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传统“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大同思想到共产主义理想
和谐的社会状态是人类古已有之的一种大同社会的理想。从春秋时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直至清末民初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增益，大同思想逐渐丰富和完善。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些思想终归流于空想。在中国，第一次把大同思想由空想变为现实并把它作为最高纲领的是中国共产党，而毛泽东是其杰出代表。
毛泽东深受传统文化中大同思想的影响，早年接受了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以儒家的“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理想。1919年12月，《湖南教育月刊》发表了他所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尽管这篇文章是直接受日本新村主义的影响而作的，但其中一些具体的设计明显带有受《大同书》影响的痕迹。“新村”建设是毛泽东对大同理想的最早探索，他所向往的“新村”是集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的“理想国”：“学生认学校如家庭……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① 在毛泽东的“新村”设想中，劳动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而是表现和实现自己聪明才智的必要方式，是自我实现、自我关照的重要手段。毛泽东的“新村”计划在当时并不能实现，但是“大同”传统奠定了他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为之奋斗终生的感情基础和价值取向。他在肯定大同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又重新设计中国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对学员作报告时指出，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是农工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应该说，这种“天下第一”的新人一直是毛泽东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与中国历史上所有大同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在于，毛泽东把人的塑造看作是革命的主要目标。这种“文武配合”的人才，本是残酷的战争环境所造就，但毛泽东从中领悟到的却是体脑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缩小乃至消失，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正是这种无差别的实现。
毛泽东常常用“大同”一词来表达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②，进而“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③。
在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坚定地确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观。他曾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④ 毛泽东确认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社会理想。同时他还指出，在此后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这个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时代，为了进行与过去时代有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和世界革命的实际尽可能好地结合起来，逐步认识规律性，避免盲目性，并善于从失败和挫折中取得经验，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建成和共产主义的早日实现。
总之，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观，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社会思想的继承，同时又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对此进行了辩证的扬弃，形成了既具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理想。
从“和为贵”到“和平为上”思想
中华民族“和为贵”的思想，是传统“和”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中，“和为贵”思想一直是人们尊崇的道德行为规范、协调人际关系的准则。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和为贵”思想，不可能完全体现人民的利益，而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的“和平为上”思想，继承了中华民族“和为贵”思想之精华，并赋予其新的思想内容，真正体现了人民的利益。
主张广泛的和平。有人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和平史”⑤。毛泽东不这么看。他认为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努力争取和平的历史。各国必须从广泛的领域争取国内和平乃至世界和平。他毕生希望世界和平，多次说过：“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⑥
倡导积极的和平。毛泽东倡导用积极合适的方式和方法推动世界和平。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⑦；“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和平”⑧；“亚非国家要团结起来，保证和平与独立”⑨；“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⑩。尤其应该提及的是，毛泽东长期认为，对新的世界大战，“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11)。
追求公正的和平。毛泽东说：“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12) 对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和政策，毛泽东长期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于核武器的发展，毛泽东在1960年对蒙哥马利就说过，如果原子弹发展起来，许多国家都有了，原子武器战争就打不起来。如果能够禁止核武器，我们很高兴，但是在禁止之前，我们还要搞的。(13) 至于禁止核武器和裁军问题，中国在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1964年10月16日，就公开声明“我们的目的是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14) 主张普遍裁军，反对只让别人裁军而自己扩军备战。他还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关系。
坚信持久的和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思想。他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这次战争为永久和平创造了条件。至于何时达到永久和平？毛泽东认为：“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了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我们的这次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15)
毛泽东的“和平为上”思想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既包括对中国传统“和为贵”思想的继承，又包括老一辈革命家的天才创造；既有“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的整体意识，又有广泛积极、公正持久的和平内涵特色。
从“中庸”到防“左”反右思想
中庸之道是一种代表着“和”思维的方法论和逻辑思想。“中庸”的真旨是寻求最适度、最佳值，反对过与不及，反对偏与倚，它要求中而有节、和而不同、庸而能权。“中庸”意味着一种人生境界：一切依循本性，一切恰到好处，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既不在这一端，也不在那一端，而是恰好在中间。“中庸”思想客观上造成了中国民族心理中的负面影响，即凡事介于是与非之间，缺乏认真的、道德的信念。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庸”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正确透视了其内在本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原理，深刻地揭示出“中庸”思想的二重性：一方面，作为剥削阶级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庸”思想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中主义”(16)，“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方法论”(17)；另一方面，它又有可取之处，这个思想的确“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18)。正如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写给张闻天的信中所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思想，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19) 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作两条战线斗争”，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毛泽东进而用现代观念对“过”与“不及”的实质作出了新的解释：一个是急躁冒进，形成“左”倾；一个是顽固守旧，形成右倾。由于“中庸”的本意是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所以，毛泽东便从中引申出“过犹不及”这一传统命题的现实意义“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20)。他进一步指出：“‘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的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21) 在这里，毛泽东批判地吸收了儒家“中庸”思想的合理成份，强调在党内应该正视左、右倾错误的危害，为此必须在党内防止这两种错误倾向。
