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研究发展中的几个解释性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性论文,几个论文,概念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霍尔第一次科学地把青年期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单位和研究对象，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青年研究成为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课题，对青年的研究一直在逐步推进。中国内地集中出现专门研究青年的学术机构、学术刊物、学术团体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至今日，三十几年的历程不见得长，却也不算短，就一项研究而言，其规约与限制大致已渐渐清晰。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越来越强调对该领域基本理论的探索，重审青年研究的思想资源和知识实践非常必要。
1971年，在青年研究发展的基础上，波兰学者阿达姆斯基提出创建青年学，1981年我国学者唐若昕在《青年研究》上发表《青年学——一门正在兴起的新科学》。罗马尼亚学者F.马赫列尔的《青年问题和青年学》1986年9月翻译出版后，对我国影响很大，青年工作实践呼唤青年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似乎已到了时不我待的一刻。同年11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在杭州举办全国首届青年学专题研讨会，这是一次被称为“我国青年研究学科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1]。其后一些青年学理论专著相继出版。
毋庸讳言，中国青年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学术合法性的焦虑和某种片面自信心相混合的胎记。当它急切地以“青年学”给自己命名时，自信背后先天发育不足的困扰也一同显现出来。如果将中国内地最初20年的青年研究称之为传统意义上的青年学的话，不难发现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条。它用生物学、心理学来解释青年，用社会学的方法验证青年，用思想政治教育信条指导青年。这一时期的研究者积极而活跃，出了不少成果，为青年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尤以1988年黄志坚先生主编的《青年学》为代表。
当年，青年研究群体大都来自共青团系统和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其知识实践是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以及稍后的市场经济进入的语境中展开的，对人文理念的维护、对文化的启蒙、对青年成长中的危机等的叙述，构成了主要的言说方式。将青年限定在“问题”上的研究，于《青年研究》、《中国青年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等刊物的发展痕迹中均不难发现。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在《中国青年》杂志刊登后，充满年轻人苦闷、彷徨、困惑的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一场持续半年多、有6万多人写信参与的“人生意义”讨论，这场讨论被称之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但沈杰博士却认为实乃“失恋”，或许是更为深刻的见识。随后，社会变迁，经济生活、娱乐生活成了社会成员的整体生活，只是成人社会对青年的道德优越、理性优越一如既往。1988年1月深圳“蛇口风波”是青年对执操批评权柄主角的一次挑战①。这样面对面激辩的景观唯20世纪80年代才有，进入90年代后，知识界、思想界为青年提供的意见通道主要在高校，人们从形而上走下来，开始关注当下的生存与财富积累。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研究》可以发表自由撰稿人王小波的思想随笔，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事。再往后，青年研究从哲学人文学科的思维转到社会科学的视角和方法，其理论风貌、语言肌质、学术品格发生了改变、改良和翻新，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转换。
打破意识形态化教条，青年研究的话语系统便很不一样了。青年的经验现实也更加丰富，青年群体的身份更加复杂，青年研究者知识背景的固化越来越突出，一种跟不上的感觉越来越明显。敏锐的学者在进入新世纪后画下一个问号：青年研究何去何从[2]？2007年4月，中国青年社会学研究会和《当代青年研究》杂志社，在上海召开青年研究及其基础理论建设研讨会，自觉的理论反思由此有了新一轮的展开。对“真问题、真学问”的寻思[3]没有停止过，“推进青年研究的学科化和青年研究者的专业化进程”[4]被提了出来，“探讨青年研究的学科与路径问题”[5]摆到了前台。社会学、传播学、文化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的综合性理论研究兴起，单一的角度、方法、逻辑和描述已不再适用多姿多变的青年社会生活。青年研究由哲学型向科学化发展，思辨研究向定量研究倾斜，从政策的宣教、青年工作的附庸到突破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进而采用更新的解释性研究、经验研究、具有问题意识的研究，从2009年改版后的《青年研究》略见一斑。然而困境并未消除，令人担忧的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浮躁的学术生态，会不会以形式上的科学与规范掩盖思想上的懒惰？蔚然成风的数据迷信，停留在肤浅观察层次上的伪实证和形式实证正遭人诟病。
