与我们正在研究的语篇属于同一类型，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与《战地钟声》之间的关系。第三种类型与我们正在研究的语篇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如莎士比亚的剧作《哈姆雷特》与评论性文章之间的关系。韩礼德提出的互文性理论对如何把文学语篇分析置于较大的语言交际背景中来考察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
2.2文体分析的目标
根据韩礼德(1983)的看法，文体分析的目标有两个。第一个目标是展示语篇本身的意义是如何得到表达的，第二个目标是展示语篇为什么会认为具有自身的价值。相比之下，第一个目标比较容易，所有体裁的语篇分析都应该达到，而第二个目标则比较困难，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时才会有这样的要求。
如果说以上所言听上去有些抽象的话，韩礼德的另一段陈述就相当清楚了。他明确地指出，“我们应该牢记，文体分析这个过程不是要对语篇做任何修改，因为我们不能把语篇变成另一副样子。”分析语篇时，我们能做到的是“使它突出，使它闪闪发光”("to make it standout and make it glow")。换言之，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文体分析把隐藏在语篇之中的美妙之处寻找出来。然而，韩礼德进一步指出，只做到这些还很不够。他认为，文体学家不应该满足于自己能知道或感悟语篇中不同寻常的地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应该把我们对语篇的理解清清楚楚地展现在别人眼前。
2.3文体分析的对象
从德国的斯皮泽创立文体学之日起，绝大多数文体学家都把文体看做是变异(deviation)，把文体分析等同于“变异分析”。对于这种现象，韩礼德持有不同意见。1969年，他在美国召开的文学文体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语言功能与文学风格》(Linguistic Function andLiterary Style)的论文。这篇论文可以称得上是功能文体学的理论奠基之作。他在论文中明确指出，变异现象“对文体学来说价值十分有限”，认为“这种现象很少见，出现时一般也没有什么文体价值。”1983年他又进一步指出，“如果语篇有‘变异’现象，而且这种变异只是根据作者和读者共有的某种常规而言是有意义的，把它记录下来并作出解释当然是有趣的。然而，包括散文和诗歌在内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并没有违背英语语法。恰恰相反，违背语法规则的语篇一般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文学语篇。大量报纸上耸人听闻的标题所含的变异现象多于典型的现代诗歌。依靠对语言常规的变异产生作用的文学语篇为数极少。”长期以来，韩礼德最关心的问题是“相关准则”(criteria of relevance)，因为他发现，“在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语言结构当中，有的对于文学研究没有意义，有的却十分重要。”他竭力主张把那些他称为“突出”(foregrounding)的语言结构与那些不突出的语言结构进行区分，并把这种区分看做是语言风格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他所说的“突出”，指的是某种结构在具体语篇中在数量上明显超过其他结构的现象，而不是指那些背离语言常规的变异现象。这个观点的提出对于文体学的任务和方法都是一种重大的修正，从理论上指明了文体学的发展方向。
至于如何把“突出”的语言结构与那些不那么“突出”的语言结构加以区分，韩礼德则明确指出应以功能学说为指导。他提出的语言三大功能学说不仅在功能语言学界引起了轰动，而且对文体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一个语言多功能论者，韩礼德既反对欧门(R.Ohmann)等人长期坚持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同时又不像洛奇(D.Lodge)那样僵化地抓住一元论不放，而是从功能的角度出发，把语言的作用分解成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三种。从一方面看，这种理论不同于二元论，因为韩礼德坚信语言的选择就是意义的选择，语言结构的变化势必导致意义的变化。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理论又有别于一元论，因为韩礼德在坚持认为形式变化会引起意义变化的同时，还认为同一种语言结构在语篇中可以同时发挥不同的功能。韩礼德提出的多功能说被包括里奇和肖特在内的文体学家称为多元论。这种多元论的产生，使文体学家们有可能放弃长期争论不休但都难以说服对方的一元论和二元论，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三个层面说明语言结构在语篇中发挥的具体作用。福勒(R.Fowler,1977)、里奇和肖特(G.N.Leech & M.Short,1981)在各自的文体学论著中都接受了韩礼德的多元论，并把它应用于实际的语篇分析中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4文体分析的步骤与方法
韩礼德认为，文体分析大致可分为两个步骤。其中第一个步骤是描写语篇中语言使用模式(patternings)，第二个步骤是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模式出现。
在一篇题为《文学研究中的描写语言学》(DescriptiveLinguistics in Literary Studies)的论文中，韩礼德是这样论述语言结构描写的：“语言学的分支之一是描写语言学，研究语言运作的方式：它既不同于研究语言如何由于时间变迁而变化的历史语言学，也区别于研究语言变体、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机构语言学”，“对文学作品所作的语言学研究是一种语篇描写，这种描写与其他任何语篇描写并没有任何不同。它不是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也不是语言学新的分支或新的层次，它是现有理论和方法的应用。”
文学语篇到底有哪些方面可以描写呢？韩礼德明确指出，分析者不仅应该了解各种语言理论，把它们用来描写所有层次的语言模式——语法、词汇、音位和语音以及语符，而且必须能看到这些模式如何在任何一个语言事件中相互作用。
在描写与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韩礼德有着独特的见解。在他看来，描写本身应该是客观的，而解释却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因为当我们对某个语篇中的语言结构提供解释时，势必或多或少地加入自己主观上的看法。但是，绝不能因此而误以为解释可异想天开，随心所欲。我们所做的任何解释，都必须以语篇为依据。任何脱离语篇的解释由于缺乏事实根据，无论是否能自圆其说，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
