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军委史料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军委论文,史料论文,大革命论文,中共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究竟是否成立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何时设立，其组织情况如何？中共党史和军史著述长期以来其说不一。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称“1925年9月，是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则称“一九二六年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上，决定建立中央军委。”②笔者编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初稿）曾记述“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时称‘军委’，亦称‘军事部’）书记周恩来。”③也未讲清军委成立时间及其与中央军事部的关系。近期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料》第一卷④书稿，对此问题仍提不出准确意见。为探讨查清史实，最近经查阅历史文献与核对各种有关史料，现对此谈些基本看法，愿求得读者共识与指教。
一、中共五大以前确实设有中央军事委员会
据查1926年冬至1927年4月期间，党中央机关确实设有中央军委，其主要根据如下：
1、当时历史文献的记载：
(1)《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6年11月6日上午9时）称（罗亦农发言）“中央军委现太散乱，我觉兼任沪区军委，很觉不便，上海非专门组织不可。”⑤
(2)《上海自治市运动》（1926年11月14日）称“十月二十三晚的暴动……最可痛惜的是本党最忠实勇敢的奚佐尧同志竟于暴动失败后被枪毙了（奚为中央军委技术书记）。”⑥
(3)《中央·区委联席会议决议》（1927年2月23日）称“组织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组织特别军委与宣委”。《中共上海区委各部书记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2月24日晨10时）称（罗亦农）“党为这次中心，足见有力。在政治上，昨前二天只有我们领导，军委会纯为C.P所组成。……中央局及上海C.P开会决定，中央与枢组特务委员会。此外，组军事委员会。”⑦
(4)《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30日）称“恩来：……现内部中（央）与区（委）的军委是一个。”⑧即明确特别军委也是中央军委。
(5)《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4月29日）称“军事委员会只是做了技术工作。”⑨
(6)《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7日）称“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月的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⑩
2、早期史料的提法：
(1)1929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第47期刊文悼念颜昌颐称“一九二五年夏回国，任中央军委某项工作。”
(2)1930年《共产国际》月刊刊载《上海三次起义》(F)称（1927年）“三月……党的军事委员会决定组织工人纠察队，纠察队人数定为五千”“军事委员会曾决定组织中央的和区的参谋部。……总参谋部的指导者是党中央任命的三人团。”(11)
3、建国以后的提法：
(1)195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内部出版的《党史资料》刊登的周恩来简历称“一九二六年冬到上海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继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2)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称“1926年冬他于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3)黄平在《往事回忆》内称“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当时张国焘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2)
(4)《郑超麟回忆录》称“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13)
(5)《周恩来年谱》称“（1926年）12月离广东，秘密至上海。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
迄今笔者尚未查见党中央将中央军事部改为、或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定，但上述历史文献、史料和近期著述，已经足以证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确实存在着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一组织机构，至中共五大后才又改为中央军事部，另成立相当于部务会议性质的军事委员会。
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的具体时间
为正确判断设立中央军委的时间，首先应了解党中央最早设立的中央军事部门及其变化，并需了解设立中央军委的客观形势变化。