抗战前夕，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22) 在解放战争的土改运动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反对党内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他还进一步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23) 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在党内防“左”反右。1953年6月，他亲自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逐步的、渐进的过程，“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完全过渡完”。
毛泽东的防“左”反右思想，融入了中国古代“中庸”思想的进步成分。应该说，毛泽东吸收了它的形式，注入了新的内容，是对之进行批判性的和转换性的改造之后而加以继承和发展的。
从“和合”到民族团结、祖国和平统一思想
“和合”两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各自单独出现。“和”原意是声音相应的意思；“合”是指上下嘴唇合拢的意思。以后“和”演化出和平、和睦、和谐等意；“合”演化出结合、联合、融合、符合、合理等意，都有指事物的联系组合之意。春秋时期，“和合”两字开始连用。除了强调团结、协作、和谐的意思外，“和合”更有向心、凝聚、抱团的含义。“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独创。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的民族团结、祖国和平统一思想，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和合”思想之精华，并赋予其新的内涵。
民族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根本原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结合我国的历史条件和民族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和合”思想，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
历史的教训一再证明，没有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不可能赶走帝国主义，解放整个中华民族。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加强调民族团结对于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24)
毛泽东将民族团结对象分成三个层次：（1）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团结。（2）中华民族整体的团结，即“全民族团结”。（3）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即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内外各民族干部的团结，特别是各民族主要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反复论述了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25)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26)
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上。首先，毛泽东把民族问题上的两种错误倾向，即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解决的公式：“从民族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我们各民族间进一步团结。”(27) 即使在处理个别具有敌我性质的事件时，对多数参与的群众也应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以处理。其次，毛泽东强调“商量办事”的方法。为了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重大问题，坚持同他们协商，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商量妥了再作决定。其三，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提出并制定了一整套有别于汉族地区的民族工作方针、政策，以此指导民族地区的工作。
毛泽东一直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毛泽东就有用和平方式探求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并将其付诸实践。毛泽东于1950年3月11日致电张治中，说，“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指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工作）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28) 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张治中，“同意”张“来京面叙”这方面的工作。(29)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我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展开，毛泽东将和平解放台湾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方式提上议事日程。1955年，毛泽东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他首先以1955年3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透露出信息，主张召开有关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4月，毛泽东在周恩来参加印尼万隆会议行前指示：“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的可能。”(30)
1956年后，毛泽东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还明确提出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以及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1）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中国政府充分理解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早日与家人团聚的心情和愿望，他们可以同大陆的亲友通讯，可以回到大陆省亲会友，各级人民政府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便和协助。（2）既往不咎、立功受奖。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论先后，不论任何人，也不论过去犯有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予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位置。台湾只要与美国绝断关系，可以派代表回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但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3）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4）和平解放、互不破坏。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民族团结、祖国和平统一的思想既是对传统“和合”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它的丰富与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和合”思想的创造性的运用与发展。
注释：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
②③(2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第1476页，第1268页。
④(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第535页。
⑤李巨廉《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⑥⑩(11)(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第130页，第341页，第378—379页。
⑦⑧⑨(15) 《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第168页，第242页，第9—12页。
(13)(14)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页，第430—431页。
(16)(17)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页，第330页。
(18)(19)(20)(2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第145—146页，第145页，第146—147页。
(22)(2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页，第278页。
(24)(27) 《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团结》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第163页。
(2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29) 王永钦《中国结——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30)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2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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