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的无鬼神论：以朱熹为中心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学论文,朱熹论文,鬼神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鬼神问题不是道学① 的主要兴趣所在，从《近思录》这一权威的宋代道学读本来看，它只占很小的篇幅，且散见于“道体”、“异端”等卷。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儒家的宗教观开始受到关注，连带之下，道学的鬼神观也时被论及。就此而言，中国学术界的道学鬼神论研究，也是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产物。道学对鬼神的态度及其理据究竟为何，人言言殊，迄无定说。本文拟以朱熹为中心对道学鬼神观的特质作一探索。之所以从朱熹切入，是因为笔者认为朱熹的鬼神观反映了道学处理鬼神问题的基本立场和主流认识。一方面朱熹广泛继承了宋代道学鬼神论的遗产，另一方面朱熹还表现出一种有意识的努力，要对这种遗产作出一个贯通性的说明。总之，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朱熹的鬼神论都给人以深刻印象。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探讨，以期准确地呈现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鬼神论的面貌，进而澄清以往学界对道学宗教观的一些误解。
一、“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道学对鬼神问题后置的态度
虽然朱熹对鬼神问题作了很多论述，但其实他对这一问题并不热衷，他一再教导学生说，鬼神的问题不是最紧要的，而是属于“第二著”：“因说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著。’”（《朱子语类》卷三，第33页）
朱熹对鬼神问题的基本态度，是比较自觉地继承了孔子的立场，他一再引用后者的语录“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学而》），认为“此说尽了”（《朱子语类》卷三，第33页）。
不过，较之于孔子含蓄而富有暗示的言说方式，朱熹对鬼神问题的回答显得更为直截，那就是：“未消去理会”，“且推向一边”。（同上）
何以鬼神事“不必理会”？历史地看，朱熹的这个态度与李侗的教导有一定关系。
问：“‘敬鬼神而远之’，则亦是言有，但当敬而远之，自尽其道，便不相关。”曰：“圣人便说只是如此。尝以此理问李先生，曰：‘此处不须理会。’”（同上，第36页）
李侗认为“此处不须理会”的原因是什么，从这则语录中无法获知，不过，朱熹自己倒是作了很多说明，其论证可归纳如下。
首先，鬼神看不见摸不着，“那个鬼神事，无形无影”，“那个无形影，是难理会底”。（同上，第33页）一时难以了解。
其次，相对于日用常行的事，鬼神的事是“没紧要底”，如果把精力都花在研究这些不紧要的事上，时间一长，那些亟待了解的事就都被耽误了：“若合理会底不理会，只管去理会没紧要底，将间没理会了”（《朱子语类》卷三，第33页），“理会得那个来时，将久我着实处皆不晓得”。（同上）所以，他建议“今且须去理会眼前事，莫要枉费心力”（同上），“且就日用紧切处做工夫”。（同上）
再次，如果将日用常行处研究透了，鬼神之事自然也就不难明白。“合理会底理会得，将间鬼神自有见处”（同上），“人且理会合当理会底事，其理会未得底，且推向一边。待日用常行处理会得透，则鬼神之理将自见得，乃所以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同上）按照这个逻辑，不明鬼神之事（惑于鬼神之事），即意味着尚未参透日用常行之理。
归根结底，朱熹认为，鬼神事与日用常行并非息息相关，故大可不必急于理会。朱熹对鬼神问题的这种后置乃至略视态度，在他与吕祖谦合编的北宋道学读本《近思录》中有直接反映，整个《近思录》有关鬼神生死问题的语录仅十一条。
这个思想无疑反映出一种务实精神。按儒家一贯的行事标准，也堪称明智，比如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即简单地告之以“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
然而，对于那些关心鬼神问题并想一知究竟的人来说，朱熹的这种解答几乎没有涉及到一点实质内容，看上去更像是在回避问题。在朱熹所处的宋代社会，强调“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的佛教对于一般民众乃至士人的影响已不容低估。事实上，在《朱子语类》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一再被要求就鬼神诸问题发表看法。面对这种情况，要维护一个有影响力的教师和受人尊敬的儒家学者形象，朱熹就不能总以“不用理会”这样的说辞相告，而必须正面申述道学对此问题的主张。朱熹其实对此有着高度自觉：他对张载“物怪神奸不必辨”说的评论显示，他将鬼神问题置于后著，实是一种以守为攻之策。
张载曾提出他对范巽之物怪神奸说的驳难，此驳难原文较长，为方便阅读，我们据文意作了分段，标点也作了相应的技术处理：
范巽之尝言神奸物怪，某以言难之，谓：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车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
今言鬼者，不可见其形，或云有见者且不定，一难信。
