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兴科教”才能“科教兴国”——对“科教兴国”战略实现途径及对策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教兴国论文,科教论文,对策论文,途径论文,国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教兴国”，无疑是一个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伟大战略，也是顺应当代知识经济发展的科学决策和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科教兴国”战略就是依靠科学和教育来实现振兴中华的百年大计。然而，在理解和贯彻这一战略方针时，人们往往只是强调了经济振兴对于科教的依靠，却忽视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就是科教依靠谁，谁来兴科教？以及怎样才能真正实现“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根据中外经验和逻辑规律，正确的答案应当是：只有“国兴科教”，才能“科教兴国”。
一、 “科教兴国”战略是适应当代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们所以选择和确立“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说到底，是由科学和教育事业在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的地位、功能和作用所决定的。在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特别是知识经济的孕育、形成和发展，以及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功能和影响，更促使我们坚定不移地选择和确立“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
知识经济，是指以现代知识不断更新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成为经济增长主导因素的现代经济。在知识经济的主要特点及发展规律中，都渗透和蕴含着依靠科学和教育振兴经济的客观要求，即“科教兴国”的必然要求。
一是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由于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增量的主导要素，从而要求我们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科学和教育实现经济振兴。也就是说，知识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以现代知识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的第一生产力，而且表现为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和主要源泉。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高度评价过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甚至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把它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当时看到的欧洲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的贡献率，也只有15%左右，还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在现在的欧洲经济增长或经济增量中，以知识为基础的科技贡献率，已经高达50%～70%，美国则达到80%，超过了其他经济增量因素的比重，从而成为经济增量中的主导因素和主要源泉。我国1993年到1996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34%～42%，说明我国“知识经济”发展也已有了较大的潜力和较好的前景。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说，“已经初见端倪”。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依靠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增量的快速增长，逐步缩小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尽快赶上知识经济发展的历史脚步。
二是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由于知识不断更新，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并成为经济增量的主导产业，从而要求我们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科学和教育来实现经济振兴。也就是说，知识经济的特点之二，就是以现代知识不断更新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例如，美国于1977年至1984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2.9%， 而其中以现代知识为基础的高技术工业的年增长率则高达26.7%，高技术工业销售额高达6052亿美元。据美国有关人士介绍说，现在美国的计算机及软盘技术所形成的新的微软技术产业，其市场价值已大于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总和，5000家软件公司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名列前茅的500家世界大公司。 如果再加上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贡献，“知识经济”时代的这一特点，就更为显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依靠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才能有高新技术的发明和创造，才能有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才能有主要依靠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的高经济增长。
三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由于智力劳动或高智能劳动对体力劳动的广泛代替和高效运作，从而要求我们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科学和教育来实现经济振兴。也就是说，知识经济的特点之三，就是智力劳动或高智能劳动对体力劳动的广泛代替及高效运作。据测算，在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机械化初期，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消耗比例是9∶1；在中等机械化程度下，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消耗比例是6∶4；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全自动化条件下，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消耗比例， 则由初期的9∶1变为现在的1∶9。从社会劳动结构的变化来看， 在经济发达国家中，工业经济时代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占劳动者的80%，而知识经济时代则不到20%，从事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人员则占80%。从这些换位变化中，深刻反映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科技进步因素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功能和作用，也显示了“知识经济”发展的新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依靠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才能适应近代社会生产力中劳动结构的新变化，并根据我国国情实现智力劳动或高智能劳动对体力劳动的广泛代替和高效运作，从而有利于知识经济的规律性发展。
