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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容易把“第三条道路”混同于一个有广泛社会性的紧密型团体的意识形态等价物。然而，正因为它的这种模糊性，“第三条道路”成了讨论布莱尔主义特征的核心术语。对它来说，要成为一个有号召力的政治共识，必须回答四个关键性问题：“第三条道路”确实与众不同吗？它能够鼓舞人民吗？它除了是一个政府计划，由其倡导者在公民社会中颁布以外，还有别的内涵吗？它能够释放经济潜能以改善福利吗？
对前两个问题我只做简要的论述，因为在最近几个星期里，《新政治家》杂志已经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安东尼·吉登斯在上星期发表的文章对这两个问题给予了最全面的分析。吉登斯反对那些认为“第三条道路”是空洞的或者是向撒切尔主义投降的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第三条道路”已经明确地公开了它的政治改革纲领——这是三个世纪以来对英国政治机器最彻底的重组；同样重要地是，它的风格与以往完全不同。“第三条道路”既不是那种给知识分子留下深刻印象的完善的意识形态，也不是纯粹实用主义的。随着它的启动，它似乎有实验、学习和变革的能力。
“第三条道路”与撒切尔主义的区别在于使公共事业扮演了核心的角色，而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则在于主张公共部门要尽全力与私人和民办部门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它还试图创造一个更世界主义的英国，这个英国更开放，更有能力对付欧洲未来主权的联邦思想。
“第三条道路”要鼓舞人心并不容易。布莱尔政府虽然赢得了广泛支持，但是仍然没有把许多人动员起来，尤其因为它的独树一帜的政纲——为福利而工作和政治改革——不令人鼓舞。北爱尔兰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外，它是“第三条道路”政治运行中最令人鼓舞的例证。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的核心是包容和民主自治政府。参加协议的各方获得了权利，但是只能在承担责任的前提下才能享受权利。持久的改变有赖于协议牢牢扎根于公民社会之中。
斯托蒙特协议指明了形成一个更广泛的、鼓舞人心的号召力的方向，这种力量的基础是自信的和富于创造的英国。这个英国会由于在全球问题、道德问题（如环境问题、和平问题、贫困等）中扮演领导角色而唤起英国人的自豪感。第二个鼓舞人心的因素是加大解决英国贫困问题的力度。人们不需要意识形态，他们只需要理想。
当“第三条道路”开始进入日常生活时，把它与撒切尔主义做一番比较颇有启发性。最初，撒切尔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只限于托利党一派。但是，在1985年煤矿工人大罢工之后，它的影响达到了顶峰，深深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当人们买房、出售股票、设立个人养老金时，他们认同了撒切尔主义的价值。“第三条道路”是否有同样的潜力，从政治转入社会呢？
确实存在着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新一代的社会和公共企业家正在民办和公共部门内崭露头角。他们打破陈规陋习，特立独行，但是对公用事业承担义务。政府似乎对大企业的总经理们更有好感，但是政府在商界的天然支持者是更年轻的、受过更好教育的、更有能力的、更无拘无束的一代，他们正在管理着迅速成长中的中型企业。随着自身的发展，第三条道路将获得更强大的根基，部分原因在于它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国家的作用是帮助人们联合起来自助。这种共同自助的哲学可能对包括福利和工作、养老金和治安、健康和教育在内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在一项政治计划中罗列社会的各个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布莱尔主义已经接受了对它过度干预日常生活的批评。然而，“第三条道路”不可能像撒切尔主义那样深地渗透到社会之中，后者迎合了强烈的自利观念，尤其是在野心勃勃的工薪阶层和伦敦城里的交易商中间得到了强大的反响。而“第三条道路”倡导的是合作的价值，它们与撒切尔主义相比更为松散，而且它提倡的利益更少物质性、组织性和工具性。
在经济学方面，任何政治计划如果没有明确的经济主张就无法长期主导英国政治。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这是社会民主主义达成共识的关键）谋求的是充分发挥经济的作用，并利用所有经济资源。撒切尔主义的大部分政策来自解除对市场的管制和保护私有产权的基本信念。而“第三条道路”则缺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缺少好的经济政策（例如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为福利而工作、税利改革）。只是对“第三条道路”来说，应该更多地表现出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
