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制约因素及成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成因论文,货币政策论文,制约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2007年开始，我国货币政策逐步由“稳健”趋向“从紧”。在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过程中，中央银行采用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工具兼用，并辅之以“窗口”劝说的策略。经过多方努力，2008年2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在同比上涨8.7%，达到上半年涨幅顶峰后，开始逐月回落。7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其中，消费物价指数平均涨幅为7.9%。目前，尽管物价迅猛上涨的势头得到了遏制，但其还是远远超出了年初确定的4.8%左右的控制目标。这表明通货膨胀依然是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也表明还有一些因素在制约着货币政策效力的发挥。
二、货币政策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及其成因分析
(一)货币政策陷入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矛盾境地
在外贸盈余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一方面需要不断地向市场投放基础货币以吸收过多的外汇供给，另一方面为了控制物价，又需要紧缩银根。货币政策陷入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矛盾境地。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为弥补我国外汇缺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原来过度依赖外需发展经济的策略并没有及时得到调整，以致经济运行处于内外失衡状态。从1990～2007年的18年中，除了个别年份外，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连续顺差的态势，其中，贸易顺差的最高峰年份是2007年，达2600多亿美元。仅就近9年的贸易顺差数字作比较，2007年比2006年增长了47%，比2001年225亿美元的顺差增长了11倍。虽然顺差的出现对资金匮乏的我国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带来了三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国际贸易摩擦增多。从外部来看，我国连年的贸易盈余，已经引起了众多贸易伙伴的不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不断增强。其次，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必然造成市场上外汇供大于求的局面，人民币有潜在的升值要求。再次，引发国内通货膨胀压力，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整的自由度。按照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规定，我国中央银行是外汇市场上的最终买家。所以，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必须不断地通过投放人民币来吸纳市场上过多的外汇供给，其结果要么是因为人民币投放过多而使国内出现通货膨胀压力，要么是限制了中央银行为适应国内经济发展需要相机调整货币政策的自由度。
(二)价格扭曲使企业成本存在外部化问题，对中央银行加息敏感度低
就现实情况看，我国的价格体系依然存在“双轨制”现象。虽然大部分商品及服务价格已经市场化，但矿藏、土地、资本和人力等很多生产要素及基础性行业的价格，仍然处于市场化程度很低或管制的状态。对于国有垄断或控股的大型企业而言，因其关乎国家经济命脉，所以，它们所需要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总可以得到优先保障，甚至可以低于市场成本的方式取得。另外，长期以来，国有企业都没有向国有股东分配红利的习惯，手中积累了大量可以随时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资金，因此，利率的调升有时并不能触动其成本这根敏感的神经。即使对某些中小企业而言，虽然不具有国有企业的一些优势，但也可以通过将生产成本外化的方式，如，通过对自然资源的私采和乱挖、非法雇工以及污染环境等手段，来抵消或降低国家宏观调控带来的成本。总之，由于我国的价格体系尚未完全理顺，致使很多企业可以通过成本转嫁方式，消除从紧的货币政策给其带来的不利影响，继而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
(三)银行业“脱媒”趋势日显，货币政策工具效力下降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企业通过发行证券来直接融资的活动将成为一种常态，银行体系原来一统天下的历史也必将被逐步改写。如在几年前，企业通过股市融资仅占其全部外部融资的1%～2%，而200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0%左右。其实，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也是政府政策所鼓励的。可以预见，在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前提下，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私募基金市场等，一定会得到长足的发展，传统信贷市场融资比重的相对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与银行业某种程度上的“脱媒”是如影随形的关系。近年来，在实践中也可以发现：银行贷款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正逐渐下降，与此对应，在银行业的资产中，其贷款所形成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也在下降，如目前国内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其贷款资产仅占总资产的44%左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信贷规模曾被中央银行用作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讲，在计划经济时代，或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初建期，这一工具还是相当有效的，但在今天，当资本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银行大多实行商业化运作，且其资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重新启用该工具，其效果不会太佳。因为即使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窗口指导，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但企业还可以通过资本市场、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乃至境外非法渠道获得资金来源。
(四)对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货币政策作用不大
从2008年1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在消费物价指数涨幅达到7.1%，创下11年来新高的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也同比增长了6.1%，创出3年来的新高。从2007年年底至2008年年初，我国进口原材料的数量没有大的变化，但其名义价值却在大幅上涨，这说明在一定意义上我国正经历着输入型通胀期。与此同时，国内的粮价、猪肉价等农产品价格也在高位运行，这些都说明目前我国进入了成本推动物价上涨的时期。而从紧的货币政策旨在通过抑制总需求的方式，来促进供求平衡，进而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但对于由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实难通过加息的方式来消除。
