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及其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日本论文,经验教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日本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经验教训
日本“扩大内需”的过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政策背景是应对日元升值和日益激化的国际贸易“摩擦”。
这一阶段的日本“内需扩大”有四个特点：一是主要针对中长期发展过程的矛盾，从战略层次提出构想。1987年，日本经济企画厅明确提出了“从外需依存向内需主导转换的战略”。二是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推进调整。1988年，通产省提出了“构筑内需型产业结构”的设想，特别强调对新型内需型产业给予政策支柱。三是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生活质量为主要的政策切入点，提出了“建设和完备国民生活环境”的设想。四是对前景抱有较乐观的预期。当时政府和民间普遍都对经济前景抱有乐观预期，几乎没有人相信衰退会真的到来。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在扩大内需的同时采取了鼓励过剩资本向海外投资的政策。
一般评价，日本这一阶段扩大内需的政策是不成功的，实际上既未起到平衡贸易赤字的作用，也未能化解当时已经高度累积的“泡沫经济”成分。1989年，为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改善财政状况而开征的消费税更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努力。
90年代初期至今是日本扩大内需的第二阶段，主要政策背景是应对经济衰退。这一阶段的国民经济增长情况呈现为衰退——虚假复苏——再衰退的特征（详见下表）。
表1 日本9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情况表
年份1990年1991年1992年1993年 1994年
比上年增长(%) 5.63.1 0.4
0.2 0.5
年份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比上年增长(%) 2.3 3.9 -0.6-2.5
资料来源：《经济白皮书》，1996～1998年，日本经济企画厅编。
从上表可见，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1991～1996年和1997年迄今的两个过程。
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中的“泡沫”成分破灭，衰退急速显现。国民经济年增长率从1990年的5.6%急剧下滑到1993年的0.2%。后在政府的干预下，于1996年恢复到3.9%。 这一过程的政策作用呈现为五个特点：一是主动“捅破”泡沫，但引发了始料未及的急剧衰退。1990 年8月，日本银行及银行准备金利率从5.25%提高到6%。 但此举一下子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银行暴露出大量不良资产，房地产、股票等投机市场出现连续暴跌。衰退就此开始。二是基本判断失误，政策摇摆不定。在整个90年代初、中期，由于世界经济和周边环境仍处于快速增长时期，再加上过分迷信过去抵御危机的经验，日本政策制定部门并不真正相信日本经济已经走入低谷，认为“泡沫经济”破灭所带来的损害只是暂时的现象。这种认识最终导致了1997年初的政策严重失误。三是财政性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成为抵御衰退的主导力量。1990～1993年，日本的公共设施建设投资增长率分别为4.6%、7.2%、16.6%和12.2%；1995年为10%（1994年政策动摇，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下降为-1%）。四是“特别减税”的效果明显。1994年实行了针对个人所得税的4.5 万亿日元“特别减税”（即当年一次性）政策。这一政策从1995年起又改为3.5万亿日元的永久减税和每年2万亿日元“特别减税”。五是利率政策几乎失效。1995年，日本全国银行平均年贷款利率由1990年的7.68%陆续下降到2.71%，但1990年到1994年间的企业设备投资仍持续低迷，增长率分别为11.3%、2.7%、－0.7%、－10.5%、－3.5%，到1995 年才回复到5.1%；在此期间， 民间储蓄未见受到明显影响， 1991 年到1995年的存款余额分别增长2.6%、0.1%、1.5%、2.5%和3.1%。
1997年至1998年，日本扩大内需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判断严重失误到被动纠正的重大反复过程。1997年初，各界普遍对经济回升持乐观看法。在此判断基础上，政府推出了“重建财政优先”的政策体系。1997年3月，“特别减税”政策被停止执行，消费税由3%提高到5%， 收入增长和消费受到政策抑制；与此同时，由“财政审议会”提出的削减养老金数额、退休年龄由60岁推迟到65岁、削减国民医疗保险负担的医药费份额等政策也使社会支出预期严重恶化。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当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从上年的3.9 %骤降到－0.6%，出现了战后的第二次负增长。
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剧，防止衰退已是刻不容缓，日本不得不对“重建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调整，冻结《财政结构改造法》，再次推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措施包括继续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削减以个人所得为税基的多种税赋；向老人和儿童发放购买食品等物的购物券；冻结医疗改革方案；企业法人税分3年从46%减到40 %。1999年初，日本在1998年通过的补充预算额合计已达到破记录的82万亿日元，其中1998年底前已落实的扩大内需预算就达40万亿日元。但由于世界形势的动荡和1997年错误政策的影响，1998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仍惯性下滑至－2.5%。
二、日本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启示
1.依靠降息来增加货币供给和刺激需求的政策作用有限 根据日本的经验，结合我国从1996年以来连续7次降低利率的效果看， 西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认为最为灵敏的利率杠杆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失效。目前，日本银行居民储蓄的年利率只有0.2%左右， 已到了无息可降的地步，但并未能将民间存款有效地动员起来。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不能忽视：一是东方民族的道德观认为财富的积累是一种“善”，而负债是一种“非善”的行为。二是利率杠杆在“通胀”和“通缩”背景下的作用可能存在明显差异。“通胀”背景下，收紧货币供给时比较容易迫使人们选择储蓄；但在“通缩”背景下，货币供给增加或储蓄的机会收益减少都并不构成对人们经济行为的“硬”约束。不仅如此，连续大规模降息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人们对前景看“淡”的预期，增加对信贷消费中利率风险的预期。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利率下调对消费者的影响作用已经略显钝化，新的政策目标应该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