至今，青年研究还谈不上多学科的参与，更多的是青年研究对众多理论跨学科移植组成的思想资源的利用。这是有利于青年研究不断推进和不断反思的策略。在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范式或曰学术的独特个性之前，学术自信尚难以建立。而学术八股积腐日深，为现实功利所囿，也就难怪落下这样的判词：基本上“无权威、无经典、无传承”[6]。纵观中国青年研究的历史，探索的“砖块”是有的，而我们期待的是“大理石”。
二
规范化、专业化、科学化是青年研究努力的方向。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青年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1904年霍尔的《青年期：它的心理学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一书问世，开启了青年研究的理路。简单地说，青年研究是指以青年为研究对象、综合多种学科理论进行的一项社会科学活动。由于其发展尚未成熟，专业化程度并不高，梳理青年研究中的几个概念和要素，旨在建立一种对话的可能。
什么是构成青年研究的必要因素？哪些概念需要进一步解释？准确地掌握青年研究这一命题下的基本元素，可使讨论变得精准、有效。在这里笔者想提取“青年、角色、青年发展，社会、语言、青年文化”来做初步的解读。之所以把它们组成两组单元单独提出来，是因为它们与青年研究的元问题有直接的关联，具有基础性、正当性、辩护性和指导性，它们本身即包含元性质。青年研究的元问题一是青年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二是青年在社会中的文化地位问题。对问题的不同理论预设，产生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和不同的表达形式。但无论哪种元预设类型都绕不过青年和社会的动态结构，摆脱不了元理论、元概念的基本意义。
1.对青年研究中基本概念的诠释
“青年”是青年研究的基本概念。这里或许可以引进“文本”(text)这个词。追溯文本一词的词源，该词根texere表示编织品。青年的每一种行为和行为的结果皆可成为一种文本，并且是可修正、开放的文本，青年的社会化过程就是被社会编织的过程。笔者在此挪用“文本”来指称青年研究中的“青年”。青年有自己的一套词汇、语言、符码网，这一符码网在他们身上的记号使我们可以将其作为特殊的文本来阅读。青年研究要做的就是对文本的解读和解释。对文本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不同角度和立场的分析，将构成不同的研究视野与研究范式。
文本是社会之物，世界之物。青年既是生物的青年，又是被社会制造的青年。早期的青年概念主要是生物概念，指人的生命周期从性成熟过渡到社会再生产中获得比较稳定地位的阶段，也就是从少年过渡到成年人的阶段，是对外部世界初具自然承受力的阶段。心理学发展起来后，对青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青年不仅仅是生物概念，同时也是心理概念。其间的青年有特殊的“内心成长”过程，是人的“第二次降生”。青年在成长中发现“自我”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心理变化及心理危机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进一步扩大青年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青年被作为一个社会历史现象和社会、文化实体对待。青年成了工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的再生产要求人类个体投入比以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掌握各类知识与生产劳动技能，这个学习过程一再被拉长，意味着从个体性成熟到在社会再生产中取得比较稳固地位的年龄区间的延长，延长的青年期其结果就是使得青年成为了具有独立价值、利益、文化和功能的社会实体[7]。而如何看待青年期就构成了青年观。
青年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使角色概念在社会心理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是G.H.米德。在角色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社会强制力对青年的预期与限制。角色这一概念除了有助于理解青年的社会行为和个性外，还是青年发展中学习、整合、协调个人与社会和他人关系的一个指证。“一些调查研究表明，‘青少年危机’通常可归咎于青少年角色的模糊性。”[8]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社会行为是由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规定的，如同脚本规定了演员。角色理论阐明了社会关系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人既是社会的产物，又贡献于社会。青年在一定社会背景中所处的地位或所起的作用就是青年的社会角色，角色扮演过程也是学习社会角色的过程。社会给某一角色的执行者提出一般的行为方式或标准，但每个人具体扮演角色时会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因为“一个角色，部分的是我们自己的自我理解或者自我识别，而同时还包括对他人行为的回应和参与”[9]。青年的角色、地位、样态，青年角色扮演中的“去传统化”，以及角色期待、角色冲突都是青年研究关注的动态样本。
青年是自我意识最强的群体。自我意识由自我认识、自我规划、自我控制及自我评价等诸多因素构成，是青年个体对自身状态及心理活动变化的感知和控制活动。青年在扮演符合他人期望的角色时最担心丧失自我，因此，训练、模仿和认同的习得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只有真正相信自己的角色，行为才会真实，自我和角色才会统一。反之，则容易产生自我和角色的分裂，同一性遭受破坏。