又以无形而移变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难信。
又尝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为之，人之陶冶舟车，天地亦莫能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无形则如天地，言其动作则不异于人，岂谓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
今更就世俗之言评之：如人死皆有知，则慈母有深爱其子者，一旦化去，独不日日凭人言语托人梦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祸淫，则或小恶反遭重罚而大憝反享厚福，不可胜数。
又谓：“众人所传不可全非”，自古圣人独不传一言耶？圣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况、扬雄、范仲淹、韩愈，学亦未能及圣人，亦不见略言者。
以为有，数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实亦未尝有言亲见者。（《张载集》，第373页）
归纳起来，张载的驳难包含这样几层意思：（1）没有人十分肯定地说亲眼见过；（2）从道理上说，人死之鬼不可能同时兼具天人之能；（3）如果说鬼神有知，能福善祸淫，这与情理事实都不符；（4）自古以来不见圣贤言传，即使是当世那些相信的人，也没有说亲眼见过。
张载还说，物怪神奸的问题其实并不难弄明白，关键在于人相信与否。他建议范巽之去认真学习领会圣贤有关鬼神的论述，这样就不会为怪妄之说所蔽：“所访物怪神奸，此非难说，顾语未必信耳。孟子所论知性知天，学至于知天，则物所从出当源源自见，知所从出，则物之当有当无莫不心喻，亦不待语而知。诸公所论，但守之不失，不为异端所劫，进进不已，则物怪不须辨，异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胜矣。若欲委之无穷，付之以不可知，则学为疑挠，智为物昏，交来无间，卒无以自存，而溺于怪妄必矣。”（《张载集》，第349页）
张载相信，如果能够坚守前贤时杰关于鬼神的正确看法，物怪神奸之说就会不攻自破。不过，不攻或不辨不是“委之无穷，付之以不可知”，疑信参半，而是“心中有数”，但不愿意多花力气予以辨正。
朱熹对张载所说的“守之不失”作了具体说明：“横渠所谓‘物怪神奸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为正，且恁地去，他日当自见也。若‘委之以无穷，付之不可知’，此又溺于茫昧，不能以常理为主者也。伯有为厉，别是一种道理。此言其变，如世之妖妄者也。”（《朱子语类》卷九十八，第2529页）
朱熹把张载所说的“守之不失”理解为“以常理为主”，要求能够区分正与邪、常与变。朱熹所说的常理，主要是儒家经典文献上关于鬼神的那些论述，诸如《易传·系辞》所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之变：
问：“横渠‘物怪神奸’书，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此是鬼神定说，又如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敬鬼神而远之’等语，皆是定底，其他变处，如未晓得，且当守此定底，如前晚说怪，便是变处。”（同上）
事实上，在朱熹所作的有关鬼神的论述中，即充满了他所要求学者持定的“常理”，其范围上到早期儒家经典，下至本朝大儒语录，不一而足。由此可见，对于鬼神问题，道学有足够的学理资源可加利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道学将鬼神问题置于第二序列，并不是因为“底气不足”而不得不行的消极规避。
二、“说道无，又有；说道有，又无”——具有道学特色的无鬼神论
如前所述，在朱熹所提供的鬼神事不须理会的理由中，有一条是说鬼神事“难理会”。这个说法表明，朱熹承认，鬼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的确，对朱熹来说，这个问题是如此棘手，以至于连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鬼神是否存在（有无），都不是一下子能够说得清的：
或问鬼神有无。曰：“此岂卒可说！便说，公亦岂能信得及。”（同上，第33页）
朱熹在答词中断然表示他无法对此作出一个最终裁决，这无疑是对提问本身的一种否定。朱熹的这一回答表明，他不认为对于鬼神问题可以应用这种非此即彼的提问方式。
为什么对于鬼神问题不能采用是有还是无的提问方式？从朱熹以上的答辞中找不到有关说明，需要联系其他论述才能了解。
前已述及，朱熹曾经指出，鬼神事是“无形无影底”（同上）。由于鬼神“无形无影”，所以朱熹不难想象那样一种窘境：说鬼神存在，却无法举证。
既然说鬼神存在面临举证的困难，那么反过来，设想鬼神不存在，是否较为可取？情况亦不容乐观，因为这一设想带来新麻烦：如果鬼神不存在，儒家经典上那些关于鬼神的记载又是怎么回事？
既不能说存在，又不能说不存在，真是左右为难。明白于此，方能了解为什么朱熹认为对于鬼神问题不能采用是有还是无的提问方式。
不过，在言说鬼神存在问题上的这种两难处境，并不是朱熹第一个经历。在他之前，程颢对此就有清醒意识并作了相当到位的揭示：“问鬼神有无。曰：‘待说与贤道没时，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说与贤道有时，又却恐贤问某寻。’”（《二程集》，第59页）
