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金融与财政支农的经济效应：川渝例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农论文,例证论文,效应论文,财政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下，我国西部的“三农”发展却面临着城乡二元结构和东西部区域经济失衡的双重困境。一方面，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城乡居民收入剪刀差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1985-2008年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由1.86升至3.31，并在2002-2008年间始终保持在3倍以上。另一方面，在区位优势、政策导向和资金支持等因素的合力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西部相对滞后很多。1978-2008年间，我国东部GDP占全国比重由47％上升至60％左右，西部由20％下降到16％左右，东西部人均GDP之比则由1.8上升至2.4。
根据贫困恶性循环理论(Ragnar Nurkse，1953)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R.R.Nelson，1956)①，我国西部地区“三农”发展中所面临双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稀缺所引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投资水平过低。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资本稀缺有着深刻的制度因素：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和金融信贷主要服务于国家意志，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积累并没有广泛投入于自身扩大再生产，而是为国防安全、重工业化等宏观战略提供外生性资源。改革开放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政策指引下，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的东部城市经济圈迅速发展，而其背后依然离不开大量经济资源由西部向东部转移和农村向城市调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经济资源的使用逐步向计划安排和市场效率选择共同作用转变。但在现有基础上，东部地区和第二、三产业的投资回报率更高的现实，使西部地区和“三农”领域在资金的市场配置中毫无优势可言。同时，由于农业资本经营风险较高，国有金融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规模撤出农村和农业。就连国家明确定义在农村领域经营的农村信用社，为了自身脱困也开始撤并集中、业务非农化[1]，进一步恶化了“三农”发展中的资金稀缺。
然而，我国西部的“三农”问题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要点，关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使其迅速跳出“恶性循环”和“低水平陷阱”同样离不开政府通过金融和财政对其提供外生经济资源。2004年以来7个中央一号文件使“三农”问题上升至特殊重要地位，金融机构的支农水平也明显提高，2008年全国农业贷款总额达17629亿元，为2000年4889亿元的3.6倍；同期西部的农业大省四川省支农贷款总额达731.82亿元，为2000年310.8亿元的2.4倍。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农支出也相应增加数倍。但过于依赖计划和政策干预的资金配置模式在微观层面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性，资金运用的经济效应尚待实证检验。因此，本文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粮食安全三个维度出发设计指标变量，考察1985-2008年间西部地区金融和财政支农的经济效应。样本选取以川渝经济圈为例，该地区代表我国西部经济和农业的最发达地区。本研究将为我国西部地区金融、财政支农经济效应的探讨抑或“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进一步的经验依据。
二、相关文献回顾
对金融支农问题的研究多以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Gurley and Shaw，1955)[2]等，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提出了精辟见解，认为积极运作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改善资源配置、提升产出水平，发展良好的经济也可通过国民收入提高和金融需求增长来刺激金融业的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但近20年，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支农的模式和效率的研究中，大多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缺乏有效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金融部门对农村资金的配置效率是低下的(UIrich Koester，2000)[3]。在对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是否使金融市场产生扭曲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发现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的政策性农业信贷环境是非竞争性的，通常会增加农村金融的经营风险，而且相对于发达国家市场化融资方式的信贷模式缺乏经济效率(Townsend，2001)[4]。
在国内，针对金融支农的研究内容从早期的资本形成逐渐转变为支农效率研究，研究方法上也由定性分析向定量研究转变。张杰(2003)[5]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支农信贷对促进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率较为微弱，同时农业信贷的回报率低导致政策性金融支农乏力，这与Townsend等学者的观点基本相同。在对金融支农效率的定量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以全国范围为样本空间对农业生产总值、农民收入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实证检验，其结果大多显示金融发展对农村GDP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够明显，而金融深化则对农民增收缺乏经济效应，难成为农民增收的原因(温涛，2005[6]；谭燕之，2009[7]等)。这些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国外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的农业信贷体系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或农民增收方面缺乏效率的论断，但是，由于我国省域间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水平迥异，上述结论普遍缺乏地方政策的适用性。
