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中国近代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蔡元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字鹤卿，号孑民。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清末先后中秀才、举人、进士，授职翰林编修。青年时代，接受进化论的观点，主张教育救国。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开始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倡导民权，委身于中国近代教育，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组织了爱国学社、爱国女校，开始构筑中国资产阶级的教育体制，并进行了大胆的改造和创建，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最具特色的一个人物，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和集大成者。
中国近代学校教育从1840年开始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前思想的酝酿时期，西方的各种思潮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冲撞、相互融合。蔡元培从进化论的思想开始，首先在南洋公学点燃起反封建的“火种”，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改革，在北大包容各种思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思想上的又一次“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思想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也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一、首次在近代新式学校内举起反封建的伟大旗帜，把教育与革命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近代的教育救国思潮有了崭新的内容和形式
1、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近代的中国提出各种救国的口号，蔡元培信奉的是教育救国的思想，并积极地全身心地投入这种思想的实践。在他看来中国要想强大，必须从教育这个根本方面着手培养一大批革新政治的人才，他在1901年4月19日杭州方言学社开学的演讲词中，把教育归为政体改革的关键，以教育开发民智，以达到反对专制的总目标。以教育来培养人高尚的人格，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上达到对社会的整体改造，使人能具有安贫乐道的志趣，独立不惧的精神，在保存固有文化的同时，创立新的文化体系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蔡元培早年挤身于仕途，1892年蔡元培在会试中金榜题名，被录取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这时的蔡元培在科举的仕途上达到最光辉的顶点，当时的户部尚书翁同禾十分赏识蔡元培的才华，不久蔡被授为翰林院吉士，后又升补为翰林院编修。那时的蔡元培真可谓功成名就，又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蔡元培的思想震动较大，《马关条件》的签订他感到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开始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思潮，并潜心于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设施，以寻求救国之道，为直接博览外文书籍，他开始学习日文、英文，对西学达到热烈程度。通过研究他认为要革新政治必须从教育入手，康梁的变法失败后，他总结了失败的教训，认为“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代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注：《蔡元培自传》桂勤编：《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82页。）找到了他的救国之路，也形成了他教育救国的思想，随后他便投身于教育救国的运动中。
1898年秋蔡元培抛弃了世俗所称羡的功名前程。托疾请假南下从事教育，开始了他教育救国的远大抱负。1898年冬他在故乡绍兴被好友徐树兰聘为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开始了当时的新式教育活动。他的做法招致地方顽固势力的忌恨，他不肯向顽固势力妥协辞职而离去，第一次投身于教育便开始革新教育，在新字上下大功夫，以达到改革学校教育体制，加快近代学校教育发展的步伐。
后又到绍兴附近的嵊县的剡山书院任院长，到任就对这个旧式书院充实新学，倡导科学，培养学生兴趣，后因学校经费困难，改革无法进行，他再次辞职。而后又与童亦韩去临安、余杭等地为绍兴的侨农办了一所小学。又在杭州筹划将某书院改为师范学校，因旧势力的反对阻扰，也没有办成。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蔡元培教育救国兴办教育的尝试时期，他感到了办学的困难，了解了当时中国教育的状况，看到了新旧思想斗争的激烈，也坚定了蔡元培的斗志。
2、首次在近代新式学校内举起反封建斗争的伟大旗帜，使教育救国思想有了崭新的内容和形式
1901年夏，蔡元培应上海澄哀学堂总理刘树屏的邀请，“代理一月”。（注：《蔡元培自传》桂勤编：《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83页。）8月他被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教授，南洋公学对蔡元培教育救国思想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公学重在发展普通教育，以上院、中院、下院为主干，又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师范教育，同时继承了早期洋务教育的专门学堂的性质，开设了特班，以培养社会所急需的人才，特班是公学的附属部分，这所学校在当时可谓最新式的学校。
特班开设于1901年，举行了两次招考，共招收高材生42人，他们都是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青年。“拟授以经世之学，而拔其尤，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任当时特班的总教习，除了教课外，他还负责管理学生。在特班他根据学生的特点，采取新的授课方法，规定学生半天学习英文和数学，中间还安排体操课，其余半天留学生自学。他还亲自修订课程供学生选学，规定每个学生阅读课程中每天写出札记，蔡元培每天对学生的札记都进行认真批改。每个月他还给学生做命题作文一篇，也由他自己亲自批改，每天夜里还召集两三个学生谈话，交流学习心得或对当时时局的看法，黄炎培回忆说：“全班四十二人，计每天隔十来日得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注：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建立融洽和谐的新型学校的师生关系。
在课余时间他还教学生如何学习国文，并要求学生讲好普通话，他说：“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注：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组织学生分小组练习演说、辩论，他自己从旁边对学生进行指导。他还劝导学生学习日文，并亲自为学生上课，他说：“今后学人须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事物日在发明，学说日新月异。”（注：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此外他还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提倡民权，开发民智，启发学生关心国家民族大事，“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注：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上述这些做法给当时的南洋公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学校唤发了生机，培植了新式学校的“雏形”，许多成功的尝试为以后的学校所效仿。