四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由于知识资本已经成为经济资源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从而要求我们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科学和教育来实现经济振兴。也就是说，知识经济的特点之四，就是知识资本成为经济资源诸要素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在传统的近代工业经济中，各种物资资源要素、资金资本要素和一般劳动力要素，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在知识经济发展中，这些要素虽然仍不可少，但知识资本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仅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要素，而且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就知识资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说，在高新技术发达国家，已占到20%以上，其中R&D经费占3%～5%， 科学技术和其他知识传播占15%～17%，总计在18%～22%之间，而资金资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则小于20%。
在这种情况下，要培育、开发、应用和发展知识资本资源，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依靠科学和教育来实现经济振兴。
五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由于高技术产业在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并成为评价一个国家知识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从而要求我们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科学和教育来实现经济振兴。也就是说，知识经济的特点之五，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并占有相当比重。过去，评价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高度和质量，往往是看工业总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大小，以及在出口产品总额中工业品所占比重大小，现在则不同。1994年美国高技术产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30%，英国是20%，而我国则是8%； 美国高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是48.6%，英国是38.8%，而我国则是8.4%。 高技术产业在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中占有的比重，既是知识经济发展不同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评价知识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依靠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才能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才能提高高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而提高知识经济的发展程度，以此实现经济振兴。
综上所述，制定和实施“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是适应当代知识经济发展的科学决策和必然选择。可以说，要“兴国”，就得靠“科教”，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发展中，除此而外，别无选择。
二、“国兴科教”是实现“科教兴国”的根本途径
在实施“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过程中，所以还要强调“国兴科教”，是因为“国兴科教”是“科教兴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根本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国兴科教”，才能“科教兴国”。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科学和教育事业的振兴和发达，“科教兴国”就会成为一句时髦的空话，至多也只能是较低层次或现状意义上的“科教兴国”而已。具体来说，在实施“科教兴国”伟大战略过程中，所以强调还要“国兴科教”，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因为在“科教兴国”的战略中，本来就蕴含着“国兴科教”的内在要求。“科教兴国”，正确地说，是通过科教的振兴来兴国，不是被动地依靠现状性科学和教育来兴国，而是主动地依靠未来性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来兴国。所以，在“科教兴国”的战略中，本来就蕴含着“国兴科教”的内在要求，即对科学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由于科学和教育事业是国家的重要事业，发展和管理科教事业又是国家的基本职能，所以，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的主体是国家，也只能主要依靠政府行为来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即“国兴科教”。
二是因为以教育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始终都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根据经济学原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因和源泉。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主要“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资本论》第3卷，第97页）。由于人类社会基础经济制度变革所引起的劳动的社会性质的变化，并不是时刻进行的，而社会内部的大规模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变革也不是时刻发生的，所以，“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作为一个经常性的变动要素，也就成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源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制度的每次重大变革，总是伴随着生产力的重大发展所引发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运动而发生的；而生产力的重大发展，又主要是由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发展而引起的。正是在这个根本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 人们应当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作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纵观历史，奴隶时代古罗马的辉煌，封建时代中国的唐宋盛世，都与当时教育和科技进步程度息息相关。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分割。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中，以教育为基础的科学技术，则成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和最首要的源泉。所以要培育、开发和利用这个源泉，就必须“国兴科教”。
