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学风和治史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风论文,史学论文,史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0-2952(2007)06-0111-06
学风是各类学术研究领域健康发展带根本性的问题。它是指有关学术领域研究的基本风格和态度。总体说来，其核心要求为刻苦勤奋、诚实严谨、求真创新，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学术成果。显然，学风包含着怎样做人及怎样为文两方面的丰富内涵，这又延伸到学术道德问题。我们提倡坚持优良学风，追求史学真理，而不追求个人名利，做人治学必须力求真诚、求实、创新三者相统一，这应是学风和学术道德要求的最高境界。据此，治史者一定要具有淡泊、宁静、诚实、寂寞的纯真品格，以及执着、严谨、求真、创新的奋进精神。前者属于一种思想境界，后者乃是一种实干精神。当前在史学研究领域，这种风格和精神较为缺乏，因而有“学风浮躁”、“学术失范”，甚至学术腐败现象发生。京沪两地著名大学的教授著作也出现了剽窃行为，这说明科学这块圣洁的殿堂，也受到社会腐败现象的玷污。学界同仁常为此议论忧虑。而反映在学术成果的发表和出版上，各类史学著作虽然数量猛增，但是存在着东拼西凑，粗制滥造，以及低水平重复现象，而且剽窃制假等伪劣学术产品，也时有出现，突破了学术道德的基本底限。当前，史学论著真正具有求真创新价值的较少。在史学领域中，由于学风浮躁，急功近利，发展为学风不正，史德不纯的个别现象，在任何时期都有可能出现。但今天这种倾向，却具有特殊的时代因素。大家知道，当今社会为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形态，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特点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利润竞争。而市场经济环境恰好给学术产品的商业化提供了机遇，少数学人在低风险成本和高利润收益的诱惑下，选择了迎合市场非正常竞争的投机行为，从而出现了学者商人化的现象，除直接“下海”外，同时出现了上述学风不正及学术失范等伪劣行为。因此，我们对当前的学风和学术道德存在的问题，不能等闲视之。近年来，教育部先后发布《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促进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的规范化，这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但我认为，有关部门还应当为学风建设制定基本的奖惩政策，要有领导地加强对史学队伍的建设，并与学术道德自觉性教育结合起来，而且同时也应重视展开善意的学术批评，才能使历史研究朝着优良学风的道路迈进，从而促进史学研究的蓬勃兴旺发展。优良学风的培养和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在全社会共同营造一个有利于优良学风建设和学术正常发展的良好环境。这里史学研究队伍的自身建设，研究者对学风和学术道德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有一种高度自觉性和自律精神，显得最为重要。
我国古典史家对学风和史德有着较为明确的认识。唐代史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才、学、识”，即所谓“史才三长”说。”①元代文坛“四杰”之一的史家揭傒斯任修辽、金、宋三史总裁官时，针对当时学者争正统而互相攻讦，提出了“修史之德”的“心术”主张。他认为修史“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他毅然“以笔削为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揭氏墓碑文为“一切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辨论(碑文“辨”作“辩”)，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②清代章学诚继承揭氏主张，在《文史通义》中专列《史德》一篇，明确提出“史德”观点，并作了理论上的界定。他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者之心术也”。③章氏正式提出心术即史家的道德品质，这是指史家从事史学研究的主观意图及动机和目的。史家必须心术纯正，才能具有治史的职业道德。这里“史德”应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古典史家主张的秉笔直书，善恶实录，此乃求真务实意识；一是指史家学风严谨，要沉下心来，花深工夫，下大力气，对一切历史事件、制度、人物的阐述评论“律以是非之公”，“以求归于至当”。由此，提出真知灼见，寻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今天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上述优良学风和学术道德精神。中科院院士王梓坤在《科学发现纵横谈》中，也强调德、才、学、识四者对自然科学家的成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还用生动贴切的比喻说：才如战斗队，学为后勤部，识是指挥员，并论述了三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沿此比喻，我认为德乃是军队的军风军纪，以及一往无前的战斗意志和精神，可以视为军魂。应当说，德、才、学、识乃是对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包括史学)基本素质的全面要求，其中“德”，应是史家的灵魂。