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中山关于改造国民心理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论文,思想论文,心理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3)03-0061-07
孙中山在从事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欲建设现代民主国家，必须有与此相适应的合格国民。然而数千年封建专制的压抑摧残，致使中国的国民心理素质极为低下，无法担当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为此，他从近代中国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了改造国民心理，以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并深刻阐述了改造国民心理与立国建国的紧密关系。毫无疑问，探讨孙中山关于改造国民心理的思想，对于整体地认识和把握其思想发展轨迹与特征，揭示其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和思想文化史上的不朽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一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西方的人伦、风俗和价值观念也逐渐传入中国，强烈地刺激着国民的人格道德现状，国民心理的消极落后成分，即所谓“国民劣根性”便日益凸现出来。一些知识精英，无论是严复、梁启超，还是章太炎、邹容等，为了拯救民族危亡，扭转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他们不约而同皆以激发民力、开启民智、倡新民德、健全体魄、去除奴隶之根性，为改造国民性的切入点，将旁观、冷漠、狭隘、散漫、怯懦、浮华、诈伪、畏死、拜金等国民劣根性一一揭露和鞭笞，目的是寻找改造国民精神、造就新一代国民的路径，以完成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的历史重任。然而，在改造国民性、实现人的现代化方面表现出更多理性思维的是孙中山。他在总结前人和历次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意识到，要完成国民性改造和中华复兴事业，“非聚中外硕学，积多年之调查研究，不易告成”[1](p.276)。因此。他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便开始了艰苦的理论探索。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说，在游学外洋期间，“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2](p.8)。希望中国能够“步武泰西，参行新法”[2](p.15)，复兴教化文明，以达到“万姓超甦，庶物昌运”的富强之境。[2](p.46)伦敦被难后，他进一步认识到，仅“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2](p.105)，“中国革命之难，不在满清政府之强”，“惟惜中国人民尚未有此思想，尚未发此志愿”。[2](p.443)为此，孙中山在策划武装起义的同时，开始悉心指导革命党人运用各种方式宣传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学说，以希唤起民众。但遗憾的是这种宣传仅限于知识阶层和一部分新军，未能掺透到全体国民心理，而且这种宣传不是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根据不同人的不同心态进行有的放矢的工作，而是带有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其结果是革命党人所从事的武装起义，因缺乏民众的广泛支持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使得孙中山深深感到，要彻底改造中国，完成革命和现代化大业，必须提高国民素质，使国民心理有参与民主政治和民主革命的意识。不过，真正推动孙中山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却是在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虽然成功地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但并没有彻底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旧的思想文化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成为妨碍民国建设的消极因素。其突出的表现是接踵而至的帝制复辟、军阀称雄，以及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的失败。革命的失败从客观上来说是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革命的力量，但就其深层的思想文化因素来说，却是国民心理落后、封闭直接导致的结果。表现在，一方面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革命方略》所规定的种种方案不能实现，中国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一跃而登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另一方面是“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且革命党人内部“谓予所主张者理性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于是建国以来，“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这与孙中山救国救民的初衷大相径庭，不能不引起他的深刻反思，使他感到心力作用的强大，所谓“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也。”[3](p.157-159)这说明，革命的成功、国家的建设和巩固是“要用人心做基础，要用人人的方寸之地来做基础”[4](p.29)。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建设的新方略。这样，1917年至1919年，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深入思考，并在总结其他国家的经验、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实际的基础上，孙中山精心勾画了一个宏伟的建设国家方案——《建国方略》，并把国民心理建设（孙文学说）放在首位，以表达其对改造国民心理的重视。
