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及其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稿本论文,甲午论文,价值论文,日记论文,张荫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4)01-0120-08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为止，学术界对近代人物张荫桓的研究显得十分薄弱，究其原因，除了人们对张氏与晚清政局的重要关系缺乏应有的认识外，相关资料的零星分散乃至缺乏可能也是客观因素。近10余年，随着张荫桓戊戌日记等新材料的披露，学者们围绕张氏与清季内政外交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王贵忱：《张荫桓其人其著》（载《学术研究》1993年第6期）、《张荫桓戊戌日记后记》（载《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苏晨：《张荫桓与戊戌变法之谜》（载《东方文化》1994年第3期）、《张荫桓与戊戌英德借款》（载《学术研究》1994年第6期）；李吉奎：《张荫桓与戊戌变法》（收入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马忠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收入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黄遵宪、张荫桓关系考论》（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等。），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位“甲午至戊戌间之幕后大人物”（注：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64页。）所发挥的特殊影响和作用。
最近我们在整理张荫桓日记的过程中，对分藏各处的张荫桓甲午日记未刊稿进行了搜集和整理（注：在查询和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罗久蓉先生、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教授、南京博物院徐湖平院长、凌波女士、常熟博物馆钱濬馆长及朱育礼先生均提供了热忱的帮助，谨此特致谢意。）。这部分日记虽然数量不多，内容却十分重要，对研究甲午战争前后政局以及对日议和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日记稿本的基本情况
张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张氏早年放弃科举，投身洋务活动，由捐班进入仕途。光绪十二年（1886年）任清政府驻美国、西班牙（当时称日斯巴弥亚）和秘鲁三国公使，光绪十六年（1890年）回国，以太仆寺卿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光绪十八年（1892年）官至户部左侍郎。光绪二十年（1894年）底奉命与湖南巡抚邵友濂一起前往广岛议和。在戊戌变法中，张氏支持仿效西方进行改革，并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政变发生后，被革职发配新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重修旧怨，下令将张荫桓处死。
张荫桓虽出身捐班，却才华横溢，工诗词，富收藏，有《铁画楼诗文稿》（六卷）、《铁画楼诗续钞》（又称《荷戈集》，两卷）传世。有关张荫桓的著述情况，王贵忱先生曾经撰文予以全面的介绍（注：参见王贵忱：《张荫桓其人其著》，《学术研究》1993年第6期。）。张氏日记，除了他担任驻美、西、秘三国公使期间所写的《三洲日记》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在北京刊行外，目前已影印出版或见诸著录的稿本只有王贵忱先生收藏的戊戌日记（注：该日记经整理标点后曾连载于《广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4期和1988年第1、2期。1999年王贵忱先生对释文重新修订，由澳门尚志书社影印出版。）和分藏于海峡两岸有关机构的甲午日记。本文将主要介绍三种甲午日记稿本的基本情况。