所以章氏在《史德》篇中反复强调，如果史家没有“史德”，即便再有才、学、识，也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被中科院院士席泽宗极为推崇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研究方法的精华《大学·经》的部分所提八个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讲的做人、为学、治国的大道理。席氏认为“前五个皆属于自我修养部分，为本；后三个属于推己及人部分，为末”。④这八个目标的关系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经传》本来讲的是做人、为学、治国的社会科学，朱熹补写的《释格物、致知》作了极为精彩的解释，从而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了。⑤席泽宗认为，朱熹的丰富深刻发挥，乃是我国传统科学方法发展出现的“奇迹”。而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关键，乃“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即以学者本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为根本。也就是席氏所言，“诚意是最要紧的一关，如意不诚，心不正，那就是小人，是鬼，什么事情也甭做了”。⑥《庄子·德充符》篇有云：“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⑦我想，在时下不可回避的市场利润竞争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中，对治学者来说，此所谓“有德”，应当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和奉献的气质。我们要用史家的生命和良知，以捍卫史学所肩负的尊严和天职，要坚定不移地作一位治史的殉道者。
这里，首先应当认识史学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在史学研究中，无论继承创新或原始创新，都必须有个前提，即真正掌握地上文献资料、地下文物考古资料(近年来发掘很多重要文献资料)、1000多年来前人的研究成果资料，一定要穷尽这三类资料，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推雅取正，从而掌握准确可靠的有关资料，以及前人的真知灼见。这项基础工作，不要说宋以后就是先秦至唐末五代，也要花去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有了这个基础工作，才能进一步探索历史社会各领域的真实内容和客观规律。关于揭示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这一步最困难，因为这是真正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就响亮地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及“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⑧这里所谓“古今之变”和“兴坏之理”，就是指历史发展变化之至理，也即是历史发展规律之意。司马光讲“资治”、“通鉴”，也是指用历史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以指导君主和封建政权的治国实践。章学诚认为，治学(包括治史)贵在“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津之逮。”⑨所谓“能得其所以然”者，指探索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显然也是指历史发展规律。这就是《孟子·离娄(下)》所讲的为学“苟求其故”，及后世学者所强调的“一言一法，必深言所以然之故”；要求“一一从其所以然之故，指示确然不易之理”。⑩这些古典史家和学者的观点，无疑是很卓越的，它对我国古典史学起着积极的影响。但他们由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不可能真正揭示出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今天，我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无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突飞猛进，各个历史研究领域又大为拓宽，才能真正有可能做到科学地阐述历史现象的内在实质，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们知道，即便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历史，要精审地解决历史上和文献中的一切疑难之点，也要求对全部有关资料作汰伪存真的清理，作精辟入微的考证，才能求得可靠的结论。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顾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约举有三：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在“博证”中说：“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11)如果要探索历史规律，当然比单纯考证个别历史事件，更要复杂困难得多。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12)这里恩格斯所讲的，正是根据历史学科的特征，以理论指导，资料搜集，再经过研究实践而得出正确史学创见的全过程。实际上，在历史研究中考证与论述，微观与宏观二者是紧密结合的。微观研究为宏观研究奠定基础，而宏观研究又可以带动和提升微观研究。