三是因为以教育为基础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强大杠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虽然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经常性重要源泉，但就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时代，基本上还属于常规式发展。这是因为，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的生产工具，农业生产仍是长期使用锄、镰、锨、镢和犁、耙、耧、车传统工具，手工业仍然是长期使用锤子、斧头、锯子、手推磨和手纺车等手工工具。由此所决定的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质量，基本上也处在常规发展状态。而近代科学技术升级换代的重大变革，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几千年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常规状态，从而成为近代人类社会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的深层动因。
18世纪下半叶，由于蒸气机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机械劳动不断代替了手工操作，从而使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 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人类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可以说，近代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引发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超常规跳跃式经济发展。
19世纪下半叶， 由于电力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在这以后的又一个100年中，全世界工业总产值又比蒸气机时代增长了20倍。可以说， 近代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100年所创造的工业生产力， 又相当于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的20倍，从而引发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二次更大幅度的超常规跳跃式经济发展。
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以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生物工程、海洋开发、新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革命，以及相应新产业群的兴起，仅就工业发达国家而言，战后20多年生产的产值，已经超过200 多年生产的总和。也就是说，仅第三次技术革命初期的20年就已经相当于第一次和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20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目前， 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与本世纪初相比，已经增长了近20倍，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质量最高的一次超常规跳跃式经济发展。而在这个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巨大杠杆，则是以教育为基础的科学技术进步和革命。
四是因为以教育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将是导致比过去更加超越常规的巨变式经济发展的深层动因。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具有过去一切传统技术不可比拟的创造力和巨大功能。例如，仅生物技术中一个作物秸杆分解转化技术，如果能够获得成功和全面应用，至少可以供应世界现在10倍以上人口的生存需求，农业种植技术中，如果全世界都能达到亩产玉米1667公斤（荷兰）、小麦599公斤、水稻556公斤（澳大利亚）的水平，就整个世界而言，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也不存在人类的粮食危机问题；据专家测算，海洋能为人类提供食物的水产品，为陆地种植物的1000倍，而目前的利用率只有1%。随着海洋开发技术的发展， 将会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新的环境和条件；地球上每年接受的太阳能，大约是所有已知煤、石油、天然气、铀物质能量总和的10倍，相当于世界上人类能源年耗量的115000倍，而且是一种无污染、不需开采和运输的能源。随着太阳能等能源技术的发展，将为人类提供更多的能源来源。此例，只是高新技术前沿领域中挂一漏万的例子。就总体而言，高新科学技术给人类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变化，将是巨大的突变性变化，有些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变化。
五是因为只有依靠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才能迎接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发展的挑战。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挑战，也就是以教育为基础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首先是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是依靠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并由此延缓着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所创造的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及其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才能真正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效防止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的“西化”和“分化”图谋，以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红旗落地”、制度演变、国家解体、经济滑坡的历史悲剧的重演。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挑战。经济发达国家，主要是依靠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实力的增长，才能维持经济发达国家的世界地位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夺；发展中国家，也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而且是超常规跳跃式经济增长，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就中国自身来说，还同时伴随着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挑战。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平均占有量大部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新增人口一年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1500万人口），而可耕地每年又减少400万亩，使国计民生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因此， 必须依靠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超常规经济发展，才有可能使生存得到有效保障，使发展得到圆满实现。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就同一国家来说，还蕴含着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挑战。在我国同一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哪个地区依靠科技进步取得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哪个地区也就能够兴旺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群众，增加一方财力，多做一方贡献，从而强化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如果说“国兴科教”是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内在要求和根本途径，而“科教兴国”又是实现“国兴科教”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联互动、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的辩证发展关系。所以，正确地理解和处理“国兴科教”与“科教兴国”的关系，则是催发我国知识经济到来，实现兴国大计的关键所在。
