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故事”的文体衍化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书论文,秦汉论文,史书论文,文体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4)02－0163－05
中国古代史书有很多与文学有关的范畴，详细研究它们，对于考察古代文学发生、衍化的轨迹，很有意义。例如“故事”一词，多见于《史记》、《汉书》记载，主要与政治制度有关系。子书中很多“故事”，则是借用以往“旧事”来说理，也具有“故事”的规范意义。再深入考察，这种“故事”还与汉代很多文体的产生有关，尤其是能够体现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孔丛子》的叙事体例一窥全貌。从《孔丛子》的叙事体例看，主要“记言”，而“记言”又以“人”为经，以“事”为纬，从而使得全书近似于《晏子春秋》的风格，故事性非常强，具有“小说”的某种特征。例如“陈惠公大城因起凌阳之台”，记事与问答风格与《晏子春秋》十分相似。今本最后一节“宰我问君子尚辞乎”，孔子答毕宰我之问，又有“孔子曰”，《礼记》则多有此叙事方式[1]。
为了说理的需要，《孔丛子》多引前朝“故事”。这种来源于前朝的“旧事”，具有历史借鉴意义，不仅能够增强说话者的说服力，而且能够增强故事性，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这种由“记言”生发出来的“叙事”体式，是先秦诸子的一种学术惯例。例如《墨子》、《庄子》、《孟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以及汉代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新序》等文献中，都有大量故事性很强的叙事材料。从诸子撰述的“叙事”角度考虑，先秦两汉的“故事”传统，是诸子撰述时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虽然，“故事”本身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其社会功能的扩大，必然影响到处于其中的诸子著作，进而产生特定的“故事”体例。发展到后世，古典文学诗文中“典故”的产生与流行，就与此有关。
一、“故事”本义及其与后世“小说”之关联
先秦两汉子书中的“故事”，与后世文学体裁意义上的“故事”有所差异，与后来的“典故”也不完全一样。按照汉代史书记载，当时之“故事”，主要解释为“旧事”、“旧业”、“先例”。具体说来，《史记》、《汉书》记载“故事”颇多，然其义有别。总略说来，“故事”之义有三，具体如下。
1.旧事，旧业。先秦时期，“故事”主要含义为“旧事”、“旧业”，如《商君书·垦令》：“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及苏秦死，代乃求见燕王，欲袭故事。”此“故事”皆为“旧业”义。
汉初，“故事”逐渐演变为“旧事”。《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述故事”、“长老好故事者”，主要指的是“旧事”，但其中也隐含了“典章制度”的意义，指的是具有真实性的“历史”。从文献保存看，此类“故事”，与后世文体意义上的“故事”，相距尚远。
2.先例，旧日的典章制度。入汉以后，除了“旧事”之义，“故事”主要的意思是“先例”、“典章制度”等，有时候与“旧事”意思极为接近。或指汉代因循已久的定例，如《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问习汉家故事者锺离生。”或指前代法例，如《史记·三王世家》：“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或指前朝延续下来的优良传统，如《汉书·刘向传》：“宣帝循武帝故事，招名儒俊材置左右。”为了一定的社会与政治目的，当朝者也会“自创故事”，以成后世之“法”，如《汉书·公孙弘传》记载：“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先是，汉常以列侯为丞相，唯弘无爵，上于是下诏曰：‘朕嘉先圣之道，开广门路，宣招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丞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先拜相后封侯”。始于公孙弘，后逐渐成为“定例”，故此处云“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汉代“先例”、“典章制度”之义较多，可知当时此类“故事”，主要具有社会、政治功能。从文献保存看，此类“故事”，多与先秦政治、文化传统有关，并且主要作为当时人处理政治、文化问题的借鉴而出现的。这些本来不具有“叙事”意义的“故事”，一般指的是一种“传统”、“精神”、“思想”。后来作为“典故”，出现在叙事文学中，方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资料。据汉代史书记载，王莽之前，汉人多遵循汉家“故事”。王莽复古，即多遵循周公或其前“故事”，如《汉书·王莽传》多处记载：“太后临前殿，亲封拜。安汉公拜前，二子拜后，如周公故事。”“夫有法成易，非圣人者亡法。其令安汉公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时子寻为侍中京兆大君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从之，拜丰为右伯。”