1、中央军事部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区别。据查苏联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为直接准备和进行武装起义的指挥机关称“军事革命委员会。”1918年9月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是“实行集体领导的最高军事权力机关”“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的全权。”(14)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先是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设立了中央军事部。孙中山病逝后为防止出现旧军阀式军事独裁，又推动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国民革命军各军。至1925年9月中央北京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同年12月12日党中央通告改为中央军事部。(15)初期的党中央军事部门主要进行军事组织、联络和情报工作，并不直接指挥军队。但当时即规定“武装起义时，军事部则变为武装起义的司令部，领导斗争。”也即改为中央军事委员会。
2、1926年2月北京中央特别会议后并未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据查会议在《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决议中确实提出“C.P中央应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16)当时建立中央军委是针对革命形势特别北方形势的发展：冯玉祥部国民军控制着京津地区河北内蒙古等地；李大钊领导的北方区派共产党员陈镜湖等组成内蒙古特别民军三个纵队正协同国民军作战；对冯玉祥的统战与对奉军的兵运工作甚有成效；南方广州的国民政府正积极准备北伐；北京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有很大发展，中共中央机关准备从上海移北京。
但北京会议后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先是1926年3月初冯玉祥部遭奉直联军进攻被迫撤出京津地区；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惨遭军阀段琪瑞的血腥镇压，李大钊、陈乔年受伤；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排斥共产党员，乘机篡夺军权；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排斥了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由于陈独秀等一再妥协让步，蒋介石很快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掌握更多革命武装的良机。客观形势的突变，推迟了建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时间。
3、当时中央文件记载，至1926年9月仍称中央军事部。如当年7月上海中央三次扩大会议《组织问题议决案》称“上次扩大会议曾经决定：中央各部要有确定的组织……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委员会及军事部，经常的执行自己的工作。”(17)9月24日中央《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决定》称“如特派员干部小组等，直接归军委或中央军部管辖。”(18)9月27日《中央复湘区的信》称“请速调昌一（颐）等同学来任中央军部工作，来时可先与一飞接头，了解过去工作状况。”(19)“中央军部”即党中央军事部，王一飞任负责委员兼秘书，当时正以中央军事特派员身份在江西前线视察工作。
4、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客观形势。如前所述，只有出现领导武装起义直接统率武装指挥作战的革命形势时，党中央才会将军事部改为或成立中央军委。而这种时机便是1926年冬起的上海“暴动时代”。当北伐军节节胜利准备攻打武汉、南昌，浙江夏超部在杭州准备起义之际，9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第一次提出“北伐军攻下武昌后……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作。”10月12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上讲“昨天在中央开会，我报告前晚决定，他们都同意中局特别注意军事问题。……我们整个的主席团可为军事委员会实行准备问题，”“暴动计划，已由中局准备，在内部各方面工作都加紧”。10月17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成立武装暴动总指挥部。“总指挥——秘密——亦（罗亦农）。公开——震（李振瀛）。技术：（奚）佐尧、（钟）尔梅。组织上：工人自卫团指挥处：震因（李震瀛）、（奚）佐尧、（高）尔柏、（何）松林、（罗）亦农参加。……明天早上六时在亦农家开军委会。”钟尔梅即钟汝梅。上述记载清楚表明，192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局已经同意并决定上海区委准备举行上海武装暴动，由区委主席团成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领导指挥。
5、中央军事委员会似设立于1926年11月初旬。作此判断除前引史料外，第一、1926年10月24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当天下午区委开会时，罗亦农称“军委仍存在……。军委与主席团要分开。”10月28日区委主席团决定组成军事委员会，以李震瀛为主任。(21)第二、11月6日上海区委开会罗亦农称“中央军委……兼任沪区军委，很觉不便。”以上两点证明，中央军委（兼沪区军委）肯定设立于10月28日后、11月6日前。第三、颜昌颐奉调接替王一飞负责中央军事部日常工作。从《颜昌颐报告湘鄂情况》内容看，是他11月初旬从武汉到达上海后才写的。(22)设立中央军委兼沪区军委似在他抵上海后。
三、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和主要工作人员