三、实现“国兴科教”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以上述及，由于“国兴科教”是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的内在要求和根本途径，所以，实现“国兴科教”，也在一定的意义和范围上体现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实现。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国兴科教”就等于“科教兴国”。从而，“科教兴国”的基本思路或战略指导思想及对策，基本上也就是“国兴科教”的基本思路或战略指导思想及对策。然而，由于“国兴科教”与“科教兴国”毕竟又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蕴含着不同的内容要求，强调着不同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要实现“国兴科教”，必须研究和确立符合科学教育发展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科学思路和有效对策。就基本思路和对策而言，至少有以下诸点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一是在科教发展的哲学指导上，要有一个思想的大解放。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证明，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或制约着改革开放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由于“科教兴国”及其所要求的“国兴科教”，是在知识经济到来与挑战的国际大环境下提出的新问题、新国情、新命题、新思路、新战略和新对策，所以，在哲学指导思想上必须有一个新的大解放。在涉及科学和教育发展的问题上，只要符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又有利于“科教兴国”，有利于“国兴科教”，从而有利于知识经济的培养和发展，就应当大胆决策、大胆改革、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大胆发展。
二是在对科教事业的认识上，要有一个科教观念的大更新。在长期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及“左”的错误影响下，人们对科教事业的认识被许多陈旧的观念所束缚。所以，在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还应当进行一次思想观念的大更新。根据“科教兴国”和“国兴科教”的要求，以及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要破除教育只是上层建筑的旧观念，树立教育同时还是社会产业和生产力的新观念；破除科学技术只是一般生产力的旧观念，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念；破除对科教事业的经费投入是非生产性软投入的旧观念，树立对科教事业的经费投入也是生产性硬投入的新观念；破除大学只能由国家来办的旧观念，树立国家、社区、集体、私人及合资多元办学的新观念；破除只把物质要素和资金要素看作经济资源的旧观念，树立知识资本是重要战略资源的新观念；破除只有经济发展能够实现超常规发展的旧观念，树立科教事业发展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也能实现超常规发展的新观念；破除就科教论科教的旧观念，树立从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论科教的新观念；破除在科教事业发展上自我欣赏和感觉良好的旧观念，树立大力发展科教带来的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的新观念等等。有了这些思想观念上的大更新，必将对科教事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三是在科教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上，要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大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教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就总体而言，科教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基本上还是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关联较多的体制。例如，我们已经进行和将继续进行的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只是在高等学校外部环境上解决高等学校究竟由谁来管和怎样管为好的问题，以及在社会范围内如何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这一改革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但高教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是把高等学校建设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要实现这一改革的目标要求，就必须在高等学校的招生权限、专业设置和调整权限、人财物和知识资源管理等权限上加大改革力度，或者说要有一个大改革。
特别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还有一个办学体制的改革问题。适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实行国家办学、社区办学、集体办学、私人办学、合资办学的多元结合，并给予平等竞争的权力和机会，是加快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战略性举措。
总之，只有在科教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体制上有一个新的大改革，才能为科教事业的再发展创造新的生机和活力。
四是在科教经费上，要有一个尽力而为的大投入。科技经费（国际通称科技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简称R&D研发经费）， 是保证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移植、应用、推广、更新和换代的必要投入。OECD（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分析和论证知识经济问题时，曾把研发经费占同产业销售收入比重的大小作为评价知识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在对经济发达国家1980年至1995年21个行业的分析报告中，把比重高于20%的产业，主要是航空航天、计算机、电子通讯、生物制药等，列为高技术产业；在10%～20%之间的科学仪器、汽车、化学等，列为中高技术产业；在5%～10%之间的船舶、橡胶等，列为中低技术；在5%以下的石油、造纸、纺织等，则列为低技术产业。
就我国而言，许多产业研发经费占同产业销售收入的比重，则大大低于上述所有比重，省区差距更大。例如，据山东省1996年38个行业的调查，略高于1%的是黑色金属矿采取、医药制造、有色冶炼、 金属制品、武器弹药；石油、木材加工、造纸、黑色金属、普通机械、电子通讯等，则在0.5%～1%；纺织、化纤、橡胶、塑料等，则在0.1%～0.5%；食品、电力等则不到0.1%。