可见，两汉之际，“故事”多被用来指先朝“典章制度”，并且被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这种“制度”、“惯例”，不仅在汉代政治生活中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而且在汉代社会风俗中也成为人所共知的“条令”或“规范”。这为它们在汉代的接受与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为它们在文学文本中转换成“典故”创造了条件。
3.具有后世叙事意义上的“故事”。在“旧事”、“先例”意义基础之上，后世文学体裁之义的“故事”，也开始出现，如《史记·滑稽列传》：“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楯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此“故事”已经具有后世“小说”意义上的“故事”含义。证据是据“褚先生”之语，可以推断，这种与后世文体有关的“故事”，体例与题材主要来源于“外家传语”。并且，此“故事”与“滑稽”并列，称为“故事滑稽之语”，证明此时的“故事”有娱乐功能，故“褚先生”方有“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之说。从这里看，汉代的“故事”，除了严肃意义上的“先例”，还有“滑稽”意义上的“旧事”。前者是“成例”，是文学题材中被引用之“典故”。后者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有情节，开端，有发展，也有高潮。这非常接近后世的“小说”。从“小说”的性质与特征看，此类“故事”亦属“小说”范畴[2]。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类“小说”基础上，逐渐出现了六朝、唐代“传奇”小说的元素。例如《史记·龟策列传》：
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移床，龟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问者曰：“龟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龟，何为辄杀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富。与人议，欲遣去。人教杀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龟见梦曰：“送我水中，无杀吾也。”其家终杀之。杀之后，身死，家不利。人民与君王者异道。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
此“故事”显然是由旧事、典章制度生发出来，具有“小说”意义的“故事”。其“传奇”色彩又使得此类“故事”具有进一步“衍化”、“发展”的趋势。“龟能行气导引”，说明此“故事”与当时的神仙、导引联系起来了。“龟见梦曰”，显然是后世“传奇”小说写法的渊薮。“杀之后，身死，家不利”，这种“报应”说，可能来自于民间信仰或道家思想。诸如此类，融合了多种元素、多种思想的“故事”，已经与此前具有“历史真实性”的“旧事”，或具有“传统”性质的“先例”，产生了很大差异，而与后世具有“小说”性质的“故事”意义非常接近。也就是说，汉代此类“故事”，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叙事”色彩。这是“故事”在汉代的一大变化。
二、“故事”本义在汉代的文体衍化
作为“旧事”之义的“故事”，后来发展成为与“小说”关系密切的文体，而作为“旧例”、“典章制度”之义的“故事”，又有何发展呢？事实上，它们也没有消亡，而是逐渐与汉代应用文体发生了联系。
《汉书·魏相传》：“相明《易经》，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臣相不能悉陈，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此处有三个“故事”，一般皆可解作“旧事”，但最后一个“故事诏书”，“故事”与“诏书”并列，有人解作“皇帝处理旧事的诏书”。但笔者认为，将其理解为“与旧事有关的诏书”，更为可靠。也可以理解为，当初很多“诏书”有解释、说明汉代“旧事”规则的作用，因为当初很多“诏书”的撰写与发布，也是根据“旧事”规则进行操作的。这里有两个证据：第一，皇室行为规范与礼仪，皆有“旧事”可循，如蔡邕《独断》称：“幸者宜幸也。世俗谓幸为侥幸。车驾所至，民臣被其德泽以侥幸，故曰幸也。先帝故事，所至见长吏三老官属亲临轩作乐，赐食皂帛越巾刀佩带。民爵有级数，或赐田租之半，是故谓之幸，皆非其所当必而得之。王仲任曰：‘君子无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春秋传》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当得，故谓之幸。然则人主必慎所幸也。御者进也，凡衣服加于身，饮食入于口，妃妾接于寝，皆曰御。亲爱者皆曰幸。”“先帝故事”以下，又引王充、《春秋传》等语，显然说明“幸”这一行为，是受“先帝故事”、先贤或古代典籍流传下来的道德规范所约束的，是有“旧规”可循的。第二，皇帝与大臣“诏书”，皆依“旧事”而为之，如蔡邕《独断》称：“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官如故事，是为诏书”，可知诏告之制作，皆因循“一定之规”。这种因循“旧事”之作，虽然本来属于官场惯例、制度规定，但长期沿用，亦逐渐成为约定俗成之文。其名称不一，但总属文学范畴，故蔡邕总结云：“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
