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整合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过程中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转型所蕴含的结构性变迁和社会分化的趋势在客观上提出了新的整合要求，然而这一转型的性质意味着新的社会整合绝不是简单地将各种新的异质性因素吸纳到原有的规范控制体系之中；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的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推进，促发了各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瓦解了原有社会的整合基础，也削弱了原有社会的整合力量，从而引起了社会整合方式及其性质的变化。这就是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的整合形态亦将发生变化。从社会演变的趋向性上把握这一变化，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现阶段面临的整合问题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一、社会整合基础的转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
中国社会转型首先引发了社会整合基础的变化，这是我们把握社会整合性质的关键。这一变化同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的演变及其所表现出的趋向性是紧密相关的。
在原有的社会体系中，政治领域构成了社会整合的基础。这主要表现为政治领域对其他社会领域的直接统辖和支配，政治目标统辖其他一切社会目标，政治价值是评价一切社会行动的根本标准，起到了一种泛化的社会定向的功能。这是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社会各个领域均辐辏于政治领域的轴心，并围绕着它运转。政治与行政系统高度重合，通过建立以行政网络为核心的纵向等级结构体系和控制社会中的各种重要资源，将各种社会组织单位及其成员都纳入到自己支配之下；行政权力作为社会中决定性的支配力量，借助体制的合法渠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主宰了一切重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也成为连接各种社会因素的主要纽带。社会是按照政治的、行政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政治中心（它同时也是目标中心、结构中心、控制中心和资源分配中心）、等级结构和由此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单向依赖，这三方面相互关联的条件构成了社会整合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各种社会因素被自上而下地联系起来，社会行动被统一协调起来。因此，作为整合中心，政治系统的稳定、统一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统一；在这种条件下，一切社会问题也都成了政治问题，社会矛盾也往往通过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这种体制的社会整合实质上是个社会控制问题，即社会整合取决于中心的控制机关有效实现控制目标，并能够及时抑制各种异质性社会因素的出现所可能给既定的社会结构体系带来的危机。
然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推进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全面转型导致了社会整合的基础逐渐发生了变化。改革是以目标转换为先导的，经济目标日益成为社会运行的支配性目标，政治行政系统的目标也日益偏离原有的自我中心定向而指向社会经济领域。对发展目标的强调逐渐取代了对整合目标的强调。这一目标的转换有利于社会经济领域恢复分化状态，特别是随着各项体制改革的深入，促发了各种社会经济力量的出现，加速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分离，包括政治与行政领域的分离，即它们越来越趋于形成由其特定功能所决定的规范体系和运行方式，形成自己的目标体系和运行轴心。进入九十年代后，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和推进，引发了各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动摇并逐渐瓦解着原有的等级结构，改变着各种社会组织单位的性质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新的机会，也扩大了社会交往的范围，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社会资源分配的格局。体制外的社会经济力量在迅速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与社会出现了分离的趋向，而且从改革目标及其趋向性上看，国家将不再直接介入和干涉社会经济活动，行政权力在相对收缩。新的社会关系一开始就脱离体制的束缚、安排而趋于互惠性的交往，社会力量的民间化也日益明显；而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则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其凶猛之势似乎能够将一切都卷入进来、拉下去。毋庸置疑，社会越来越趋于按照社会的、经济的原则而不是政治的原则组织起来，过去被抑制的或被掩盖在其他关系下的社会关系迅速复兴。如农村中的血亲关系、家族主义同家庭经济、乡镇企业结合起来，在一定地区宗族势力也正式登上了社会活动的舞台。亲情关系、基于私人利益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得到强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任何社会组织，面对环境的压力也不得不卷入经济利益的追逐中，即使是社会的政治、行政系统也越来越倾向于通过体制改革、作出调整以满足社会经济领域的不断变化所提出的新的要求。所有这一切变化也意味着社会从政治本位到社会经济本位、从政治原则支配到经济原则支配的转变。这一转变破坏了政治中心的等级结构，改变了社会联系、交往方式，因而也引起了社会整合基础的转移，即社会联系、社会交往的基础逐渐转移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的、经济的纽带越来越成为一种基本力量，从农村到城市它都以自己的方式重组着社会。
当然，这一基础的转移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政治、行政系统不再构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特别是由于中国作为晚发现代化社会和社会的转型背景的特点。但是这种力量的运作方式和目标宗旨无疑在发生变化，即它们必须基于社会经济领域提出的需求而不是仅仅以自身为目标来维持社会的整合。在一段时间内，社会经济领域的基础作用并不意味着它们总是可以凭借自身的力量将各种社会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他们会提出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用政治的、行政的手段及时加以解决，如协调利益、推动制度建设、维持社会秩序、宏观经济调控等等，真正起到一种上层建筑的作用。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社会整合基础的转移，减少了整合领域的压力，增进了社会行动的自由，也扩大了社会包容力，因而有利于更广泛的社会整合。显然，这一新的基础具有不同于前者的特点：第一，它不是表现为某一社会领域对其他领域的直接支配而是以各个领域的功能互补为特点的；第二，它的结构特点不是趋中性的等级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体系，而是以社会个体为单位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由市场结构所决定的多元主体的自由交往，以及民、商法所保障的权利本位的契约关系；第三，由此导致的社会联系模式也不是单向的依赖而是相互依赖。