2.扩大投资需求的财政政策要防止陷入债务扩张的陷阱 日本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投入始终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扩大。1991年到1996年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企业设备投资几乎没有形成任何正相关关系，而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从1990年的10.6%大幅提高到了1996年的28%，国债发行额从7.2 万亿日元增加到21万亿日元，当年国债余额达241万亿日元。 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实际上，1997年推出“财政平衡优先”政策，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为了避免不断积累的潜在财政危机风险。财政政策的反周期调节在我国还是新事物，我们有必要吸取日本的教训。“通缩”是多方面社会经济矛盾激化的反应。政府不应把多方面的矛盾焦点过度集中到自己身上，其中要特别注重防止把财政资金投入从短中期过程拖入到中长期过程，从启动投资需求的带头者、引导者地位拖至主力军地位。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财政扩张陷入债务扩张“陷阱”，防止可能由此导致的财政困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实现与社会投资的有效连接，关键是财政资金要尽可能多地投入到有效提高其他主体投资收益的方面，而不是其本身能提供多少增长支持和就业岗位。
3.对多重政策目标要有审时度势的权衡取舍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财政状况一直较差。1990年一般性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为65.1 %（当年美国同指标为55.5%，欧洲各国平均为59.8%），1996年和1997年这一指标上升到88.8%和95.4%。日本社会的“老龄化”趋势更使财政负担雪上加霜。节支增收以改善财政状况和实施扩张财政以避免衰退的“两难”选择，导致了日本扩大内需政策的长期摇摆不定。相互矛盾的多重政策目标造成了“政策失效”。从我国的情况看，不仅财政平衡与供求平衡的政策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而且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实际上也形成了对即期消费的抑制。当然，我国迫切需要在多重选择目标中有所取舍。由于供求失衡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暂缓某些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目标的改革或政策可能已属必要。
4.阶段性的“特别减税”做法有参考价值 税收政策历来被认为是相对稳定的。但日本在扩大内需时采取的一些灵活多样的财税政策有重要借鉴意义。其中，一次性的“特别减税”可被视为是一种具有政策手段创新意义的举措。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尽管由个人直接缴纳的税种不多，但适度运用“特别减税”政策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其中，可重点考虑明确设定购房支出可折抵所得税应税收入的期限。
从日本的经验看，社会消费对税收杠杆的灵敏度相当高。1989年和1997年两次消费税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补充社会保障基金不足，但都导致了对消费的明显抑制。从我国的情况看，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任务更为紧迫。尽管我国从收入环节收取比消费环节收取可能较为有利，但仍然有必要寻求对消费及收入预期负面影响较小的实施途径。另一方面，消费对税收的高敏感度也具有二面性。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3.9%， 原因之一就是当年国会通过法案，1997年消费税提高两个百分点，由此强烈刺激人们“突击消费”。当前，有必要评价对银行存款利息征收所得税对促进消费的正面影响。
5.加大对新型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思路具有积极意义
1998年以来，日本再次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遇到两个问题：一是传统的基础设施已经趋于饱和，继续追加投入可能会面临实际收益急剧下降的局面；二是传统基础设施还面临着“替代效应”对政策效果的抵消问题，如高速公路对铁路的替代、桥梁对港口和船运的替代等。最近一些学者建议，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从传统领域转向公众信息网络等新领域。一方面，这一领域的资本容纳余地要广阔得多；另一方面，这一领域的发展不仅可以为社会技术进步提供极大的便利条件，而且更容易引起社会投资需求的扩大。这一思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我国也有必要对基础设施的传统领域和新领域进行经济性评价，财政投入也可考虑转向大规模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6.扩大内需应纳入中长期战略，并加强对生产领域的调整 日本在提出扩大内需之初是着眼于战略转折和结构调整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具有远见的认识并未真正得以贯彻。其后来的政策之所以日益陷入被动，原因之一也在于坐失了主动实现转折的良机。我国目前面临的供求失衡并非只是短期性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研究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有必要注意到三个重要背景。一是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的生产领域已经摆脱了“瓶颈”地位，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方面。二是从供求关系看，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错位，是导致供求失衡的重要原因，生产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促进内需扩大的关键因素之一。三是作为大国经济，在扩大内需过程中我们才能有进一步参与国际竞争、抵御国际市场风险和不断获取更大国际比较利益的雄厚基础和条件。因此，对我国扩大内需的研究，也应立足于战略高度和中长期过程，重视对国民经济体系的全方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