现存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分别藏于常熟博物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院三处，共四册，仍是残稿。原稿均用作者自印绿格竹纸稿纸所写，半页八行，版心有“铁画楼”三字，与王贵忱先生所藏戊戌日记手稿完全相同。
常熟博物馆收藏一册，时间起于光绪二十年甲午正月初一日（1894年2月6日），止于二月三十日（1894年4月6日），连续两个月没有中断，相对比较完整。据常熟翁同龢纪念馆原馆长朱育礼先生言，这册日记为近人俞仲久（名炳恒，江苏常熟人）所捐献。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两册：一册起自光绪二十年三月初一（1895年4月7日），止于五月初一（1895年6月4日），其中三月初四日及初五日部分内容缺损；另一册起自七月初一（8月1日），止于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其中七月初五至初八、七月二十日部分损毁。其中第一册首页附有康有为的题记：
呜呼！此吾邑张樵野尚书甲午札记也。尚书既以戊戌党祸抄没戍新疆，庚子以谏用拳匪惨戮。此册经如劫流于外，张君有楣以记中有誉我语，因赠我。中多记□□事，关涉颇大，若朝章国故尤夥，足与常熟日记参考。若夫生死患难文酒过从之感，追思萦欷。天游。
“天游”是康有为晚年的别号。从题记可知这部分日记是由张有楣（此人事迹不详）赠送给康氏的。日记中提到的“常熟日记”应指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记》（翁同龢为江苏常熟人），康于1927年3月在青岛逝世，故康氏写此题记当在1925～1927年之间。另外，在第二册的最后一页，钤有收藏机构的印章，表明“来源”是“康先生”，时间是“1968.11.5”。笔者推断，此“康先生”应该是旅台的康有为之孙康保延先生。可见，这两册日记应是康氏后人捐献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
南京博物院收藏一册，起于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六日（1894年11月23日），止于十二月三十日（1895年1月25日），连续无中断。这册原稿也是常熟俞仲久的旧藏，上世纪60年代捐献给国家。该册后附曹菊生跋，对收藏经过记述较详：
张荫桓甲午（清光绪二十年）日记，一九五六年常熟俞君仲久所赠，时在得马建忠东渡日记之后数月，而所记事则在马记前数月，二书均为有关中日战争之记载，同时获得，亦巧矣。稿封面题“甲午日记”，但无署款，俞君谓出荫桓手笔，而稿之来源不明，经细审其内容、字迹，确为荫桓遗墨无疑。记始自甲午十月二十六日，时以户部侍郎入直总署，中日战争方殷，颇多与外人交往。及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旨与邵友濂赴日议和则记自京至上海行程，至翌年元旦放洋止，惜以下未再继续。张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曾出使美、日、秘等国，后因与康有为交，谪戍新疆，未及赐缳，于庚子年论斩戍所。著有《三洲日记》行世。此为未刊稿，虽为断简，然吉光片羽，颇有史料价值，足供史学界参考之用。而俞君化私为公之精神可感，并书此以表谢意。一九六零年三月，曹菊生记，钱海岳书。（注：据朱育礼先生言，“曹菊生曾为书贾，解放初苏南文管会到常熟接收土改散落出来的图书，因虞邑图书大部分入藏南图，曹亦随之供职。后又多次回乡收购图书，得赵氏旧山楼书目，文革中卒于家乡。”）
现存四册甲午日记稿本虽非全璧，内容却十分重要，所记除日常交往和例行公事外，也涉及宫廷动态，特别是涉及甲午战争后期的议和活动，因而具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日记中对康有为的记载