由于工党在商业领域的新支持者过于变幻不定，因此到目前为止，无法考虑经济的所有权和组织方式这些基本问题。新工党对老工党的决定性胜利，部分是由于它承认市场和私人企业比计划和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公开关于所有制性质的观点要冒引起攻击布莱尔获胜支柱的危险。
然而，如果“第三条道路”要成为居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它必须做的是：解决现代市场经济的组织问题。否则它就不能释放新知识经济的潜能。
在经济方面，肯定只有“第三条道路”有能力发展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诸如知识、思想以及创造力等无形资产与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重要。撒切尔主义不仅留下了市场化了的经济，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无形资产。从7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早期，服务业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生产部门产值的两倍增长到将近五倍。服务业已经占了英国经济的60%，并且在未来10年的时间内有可能接近85%。英国经济正在非物质化。“第三条道路”在政治上杜绝旧的阶级用语，在经济上则必须清除英国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思想。
政府已经在表面上承认了这一点。戈登·布朗关于人力资本的演讲热情洋溢，但是他只是强调教育而不是提供政策的支持。事实上，非物质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种影响提出了经济所有权应该如何配置这样一个被视为禁忌的问题。越来越多的经济价值，从品牌的形象到诸如语音识别这样复杂的技术，都正在通过人类的智力产生出来。我写这篇文章时用的个人电脑，它使用的材料和我那台旧电脑一样，也是用塑料、铝、钢、铜、铁氧化物、硅和金这些材料组成的，然而，由于这些成分的排列组合不同，电脑的能力提高了50倍。这种差别完全是人类的智力和创造力造成的。不过人力资本的核心并不反映在如何拥有和管理公司上。以知识为基础的公司就像合作关系，它们的创立是由于人们对知识的开发程度。它们不像传统的、控制严密的企业，其中股权人拥有财产并授权给董事会和理事会。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过去的20年里决定了经济政策的制定）是：如果一种经济是由汽车和音响这样的交易品的买主和卖主共同构成的，那么强大的私有产权和一个开放的市场就是组织生产和交换的最有效方法。然而，新经济的原料——信息（软件、遗传密码）——不像汽车和音响。它们是公共用品，人们可以同时使用它们而不致损害任何人。最富于创新的经济学研究了这些无形产品和资产发生作用的情况。加州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罗默和新墨西哥州圣达菲学院的布赖恩·阿瑟提出，在新经济中私有产权不可能是组织所有制的最有效办法。
老左派重视工业，新右派重视市场和公司，而“第三条道路”必须重视大学院校之间、大大小小的公司之间以及金融家和企业家之间的网络联系。由于英国新经济部门的脱颖而出，诸如动画制作、多媒体、生物技术和电脑游戏软件等都被网络组织起来，它们带来的不仅是产品和金钱，而且还有思想、信息和人才。加利福尼亚的经济是世界上最生机勃勃的经济，因为它建立在软件、娱乐和国际互联网服务的流动网络之上。
市场靠的是合同。合同可能非常适于物品交换，但是作为一种交换知识和思想的方法却效果不大。公司应该善于吸纳资源和处理问题，但是往往过于等级森严，很难产生新思想。产业上限制过多，因此无法更合理地实施政策，尤其是在数字经济最生机勃勃的地区，在这些地区，计算机技术、电信、娱乐和软件正在连成一体。
举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针对无形经济的对内投资政策将会如何？我们仍然鼓励外国投资建设能够提供几百个工作的新工厂。然而新经济所奉行的将是引进人才和思想、知识和文化的政策。回顾过去，微软在剑桥附近的投资有可能像日本制造业70年代在英国的第一个投资那样意义重大。
新经济还提出了关于我们所尊重的价值以及我们为什么尊重它这样深远的问题。价值正在日益变得模糊和短暂，因此才有了诸如耐克和卡尔文·克莱因这样的遍布全球的品牌。然而，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完全符合我们的决定。如果新经济把这点与对环境的可持续性的不断强调结合在一起，显然就将导致对价值的疑问：价值是什么？它来自何处？我们如何衡量它？
下个世纪的知识经济将利用科学研究浪潮，特别是生物技术和通信技术，使生产力和福利得到很大改善。围绕旧的工业经济建立的法律和机构将受到怀疑。“第三条道路”必须成为这种知识经济的政治接生婆，必须成为一种政治哲学，通过它，新经济在产权、价值、税收、竞争政策和伦理等方面造成的所有紧张和冲突都可以得到解决。撒切尔主义曾经以经济学为开端，走向社会政策。虽然布莱尔是从政治改革和社会政策起步的，但是他必须迈向经济学。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那对“第三条道路”将是致命的。
（本文译自《新政治家》1998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