就科技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看，我国的比重一直偏低，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例如，我国1994年科技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0.5%，而美国则是2.56%， 法国是2.57%，印度则是0.8%。
从教育经费的投入情况看，根据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我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在2.5 %上下徘徊，在世界各国中排在第98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7%和中等收入国家的4.4%，而且低于与我国国情相近的印度的3.7%，甚至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6%。
从上述对比中可以清楚看到，我国如此偏低的科教事业经费投入，与一个经济大国的现有地位是不相称的，与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要求也是不相容的。这种状况不能改变，必然导致国家难兴科教，科教也难兴国家，从而知识经济也难于孕育、产生和发展。所以，要根据需要与可能，以及“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原则，在科教经费上有一个量力而行而又尽力而为的大投入。
五是在科学技术的自主依存率上，要有一个自力更生的大增长。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自主依存率的高低，是判断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程度和经济增长因素大小的重要尺度。美国所以长期保持世界超级经济大国的优势地位，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7万亿美元， 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高新技术处于世界诸国领先地位，科学技术的自主依存率高达98.4%，对外技术依存率仅占1.6%； 日本所以能够在战后实现经济振兴，并逐步成为世界第二超级经济大国，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4 万多亿美元，也是由于科技进步因素所决定的，科学技术的自主依存率达到93.4%，对外技术依存率只有6.6%；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 所以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和健康的经济发展，除了经济体制改革等重要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科学技术的自主依存率已接近50%。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科学技术自主依存率较低，对外依存率仍在50%以上，这又是造成与经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我国12亿人口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目前只相当于美国2.5 亿人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10左右，主要原因就是如此。对此，我们在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必须积极主动地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的自主依存率有一个自力更生的大增长。
六是在科技成果的应用上，要有一个转化率的大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有了较多的科技经费投入和较多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还有一个能否顺利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问题。就我国而言，近些年来每年有省部级科研成果近2万多项，国家专利2万多个，而且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25%左右。应当说，这是一笔宝贵的资源财富，是一项巨大的第一生产力。但由于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企业制度、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原因，科学技术成果的转化率仅在10%～20%之间。就不同所有制企业转化和应用科技成果的积极性而言，其次序分别是私营、集体和国有。目前，日本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为80%左右，美国是70%左右。所以，要依靠科技进步促进我国经济的高素质快速发展，必须在实现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变科学技术研究的“计划供应型”为“市场导向型”，彻底改变“有了成果不对路，有路路难通，路通也难行”的状态。为此，就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科学技术研究从立项到投入、从研究到发明、从发明到应用、从应用到推广、从推广到提高、从提高到更新的转化过程，即科学技术智能及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良性运行机制，使科技成果转化率有一个大提高。
七是在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上，要有一个超越常规的大发展。由于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应用、推广、移植、更新、升级和换代，归根结底都是由高智能的科研工作者和高技能的劳动所进行的，所以，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及其由此引起的当代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说到底，又是由教育及人才特别是高等教育及高科技人才培养和发展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而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则是生产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因此，在当代“知识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经济的高素质快速发展，必须以教育作为百年大计之本，支持和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素质快速发展。从目前中国大学及大学生在校数量来看，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许多许多。
我国1996年普通高校在校生人数302万人，日本1997年则是304.6万人。我国人口比日本多10亿多人，而大学生在校人数则比日本少；就在校研究生占在校大学生的比例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在15%～20%，而我国只有2.8%；就山东省与南韩的比较来看，山东省总人口为8000多万，南韩为4000多万人，而1996年山东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只有16.9万人，南韩1991年则达到176.1万人，是山东省的10倍之多。这说明，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尽快使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上有一个大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是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再者，从高等学校生师比来看，我国为7.25∶1，美国是18∶1，日本是17∶1，英国是15∶1，印度也是15∶1，世界平均是14∶1。这说明，根据我国生师比与世界平均生师比来看，把我国大学在校生人数增加一倍也是可能办到的，而且不会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应当说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中，根据需要与可能，以及日本、南韩等国家的经验，在实现经济超常规发展的过程中，以高等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作为动力和源泉，是符合教育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超常规发展。