张荫桓甲午日记中涉及的人物比较多，其中有几条有关康有为的记载，这对研究康、张二人的早期关系显得很有意义。
张荫桓和康有为的关系问题是戊戌维新研究中的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戊戌政变后，逃抵香港的康有为在对记者谈话时声称，“在维新计划中，张荫桓与他没有什么联系。他是赞成改革的，但是并没有起积极的推动改革的作用”（注：《中国的危机》，《戊戌变法》丛刊（三），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510页。）。在自编年谱中，康氏亦称“张樵野之万里军流，亦为吾夜宿一言”，“实文悌妄指为之”，辩称张荫桓政变后被流放与自己无关，完全是御史文悌的无端陷害（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第46、62页。）。其实，戊戌年张、康关系密切，当时人皆共知，似非文悌虚言。尽管现在很难从康有为的著述中直接找到他曾得到张荫桓的支持的证据，但在戊戌变法期间康之急速进用与张荫桓的暗中活动有直接关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从张氏戊戌日记中也多少有迹象可寻。然而，戊戌前二人的交往很少有直接的材料。政变后梁鼎芬在《康有为事实》中称：“康有为既中进士，欲得状元，日求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之遍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皆以其无行斥之；不得状元，尚欲得翰林，又托张荫桓送关节于阅卷大臣礼部右侍郎李公文田。”（注：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6页。）科举考试中的请托现象在当时可谓司空见惯，张荫桓能为康到处运动，说明二人私交已不寻常。康是在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恩科会试中进士的，此前一年甲午科会试中则名落孙山。有关康氏甲午年在京情况，其自编年谱甲午年记云：“二月十二日与卓如同入京会试，寓盛祭酒伯熙邸。……既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寓。五月六日下车伤足遂南归。”（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24页。）其中毫无涉及与张荫桓的交往。不过，张氏甲午日记中却有记载。
二月二十九日（4月4日）客春从未看桃花，甚以为憾，西山花繁，又苦无游山之暇，或言法源寺桃花尚盛，凌闰台遂约餐僧饭，至则桃花将尽矣。寺僧领导游观，指院中井水，言此泉本苦，上年大雨后化苦为甘，莫非我佛功德云。座客有康长素，深入法海，谈禅不倦，不图城市中有此清凉世界。晚宿山舅寓庐，长素、闰台夜话将曙。
三月二十四日（4月29日）申正返寓。康长素、梁小山、梁卓如已来，检埃及各图与观，诧叹欲绝。长素屡言谋国自强，而中外形势惜未透辟，席间不免呶呶，此才竟不易得，宜调护之。
日记中提到的凌闰台即凌福彭，粤籍人士，时任军机章京；山舅系张氏之舅李宗岱，字山农。上述记载真实地说明了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康、梁已经具有关注外部世界的认识倾向，也说明在关注和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他们与张荫桓志趣相投。不过，张氏却对康有所褒贬，认为他虽“屡言谋国自强”，却对中外形势的了解不甚透辟；但同时又十分欣赏康的才华，称“此才竟不易得，宜调护之”，流露出坦然的爱才之心。前引康氏题记中所谓“有誉我语”当指此言。正因为如此器重康有为的才华，所以才会有戊戌年不遗余力支持康有为的种种举动，这是研究康张关系时不可忽视之处。四月十九日（5月23日）日记又记：“返寓后，长素来谈，山舅在寓，相与抵掌。”四月二十七日（5月31日）亦记：“长素因山舅觥筵大醉，逾夕始醒。前日相过，询其拚醉之故，为诗调，昨来寓，夜谈甚畅，酒力微矣。”这些看起来十分平淡的记载，似乎说明不了关键的问题，却能反映出康张之间不同寻常的私人关系。难怪从事戊戌变法史研究的黄彰健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看到这些记载时，便认定张荫桓属于“康党无疑”（注：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年，第80页。），这种论断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有关朝局及议和活动