这时蔡元培的思想也由改良主义向革命的方向发展。1902年春，他与蒋观云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一个团体，联名东南地区的革命同志，宣传反清活动，这一团体定名为中国教育学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这是一个反清的革命组织。但中国教育学会创办的初衷是为了推进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学会设立了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1902年夏，暑假期间，蔡元培与高梦旦同行去日本游历，这是他第一次出国，在日本东京他遇到了吴稚晖被日本军警逮解出境，他也同吴回国，放弃了预期的游历。
吴稚晖是原南洋公学的教员，因支持学生组织卫学会，提倡师生共同治理学校，被南洋公学校方反对，开除了学生十多人，吴也气愤辞职，并率开除学生赴日学习，学生多想学习陆军，清廷驻日公使不许学生在日学习，吴率学生静坐抗议，日警拘捕吴，后虽释放却限期回国。吴身怀绝命书投河抗议，救起后押送回国，蔡元培则大力营救。
1902年11月14日，南洋公学又爆发了“墨水瓶事件”。公学中院五班学生有人误放墨水瓶于郭振瀛的座位上，郭认为是学生同他过不去，便臭骂学生，把事件猜想到学生伍正钧头上，学校遂布告开除伍正钧，对全班学生记大过一次，五班全体学生不服，找学堂总办汪文藻交涉，要求解退郭振瀛，收回开除记过的成令，总办不允，引起全校公愤，五班全体学生退学，其它各班也开始罢课，并决定全体退学，蔡元培经多方努力也没有任何结果，学生高呼“祖国万岁”离开公学，这次退学人数达145人，揭开了中国近代学校反封建的思潮，当时“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而相率退学，论者谓为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响”（注：《蔡元培自传》桂勤编：《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84页。）蔡元培也向学校提出辞职，随后又积极为学生的学习奔走，联络中国教育学会请示收容退学学生，“墨水瓶事件”拉开了近代新式学校反封建的序幕，蔡元培在当时利用他的影响，支持学生运动促成了首次学生运动的顺利进行，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较大反应。
3、创办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学校——爱国学社
早在1901年冬，蔡元培就同蒋观云、黄宗仰发起准备创建一所女校，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创办女校在社会上有较大阻力，这有悖于封建体制，第一次集会是在蔡元培家中举行，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也到会参加。由于各方阻挠女校到1902年才办成，定名爱国女校，蔡元培创办女校的目的是在使广大妇女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享受应得的教育权，这完全顺应历史的潮流。蔡元培除负责管理学校外，还为许多高材生讲课，他讲授世界各国的革命史，即“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其所谓爱国矣。完全人格，男女一也”。（注：蔡元培：《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东方杂志》第14卷第1号（1917年1月出版）。）
为解决南洋公学退学，蔡元培沿用爱国女校之名，创办了爱国学社，1902年11月26日爱国学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正式开学，蔡元培被推为学社总理，在办社初，经费十分拮据，他的长子身患重病，他也无暇照顾，长子病故他又托朋友办理后事，自己前往南京去筹措经费，他的高尚无私的精神感动着世人。
学社聘吴稚晖任学监，章太炎、蒋维乔同开国文课，蔡元培亲自讲授伦理课，吴稚晖讲授《天演论》，吴丹初任史地课，何海樵、何山渔任体育课教学。教员讲课都是义务性质，生计全靠别的经济来源，不久学社还与当时的革命报《苏报》建立合作关系，蔡元培等还亲自轮流为《苏报》撰稿。学社内倡导民主、自治、自由，学社还收留了响应南洋公学学潮退学的南京江南陆师的学员，蔡元培还通过电报支持杭州求是大学的学潮运动。蔡元培还和章太炎等组织张园演说会，宣传反清活动，“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唯一之革命机关矣。”（注：《蔡元培自传》桂勤编：《蔡元培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84页、第285页。）后《苏报》被清政府查封，爱国学社也因之解散，蔡元培加入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开始着力于革命活动。
爱国学社作为革命的机关，创办时还有它潜在的动机，蔡元培说：“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定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种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注：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55期。）足见他的当时思想的巨变。
二、对北京大学的成功改革，推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现代化
蔡元培在中国近代学校教育最辉煌的成就是对北京大学的成功改革，他的改革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摆脱封建科举的阴影，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的校长，1917年元月4日蔡元培在北大正式任职，也开始了他一生最具建树的高教改革，他根据多年在国内办教育的经验，还把二次游学德法取得的认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从北大的实践出发从根本上、多方面推行改革，顾颉刚回忆说：“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逐步使北大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注：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政协北京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79年9月。）并“着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制度，来代替北京大学那一套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注：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政协北京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79年9月。）
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前，他的许多知心朋友就劝他别去担任此职务，当时的北大太腐朽，如治理不好会毁掉他的名声，但孙中山却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教育”（注：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传记文学》10卷1期，第31页（台湾）。）最终蔡元培还是进了北大。