对此，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一定的发展时期，为了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教育资源，强调高等学校要走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是必要和正确的。但从高等教育发展的百年大计而言，不能把此作为较长时期不变的方针。因为，在高等学校的规模发展中，每增加一个学生，就必然要求相应增加一份地，其中包括能够容下一张床、一张课桌、一个就餐座位、一个文体活动场所的新空间。而新空间的增加和新的教育要素的增加，就蕴含着外延意义上的扩大，而不完全是内涵意义上的扩大。因此，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上，既需要有可能性的内涵性发展，也需要有必要性的外延性发展。我们千万不可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了高等教育事业本来应有的发展。
八是在人们的投资选择上，要有一个投资方向的大调整。在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只是单纯的消费主体，不是投资主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知识资本的投入、开发、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不仅涉及国家的兴衰，也涉及个人的前途和生活。因此，在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对策上，除了国家要有必要的投入外，还应当鼓励人们自觉主动地进行各项知识资本的投资。1952年，全国城乡人民储蓄8亿多元，每人平均不到2元钱。1978年为200亿元， 每人平均20元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有能力进行知识资本的自我投入。现在，城乡人民储蓄4万多亿元，每人平均3000多元， 已有进行知识资本初步投资的能力。因此，在投资政策上，不仅要吸引人们进行股票、房地产等经营性投资，还要大力鼓励人们进行各种形式的知识资本的投资，其中主要是高等教育知识资本的投资。
要吸引人们进行高等教育的智力投资，必然在高等教育的战略指导思想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即从“精英式”或“非大众化”高等教育逐步转变到“大众化”高等教育上来。就同龄青年大学入学率而言，80年代以来，世界高教入学率超过15%，进入“大众化”大学教育阶段的国家已有47个，其中，美、日、加、韩已接近50%，而我国则为3.4%。 根据需要与可能，如果通过大学办学体制的改革，为“大众化”大学教育提供更多的办学场所，又通过个人知识资本投资缓解国家教育经费的不足，从而为知识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如此一举多得的好事，我们应当乐而快为，而不应乐而不为。
九是在人才观念上，要有一个重视程度的大转变。知识经济的竞争，是比市场经济更为激烈的竞争。由于经济竞争说到底是技术与管理水平的竞争，技术与管理水平的竞争说到底是教育程度的竞争，教育程度的竞争说到底是各种专业人才的竞争，所以，要通过“国兴科教”实现“科教兴国”的百年大计，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任贤使能，举才有德，在人才观念上，有一个重视程度的大转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要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对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业人才，要有重才之识，求才之心，识才之见，爱才之意，用才之道，成才之规，容才之量，护才之胆，誉才之名，举才之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当代知识经济的挑战和竞争中，依靠人才优势自强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十是在知识资本的流动上，要有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大环境。“知识经济”，说到底，是以知识资本的培育、开发、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为主要过程和基本特征的经济。就知识资本与人才、技术、知识经济的内在关系来说，人才是知识资本的人格化，高层次人才则是高额知识资本的人格化；技术是知识资本的智能化，高新技术则是高新知识资本的智能化；知识经济是知识资本的物质化，高素质的知识经济则是高素质知识资本的物质化。在知识资本物质化的过程中，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再生产过程中，实现知识资本其中包括人才和技术，或者说智力资本与技术资本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则是保障知识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在知识更新加快、技术寿命周期缩短的情况下，对知识资本流动的大开放，就尤为必要。据测算，现在新技术平均寿命周期只有5年，每年平均有20%原新技术被淘汰。 在美国近来的15年中，已淘汰8000多种职业，同时创造了6000种新职业。这就必然要求人才和技术的流动及组合，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一个开放和宽松的大环境。否则就会造成知识资本的积压和浪费，并阻碍知识资本的再生产。
仅就我国人才流动而言，由于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力约束，在干部制度、人事制度、用工制度、户籍制度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利于人才合理流动及优化配置的体制障碍。人才的“部门所有制”、“行业所有制”、“单位所有制”、“区域所有制”、“城乡所有制”，或“城市所有制”与“农村所有制”，阻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缺位的进不来，多余的出不去。因此，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继续进行干部制度、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改革，为人才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创造一个开放宽松的大环境。
人才的流动，不仅需要国内范围的流动，而且需要国际范围的流动。美国在战后的1952年和1965年，曾经两次修改移民法，优先批准各种科技人才入境入籍。1952年至1973年，曾引进了16万科技人才。1974年至1996年，又引进了14万科技人才。美国引进一个外国科技人才，能节省教育投资4万美元。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总的来说， 科技人才流出多，流入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尽管是复杂的，但从未来发展看，也要借鉴别国经验逐步创造一个有利于引进国外科技人才的开放宽松的大环境。
就我国技术流动而言，根据科学技术更新规律和对外辐射规律，应当通过技术市场的完善，努力实现科学技术在地域、行业和单位之间的合理流动。上海近年来对外技术出口已占全国技术出口总量的 20 %，1996年还有270项先进技术向我国中西部地区扩散和转移。 但就总体而言，仍有技术流通不畅、技术布局很不平衡的状况，也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技术流动的开放宽松的大环境。
综上所述，在科学教育事业问题上，如果真正实现了哲学指导思想上的大解放，思想观念上的大更新，科教体制上的大改革，科教经费上的大投入，科学技术自主依存率的大增长，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大提高，高等教育规模的大发展，人们投资方向的大调整，人才观念上的大转变，知识资本流动的大环境，也就能够自然而然地通过“国兴科教”的根本途径，实现“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方针，催发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再塑中华盛世的东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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