甲午日记中史料价值最重要的应该是有关朝局和对日议和的相关内容，有些记述可以称得上是局外人难以知晓的内幕秘密。
甲午战争爆发后，户部尚书翁同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和一批科道官员，极力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对于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以及北洋大臣李鸿章求稳避战的主张提出批评，以至于慈禧与光绪皇帝在对形势的判断上也产生了分歧。身为总理衙门大臣的张荫桓并没有公开卷入这场争论，一方面他与李鸿章函电往来频繁，一直密切关注着朝鲜事态的发展（注：参见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五，页十八。），另一方面又与翁同龢手书交驰，将总理衙门得到的最新消息透露给翁氏（注：《张荫桓致翁同龢函》，《近代史资料》总28号，1963年，第70页。）。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清廷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朝局出现甲申后前所未有的动荡。面对这一切，张荫桓表现得十分谨慎，他对朝中大臣空言争辩而不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感到失望，同时，也提出一些建议供当轴参考。其日记中对这些情况即有所反映：
七月十八日（8月18日）辰正诣枢廷阅电报。平壤诸军被困，略如牙山。高阳愤甚，谓须予合肥处分并请谕旨明发，诸公咸有辨论，至于军事如何补救盖略略也。高阳谓仍当责之合肥，促令设法，诸公默然。余语庆邸、青相曰：此时机局，平壤得失不可知，须派威望重兵择平壤后路能守之地屯重兵相持，但令能制敌骄，不急进取，略舒兵气乃可从容整顿以图大举，须就陆路设粮台，另设分局转运，不宜太写意矣。邸、相均谓然，能否照行，未可知也。
七月十九日（8月19日）午初至总署，适北洋电述昨日大东沟海军战状，当令抄送枢中，会议散矣，仍令补送枢堂，因阅筹饷电旨，遂赴户部。涂访翁大农，病矣。北洋海军战状抄电交其阍人转呈，未及加封，殊疏略。
七月二十一日（8月21日）枢中有会议，辰刻赴之。庆邸疏请督兵九连城防堵，奏带桂祥、沙克都、怀塔布两都护，不识能邀谕允否？今日颐年有宣召，庆邸先往祗竢，未到枢中，常熟亦因病未至达，枢中今日公阅之件无多，电旨四道早已定稿。青老为言礼邸亦奉颐年之召，内监传谕，礼邸召见后同事始能散，高阳以奏片稿既定，遂行。余与子斋、柳门亦同出。余有大东沟、鸭绿江口筑炮垒之议，告青相，能否施行，未可知也。……访常熟一谈。常熟已能起坐，浮热未退耳。
七月二十三日（8月23日）户部直日，总署、三库并奏事。寅正到班，蒙召见，逾二刻。询户部筹饷事甚详，复谕以昨日太后懿旨发内帑银三百万，部库亦可周转。谨奏言：臣等不能妥筹巨款，重累慈圣颁发内帑，臣心诚所不安，他日库储稍裕，总当筹缴如数。奉谕：此时可不汲汲于此。复缕陈平壤军情、海军战状，上颔之。
日记中高阳，指李鸿藻；合肥，指李鸿章；庆邸指庆亲王奕劻；青相，指张之万；翁大农，指翁同龢；礼邸，指礼亲王世铎；颐年，指颐年殿，当时慈禧常在该殿东暖阁召见大臣，这里代指太后；子斋、柳门为敬信和汪鸣銮的字。上述记载中李鸿藻对李鸿章的指斥，光绪帝对慈禧拨发内帑助战所表现出的漠然，以及中枢机构的涣散状态，都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清廷内部状况。