孙中山之所以如此重视国民心理建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意识到人心不仅是革命事业的保证，也是立国的根本、国家建设的先导。“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3](p.214)孙中山认为，要救国救民，必须革命，以革命救国；而革命要从国人的心中革起，使人人都意识到自己负有革命的责任；只有自己能够在心理上革命，政治上的革命才有希望成功。他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就在于缺乏民众之心力。“当时中国人民不赞成革命，多数人民不为革命而奋斗。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5](p.430-431)孙中山强调，所有革命党人和革命军人都应从根本上自改造国民心理做起，去宣传群众，感化群众，到了全国的人心都被感化，都明白了革命道理，就是革命大功告成之日。而且革命成功后，要巩固、建设国家，其基础仍然是国民心理，是人心。“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3](p.158)，人心就是立国的大根本。
另外，在比照近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也是构成孙中山重视国民心理建设的重要原因。以个体农业为基础、以宗法家族为背景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但发展到近代这一特殊时期，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它与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相比，具有很大的落后性和保守性。对此，孙中山有清醒的认识。他实事求是地承认，“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不如彼者亦多”。[3](p.180)其原因是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崛起于夏商周三代，它是建立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小农经济土壤之上，没有经过近代科学理性精神的熏陶，因而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愚昧性。“夫孔孟，古之圣人也，非今之科学家也。且当时科学犹未发明也，孔孟所言有合于公理者，有不合于公理者。”[2](p.383)意思是说，孔孟儒家学说虽有合理之处，但毕竟产生于古代，远离科学，无法适合时代需要，特别是后来它与封建官僚制度和宗法制度相结合，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演变发展达数千年，变成了僵死的教条和陈腐的原则，生成了国民性中高傲自大、因循守旧、消极避世、超脱老滑等心理，成为制约民族创新精神的桎梏。如果国民不改变这种心理状态，那么中国的民主和独立就没有希望。因而孙中山一再提出要“改造国民心理”，进行“心理建设”，以提高国民觉悟，改变社会风气，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二
既要改造国民性，进行国民心理建设，就要确立一个理想的目标模式，这既是改造国民性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方向性问题，也是决定国民心理建设成败的关键。对此，孙中山明确指出：对待国民性要“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3](p.180)。即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国民性要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对待，既要看到其缺陷和薄弱之处，也要看到其闪光的一面。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要在分析鉴别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其精华，并不断进行改造创新，赋予其新的内容，使其直接服务于现代民主社会；另一方面也应实事求是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即国民性中诸如奴性、散漫、自卑、守旧、畏难等落后消极甚至愚昧心理进行无情批判，在其基础上，自觉地参照西方文化，并结合近代中国国情来进行国民心理建设，以塑造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国民。根据这一思路，孙中山提出了改造国民心理的具体目标。
1.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救国
孙中山认为，人生第一件事就是立志，志向的远大直接反映着人生追求的崇高境界。一个人若无大志，则一事无成。为此，他批评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发达个人和光宗耀祖的人生观，指出，每个人特别是青年要树立为大家、为国家谋幸福的新志向。他说，立志就是要做大事，而且要合乎中国国情，这是立志的基本原则。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国民，“应该立志，想一种什么方法来救贫救弱。这种志愿，是人人应该要立的。要大家担负救贫救弱的责任，去超度同胞。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志愿，将来的中国，便可转弱为强，化贫为富。”[5)(p.539)
2.摒弃自私自利之心，铸就高尚人格
人格是个体本质的存在状态，是一定社会条件下个体性格、气质、能力、行为意向和态度的总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孙中山认为，有了远大志向的人，还必须做到人格高尚，因为人格净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因此，铸就高尚人格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他说，人类的天职“最重要的，就是要令人群社会，天天进步。要人类天天进步的方法，当然是要合大家力量，用一种宗旨，相互劝勉，彼此身体力行，造成顶好的人格。”[5](p.315)同时，人格的优劣、国民素质的高低还决定着国家的兴衰荣辱。孙中山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陷入民族危机的深渊，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源于中国人自身，即中国人失去了民族精神，人格堕落。他指出，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实行了数千年，加之满清专制政治腐败至极，从而使得中国人中的一部分人“丧失人格久矣”[[](p.358)。因此，要摆脱民族危机，恢复民族独立和尊严，就必须扫除中国人的病态人格，建立起健康人格，所谓“要正本清源。自根本上做工夫，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5](p.319)，在这里，孙中山已把人格完善同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联系在一起，显示出改良人格对于国家前途的重要性。为此，他极力批判国民传统心理定势和人格模式，要求全体国民不能再像封建社会那样自私自利，要有“天下为公”、甘做人民公仆而牺牲奋斗的精神，逐步树立利他和自律的新的道德观念。孙中山指出：“现在文明进化的人类，觉悟起来，发生一种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有聪明能力的人，应该要替众人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上道德的新潮流。”[4](p.156)这表明，个人的价值是要体现在“利他”、“利群”的过程中，只有具有“利他”、“利群”的道德意识，才能真正做到心底无私，从而造就完全的革命人格。