此外，他还认为，虽然我们把问题分析分成描写与解释这两个阶段，但它们并不能截然分开，并不是一定要等到描写完全结束之后才能开始解释。我们在对语篇的远结构进行描写的同时，就可以考虑如何对读者选用它们的文学动机作出可靠的解释。
与描写和解释都有着紧密关系的是文体分析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方法指的是应用哪些理论和范畴以及以何种语言为依据进行研究这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韩礼德认为，如果要使文体分析富有价值和意义，就必须以语言的总体描写为依据，并应用同样的理论和范畴。任何一个作家都从整个语言宝库中选择一部分用于自己的作品。任何一个文学语篇的意义所在都离不开它所处的整个语言背景。然而，许多文体分析忽视了这一点，把语篇中的语言特征和风格看做是孤立的现象，对此应该引起充分的注意。对于第二个问题，韩礼德指出，所有的文体分析基本上都带有比较的色彩。具体地说，通过描写得出某个语篇中的小句有90%是疑问句这样的结论是没有价值的，除非我们能够展示这个特点与语气系统中的其他句型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所谓创新，并不是指某个词语或结构在不可能出现即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位置上出现了，而是指它在可能性较小的位置上得到使用。这就意味着创新是一个与语言常规相对的概念，而不仅仅指从来没有被使用过的语言单位或结构。
3.功能语言学在实践上对文体学所做的贡献
以韩礼德为首的功能语言学家不仅从理论上对文体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实践上也身体力行，对具体的语篇作了经典式的分析，在文体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文体学界最熟悉的莫过于韩礼德(1969)对威廉·戈尔丁的长篇小说《继承者》(The Inheritors)所做的分析。韩礼德通过分析及物性系统的规律性使用，说明了语言结构模式的反复出现与小说人物认知水平和认知方式之间的联系。里奇和肖特(1981)在《小说的风格》(Style inFiction)一书中把韩礼德的这段分析看做是应用语言学理论分析文学语篇特点的范文。王佐良和丁往道(1987)在《英语文体学引论》一书中也加以重点引用。
其实，早在1964年，韩礼德就从定冠词的三种功能和动名化两个角度分析了叶芝(W.B.Yeats)的诗歌《莉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从名词短语模式、词汇套和衔接等三个方面分析了布莱恩(J.Braine)、托马斯(D.Thomas)和威尔森(A.Wilson)的三个小说片断。
韩礼德另外还有一篇分析文章，题目是《从普利斯特莱的〈罪恶之家〉看语法的非自动化》(The De-automatization of Grammar:from Priestley's AnInspector Calls)。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探长与颇有社会地位的伯林一家4口的对话，重点分析了其中的情态成分以及由这些成分构成的情态系统。这篇文章知道的人不多，因而未曾引起应有的重视。
韩礼德不是为了分析而分析。他对具体语篇的分析都是为了建立或证明自己的理论。无论是对《继承者》的分析，还是对《罪恶之家》的剖解，都是为了证明语言结构的使用与语言活动参与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所持的态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功能语言学家当中也有完全是应用韩礼德的理论对具体语篇进行具体分析的人。加拿大的卡明斯和西蒙斯(M.Cummings & D.U.Simmon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在《文学中的语言》(Language ofLiterature)一书中应用韩礼德有关的理论，从语符、语音、词汇、句法等多层面对诗歌、小说、戏剧等不同体裁的语篇进行了十分细致的分析。香港城市大学的韦伯斯特(J.Webster)也作过这方面的尝试。他(1999)从句群之间的形合与意合关系以及这些句群所选用的过程类型对桑布(E.Thumboo)的诗歌《大卫》(David)中大卫这个人物形象作了逐字逐句的分析。除此以外，他还分析过桑布的另一首诗歌《上帝可能死亡》(Gods Can Die)。国内学者中做得突出的是浙江大学的任绍曾。他1993年和2000年从韩礼德始终重视话语结构模式的研究中得到直接的启发，对密勒(N.Mailer)的《夜幕下的军队》(The Armies of the Night)和毛姆(S.Maugham)的《午餐》(The Luncheon)等外国文学著作中的叙事结构的特点作了相当详尽的研究，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语言结构的使用、尤其是这些结构的反复出现与人物性格塑造之间的紧密联系，从中领悟到不少原来并不知晓的现象和内涵。此外，朱永生也从及物性这个角度分析了鲁迅笔下的阿Q对假洋鬼子、小D、王胡子、小尼姑等周围不同的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得出的结论是精神胜利法不仅可以通过心理过程和言语过程得到反映，而且可以通过物质过程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示。
4.结束语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韩礼德创立的功能语言学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都对文体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知道，韩礼德是一位语言学家，他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建立一整套能反映语言本质和运作方式的理论框架。应该说，他本人以及其他应用他的理论的人对文体分析所做的尝试是成功的。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任何一种语言学理论都有它的局限性，功能语言学也不例外。第二，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不能解决文体分析的所有问题。对于第二点，韩礼德早在1964年就有清醒的认识。他明确指出，“语言学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文学分析的全部，惟有文学分析家而不是语言学家才能决定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1-01-09（作者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