初治史者，尤其要重视考证和微观研究，因为史学实证性极强，历史研究的正确结论是要在充分掌握和准确解释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再经过理论分析而最后抽象升华出来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毕生没有脱离历史研究，从揭示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这一总目的出发，或是用宏观理论分析的方法(或称逻辑思维的方法)，或是用实证的方法，或把两者结合运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描述了人类历史社会形态的发展趋势，以后在其他著述中，则详尽地阐述了历史发展社会形态更迭的普遍规律，大多表现为主要是理论形态的论述。但马克思在前后共作的7部编年史摘录中，(13)则主要采用的是实证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比如近年来引起东西方学者热烈讨论的马克思晚年所作的最后一部《历史学笔记》，就是宏观理论分析与微观实证相结合的典范历史论著。他从具体历史实际出发，其中共引用了8部欧洲及其相关的当时著名历史学论著，(14)对欧洲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历史做了批判性的论述，并订正或补充了某些被遗漏的重要史实，“通过实证性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和论证”，(15)从而为唯物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认为，无论专著和论文，上乘之作总是严谨史实考证、精审理论分析、抽象升华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三者的完美结合。朱熹说：“有一种人只就皮壳上做工夫，却于理之所以然者，全无知；有一种人思虑向里去，又嫌眼前道理粗，于事物上都不理会”。他认为这两种人“都是偏，故《大学》必欲格物，致知到格物、知至，则表里精粗无不尽”。他又说：“四方八面都见得周匝无遗，是谓之表；无一毫之不尽，是谓之里。”(16)前面讲的“致知”是做学问的过程，“知至”是明白了研究对象的至理，即事物的本质。朱熹认为，无论做哪种学问都必须从表到里，从微观到宏观，全面地把握，才能真正探索到该事物的真谛。史学论著的反复修订，也极端重要，因为准确史料或史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常常是在修改的缜密深思中领悟出来的。这里用得着前辈学者的名言：“半字百推敲，一义千反复”(《启功赘语》第25页)。可以断言，如果不具备实证功底，以及高屋建瓴的理论分析和思辨能力，绝不可能成为一位有成就而杰出的历史学家。还应该注意，治史是研究以往人类社会的所有领域，而以往人类历史的全部内容，不可能被完全记录下来，即便是不完全记录下来的资料，我们再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它。加之每个人的各种条件有别，因而治史者无论如何勤奋努力，即使其史学论著发挥到极致，除去一些具体历史问题外，其他历史观点都只能是相对真理。因而史学的发展，乃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正如朱熹所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17)所有上述历史学的特征，决定了要想对中国史研究做出较大贡献，必须穷尽一生精力，长期下苦功夫，拼搏奋斗，方有可能实现其理想。也就是说，史家毕生都必须在细腻的史实考辨与雄浑的理论分析中纵横驰骋于广阔的历史领域，以求索和升华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之结论。
我国古代著名史家司马迁撰《史记》，先助其父司马谈搜集整理资料，制订体例阶段(前126—109年)，前后共18年。自己发奋撰修(前108—93年)，前后共16年，总共花去34年工夫。(18)这还不算其父为此所作的努力和所付出的心血。实际上，司马迁父子两代人付出了一生的心血，才完成了《史记》的撰写工作。再如，司马光领衔编撰的《资治通鉴》，所参加者刘攽(战国两汉)、刘恕(六朝至隋)、范祖禹(唐迄五代)三人，皆为各段治史名家。他们四人经过19年时间才撰成。(19)如果以一人工力计，则为76年。即使是给正史作较好的校注和集解工作，也需要多年甚至毕生的精力才能完成。如卢弼《三国志集解》，吴士鉴《晋书斠注》，皆穷尽其一生精力而后成。
由于历史科学的各种特性以及对科学研究的严谨要求，这就决定了治史者必须熄灭学术浮躁之火，摒除急功近利之欲，一生在寂寞、宁静、清贫中度过。这里用得着古人总结的一切事业(特别是学术研究)成功的经验：“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20)被认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方法作出“奇迹”般创见(21)的朱熹曾说：“静，便养得根本深固，自可致远”。(22)揭傒斯说：“惟静为能统天下之至动，惟虚为能容天下之至大……君子学成于静，受益于虚”。(23)所谓澹泊、宁静的理念，用古人诗来形容，乃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24)的豁达；是“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25)的超然；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26)的从容；是“石压笋斜出，岸悬花倒生”(27)的执着。总之，澹泊、宁静不是感觉，而是一种思想境界，澹泊、宁静不是心情，而是一种出自内在的理念。当众人在焦急、烦躁、喧嚣中争名夺利，或在灯红酒绿推杯换盏般享受时，我们却应在澹泊、宁静中创造史学之至理。所有这些应是一个治史者必须深刻领会的。这是因为心灵的澹泊宁静，与尘世的名利相争不容，而浮躁急功，又与科学研究的理念相悖，而治史自始至终丝毫离不开宁静与理念。当然，治史也需要激情，但这种激情要沉于心底，形于笔端，蕴于史著。治史者崇高的思想境界，求真务实精神以及对历史科学的执着所产生的爱和激情，以此三项作为理想定力的支撑点，才能真正守住澹泊宁静，为治史而长期过着坐冷板凳的寂寞清贫生活。