总之，由蔡邕所言“官如故事”之“制”、“奏”、“策”等分析，汉代很多文体，尤其是应用文体，都有“模范旧事”之事。刘勰《文心雕龙·章表》在蔡邕基础上，又有深入阐发：“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3]
由其中“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分析，这些应用文体，各有“故事”，而“旧例”、“典章制度”，亦融入汉代应用文体中，成为其应用中不可割裂的元素。这种或隐或现的文化元素，融进汉代文学书写的体例之中，就成为汉代文学书写的“传统”和“旧例”。再进一步，就以“典故”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文学体式中。
诸子文学的书写也是如此。例如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等，皆多采前代与本朝“故事”，用以提出适应于汉代社会的道德规范与文化标准。刘向撰写过程中，择取“故事”，必然是“胸有丘壑”，他所遵循的“去取原则”，实际上就是符合“故事”的叙事原则。这也是诸子叙事的一种“传统”与“成例”。推而广之，汉代其他诸子讲论六经与《楚辞》等文学作品，也是遵循“故事”传统。如《汉书》卷六十四：“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侍诏金马门。”其中未必皆属于“叙事”传统，但他们讲论六经，诵读文学，遵循汉代“故事”，没有问题。
汉代诸子与整个汉代文人叙事的这种“故事”传统，起源于先秦，但主要倡导者则是汉武帝。《史记》、《汉书》多有汉武帝“修故事”记载，汉朝历代君主亦有“修武帝故事”之类的文献记载，这说明汉人的“故事”传统，大多源自汉武帝。汉代文人的“叙事传统”，则亦源自汉武帝。汉代诸子对此多有记载，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桓谭《新论·识通》记载：“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为最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4]
桓谭是两汉之际的大学者，与刘歆、扬雄多有交往，其《新论》称汉武帝“模范前圣故事”，当为可信。从这里说来，汉代诸子对汉武帝“模范前圣故事”特别重视，在撰写过程中，他们潜意识里也有“故事”传统的影响。这是汉代文学叙事传统中非常特殊的“集体无意识心理”的体现。
三、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及其文学价值
秦汉子书重在说理，但有时候为了特殊的说理需要，还会借助大量的“叙事”技巧来说明问题。这就使得秦汉子书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子书与史书、文学文本中相同的叙事，在目的与情节上有异同，但子书“叙事”已经具有了某些文学色彩。
由上文看，从单纯的“旧业”、“旧例”到具有叙事色彩的“传说”、“小说”，“故事”的涵义在史书记载中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与之相适应，与史书并行的子书，对“故事”的接受与理解，应该主要集中在“叙事”角度，即子书之“叙述传统”，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故事”的题材与模式。
汉武帝时期是对汉家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历史阶段，故汉家“故事”多因循汉武帝之旧例。如《汉书·王褒传》记载：“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侍诏金马门。”此处之“故事”，显然是“旧例”之义。需要注意的是，“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楚辞》等楚人作品已经进入汉家“故事”，成为汉人文学交流与撰述的主要参考对象。二是“故事”与文学作品联系起来，说明它与“文学”的距离更为接近了，为“叙事”功能的增强奠定了基础。
秦汉子书具有说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的特征，子书采“故事”，必定是为了满足其“叙事”功能的需要，进而达到“说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故事”之真伪与准确性成为次要的事情，而借“故事”来“说理”则上升为主要目的。
笔者认为，《孔丛子·记义》记载的“公父文伯死”事，多见于《国语·鲁语下》、《战国策·赵策》、《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礼记·檀弓下》、《韩诗外传》、刘向《古列女传》与《新序·善谋》等书，但它们记载的人物的名字、口吻与叙事的详略各有侧重，这显然与各书撰述目的不同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子书对“故事”的转述，往往不如史书翔实，大多简化故事情节，甚至一句话将整个故事引出来，而重在由此出发去阐发义理，在阐发道理过程中，有时候还会再引其他“故事”以佐证。史书或其他以“故事”题名的著作则不然，它们非常关注故事的完整性与情节的曲折性，往往重在叙述一个故事，而不关注说理。例如《孔丛子》和《汉武故事》都有“子杀母”故事。