3.克服自卑心理，增强民族自信心
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重要精神动力。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影响，社会上崇洋媚外心理急剧膨胀，随之国民的民族自信也逐渐消失，产生了消极悲观的自卑心理。其主要原因，孙中山认为是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致使国民“不相信欧美的文化是比中国进步，并且想表示中国的文化还要好过欧美。甚至于像欧美的洋枪大炮那些精利武器，也不相信比较中国的大刀还要利害。”[6](p.315)然而当中国人的思想和自信力在义和团运动与欧美新文化的碰撞中崩溃之后，“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一天高过一天”；“反过来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是比中国好”。国民的这种自卑心理，直接导致“把中国的旧东西都不要，事事都是仿效外国”。[6](p.316-317)对此，孙中山强调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首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如果还不想振作国民的精神，同心协力”，“我们中国便不是世界上的国家，我们中国人便不是世界上的国民”。[7](p.387)而要恢复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心，一是要使全体国民“自己心理中知道现在中国是多难的境地，是不得了的时代，那末已经失了的民族主义才可以图恢复”[6](p.232)。二是要发扬光大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传统文化之精华，忠于国家，忠于四万万同胞，以此改变鸦片战争后人心离散的状况，重振中华民族精神。三是要“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共同去奋斗”。[6](p.242)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恢复民族地位。
4.根治奴隶心理，培育主人翁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民必须具有独立的主人翁意识，增强社会历史责任感。然而，数千年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观念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思想言行，使人们养成了一种代代相传的奴隶心理，甘心受奴役、受束缚钳制，这种心理直至中华民国依然存在。“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8](p.401)其原因，一是“中国四万万之人民，由远祖初生以来，素为专制君主之奴隶，向来多有不识为主人、不敢为主人、不能为主人者”，“奴性已深，牢不可破”；[3](p.211)二是我国自有历史以来“所谓国家者，亦不过君主一人一姓之私产，非我国民所有也。故人民无国家思想，且无国民资格。”[1](p.537)因此，要真正革新中国社会，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首先必须根治国民的“奴隶性”，使国民具有主人翁意识、忧患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孙中山坚信，只要全体国民能够在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层面上，成为具有自我意识与自我觉醒能力的自由平等个体，就能真正摆脱一切外在的、强制性的政治伦理制约，从而推动整个民族在现代化大道上大踏步前进。
5.克服畏难惰性，培养国民积极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
孙中山认为，无论是进行革命挽救民族危亡，还是建立现代民主国家，都是一项伟大而艰苦的事业，其间必有种种挫折和磨难，这就要求革命党人以及全体国民必须具有英勇无畏、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毅力。他说：“事业以活动而成功，活动以坚忍为要素，世界万事，惟坚忍乃能成功。必有乐观之精神，乃有坚忍之毅力，有坚忍之毅力，而后所抱之主义乃克达其目的焉。”[9](p.63)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惰性阻碍了中国人积极进取精神的发挥，形成了畏难心理。究其原因，孙中山认为：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制使“中国的农家一向是守旧，不想考究新法”[6](p.417)，不愿接受新思想、新道德、新制度。二是中国文化自周朝以后便以老大自居，“由于老大的结果，便生出怕事的心理”，而这容易使人的“志行薄弱”，不敢有所作为。“总而言之，人到了怕事，便遇事畏难，不去做艰难事，只找容易的事去做”；“人到了畏难，就不敢轻于尝试”，所以中国人“二千多年来，对于一切人情物理，都不能登峰造极”。[3](p.71)为此，孙中山强调，要将民国大业进行到底，每个国民都必须有乐观奋进、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因一时的挫折和困难而退却。只要有了这种大勇气和大决心，我们在心理上就能视死如归，就“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4](p.298-299)。孙中山还以自己所从事的革命生涯为例，以十次革命失败为证，要求革命党人不怕流血牺牲，愈挫愈奋。他坚信，中国尽管暂时还落后，但只要全体国民坚持不懈地团结奋斗，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为独立的中国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6.克服自由散漫心理，培养群体观、公德心，增强民族凝聚力