经核对历史文献与史料，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存在的中共中央军委，先后采取过三种组织形式，经历了三个阶段。
1、中共中央军委兼上海区委军委（1926年11月初至16日）：前已证明至迟11月6日已存在“中央军委……兼沪区军委”；至11月16日上海区委“正式组织军事委员会，主任赵世炎，”(23)这应是中央军委兼上海区军委的中止时间。
采取中央军委兼上海区委军委的组织形式，事出有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主观方面主要是准备不充分，组织不严密，军事上指挥不力。当时党中央军事部三名委员均不在上海，部长张国焘在武汉，王一飞在江西，任弼时于10月下旬赴苏联开会。(24)只有技术书记奚佐尧直接参与指挥起义，不幸牺牲。颜昌颐奉调接替王一飞工作刚到上海。为加强对上海武装起义的直接领导，党中央似考虑原军事部人员太少，不宜单独成立中央军委，而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兼上海区委军委。迄今未查见军委成员名单，只能从上海区委会议记录有关内容作出判断。如10月28日组成区委军委，成员有李震瀛、钟汝梅、江元青，李为主任，开会时罗亦农、赵世炎参加；11月6日提出专门组织区委军委，由钟汝梅负责，赵世炎、李震瀛、何松林参加。区委主席团分工，罗亦农负责军事工作；11月16日区正式组成军委，赵世炎为主任，委员钟汝梅、罗亦农亦参加。据此中央军委兼上海区委军委成员可能有张国焘（原中央军事部长）、颜昌颐、钟汝梅、赵世炎、罗亦农等。其中张国焘仍在武汉，颜昌颐主要负责原中央军事部的日常工作，陆缀雯仍任中央军委交通员守秘密机关。原上海区军委日常工作，似由钟汝梅负责。
2、不兼上海区，军委的中央军委（1926年11月16日至1927年2月22日）：正式成立上海区委军委的11月16日起，表明中央军委已不再兼，而是单独存在。至1927年2月23日成立中央与上海区特别军委止，设在上海的中央军委机关，由颜昌颐负责日常工作。《周恩来年谱》称他（1926年）“12月离广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初返回上海的王一飞似是中央军委委员。从苏联回上海于2月16日任上海区委军委主任的顾顺章“也加入军委领导机关。”(25)张国焘似仍担任中央军委书记（主任）。他称：“周恩来从广东来，接替我任中央军事部的职务”，(26)似不准确。据黄平称“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张国焘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党的实际军事领导者。”周恩来自称任中央军委委员并非书记。经查中共四大至五大期间，党中央各部门领导人除宣传部、中央工委外，未见再有变动。张国焘原任的中央军事部长职务，似改为中央军委书记；只是他未在上海而是在武汉履行其职责。由上可见，这一阶段中央军委成员可能有张国焘、颜昌颐、王一飞、周恩来、顾顺章等，由颜昌颐负责日常工作（兼秘书），交通员陆缀雯。另有几名黄埔军校毕业的北伐军军官如徐光英、徐（矍）航安等。
3、中央与上海区特别军事委员会（1927年2月23日至4月27日）：为了加强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直接领导，2月23日第二次起义失败当天下午召开了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组织特别军委，”“军委名单：恩、顾、颐、炎、钟。”即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2月24日特委会议决定罗亦农参加军委。3月1日“军委决定添一飞参加军事工作。”3月30日周恩来在特委会议宣布“现内部中（央）与区（委）是一个，昌颐要调出来，隔几天开会一次。”(27)4月27日周恩来在上海区委会议上提议“军事工作由一飞负责，”(28)此后应是又重新恢复为上海区委军委。上述记载说明：第一、中央与上海区特别军委即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兼上海（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准确讲从这时起周恩来才取代张国焘任中央军委书记。第二、特别军委委员有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罗亦农、王一飞。任弼时于3月下旬回到上海似仍参加军委工作。第三、调颜昌颐负责原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保持同各地军委和北伐军、国民联军内中共党组织的联系，并兼外地情报工作。陆缀雯仍任军委交通员。他们也参加了武装起义。军委其他新调人员均投身于起义的准备和组织指挥。
4、中央与上海区特别军委下属组织与主要负责人。经考证特别军委是根据领导指挥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需要设置组织，进行分工。2月24日，周恩来宣布“军委组织……已分配工作，如运输，消息、海军、纠察队、自卫队、特别队等。海军委员会为郭有恒与郭寿生及我每天接洽，各部委都组织军委。”2月26日又决定杭州“军委组织，先由胡公勉、姜学良、（庄）文恭组织。”3月5日特委会议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委会议指挥……紧急时亦、恩、松、独。”即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指挥人：闸北：士炎、顺章。南市：恩来、梅坤，如南市不重要恩来调闸北。梅坤、陆震留南市。浦东：禹夫、中华、良为”。3月11日周恩来提议经特委决定“上总纠察队委员会：顾顺章（书记）、何（侯）镜如（指挥）、徐梅坤（接洽）、袁大实、三工人，共七人。”3月30日周恩来称“弼时每天要去与毛子接谈一次。昌颐要注意外埠消息，一飞亦可抽调出来工作。在军队方面程潜处是（李）富春，何（应钦）处是调胡（公勉）来。闸北有俱乐部，外埠是张，南京每天要有一个人来报告消息。”“纠察队方面，顾顺章作总处指挥……政治部由我担任。”(29)这些均属特别军委成员及有关人员的分工。
综上所述，特别军委的下属组织主要有：海军委员会（负责策动驻沪海军投向革命）；杭州军委（负责策动北伐军东路军尽快进攻上海）；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委员会（负责统一指挥全市工人纠察队、自卫团、别动队等）；上海各区部委军委（负责指挥本区工人纠察队等武装）。