1894年9月平壤之战清军失利，被迫退守鸭绿江，朝鲜全境为日军所占，形势日益恶化。慈禧开始出而问政，接连召见礼王、庆王商议办法。八月二十八日（9月27日）又召见军机大臣及翁同龢、李鸿藻，经商议决定派翁秘密前往天津，面告李鸿章与俄国公使喀西尼接晤，重叙“共保朝鲜”的承诺，希望俄国介入调停，但没有结果（注：参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2732～2736页。）。时局如此，在廷臣的呼吁下，慈禧只好重新起用闲居十年的恭亲王奕訢主持大局。奕訢复出后，秉承慈禧旨意积极谋求列强出面调停，设法及早停止战争。尽管主战人士纷纷进言痛斥议和之非，并极力抨击枢臣和李鸿章的“误国”，对当局积极努力的议和活动表现得异常愤怒，然而，随着日军渡过鸭绿江，九连城大败，金州、旅顺口告警，京城内外人心惶惶，主战派已经无计可施。恭亲王等开始致电各驻外使臣，加快寻求谋和之路。十月驻美公使杨儒来电，报告美国政府有意在中日间充当调停者。十月初六（11月2日）恭王与美国公使田贝会晤，就中日停战谈判问题交换意见，从此长期主持总理衙门日常事务、以办理交涉见长的张荫桓自然进入了新的决策圈，成为参预议和活动的重要人物。十月十二日（11月8日）经慈禧同意，张荫桓带着军机处“密寄”和恭亲王的书信赴天津与李鸿章密商议和办法，李、张商洽后认为，日本政府“欲中国自与商办而不愿西人干预”，但“目下彼方志得气盈，若遽由我特派大员往商，转虑为彼所轻”（注：姚锡光撰：《东方兵事记略》，《中日战争》丛刊（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79页。），于是决定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派遣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D.Detring)前往日本先探虚实。十九日（11月15日）张荫桓返京后，美国的调解活动已有眉目，张荫桓奉命与田贝随时保持联系，及时将获得的消息迅速转达给军机大臣孙毓汶。有学者指出：“和议之起，发自太后，恭亲王主持于外廷，枢臣则孙毓汶、徐用仪（皆兼总署），总署大臣则户部侍郎张荫桓，皆为策划奔走之重要人物。而张荫桓尤为活跃。”（注：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l997年，第128页。）从张氏日记看，这一结论十分准确。
不过，在议和问题上，不仅枢臣们意见相左，光绪帝与慈禧也存在着分歧。在恭王主持下依靠美国进行调解的活动虽然正在展开，但翁同龢与光绪皇帝却仍然寄希望于汉纳根编练新军（注：汉纳根，德国人，德璀琳之婿。甲午战争期间曾向办理北洋行营支应事宜的盛宣怀及胡燏棻建议编练新式陆军，盛、胡于1894年10月25日向总理衙门条陈编练新军计划，并附上汉纳根的《节略》，计划引起翁同龢等主战人士的兴趣，在光绪帝的支持下，11月29日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大臣在总理衙门传询汉纳根有关练兵事宜，由于荣禄、李鸿藻的反对，以及李鸿章的暗中抵制，胡燏棻的退缩，这一计划最终搁浅。详见谢俊美：《汉纳根与甲午中日战争》，收入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戚其章：《〈翁同龢文献〉与甲午战争研究》，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十一月初六日枢廷决定再次派张荫桓前往天津与李鸿章商议有关议和的具体问题时，光绪帝却对他另有嘱托。张氏日记云：
十一月初七日己卯（12月3日）晴。寅正睡醒，闻叩门声匆急，门子传言皇上召见，窃疑传宣不实，俄而奏事处苏拉纷来，遂亟易衣进内，趋直庐询枢廷，均不知何事。卯正三刻入见，承询：“逐日进内否？”奏言：“随恭亲王往军机处会议，逐日须到，惟昨日未到。”上询敌情及汉纳根练兵事，谨奏保山农舅氏，以曾在烟台教练有效，所延教习亦识德国人，问涂已经似非熟手不办，可以力保，但以舅甥之亲不便具指。上言：“此时何可避嫌？尔即与恭亲王商之。”又及户部筹饷事，以借款多就绪而汇路极难，京津之间安能兑汇数千万银子，此事甚费踌躇，上颔之。遂退出，往奉宸苑晤恭邸，未竟其词。内监又传宣太后召见，与恭亲王同入，巳初候恭邸，遂往军机处。余以步行难艰，先诣德昌门外相候。