论及改造国民性，孙中山还极力抨击国民的自由散漫心理，强调国民应具有群体观、公德心、责任心、爱国心，提倡国民关心国事，增强参与意识，将小我投入到大我中去。孙中山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一再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就是因为“各人的自由太多”而成为一盘散沙。他说：“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6](p.281)，因此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造成中国人这种散漫心理的深层因素，孙中山认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保住皇位，对于“犯上作乱”者总是严厉惩治，诛连九族。“反过来说，如果人民不侵犯皇位，无论他们是做什么事，皇帝都不理会，所以中国自秦以后，历代的皇帝都只顾皇位，并不理民事；说到人民的幸福，更是理不到”[6](p.275)。二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结构决定了广大民众缺乏群体意识，同时文化程度的极端低下也决定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原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6](p.275)由于这种自由散漫的心理直至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仍未得到改变，所以社会稍有变革，国民就显得手足无措，以致被官僚、政客和武人所利用。为此，孙中山在谈到塑造新一代国民道德时，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强调人不能离开群体而孤立存在，要求国民树立国家、群体观念，培养公德心、责任心、爱国心。孙中山还特别论述了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他说：“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6](p.282)这就是说，只有首先使国家自由，摆脱列强压迫，个人才能真正自由。因此，孙中山认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他尤其强调学生和军人对自由的牺牲：“当学生的能够牺牲自由，就可以天天用功，在学问上做工夫，学问成了，知识发达，能力丰富，便可以替国家做事。当军人的能够牺牲自由，就能够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有自由。”[6](p.28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孙中山在处理个体与群体、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上，更重视群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指出，“凡有益于国家社会之事，即牺牲一己之利益，为之而不惜”[1](p.361-362)。总之，要求国民尽关心国事之义务，发达其爱国力，把国家合成一个大坚固团体，从侵略者手中夺回民族的完整权利。这充分显示了孙中山的爱国情怀。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并不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他在抨击、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同时，一再从不同层面肯定和颂扬民族文化和国民素质优秀的一面。他反复强调说：欧美文明也非尽善尽美，“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在“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2](p.327-328)因此，对西方文明不能盲目崇拜，“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决不成为它的糟粕的牺牲品”。[2](p.273)至于那些在西方风靡一时的民主政治学说，即使在外国稍有成效，也不应“奉为金科玉律”，必须“适于民情国史，适于数千年之国之民”，“改进而奉行之”。[2](p.444-445)进而，孙中山从民族主义出发，提出了恢复我一切国粹的主张，并认为“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他批评道：“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同时还强调：“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习外国的长处，我们仍然要退后。”[6](p.242-251)应当说，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深厚感情的，这种感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影响了他对西方近代文化的信任和吸收，成为他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不利因素。尽管如此，孙中山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国民劣根性的剖析和批判仍是十分犀利、冷峻而深刻的，有的地方不乏偏激之词，但乃是出于对其所爱民族国家的一片赤诚，旨在促进国民尽早觉醒，反映了他对中华民族的挚爱。
三
提出具体的目标，只是国民心理建设的前提，重要的是采取什么办法来改造传统国民心理，以塑造新国民。对此，孙中山根据其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结合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实践，提出了改造的基本途径：
1.倡导“知难行易”，鼓励国民求知乐行
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命题。孙中山突破前人的狭隘见解，把它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进行阐发，主要是想运用它来改造国民性，服务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孙中山为革命奋斗30余年，屡战屡败，仍没能完成革命建国的事业，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长期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知易行难”。此说“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是“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满清之威力，不过只能杀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夺吾人之志也”。而“知易行难”之说“不惟能夺吾人之志，且足以迷亿兆人之心也”。[3](p.158)正因为如此，使中国人失去了“行”的精神，也失去了朝气和活力，以致民族无进步，久久地停滞于原有的境遇而不能向前。为破除国民这一心理，成就立国建国大业，孙中山认为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反“知易行难”而倡导“知难行易”。所谓“知难”，主要在于揭示科学真知的崇高价值和重要性，需要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探索，才能最终获得，因此必须加倍努力求真“知”；所谓“行易”，主要在于鼓励国民敢于行动、乐于行动，以增强国民自信心和乐观奋斗的勇气。凡事力行，才能成功。国家的繁荣及其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乐行。