总之，在准备和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及胜利后的两个月里，曾在中央与上海区特别军委机关经常工作的有书记周恩来，委员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罗亦农、王一飞及任弼时。另有主要工作人员徐梅坤、侯镜如、徐（瞿）航安、徐光英、何杰、吴溉之等人。原中央军委日常事务与组织联系仍由颜昌颐负责，陆缀雯仍任军委交通员。
5、值得探讨的武汉“中央军委。”1926年9月11日身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到达汉口。他自称“我率领中共中央军事部的班底到汉口直接应付战争去了。”(30)早在8月初中央军事部负责委员王一飞作为中央军事特派员已先期抵达武汉，9月中旬随北伐军总司令部转赴江西前线。9月27日党中央发信“速调”颜昌颐到上海中央军事部接替王一飞的工作，颜昌颐10月初从长沙抵武汉、11月初才到达上海。据聂荣臻称（十月十日攻克南昌）“我就随先头部队进城。……目的是赶快找到湖北军委并建立军委的办公处所。”“我进城以后……找到一个弄堂叫中和里……就把军委设在这里，和湖北省军委一起办公。”(31)这里的“军委”，显然指中央军委。据欧阳钦自传材料称他于10月调为聂荣臻的助手，不久担任张国焘的秘书。(32)加上8月由张国焘从上海中央军事部派入武昌城内做策应攻城的余洒度、陈东日、武文元等。事实上从1926年9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三个月内，在武汉存在着由张国焘（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主持直接负责北伐军内部与湘、鄂、赣、川、豫等省党的军事工作的中央军事机构（或领导核心）。12月汉口中央特别会议决定“湖北区委兼武汉地委，书记张国焘……军事聂荣臻。”(33)此后，武汉只有湖北区委军委，再无中央的军委。
笔者认为1926年10月至12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门，事实上只有颜昌颐负责日常事务与各地军委保持组织联络，陆缀雯任交通员住秘密机关。而当时中央军委的主体——书记张国焘、负责委员王一飞，以及主要助手聂荣臻、秘书欧阳钦及余洒度等，均在武汉并在武昌中和里设有办事机关。这似乎是当时中央军委根据工作需要分散上海、武汉两处工作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
注释：
①见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139页。
②见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第3页
③见红旗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初稿）第32页。
④见长征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料》第一卷。
⑤⑦⑧(27)(29)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出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档案史料丛编）第69；第439、149、190、283、311页。
⑥(19)见中央档案馆藏《中央文件汇集》1926年第二分册。
⑨见《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第54页。
(10)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③第262、263页。
(11)见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253、254页。
(12)见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黄平《往事回忆》第55页。
(13)见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1月出版《郑超麟回忆录》第113页。
(14)见《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二卷“军队建设”部分。
(15)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①第407、453页。
(16)(17)(33)见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第34；第134；第398页。
(18)见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三册第308页。
(20)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152、153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4页。
(21)(23)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党史资料丛刊》1984年第2辑第34、35页。
(22)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②第309-31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王一飞传略·文存》第145页。
(24)见中央文献出版社《任弼时年谱》第63页。
(25)见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穆欣著《陈赓同志在上海》第70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14页；《郑超麟回忆录》第113页。
(26)(30)见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38页。
(28)见《周恩来年谱》第113页。
(31)见战士出版社出版《聂荣臻回忆录》（上）第53页。
(32)根据笔者所见欧阳钦自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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