角色理论通常把角色冲突区分为两类：角色间冲突、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往往与对不同角色提出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要求有关。由此，默顿提出了角色丛的概念。角色丛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具有一整套角色关系，多种角色集于一身形成“角色丛”(角色集)。一个青年可能既是学生，又是儿子、同学、朋友、恋人、邻居，再加上公民角色、性别角色，当所有这些角色要求不能同时满足时，就会造成角色间冲突。至于角色内冲突，则通常产生于不同群体对同一角色扮演者提出的要求不一致。当然，角色期望并非一成不变，随时代的变化有些东西会自动淘汰。青年成长的过程即为角色学习、实践和领悟的过程。
与成长相比，发展对青年来说是比其他年龄段更突出的任务。青年发展作为青年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主要强调青年的生存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根本关联，它不可避免要受到一定社会结构的性质和制度安排特征的影响，因此，对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现时状态和未来趋势的关注构成了青年研究的一个观察视点。青年发展由青年一系列的问题组成，要在问题的解决中完成一系列的目标任务。其中包括了教育、就业、婚恋、健康、休闲、维权和社会参与、人际交往指标等，这些指标和现状都需要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运用数理实证研究、案例分析研究的范式，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提供实际、确凿的验证。从一定意义上讲，对青年发展的关怀便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意在提高青年的人生价值、精神品质与生命境界。
青年、角色、青年发展三者有矛盾，有渗透，有融合，彼此的关系一一推进，在自属的空间移行，且具有多样性言说的特征，基于这样的考虑，它们被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单元概念，并与下一个单元概念协调起来。
2.对相关概念的解读
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社会与我”是青年对社会作用的一般反思。将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中对社会的理解同文化批评理论中有关语言、青年文化的概念结合起来，植入青年研究的论域，并借此形成青年研究的多向度态势，尝试可能的学术表达。
说到社会，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群体。群体由自我繁殖的个体构建而成，任何社会都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最大社会群体，是具有主动性、创造性、改造能力的有机体，但群体不完全等于社会，社会的组织结构明显要复杂得多。一定社会的成员往往拥有一套基本统一的价值取向和文化特征，具有自己的文化和风俗，是一个特定的文化圈。如果把社会实体比作地球，那么家庭血缘关系就是地核，价值场和道德场就是地幔，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地壳。这么一个实体使人结结实实地无法脱离。我们知道，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帮助个体度过危机。这种帮助可以是象征性的、精神上的、语言上的，也可以是物质上的、经济上的、医药上的或者信仰上对弱者、受难者的帮助——凡此种种，一个文明社会必有所显现。相反，对违背规则的成员，社会其他成员也可以避开或予以惩罚。互惠与惩罚的机制，遂成为一种制度，一种习俗。青年的社会公共参与是青年走进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年迈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不外乎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被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其间发挥作用的是诸如社会整合、交流、导向、继承和发展等社会功能。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是“完善生命权”的需要，生命权包括了生存权和发展权，现代青年争取发展的权利显然是头等大事。此外，虚拟的网络社会正在吸引大量的年轻人，网络社交正在成为青年主要的生活方式，成为青年研究的“新文本”。
一个群体有一个群体的语言。语言是青年符号化的表达。语言有创造性、结构性、意义性、指代性和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特点。在相异的语境里，“任何给定的句子都可以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事情”[10]，后现代语境里反讽是常用的修辞，它在语境对一个陈述语明显的歪曲中彰显新的意义，悖论正是指看上去荒谬而实际却合理的命题。
语言本是一种社会契约，符号的本质带有社会性，然而在青年群体却是另一种约定俗成。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于青年那里有更多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也即拉康所谓的“漂浮的能指”、“滑动的所指”，传播过程中青年同成人社会的隔阂与障碍正在于此，青年得以保证自己语言的独立性亦在于此。当能指、所指合为一体的行动表现在青年的服饰、音乐、读物等文化娱乐中时，其实就是一场符号游戏了，这在网络语言符号中尤为突出，一些谐音的运用真正创造了解构主义的“异延”。继索绪尔之后，通过拉康、巴尔特、德里达的努力，“能指”、“所指”共同构成的理论，终成为文论领域的普遍话题。青年研究也借用符号学原理来解释青年文化，特别是青年文化语言中的符号消费和价值选择。