朱熹讲读书治学方法时，特别强调静心专一，效果方能显著。他说：“读书须沉潜玩索，究极至处，可也”。又说读书“只是平心定气(与浮躁相反)在这边看。……前辈云‘读书不可不敬’。敬便精专，不走了这心”。他又说：“读书，放宽着心，道理自会出来。若忧愁迫切，道理终无缘得出来”。还说：“读书看义理，须是胸次放开，磊落明决……且放置闲事，不要闲思量。专心去玩味义理，心精，便会熟”。(28)这些都是讲的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真正做到澹泊宁静，学习研究才能大有收获。像南朝大科学家祖冲之子暅之修改其父天文历法著作时，那种“诣微之时，雷庭不能入”(29)的凝神心态。又要像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学书法的那种执着品格。他“尝行见索靖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30)更要像司马光修《通鉴》那样孜孜不倦19年，其《进书表》说：“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臣之精力，尽于此书”(31)那种为治史的牺牲精神。治史虽德、才、识、学四者均重要，而学即勤奋肯下苦功夫当为成功的关键。有人崇拜天才，我比较看重天道酬勤，相信天才识见皆源于勤奋。在所有史学大师中，天赋虽有差异，但勤奋却是共同的。所谓天赋、灵感这种人类思维突发性的创造活动，总是在长期积累和潜思过程中，像火山久蓄的岩浆迸发出来。所以朱熹仅在《读书法上》中，便九次提出，读书治学，“须下死工夫”；“须猛施工夫”；“这工夫须用行思坐想，或将已晓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个晓悟处出”。朱氏借鉴古人经验说：“欧公言：‘作文有三处思量，枕上、路上、厕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此，况求道乎！”又说：读书治学，“须玩味反复，始得。用力深，便见意味长，意味长，便受用牢固”。(32)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指出：“古今之成大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词句)。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词句)。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当作“蓦然回首”)那人正(当作“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词句)。此第三境也”。(33)这里如以治学而言，第一境界指科研理想和追求的远大目标；第二境界指勤奋下苦工夫的长期过程；第三境界指最终达到科研所追求的目标。科研的远大理想，只有付之实践，才能真正达到目的，可见第二境界尤为关键所在。也即朱熹所讲的长期潜心花苦工夫去追求，甚至身体都憔悴消瘦了，才能最后有所成。胡适在总结治学方法时借用古人：“勤、谨、和、缓”四字诀。勤就是下苦功夫；谨就是不苟且，不随意，要求严谨性；和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缓就是不着急，不轻易下结论，不随意发表。你看，他也把“勤”放在第一位。(34)朱、王、胡三位都是我国古代和近现代最有天赋而在文史研究领域成就最大的学者，他们对治学成功的认识，应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总之，不管今后研究手段如何现代化，勤奋都是永远必须的。因为研究手段只能缩短研究过程某些环节的时间，而不能代替创造性思维。而且随着时代的前进，史学研究将越来难度越大，越需要发挥创造性。而创造性思维则是在科研过程中长期积累和思考的结果。朱熹是我国古代一位对经学、易学、哲学、史学、文学、古文字学等都有极高造诣的学者，可以说其著作的质量和数量都堪称一流。他在《观书有感》(一)诗中所咏：“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35)这首诗中所感悟的读书治学成功的深刻体验，虽千古之下，学人都能从中领悟到治学的一切创新识见，都是在心窗八面思绪恢宏的艰苦卓绝地勤奋学习中，才能像清泉一样源源不断地涌出。
中华民族有着特别重视历史的优良传统，其核心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社会等地上和地下历史文献和文物载体，历代相传，从未间断，因而具有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它乃是历代史家、文士和各族人民用泪和血创造和谱写而成的。我们作为这种伟大历史文明传承总结工作的一员，肩负着艰巨而神圣的使命，当然，这也是一种光荣的任务。这种职责对我们提出了严格要求。当今社会充满利润竞争，人间物欲横流，诱惑殊多，治史者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以及求真务实精神。史学创新，特别是第一流的创新，不仅需要才、识、学，更需要心灵的真诚和人格的坚挺。一个有素养的史家，其专业上的素质以及全面的文化学术修养，乃是长期刻苦勤奋而获得的，乃是经过千锤百炼，不断升华，具有较高的自律原则，从而成为一个有优良学风和道德风范的学人。一个明智史家的人生哲理，就是不断奋发地追求历史客观规律，勇于史学创新。人类社会就是在追求真理中，不断地创新，以推进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可以说，这是史家对史学深邃入骨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一种唯一选择。
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永远值得我们去热爱，它是我们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的源泉，它蕴涵着永远探索不尽的社会历史发展真谛。我们凭借此种优势，必须用实际行动撰写出高质量的史学论著，以适应改革开放时代，激发祖国人民自觉地认识和创造历史，自强不息地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不断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为人类历史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又见《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