《孔丛子》以“梁人取后妻，后妻杀夫，其子又杀之”一句话就将整个“故事”的主要内容说清楚了，季彦与梁相的对话，重在说理。其中，季彦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还引用了《左传》“文姜与杀鲁桓”故事，但也是简明扼要，毫不复沓。而《汉武故事》则不同，由于该故事重点在塑造汉武帝聪敏过人，故通过“帝疑之”、“帝命问之”、“太子答曰”等关键词，将整个故事叙述得曲折，具有传奇色彩。前者显然属于子书的撰述体例，后者则具有“小说”的性质。但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叙事”技巧。可以说，子书之“叙事”，很大程度上是史书“实录”向文学“虚构”发展的一个关节点。
秦汉子书的“叙事”与史书“故事”有着很大的内在联系，子书之编撰亦与史书“故事”具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以“春秋”题名的子书，更是如此。例如《晏子春秋》中的“故事”与一般的子书相比，更具“小说”性质。《孔丛子·诘墨》“孔子之齐，见景公，公悦之，封之以尼溪”故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故事同时见于《孔丛子》、《墨子》、《晏子春秋》与《史记》，但亦有小殊：
《孔丛子·诘墨》“墨子曰孔子之齐，见景公，公悦之，封之以尼溪”事，《晏子春秋》叙述字数最多，说明特别重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墨子》与此大同小异，且二书叙事结构与表达方式十分接近。如首句《晏子春秋》为：“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夫儒，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5]《墨子·非儒》为：“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6]除了封孔子的地点不同，其余毫无差别。这说明《墨子》作为子书，虽然主要是为了“非儒”说理的需要，但也不是不重视对“故事”的详细介绍，但毕竟还是为了“说理”，有些情节，《晏子春秋》表述比《墨子》繁富，有的文字为《墨子》所无。这说明《晏子春秋》更重视故事的完整性与曲折性，更强调“叙事”。
《孔丛子·诘墨》中，晏子说儒者“倨法而自顺”、“崇丧遂哀”、“其道不可以治国，其学不可以导家”，与《史记·孔子世家》的表达方式极为接近。由于《诘墨》是转述墨家之语，故《史记》的记载，部分可能直接来自儒家的说法。
这个故事中，《墨子》重在“非儒”，《孔丛子》重在“诘墨”，二者对“故事”的叙事不太重视，而是将重点放在说理上。《晏子春秋》重在通过对话塑造孔子与晏子的形象，对故事情节特别重视。《史记》既重视叙事，也重视说理，情节更为完整。
可见，子书虽然重在“说理”，但有时候也非常重视“故事”的叙述技巧，并且为了说理需要，不十分在意故事的真伪。这是后世文学“叙事”进程中“虚构”的先导，也符合文学审美功能的需要。史书虽然重在“实录”，但在“叙事”过程中，为了“说理”需要，有时候会简化不必要的故事情节，这就为子书补充史书的故事“断链”提供了可能。另外，史书中的这种“简化”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为后世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续写、虚构的空间，从而大大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总体上看，这种既不同于史书“实录”，又不完全等同于文学“虚构”，并且主要与史书“故事”有关的撰作特征，基本上算是秦汉子书“叙事”的一个基本传统。
由此，笔者想到一个问题，即古代子书、史书与文学文本中的共同材料，互有同异，与各种文本的撰写目的、叙事需要有很大关系。我们在研究古代文学的时候，一方面不能将各种文本相同的材料单纯地放在一起进行“一锅烩”式的思考；另一方面，也不能刻意夸大它们之间的差异。简单地以孰是孰非、孰真孰伪来界定不同文本中的相同文献，是研究者的大忌。也就是说，后世虽然以“四部分类法”将中国古书分为四类，但其中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书目的分类，未必完全准确。在学术研究中，除了讲究学术方法上的“打通”、“融通”，尤其要重视从更细致的材料入手，从“异”中找到“同”，进而总结其“异”、“同”产生之原因，为学术研究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总之，秦汉子书中大量的“故事”、“旧事”，与汉代史书记载的“故事”有很大内在联系，也是秦汉子书“叙事传统”的典型表现。子书“叙事”体现的与史书不同的学术特征，是后世文学文本“叙事”产生的关节点。一方面，古代文学创作的某些手法与技巧，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中国古代不同文本之间对相同材料取舍、运用时的不平衡发展。另一个方面，中国古代某种文体的产生，可能来源于不同的文学体式；同一种文学体式，有时候也能衍化出不同的文体形式。通过对某一“范畴”的深入研究，以往未知或较少关注的文学样式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完全可以尽可能得以还原。无限夸大“历史还原”的作用，当然不符合辩证法，但以历史事件发生之后不可能“完全还原”而彻底否定“历史还原”的研究价值，同样是学术僵化的表现。
收稿日期：2013－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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