二、社会整合方式的变化：从等级控制到相互依赖
随着社会整合基础的转移，社会的整合方式和整合的性质也必然发生变化。如前所言，原有的社会整合是一种基于纵向结构、单向依赖的权力关系的等级控制，它借助体制的力量对社会加以横向分割，把社会经济关系转化为行政关系，以维持上层对下层、中心对边缘的有效控制和社会行动的统一和有序性。与之不同，基于社会经济领域的整合，由于其结构特点和社会联系方式的不同，只能依靠社会经济因素的有机结合、各个社会领域的功能互补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它是以社会分化和结构的多元化为前提的。社会单位分工越细、功能越专门化就越是依赖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纽带，并且也就越是需要进行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一整合方式的改变既是社会结构、制度体系变迁的结果，也是出自建设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同中国社会转型所呈现的趋向性是相一致的。下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一步阐明社会整合方式及其性质的变化。
从外在整合到内在整合。这一转变意味着社会的整合状态将主要不是依靠外在的强制力和通过加诸社会之上的等级秩序来维持，而是产生于社会经济因素基于内在需求发生的联系，由相互依赖所达致的结构性的内在契合。从这一角度看，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原有体制力量的削弱，社会结构有着明显的非行政化特征。自上而下的驱动逐渐转变为自下而上的驱动，社会中出现了日渐扩大的自由行动领域，社会交往的范围和效率在不断扩大和提高，社会横向分割和隔离的状态已被打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社区内部的社会经济纽带在不断强化。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影响直接引起了社会联系方式的变革，新的社会需求不断出现，尤其要求将各个企业和不同的经济要素有机地联系起来。社会组织单位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不但有利于组织之间的联系，而且也使组织对所属社区产生广泛的依赖。社会关系也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交往、沟通的渠道也日益增多，社会成员更易于被纳入到广泛的社会网络中。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中国社会原有的离散性，从而减少外在控制的必要性，在新的基础上增加社会整合的深度和广度，实现现代社会的有机整合。
从一元整合到多元整合。等级控制的整合方式就是达到社会的一元状态，与中心保持一致，上行下效，全国一盘棋，因而排斥任何异质性因素和行为的歧异性。这种整合是趋中性的，控制中心垄断了一切重要的社会资源，并能够抑制任何社会主体超越出等级秩序外的活动，实际上社会个体单位也失去了自由社会行动主体的性质。这同改革前中国社会的高度同质性不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基于相互依赖的社会整合则是以多元社会主体和异质性因素的存在为前提的，整合并不抑制多元状态，而是增进多元主体和各种异质性因素的交往、联系，社会个体也不是被全面纳入某种单一的支配关系中，而是由各种单面的角色关系被多元地联系起来。在这方面，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体多元化的趋向在经济领域表现的十分突出。新的因素不断出现，多种成分所有制的并存，相互补充，即繁荣了经济，也为展开广泛的社会竞争创造了条件，而正当的竞争显然是有利于社会整合的。现代法人制度的建立不但保障了社会行动主体的权利，而且有利于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各种性质的民间组织、团体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利于社会的自治和整合，有利于社会交往并增进社会的活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多元整合可以扩大社会的包容力，提高社会的适应能力，而且也是现代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条件。
从刚性整合到弹性整合。刚性整合是以对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及其行为的硬性规范和控制为特征的，由此形成的有序的社会格局往往是以其封闭性为特点。不同身份群体之间很难进行广泛、自由的流动，人们被局限在特定的、狭小的活动空间内，社会秩序的维持时刻离不开自上而下的严密的控制和安排。这种情况随着社会整合基础的改变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复杂社会的整合只能是一种弹性的整合，一种社会过程的整合，整合并不排斥社会的异质性和多元性。在中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换过程中，确立了建立法制社会的目标，一些原有的制度规范逐渐失去了意义，一些限制被冲破，社会急剧的分化瓦解了原有的身份格局，削弱了户籍制度的约束力，人口的社会流动的广泛的展开，各种自发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并且时刻在重组着社会关系，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动显然是有利于社会整合的，因为它扩大了层间交往和社会的横向联系。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的自由。而这显然有助于增进社会结构的弹性，保持社会的活力和必要的张力，从而实现社会内在的有机联系与协调。
社会整合方式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在为社会提供新的前景的同时也必然会引起许多新的问题。
三、社会转型中的整合问题
社会整合基础和方式的变化为更广泛的社会整合提供了契机。但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是原有整合、控制基础的削弱，另一方面是新的整合基础尚不稳定，多元状态并不直接会导致社会整合度的提高；恰恰相反，在一种社会整合形态向另一种整合形态过渡的过程中，社会整合往往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在中国社会的非政治化、非中心化过程中，社会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整合危机。社会整合状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社会整合的问题首先是由社会经济领域的分化和非中心化所引起的；分化又提出了制度化的要求，即要求建立新的制度规范体系，统一、协调各种分化出来的因素；而制度规范的建立和内化又离不开一定的文化支援和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否则这些制度规范就会趋于形式化而难以有效地发挥整合的功能。因此，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察一下中国走向新的整合所面临的问题。