当时的北大有“仕学院”传统的官僚习气、意识，观念的陈旧、生活作风的腐朽弥漫着校园，进入北大学习的学生都是京官及外官候选，学生进入北大不是为学知识而来，而是为毕业后做官而来，北大被视为科举时代的翰林院，教学质量很低，学生对专任教师皆不欢迎，认真的教员就会遭到学生的反对，一些教师原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却特别大，有的教师不容许在学校内有新思想，部分有钱的教师和学生生活弥烂，是妓院的常客，北大真可谓乌烟瘴气。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从进入北大校园就开始了，“他到校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他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们和学生们大为吃惊。”（注：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政协北京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79年9月。）即倡导他的民主作风，他的民主作风，最“重要的在于他对各种学术、各种思想的兼收并蓄，也在于他确能使学有专长的学者，办事有创造性的干部，在他的领导之下，发挥其才能，施展其抱负。”（注：周恩来：《怀念蔡孑民先生》，《新华时报》（重庆）1943年3月5日。）学校内部的事务他尽量让大家发表各自的意见、提出方法，做到民主办学，还创制了各种会议制度。如：校务会议、教务会议、教授会议。在对待封建专制文化上，蔡元培持批判的态度，以达到改革的根本目的，他认为“孔教不成名词，国教亦不成名词，然则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注：蔡元培：《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490页。）
强调在学校内重学术研究，“到校不久，就向全校发表演说，倡导教育救国论，号召学生们踏踏实实地研究学问，不要追求当官”。（注：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文史资料选编》第3辑，政协北京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1979年9月。）在学校内大力扶植各种学术政治社团，培养学术研究，思想辨论的风气，此外在学校领导体制、学制与课程上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这些使北大的现代化迈出了最坚实有力的一大步。
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营建了中国历史上思想的第二次大繁荣，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辟出一片沃土
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上，出现了一个否定周期，即封建私有制对奴隶公有制的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私有制的否定。每次否定前在思想界都会有一次大的争鸣，从争鸣中为社会的改造和发展提供出思想上的理论前提。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使各种学说和思想在争鸣中得到发展，最终秦国依据法家的学说统一了中国，确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制，汉朝以后儒家思想又被列为“正宗”，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开始走向灭亡，国家向何处发展，许多思想家也开始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从林则徐、张之洞、康有为到孙中山等都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当时的中国封建的“儒教”思想仍然在社会生活中禁锢着人的思想，成为文化的主流，执政者排斥其它思想学说，以达到封建专制的目的，蔡元培却在北大营建了中国历史上思想的第二次大争鸣，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他的“囊括大典”就是“大学是包括各种学问的机关”（注：《国立北京大学校旗图说》，《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下册第357页。）又说：“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注：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56期。）他的这种做法使新思想新文化冲进北大，与原来的旧思想旧文化在较量中壮大，并得于传播。
当时的北大成为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活动的舞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思想上各派并存，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术思想空前的繁荣，白话文与文言文、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等争论不停，在守旧派与革新派的论战中，蔡元培支持革新派，表现了他鲜明的立场。
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也成了当时世界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在中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又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随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北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上的前提，“这些均与蔡先生作校长分不开，要是没有蔡先生这样民主，对待革命事业，对待新思想这样竭尽全力支持的校长，那么北大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贡献。”（注：罗章龙：《追忆蔡孑民校长》，《蔡元培先生纪念集》、蔡建国编，中华书局，1984年。）后来曾担任北大校长的周培源说：“在当时反动派到处防范，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的社会条件下，北大居然能成为荡漾着马克思主义春风的绿洲，这是与蔡元培先生的开明方针和保护态度分不开的。”（注：周培源《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纪念集》第151页。）他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辟出了一片沃土，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在1840年至1919年中国社会变革理论上的营造时期，蔡元培从南洋公学揭开新式学校反对封建的序幕，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在不息的探索中，把教育作为谋求国家富强的关键，在北大构建了黑暗中国黎明前思想上的大争论，掀起了“五四”运动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他的贡献不仅仅在实践中改革封建教育体制，加快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步伐，更重要的是通过学校吸收外来文化，思想的精华，找到了中国发展强大的思想理论，称他为近代孔子也是最贴切的，他“在文化思想及教育上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注：杨亮功：《蔡先生的文化思想及与北大中公的两件事》，台湾《传记文学》31卷2期，1977年8月。）他“永远是站在时代前面的伟大人物。”（注：罗家伦：《传大与崇高》，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说：“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象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注：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人民日报》（海外报），1988年1月9日。）这些都是对蔡元培最确切、真实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