(五)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逐渐提高，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作用日渐式微
我国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已有10多年的历史，但近几年来，货币供应量(包括M[,1]、M[,2])屡屡较大幅度地突破预定控制目标，这表明货币供应量可能不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中间监控变量了。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随着经济市场化、货币化以及虚拟化程度的提高，中央银行需要向市场注入更多的货币，以支持市场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仅为GDP的0.2倍，而今天则为GDP的2倍左右。过去像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均为国有，一般都是以无偿划拨的方式进行流转，无需借助货币的媒介作用，商品化率极低。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的迁移与集聚，市场主体之间经济交往频率在不断提高，作为交易媒介及支付手段的货币，其供应量、流速都会大幅度增加。另外，随着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除银行存款、国库券等传统的理财产品外，股票、债券、基金等各种金融产品，以及它们的衍生产品将日趋丰富，投资者选择理财产品的余地也将不断增加。同时，由于各种金融资产对货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货币及银行机构的独特性日益丧失，暂不论货币供应的内生性越来越强，即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供应量，但它对储蓄、投资、利率等的影响也日渐消减。
(六)我国经济的同质性差，货币政策实施总量调控的市场基础薄弱
所谓经济同质性差，是由地区差异、行业差异而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的现象。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即是经济同质性差的客观写照，其特征是：现代化的工业与封闭的农业并存，现代化的都市经济与落后的村落经济并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政策的指引下，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很快发展，进一步凸现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因此，与这种特征相对应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实质上是工业部门的过剩，农业部门的不足；发达地区的过剩，落后地区的不足；城市的过剩，农村的不足。如果笼统地谈流动性过剩不仅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还会为治理流动性开出错误的政策“处方”。显然，针对我国这种经济特质，实施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缺乏应有的操作前提。如果说紧缩银根对流动性过剩的行业或地区可以起到“抽脂减肥”之效的话，那么，从紧的货币政策将会对流动性不足的落后行业或地区产生“断奶待哺”之果。因此，这种总量调控“一刀切”的货币政策对落后行业或地区造成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是与国家鼓励支持落后地区迅速崛起和振兴的大政方针相违背的。
(七)从紧货币政策的执行遭遇地方政府强大的游说压力
我国经济增长是资金推动型的，是粗放式的，而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与官员的考核方式又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当前，我国考核地方官员的指标还主要是GDP，因此，为了彰显政绩，地方官员必然要把招商引资当成工作“中心”。地方政府引进的资金越多，其可以支配的资源就越多，当地经济可能增长的就越快，相应的，地方官员的政绩就越突出。2008年是地方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走马上任的第一年，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引资金、上项目，自然是依惯例行事。同时，在力度上，可能还会是其5年任期中最大的一年。2007年年底，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08年的货币政策定调为“从紧”之后，使得一向依赖银行资金发展本地经济的地方政府产生了不小的忧虑。有趣的是，在中央银行对各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其控制信贷规模的当口，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进行反向“道义劝说”，请求他们统一思想认识，千方百计扩大贷款规模，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虽然经过商业化改革，国有银行的地方分支行不再受所在地政府的直接干预，但针对银行间日趋激烈的竞争，为了争取地方财政存款及优质信贷项目，银行不仅不能怠慢地方政府的要求，还必须重新梳理和维护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因此，银行也乐于配合地方向其总行申请更多的可贷指标，以求在固定信贷总盘子中谋得更大的份额。随着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改选、调整完毕，更多新项目的上马，银行会感受到来自地方不断扩张的资金需求压力。
除了上述涉及的国内因素外，还有一些制约货币政策的境外因素也不可忽视。如为了拯救经济，美国放任美元贬值的做法，引起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攀升，其中，矿产、能源进口品价格的上涨，是导致我国物价上涨的因素之一，因此，目前的通货膨胀具有外部输入特征。同时，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也增加了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的难度。由于这些境外因素都超出了货币政策的作用边界，自然也就成了货币政策的盲区。
三、总结
仅就国内因素而言，大多数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都是带有体制性或结构性的问题。如部分资源价格扭曲问题，考核惟GDP论等就属于经济或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问题，而经济增长倚重出口及外需，资源导向贸易部门、非贸易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资本投入，就属于结构性问题。外贸顺差过大，形成流动性过剩，农业投入不足，导致物价上涨。银行“脱媒”与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则属于推行改革政策后，市场力量被释放的结果。
体制性或结构性问题又与经济发展长期只重视外需，忽视内需，重数量投入，轻效率等有关。解决当前宏观经济遇到的问题，必须回归问题的本源，通过加快经济体制及行政体制改革，加速经济结构调整，均衡内、外需求，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才是正途。正如2008年2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在其《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货币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而主要是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创造平稳的货币金融环境”。
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除了继续优化货币政策外，还需要充分利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多种措施，才能有效地化解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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