巳初二刻，恭邸乘二人肩舆来，亦至德昌门外，偕余步行至五间房。恭邸重叩余今日上谕究有何事，余言并无隐瞒之语，顷已详言之矣。候至巳正，太后先召恭邸，约四刻。续召余，均在仪銮殿东里间。内监褰帘，余入，跪安毕，趋跪御案旁地上，太后谆谕赏垫，遂回就垫，叩头谢。太后谕再往天津一行，谨奉旨并将往津应商之语奏陈一遍，太后以为然，并谕以曾商诸皇上，可无须请训，但当轻骑减从速行。跪对二刻，遂退出。遇总署章京，言田贝订两点半钟会晤，余诺之，急赴军机处，将本日两宫召对之事缕述，独□礼邸，言保荐，众谓易事，礼邸唯唯。恭邸邀余至署共饭，少顷莱山（孙毓汶——引者注）、庆邸、柳门、子斋并到，同晤田贝，恭邸属余明早仍进内请起，勿遽首涂。莱山到余寓，详商因应之法，余就所见告之。
这段记述颇可玩味。枢廷决定派张往天津前，皇帝突然宣召其入内，并提及汉纳根练兵之事，可见皇帝对和议心存不愿；恭亲王反复询问张氏“今日上谕究有何事”，也是惟恐帝后意见隔阂，易起矛盾。慈禧召见张氏后，面授机宜，令再往天津一行，并告以“曾商诸皇上，可无须请训”，亦足见太后已有独断之意。张荫桓则荐贤不避亲，乘势向皇帝举荐舅父李宗岱参预练兵事宜。如此丰富的信息，也只有在当事人的日记中才能见到。
次日，按照恭王的建议，张荫桓再次请见太后，却没有向皇帝“请训”。张氏日记云：
十一月初八日（12月4日）晴。辰初往军机处，恭邸、莱山、小云（徐用仪——引者注）邀余同诣仪銮殿请起，已而太后召见，各有所陈，仍承谕速行，奏对毕，即跪安，出至五间房，军机诸公亦有起。余将部事托翁大农，莱山属语礼邸昨保山舅，并托礼邸代于上前奏明起程日期，咸承见诺。恭邸赴署中饭，余不及追陪，返寓检行李，候车辆雇备。未正二刻出朝阳门。
两天后张荫桓到达天津。十一月初十（12月6日）日记云：“申初抵津，晤傅相（李鸿章——引者注），传述懿旨，傅相为之零涕，复将莱山属商之事询明，傅相即电总署。阁抄报恭邸补授军机大臣，从此办事无隔阂矣。”在十月军机处大调整之后，恭王又被任命负责军机处，这有助于保证太后旨意的顺利贯彻，也意味着翁同龢、李鸿藻在枢中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制约。张氏所谓“从此办事无隔阂”之语，表明此时他完全赞同和支持慈禧、恭王主导的议和政策。对于光绪帝仍旧寄希望的汉纳根练兵之事，张荫桓与李鸿章则一致认为并非切实可行。其日记云：
十一月十一日（12月7日）巳正，傅相约汉纳根、胡云眉来商买枪炮事，……傅相留敬如，兼约云眉晚饫西馔。席间询傅相汉纳根练兵事，傅相言云眉向不知兵，又升转在迩，岂合以此相累？至汉纳根，虽有才而不易驾驭，不图内间抚番至此。饭后总署电促余回京，当缓，俟明日德璀琳回津询明敌情乃返，又与傅相详论一遍，亥正睡。
十一月十二日（12月8日）饭后汉纳根来，面呈所拟练兵办法及上督办军务处章启，内多赘言。余告以练此大军本系创举，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若不予尔兵权，尔亦难教练，此中分际尚费斟酌。汉纳根言现招洋员百人，如其到津可令先练营哨千人，将来分教各营梗有武□，余颔之。告以枪炮价回京即拨，汉纳根称谢而去。晡后德璀琳来，傅相与谈良久，邀余共语，德以中道转回为愠，然亦略言大意也。傅相留晚饭，德以急须发电写信辞去。余与傅相对食，华洋酒馔杂陈，转不能饱。饭后傅相手书上恭邸密启，交余带去，津笺三纸，傅相作小行楷甚工，且不错漏，宜享高寿也。写毕缄封，傅相即睡。余阅云眉与汉纳根辨驳各件，复云眉一书，亦即就枕。
以上日记中胡云眉即胡燏棻，当时他已受命留驻天津办理东征粮台，故有“升转在迩”之说。李、张认为汉纳根“虽有才而不易驾驭”，既然“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均持反对意见。张氏在等候德璀琳回津，了解一些日方有关议和的信息后，带着李鸿章给恭王的密信返回北京。此时，在京诸公早已等待不及。张日记云：
十一月十五日（12月11日）卯初起，少食即行。……未初到寓。苏拉来言恭邸四点钟赴署晤英使，饬往。确询总办，无耗。俄而柳门来，言恭邸今日不进署，余迳诣之，将合肥傅相书面呈，复谈良久。归途访莱山，阍人谓莱翁在余寓相候，迨返寓，莱山又不果来，贻书约明早朝直庐相见。