萨缪尔森(1954)认为，当公共品与相应私人品的边际转换率等于所有私人品的边际替代率之和时，就实现了公共品的供给有效率。而在现实经济中限于约束条件差异，众多国外学者对政府财政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以提升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率持不同观点：一是认为财政支农资金会扰乱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并给农业生产的长期发展带来风险；二是利用财政资金支持粮食生产可以巩固农业发展和波动性市场的根基，因此财政支农是有效的调控手段。国内相关研究多是基于当前国情和经济体制，对财政支农的应该与否并无争议，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财政支农的机制、效率及其与农业产值的关联程度。大量学者对我国财政支农的效率进行了分析。其中，许冰(2006)[8]利用局部线性非参数核回归模型分析了财政支农的时变边际效应及其弹性，发现经济相对发达省份的财政支农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彭克强(2008)[9]认为财政与金融彼此割裂式单干支农格局致使财政支农未能有效发挥杠杆作用，建议整合金融、财政支农。在对财政政策和农业产值的关联程度的研究中，众多学者的结果较为一致，即财政支农水平提升确实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但各项支出结构有待优化。此外，胥巍等(2008)[10]就财政支农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东、西部之间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对财政支农的依赖性更大，而东部的支农效率则更高。
通过文献回顾，可见对我国金融、财政支农的研究结论比较相近，即中国金融抑或农村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经济增长，但无法有效提升农民收入水平；财政支农对农业发展地位重要却缺乏效率，这与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是，已有研究大多从全国的整体情况出发，对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关注明显不够。鉴于此，本文在西部地区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川渝经济圈为样本空间，设计出更为全面的经济指标，在“西部大开发”已过10周年之际对该地区金融、财政支农的经济效应进行较为深入地实证检验。
三、指标设计和理论模型
(一)指标设计
解决“三农”问题，主要是实现农村社会产值增长、农产品增产和农民收入水平的稳定快速提升。农村社会产值体现农村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农产品数量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农民收入水平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也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根据上述关系，本文从经济增长、粮食安全、经济发展三个维度设计了被解释变量：农村社会人均产值(AO)、农业人口人均粮食产量(GY)、农民人均纯收入(RI)。其中，AO为川渝两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与两地农业总人口的比值，GY为两地粮食总产量与农业总人口之比，RI为两地各自的农民纯收入按农业人口比重加权平均后的数值。
金融支农水平(RF)与财政支农水平(PF)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其中，关于RF的指标设计，以往研究多采取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与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值来反映支农资金在农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文在此则采用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数额与各项贷款总额的比值来反映金融机构的支农力度；PF是指政府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值，反映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I)被设定为影响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及粮食产量的其他主要资金因素，由于无法获取1985-2008年间川渝经济圈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完整时序数据，故选择该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生产总值的比率，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二)理论模型
在借鉴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也以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该理论中，解释资金支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模型很多，如：AK模型、动态两部门模型、Schumpeterian增长模型等等。在此选用Ode-dokun(1996)[11]的动态两部门经济效率模型为框架，将金融资金、财政资金与固定资产投资一起视为生产投入的资本要素，并综合生产函数建立整体方程：
根据式(5～7)②可知，农业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金融支农水平和财政支农水平都是影响产出、收入及其增长的变量，并且产出、收入及其增长也依赖于农业存量资金利用效率[IOCR(0,0,0]、固定资产投资效率
、金融支农资金的投资效率
和财政支农资金的投资效率的提高。在本研究中把这些变量都归结为资金配置效率因素，即农业产值、粮食数量及农民收入的增长依赖于支农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从理论上看，若金融、财政支农的资金配置具有经济效应，那么在式(5—7)中，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将大于零；否则，表明金融、财政支农的经济效应的微弱或无效。同时，两者系数的大小，表示金融和财政支农之间经济效应的相对强弱。