社会分化中的整合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急剧的分化；社会分化虽然为更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提供了基础，但是也打乱了原有的社会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的失序状态，直接危及到社会整合。特别是目前的社会分化不仅是由经济因素促动的，而且也是国家政策（包括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预）的结果，分化的速率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也不一致，因此分化往往造成了新的矛盾。此外，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社会资源流通的渠道尚不畅通，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都会影响到社会整合度的提高。由于旧体制的影响和权力进入社会经济领域，畸形分化的现象也是广泛存在的，加剧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结构性失调，引起了诸多社会问题。这种在转型过程中相对于分化而言整合滞后的特点往往使政府处于两难的困境，影响到其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或者仍用传统的方式消除冲突，强化控制，以维持社会的整合，以权力干预社会的分化进程（如地方保护主义），结果抑制了社会分化或造成畸形分化，反而阻碍了社会走向新的整合；或者不能充分发挥政府特有的功能，把政治问题、行政问题都视为经济问题，各种社会利益矛盾亦往往试图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发展经济和生产力），结果必然会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利益分配上的问题（如分配不公、利益冲突）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个政治问题，能否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领域的稳定。由于社会的政治行政系统同经济领域目前仍缺乏适合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化、法制化的联系模式，权力介入的适当的度往往也就很难把握。因此，社会能否尽快走出整合困境，把冲突降低到最小限度，也取决于分化后制度化、规范化的速率和实际效果。
社会制度层面的整合问题。中国社会的制度规范体系随着社会转型亦处于新旧交替的转变过程中。这一转变的实质就是以国家组织为核心的制度规范体系转变为基于社会经济关系的制度规范体系的过程。一些制度规范失去了效力，社会经济领域的急剧变化要求建立新的行为规则，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然而这方面不利于社会整合的问题是：新的制度体系尚未建立起来或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关系基础而不能够有效地发挥效力，而新旧制度的并存往往导致社会的多重规范或制度矛盾，在社会主体多元化和利益驱动已支配社会运行的情况下，为各种逃避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结果是社会失范、越轨行为的增多，即使越轨本身的界限往往也很难判定；特别是社会经济领域在分化过程中尚无强大的自发的普遍制度化的内在驱力，在离开了原有的等级控制之后，社会行动缺乏共同的游戏规则，影响到正常的社会交往和沟通。此外，社会力量的非中心化和大量的分散的民间力量的出现也为制度层面的整合造成了困难，至少这意味着制度化、规范化的问题决不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地提供一个行动框架这么简单。改革开放后，国家试图通过诸如加强立法的手段来使社会经济的运行规范化，无法可依的现象已得到很大的改变，但有法不依的现象却相当普遍，而且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这种规范化的努力之所以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的原因主要在于：制度规范的外在性，没有长期互动的社会基础，或者尚未实体化为一种制度建制，有形式的规范而缺乏相应的组织机构、程序和沟通渠道，或者由于缺乏文化支援和民间力量的支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的价值观念相冲突，而难以在社会中发挥充分的约束力。
文化价值层面的整合问题。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后，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并且有着明显的功利化的倾向，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文化的发展日趋世俗化，功利性的追求取代了超越性的努力。然而随着原有的政治化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社会也陷入了新的整合困境，信仰的缺失、精神上的迷茫和社会伦理秩序的瓦解。在原有社会体系中，文化价值系统承担着重要的整合控制功能，而现在，文化产品越来越趋于迎合日常休闲、娱乐的需要，成为一种消费品而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整合功能。由于在多元价值之上缺乏更高价值的统摄，社会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共识危机，即使是对同一事件也往往评价不一，观点各异。尤其是由于社会缺乏超越性的、普遍性的文化冲动来支撑社会的制度建设，形成广泛的遵从动机，或能够外在化出一种伦理秩序；当现实的秩序格局尚未确定下来时，泛化的功利主义取向往往容易导致个体行为的理性化和社会的非理性化的矛盾现象，法律被功利地建立起来，往往又被功利目标所破坏。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作用往往也是双重的，如宗族主义，虽然有利于对特定社区的整合，但却不利于它们被整合到一个更大的社会集体中去。原有的价值等级体系虽已解体，但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将一种价值泛化的倾向，如用经济上的价值涵盖其他的社会价值，结果不利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分化并会引起不必要的价值冲突。领域分化意味着一种价值不能代替或者支配另一种价值，这样才能实现多元价值的功能互补，增进社会相互依赖和整合的深度。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分化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赖是整合的基础，但它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制度规范的内化又是以一定的文化价值认同和支援为前提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整合问题实质上是整合形态转换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正确对待社会经济领域中出现的问题，避免畸形整合，从而能及时解决矛盾，为社会在新的基础上实现新的整合创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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