青年文化作为青年的生活形态，以青年共同的生理、心理特征为基础，以青年群体的特殊利益为动力，其独立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为同一年龄段或同一阶层所认同并共有。青年文化在青年完成社会化的过程中，表现为青年自我实现的象征形式，它与主流文化有区别也有联系。这一概念的首先使用者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他用青年文化来解释20世纪40年代美国青年的意识、信念和行为。而玛格丽特·米德有关代沟问题的一项研究，更是引起了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对青年文化的关注。毫无疑问，青年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在青年普遍受到成人社会的压力和歧视的环境下诞生的，尽管青年在与社会互动中所彰显的青春力量和他们有悖于主流文化特质的美学观是对成人社会的颠覆和反抗，这种颠覆和反抗往往令成人社会无法容忍，然而，它却为人类文明与进步提供了独有的意义，人类社会正是通过青年文化来认识未来、走向未来的[11]。青年研究假如不研究青年文化，青年研究的概念图便无法建构。
社会对青年文化既有有限的宽容又有一定的规诫，将“社会、语言、青年文化”放在一起讨论缘于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青年有其一套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在青年文化中表达得最为彻底，而青年文化恰恰是青年用来展现自我和抗拒社会的，因此，社会、语言、青年文化三者天然地不可分。它们与前面一组“青年、角色、青年发展”的概念正好一一对应，共同完成对青年与社会关系以及青年在社会中的文化地位的考察，揭示青年研究的语域申求。
应当看到，一切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皆无孔不入，意识形态非贬义词，意识形态化才是青年研究应该避免和反对的。我们也许做不到彻底的价值中立，但总还可葆有学术的底线，总还可以在青年研究的历史现场追求高境界的研究。
三
中国的青年研究走到今天，其能量和困境都已到了不得不驻足反思的时候，这自然是缘于内在的焦虑及焦虑中对寻求确证的急切。通过对青年研究已有的知识实践和理论探索的通观整理，建构起解释性的元概念，找到青年研究已有的高度，寻究其深度和宽度，以期进一步提升，这是目前应该做、可以做的工作。这里，“深度”是对“问题”的要求，“宽度”是对“文体”的要求。针对千人一面、陈陈相因的“学术成果”，提倡“个性化”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个性化的高度标在哪里，哪里就昭示我们当前青年研究的实际水平。要纠正一些流行的观念，克服套板反应(stock respense)，比如“科学的就是正确的”、“实证性等于科学性”以及将人文理想作为科学的对立概念范畴来理解，诸如此类。
问题意识和文本意识是价值立场、创新精神的体现，作为研究视角和写作策略，它突破思维的惰性——惯性而有所作为。任何研究都是探索与发现的行为，没有探索，没有发现，何以被称之为“研究”？青年研究只有回归单纯，回到问题的原点，才有可能追求卓越。随着社会的开放，新生代学人的成长，青年研究的发展空间也在扩大，对元理论的探讨将进一步深入和丰富。笔者以为青年研究在进行科学化努力的同时，需摆脱学科化的急躁，不妨从以下两方面把握。
一是建构从“青年性”出发的文本。把青年看成一个独立“文本”，聚焦于青年本身的有机体，而不是仅仅将青年当作社会的“晴雨表”来对待，作为社会的“镜像”来研究，尽管这样的对待和研究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或者说是“一个特定的前观念”。当然，强调“青年性”，将其视为青年研究的重要依据，并不意味着孤立地看问题，排除“文本”外社会因素的分析。青年研究之所以尚不足以冠之“青年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还不能与相邻、相关的学科划分出明晰的边界，大部分时候是社会学、心理学的标本，政治学、教育学的拼贴。好在其恰当的切入视角是可以确定的，问题架构也已基本确立。
二是将“青年观”作为一种语言的介入方式。用历史性与当下性相结合的青年观来呈现青年研究独特的学术自性，彰显其学术品格，突破学理困境；用多维的、多元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去检视青年、研究青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青年观就有什么样的青年研究。要能够回答什么是好的青年研究，而非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散兵游勇式的、穷于应付的事务性写作(这样的“研究”只能是“码字”，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低水平的重复会使一些原本有意思的议题变得陈旧，这对研究本身来说无疑具有破坏性。
青年研究在提倡职业化、专业化研究的道路上，一方面无需绝对排除“业余者”、“外来者”的研究；另一方面就研究队伍而言，“共青团的作用应该重新定位，社科系统和高校系统的科研优势应该得以充分发挥”。[12]于共同的学术追求中，形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形成学术内部的张力和对话，使青年研究不至于走入僵化、固态化的宿命。如此，秉承对青年的理解，呼唤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应不会杳不可得。
收稿日期：2012－05－02
注释：
①1988年1月13日，在蛇口招商大厦举行的“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上，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与李燕杰、曲啸、彭清一等专家展开了激烈交锋。三位专家均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青年却在会上尖锐地提出：“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1988年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长达7000字的《“蛇口风波”答问录》，同时开辟专栏就此展开议论。这场涉及人生观、价值观，被视为“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的座谈会被媒体称之为“蛇口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