数据主要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金融年鉴》等相关各期。为消除物价因素影响，AO和RI分别用四川省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GY不受物价影响不用平减；FI、RF、PF均为相对值指数，物价因素已相抵消，也无须调整(见图1—2，AO、RI为平减后的实际数据)。价格指数以1985年为基期，且均采用四川省相关指数，缘于1997年重庆划归中央直辖市之前为四川省辖市，两地居民物价消费水平较为接近。同时，为避免剧烈波动和异方差，AO、GY、RI三指标采用对数化处理，处理后以LNAO、LNGY、LNRI表示。
四、实证研究过程及结果
(一)基于VAR的变量间协整及VEC模型检验
在协整分析之前，为了避免“变化趋势”存在所导致的伪回归现象，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检验方法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一阶滞后差分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示平稳，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见表1)。
1.Johansen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是在向量自回归(VAR)系统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变量协整关系的方法，不仅可以避免其他方法可能出现的偏差，而且具有非常好的小样本特性，是多变量协整分析的常用方法。本文首先分别建立LNAO、LNGY、LNRI和FI、RF、PF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验证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根据AIC、SC等准则，确定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在此基础上，根据特征根迹检验(trace)和最大特征值检验(Maximum Eigenvalue)的结果(限于篇幅，结果不列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确定三组变量间均存在协整关系，并建立协整方程：
式(8—10)分别代表被解释变量为农村人均产值、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纯收入等三组变量的协整方程。三式表明1985-2008年间，川渝经济圈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I与农业人均产值LNAO、人均粮食产量LNGY、农民人均纯收入LNRI之间均是长期稳定的正向协整关系；金融支农RF与LNAO、LNGY、LNRI之间也均为正向协整关系；财政支农PF与LNAO、LNGY之间的协整关系为正向，与LNRI则为负向。从资金运用的经济效应来看，FI、RF对三个被解释变量均具有长期的经济效应，PF对LNAO、LNGY存在长期的经济效应，对LNRI则缺乏经济效应。其次，在模型1—3中，对三个被解释变量促进作用最大的均为金融支农。
上述协整检验结果中，投资水平、金融支农水平与农村产值、粮食产量、收入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符合金融发展理论的一般性结论，财政支农水平与农民增收的负相关则与预期相悖。其原因可能是川渝经济圈的财政支农资金中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支出的比重过高，而农业生产和基础建设支出的比重偏低。以四川省为例，1995-2005年间③财政支农资金用于部门事业费的支出均大于生产性支出，尤其是2000年后，事业费支出与生产性支出比值一直在2—6倍之间。由于部门事业费支出并非取自于农民收入，对农业生产也无直接作用，经过复杂的传导机制作用于农民收入的效应已经十分微弱，甚至为负；而对粮食生产或农民增收作用较大的生产性支出因所占比重过小，以致财政支农水平在计量结果上无法体现其经济效应。当然，各种转移支付(如每亩耕地津贴补助)和税负减免等财政政策均与农民收入直接相关，但不在检验范围之内。
2.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
协整意味着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不表明短期内不会暂时偏离均衡，短期的调整关系则要由误差修正模型来说明。Engle和Granger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只要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便可以由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推导出误差修正模型ECM。在此与协整检验保持一致，选取滞后2期，有截距项但没有时间趋势项建立VEC模型。
由表2可知DLNGY的VEC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模型具有反向调整作用，当人均粮食产量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误差修正项会对其进行调整速度为-0.021686的负向修正直至回归均衡状态，但是该短期修正作用较为微弱(对DLNGY的调整需要约46年)。DLNAO和DLNRI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正，表明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和财政支农对农村产值和农民收入不具备反向调整作用。同时，三个修正系数的t统计量均不显著。可见影响农村产值、粮食产量和农民纯收入的重要因素很多。金融、财政支农与这三个指标间虽然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这种关联不够紧密，仅靠金融和财政支农的变动难以对这三个指标作出快速调整。
(二)Granger因果检验
为继续分析变量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其方向和力度，在此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该检验对滞后期的选取比较敏感，AIC、SC和HQ等准则方法存在各自缺陷，并且最优滞后期的选取又与研究者想要考察的时间区段有很大关联。为比较清晰地反映相关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结果，本文针对所用数据的小样本特点，从较大的滞后4期开始分别检验模型1—3的滞后2—4期的因果关系。
表3给出了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三组变量在滞后2—4期的Granger因果关系，并且检验结果对滞后期并非十分敏感(即选取不同的滞后期数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因此该检验结果对于定性分析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可以得出，1985-2008年间，川渝经济圈金融、财政支农水平的提升并没有直接引起人均产值的提高，两者对产值增长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农村产值增长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了金融支农水平，投资水平则与产值增长之间体现出了良好的短期相互促进关系；其次，金融、财政支农水平抑或投资水平，与人均粮食产量之间均没有显著的短期因果关系。虽然三者在长期内均可促进粮食产量提高，但在短期内则表现出了外生性，并非农产品增产的主要因素。第三，金融支农和农民收入表现出显著的短期相互因果关系。