“行”是一切建设的动力，须知国强不能预知，只实行做去便得。因为“知”难，而“行”本身并不难。既然不知也能行，那么“知之”则更能行。改造人心，是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第一步工作。“知难行易”就是改造人心的学说，用以改变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并启发我们的民族精神，使人人知道知之难而努力求知；使人人知道行之易而乐于行。只有全体国民建立起正确健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共同的认识和信仰，培养坚定的决心和意志，才能有国家和社会的真正进步。当然，“知难行易”同“知易行难”一样，都不是科学的命题。因为行和知都有其艰难的地方，而且知与行孰难孰易也不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孙中山借用此命题的目的是克服革命党人内部的“畏难”心理，从而“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矣”[3](p.160)。
2.通过少数精英宣传三民主义以统一国民心理
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革命要靠民众，而民众又必须依靠革命骨干力量来领导。他以俄国为例，指出：“盖俄国革命之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所以中国革命也必须“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3](p.437)因而，他首先重视从组织上、思想上对国民党进行整顿，使党员做到“人格高尚，行为正大”，进而再通过革命党人“把主义宣传到全国，使全国人民都赞成，全国人民都欢迎，便是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5](p.283-284)。而要做到这一点，孙中山主张先从少数人入手，然后通过这一部分人再去“感化”另一部分人，直至全国人民的心理都统一于三民主义。具体方法是：一是从政的人“不可贪图做官”，而应当“牺牲一己之自由，以谋公众之自由”，并“振刷精神，实行奋斗，一味向上发展，从此一步一步做去”。[5](p.269)二是由有知识的人“先知先觉”，“发明真理，以引导人群，引导社会”。[5](p.115)三是使军中将领“都明白主义、信仰主义”，能够替主义去牺牲，“然后扩充到兵士，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再去影响“全国人能自救”，使“多数人明白人生道理”。[5](p.477、p.504)这样，以上三部分人的心理转变到“主义”的轨道上以后，再通过他们去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心理转变过来，从而使工人能够“在最前线的阵线上去奋斗”[4](p.149)，使“一般农民都有新思想，都能够自己来救自己的痛苦”[4](p.556)。孙中山坚信，只要能做到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不到三五年，便可以传到四万万。”[5](p.285)“到了全国的人心都归化于本党，就是本党的革命大告成功”[5](p.286)。这一由少数人心理演进及于多数人心理的思想教育方法，有主有次，有先有后，体现了丰富的辩证哲理。
3.振兴教育事业，提高国民文化水平
孙中山认为，国家“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1](p.424)。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盛衰强弱是与国民的知识水平高低紧密相联的，而国民知识水平的提高必然依赖于教育事业的发达。为此，孙中山特别重视教育，把振兴教育作为改造国民心理、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并且强调，要改造国民心理，必须“令普通人民都可以得到教育”，而不是少数人。只有全体国民的教育程度提高了，“然后人人（才）知道替国家去做事”[3](p.74)，整个民族才能兴旺，国家才能富强。当然，孙中山认为对国民的教育，除了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以外，还应包括革命理想教育和政治知识教育，目的是使国民能懂得三民主义的革命意义和政治主张，以及国民的权利与义务，进而树立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的信念。总之，孙中山把振兴教育作为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国民的国家观念、权利与义务意识的途径，并进而扭转民风委靡、国势颓废的局面，充分显示了其非凡的学识和超人的战略眼光。
孙中山关于国民心理建设的思想，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一代知识精英在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思维聚焦，表达了整个中华民族渴望富强、摆脱困境、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极为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对于国民心理改造的迫切要求，这表现在孙中山的国民心理建设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注重人的现代化，尤其是国民心理、思想观念的现代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危机达到了空前，摆脱民族落后屈辱的地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已成为具有忧患意识的先进人士的共同愿望。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了振兴中华当先改造国民的心理。为此，他紧紧扣住“改造人心”是人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这个关键性因素，并以此为突破口，全面提出了改造国民心理、提高国民整体素质，重塑国民新思想、新观念、新道德的具体目标和实现途径，从而为在近代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人的现代化找到了一把开启的钥匙。
当然，受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孙中山关于改造人心、重塑新国民的思想也存在一定缺陷，尤其是片面强调具有主观因素的改造手段，而忽视了国民心理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精神决定论的历史唯心主义，其结果并不能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现代化道路。这说明，在中国要完成国民心理的根本转变、实现人的现代化，将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
收稿日期：2003-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