②《元史》卷181《揭傒斯传》。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附录一《传记》，黄溍《豫章郡公谥文安揭公(傒斯)墓志铭》文略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刘公纯标点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④席泽宗：《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0页。
⑤《朱子语类》卷15《大学二·经下》，卷18《大学五·或问下·传五章》，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⑥席泽宗：《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⑦王夫之著《庄子解·内篇》卷5《德充符》篇，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⑧《汉书》卷62《司马迁传》引《报任少卿书》。
⑨《章学诚·遗书》卷29《又与正甫论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按章氏此处论文，实讲如何做学问，自然包含论史。
⑩席泽宗：《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8页。
(13)克罗茨那纳赫笔记中关于法国和德国的2个编年史；巴黎笔记中关于古罗马的简短编年；1957年1月关于俄国的编年史；1860年6月关于欧洲历史的编年史；1879年《印度史编年稿》；1881—1882年《历史学笔记》。参考于沛《关于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理论思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理论版。
(14)参考中文版《历史学笔记》，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马克思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世界史》(18卷)，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格林的《英国人民史》。
(15)参考于沛《关于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理论思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5月30日理论版。
(16)《朱子语类》卷15《大学二·经下》，卷18《大学五·或问下·传五章》，中华书局1986年版。参考席泽宗《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第三《〈大学〉的格物致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7)朱熹《鹅湖市和陵子寿》诗，见《朱熹集》第1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
(18)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四)附录三《司马迁系年》，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19)参考《宋史》卷336《司马光传》、卷319《刘攽传》、卷444《刘恕传》、卷337《范祖禹传》。
(20)《诸葛亮集》卷1《诫子书》。
(21)参考席泽宗《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22)《朱子语类》卷10《读书法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
(23)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卷9《静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4)《四库全书·子部》，(明)汪砢玉撰《珊瑚纲》卷38，祝允明题(明)画家仇英《大士图》诗句。
(25)(宋)普济：《五灯会元》卷16，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79页。
(26)蘅塘道士编《唐诗三百首》卷4王维《山居秋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7)周本淳校(宋)阮阅编《诗话总龟前集》卷19蒋道士《春日泛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页。
(28)《朱子语类》卷10《读书法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
(29)《南史》卷72《祖冲之传附子暅之传》。
(30)《旧唐书》卷189上《欧阳询传》。
(31)《资治通鉴》后附《进书表》，中华书局1956年版标点本。
(32)《朱子语类》卷10《读书法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
(33)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6页。
(34)参考席泽宗《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35)《朱熹集》第1集《观书有感》(一)，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