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引擎，和农村产值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与“乘数——加速数”、“索洛模型”等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相一致。金融支农和农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体现出川渝经济圈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运作的良性循环：农业信贷以市场配置的方式为农民扩大再生产提供外部资金→农民增收和农民金融信用提升→农业信贷规模扩大，进而证明该地区金融机构农业信贷机制的有效性。在预期中，财政支农应该与粮食产出表现出一定的因果关系，因为财政支农资金中相当一部分比例便是用于直接生产支出和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但实证结果与之相反，而且与另外两个指标也毫无因果关系。这表明财政支农水平与粮食增产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紧密，其重要原因还是生产性支出占总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过低，因此财政支农的结构和力度尚待进一步调整和提升。
(三)LNRI的预测均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检验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过差分方程)的贡献度，进而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本文对三组样本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每列分别表示各变量的方程信息对各期预测均方误差的贡献度，每行结果相加为100。
在模型1的LNAO方差分解中，三个自变量的贡献度均不十分显著，比较之下金融支农水平RF的贡献度更大一些，峰值为第二期的4.23％，谷值为第10期的1.45％。模型2中，RF和FI对LNGY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贡献率，第2—10期的平均贡献率均在10％以上。模型3中，除LNRI自身因素之外，对其贡献率最大的RF，峰值为第2期的12.73％，谷值为第10期的6.03％，相比之下FI和PF的贡献率要小很多。从上述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未来10年金融支农水平对农村人均产值、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纯收入三个指标的贡献率均大于财政支农水平。该结果与协整检验、因果检验的结果表现出了一致性，即金融支农对农村人均产值等三个指标的长期经济效应、短期关联程度、未来贡献率均要大于财政支农。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结果表明，1985-2008年间，我国西部川渝经济圈的金融支农对农村GDP、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水平均具有长期稳定的经济效应，并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明显的短期相互因果关系；财政支农对农村GDP、粮食产出水平具有长期的经济效应，但面对农民增收则缺乏效率，同时对这三个指标的短期作用微弱；在比较分析中，金融支农对农村产值增加、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短期经济效应均大于财政支农，在未来10年对这三个指标的贡献率也大于财政支农。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解决川渝乃至整个西部“三农”发展中的资金稀缺问题，应以加强金融支农为重点。根据实证结果，无论政府以产值、收入和粮食产量中任何指标为政策方向，都应着力提升金融支农水平。长期以来，我国西部的金融支农力度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图4)，2003-2008年间，西部经济最发达的川渝经济圈农民人均贷款数额与全国农民人均贷款数额比值由0.63下降到0.43，2008年绝对差额已超过1400元；另一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虽然农业贷款的数额不断增加，但农业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却不断降低，由2003年的7.3％下降至2008年的5.4％。由此可见，我国西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图4 2003-2008年全国和川渝农民人均农业贷款数额、川渝农业贷款占总贷款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整理后得。
第二，扩大财政支农中生产性支出比重，集中财力于直接生产支出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支农的经济效应小于金融支农，甚至对农民增收不具有经济效应，其重要原因便是生产性支出比重过低。若能大幅提升生产性支出，将会在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必须看到我国西部乃至全国的财政支农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财政支持相当于农业GDP的25％以上，日本、以色列等国则在45％—95％(朱钢等，2000)，而我国西部抑或全国的农林水事务总支出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均不足10％。因此，扩大生产性支出比重进而加强财政支农力度，可以更高的绩效推动“三农”发展。
注释：
①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提出“低收入→低资本形成→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认为人口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二者皆指出资本形成不足是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贫困的根源。
②为了便于阐述，下文实证中将式(5—7)定义为模型1—3的基本表达式。
③2006年后，《四川统计年鉴》对财政支农内部指标作出调整，故此处只列出1995-2005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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