十一月十六日（12月12日）寅正趋直，蒙召见，亟诣西苑门。奏事处司员犹絮絮，索补膳牌，不解也。及入见，承询赴津情形，北洋手书恭邸已呈览，遂就书中之意敬陈其略。上复询汉纳根练兵事，当就津门所闻以对，上颔之，随谕在外稍候，恐太后要见，又奉谕明早仍进来，谨唯唯。退出枢府，诸公约至枢中订复田贝书，尚未属稿，枢中日行之事尚烦，少顷内监传宣太后召见枢臣及余。莱山方起草不休，告恭邸以属内监奏明办事毕即趋召，恭邸摇手曰：“我无此胆量。”遂迳诣五间房坐候。余本无枢中事，亦即先往，行至德昌门外师傅直庐，常熟尚书在座，遂就谈借款事。少顷政府诸公亦到，遂同往五间房。巳初太后召余独对，约二刻。旋召枢臣，余仍在五间房候之。同到枢中将复田贝书口授，莱山起草，别缮进呈，余乃归寓。
在美国公使的调停下，经与李鸿章商议，清廷准备派遣官员前往谈判，于是出现张、邵东渡广岛议和之事。张日记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0日）记：“午后赴署，蒙恩赏加尚书衔，奉派赴倭议款，署湘抚邵小村同役，当属顾康民代拟谢摺。旋访莱山，谓出特简非枢中所拟云。颇讶昨日署中会商时绝不询及，遽奉使命，诚非所堪。”这次差事出于“特简”，当然主要是慈禧的意见了，也可见她对张荫桓的高度信任，赏尚书衔一则可视为对日本所做的姿态，表示清廷对谈判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有笼络张氏之意。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21日）张记：“寅正诣直庐，蒙上召见，略奏陈力小任重之意，上许以随时电报请旨，并谕诣太后宫听起，遂退出，在散秩大臣朝房稍憩。辰正初刻诣蹈和门，候至午初二刻，太后御养性殿，召对约二刻，承谕款议不谐即返，仍备战。又及美员投效事，奏对毕，遂退，返寓将未初矣。”张荫桓临危受命，得到光绪和慈禧的再次召见，“随时电报请旨”和“款议不谐，仍备战”的许诺，多少减轻了张氏内心所承受的压力。
然而，张荫桓还未启程，朝中又发生了御史安维峻上书事件。据翁同龢记，十二月初二日（12月28日）安维峻上封奏，“请杀李鸿章，劾枢臣无状，而最悖谬者谓和议皇太后旨意，李莲英左右之，并有皇太后归政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764页。）。光绪震怒，将安革职发往军台。安摺对慈禧刺激甚大。初十日（1月5日）张荫桓临行前请训，其日记云：
寅初起，诣直庐候。召对，上意如前，奉饬跪安，即诣养性殿听起。遂趋蹈和门，
□□至奏事处稍憩。奏事总管为备食，甚丰。食未半，恭邸来，巳初太后召，与恭邸同见。
□□太后谕及安维峻一疏，垂泪不止，恭邸亦哭。而于宗社大计，恭邸未澈陈，余虽言之，然有泰山鸿毛之判矣。太后饬缮密旨交余，以备彼族要求持以相示。恭邸承旨办理并奏明，约余至枢中相候。跪对六刻，恭邸无倦容，起跪甚便利，余则两手踞地，犹不能起，就垫旁跪安，徐步出至奏事处，略坐，随往枢中。莱翁拟旨进呈，致小云粘封交余带出，委顿几不可支，返寓补睡。晡后诣恭邸拜辞，不见。
次日，孙毓汶来话别，据张云：“所论甚切，当谆以奠安宗社为勖，又以余眷属在京允为照料，其情可感。”十二日（1月7日）张荫桓出京，十五日（1月10日）午初抵津，会晤李鸿章，“中日交际之事，傅相知无不言。”十六日（1月11日）离开大沽，乘船南下，十八日（1月13日）晚六点抵达上海，与已在那里的邵友濂（小村）会合，准备东渡（注：有关张荫桓、邵友濂广岛议和的情况，可参见季平子：《甲午战争后期的议和活动》，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戚其章：《论张、邵东渡与日本广岛拒使》，载《齐鲁学刊》1989年第5期。）。
对于研究甲午战争期间的清廷朝局及对日议和情况而言，张荫桓的日记所能提供的材料是很有限的，但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所留下的原始记录却使研究者可以更细致地体察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内幕，从而更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这也正是日记文献价值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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