事实上，朱熹不仅了解程颢的这个论述，而且深表认同。从《朱子语类》可以看到，他多次引证程颢的有无之说。朱熹明确表示，程颢的有无之说是他所知的有关鬼神存在问题的最好论述：“虚空偪塞，无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难以言晓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问云：‘要与贤说无，何故圣人却说有？要与贤说有，贤又来问某讨。’说只说到这里，要人自看得。”（《朱子语类》卷三，第49页）“说只说到这里”，意味着语言到此为止。因为程颢的表述对有与无这两种答案都作了否定，也就杜绝了这个问题上所有可能的选择，这实际上是宣告，正确答案无法用现成的语言描述。既然语言无法传达（即是朱熹这里说的“难以言晓”），朱熹于是建议，应当通过个人内省的方式获得（即所谓“要人自看得”）。
由上可知，朱熹认为古人是相信鬼神存在的。那么，朱熹自己是否也相信鬼神存在呢？
从逻辑上，我们知道，从“朱熹相信古人说鬼神存在”并不能推出“朱熹相信鬼神存在”。如果朱熹真的持这种明朗的态度，前面他在回答鬼神有无之问时就不会那样地不置可否。事实上，朱熹并不像他所说的古人那样相信鬼神存在，并且，按照他的理解，古人所说的鬼神存在，其实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而非一种现实中的存在。朱熹的这种理解体现于他对儒家经典中鬼神降临叙事的评论之中。
众所周知，儒家经典中不仅有对祭祀礼仪的详细规定，同时也有关于祭祀中鬼神降临的生动描述，诸如“文王徙降，在帝左右”（《诗·大雅·文王之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礼记·中庸》）之类。对于这类鬼神降临叙事，朱熹评论道：“又如云：‘文王徙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说文王真个在上帝左右，真个有个上帝如世间所塑之像，固不可。然圣人如此说，便是有此理。”（《朱子语类》卷三，第48页）这段话前半截显示，朱熹不认为“文王徙降，在帝左右”这句诗是说文王真的在上帝左右，同时，他也不相信真的有如同世间所塑之像那样的上帝。但紧接着，朱熹话锋一转，声言：“圣人如此说，便是有此理”，这又似乎是对前说作了否定。朱熹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要想了解朱熹的思想倾向，需要仔细推敲后面这句“圣人如此说，便是有此理”。朱熹是根据“圣人如此说”而作出“是有此理”这个判断的。“圣人如此说”的语义重心在“圣人”，就此而言，朱熹对鬼神之事的肯定（“是有此理”），与其说是出于他对“文王徙降，在帝左右”这句诗所描绘的情景的真实性的相信，不如说是出于他对圣人人格的信任。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古代普遍存在圣人崇拜，朱熹也不例外。
由于对鬼神之事的肯定不是出于对鬼神存在真实性的相信，所以朱熹可以一边否定世俗所说的鬼神，一边承认有鬼神之理，换言之，朱熹否定的是那种活生生的具象的鬼神，肯定的则是抽象的鬼神之理。因此，如果说朱熹意识中存在着某种鬼神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的所指是一种理论抽象物（“理”），而不是现实具体物（“物”或“事”）。
如果联系其他相关论述，我们会发现，“有此理”这样的说法，在朱熹并非偶一使用，而差不多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用法：除了刚刚提到的“然圣人如此说，便是有此理”，还有“虚空偪塞，无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难以言晓欤”（同上， 第49页）。事实上，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及此，并特地就正于朱熹：
或问：“颜子死而不亡之说，先生既非之矣。然圣人制祭祀之礼，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谓但有此理，须有实事？”曰：“若是见理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谓‘若以为无，古人因甚如此说？若以为有，又恐贤问某寻。’其说甚当。”（同上，卷六十三，第1552页）
从提问者使用的“然”这个转折词可以看出，提问者对朱熹的有关“圣人制祭祀之礼所以事鬼神者”的解说并不完全同意。“恐”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虽然委婉，提问者却不失分量地向朱熹表达了自己的异议：“不止谓但有此理，须有实事”。
朱熹没有正面作出回答，他似乎已经习惯于将问题还给对方：“若是见理明者，自能知之”，意思是：如果是了解事理的明白人，自己就可以知道答案。这无疑是说，答案在于各人自己领会，根本用不着他来告诉。一般说来，在讨论中，一旦某一方诉诸内省与体验，也就意味着，他放弃通过言语进行交流的努力，讨论将陷入停顿。同样，当朱熹在对话中暗示对方，答案要靠他自己理会时，可以认为，朱熹对自己能用语言使对方了解问题所在这一点似乎已不抱希望。话虽如此，朱熹还是给了对方一个指引——郑重地推荐程颢的有无之说。
诉诸个人体会、推荐程颢之说，对此，我们既可以说朱熹是在“老调重弹”，也可以说朱熹在鬼神有无问题上确是“一以贯之”。如果说朱熹是“一以贯之”，那么，程颢的有无之说就是朱熹一贯之道的核心。这里有必要对程颢的有无之说再作一点分析。
首先，从思路上看，程颢的有无之说，以有无双遣的方式引导人们从语言转向心灵，从外在寻找转向内在思考。按照程、朱的意见，鬼神问题基本上不是一个存在论问题，而是一个生活实践问题。然而，一方面取消鬼神问题的存在论意义，另一方面又在生活实践中给予它重要地位，这在理论上就形成一个无法弥补的欠缺，正是这一欠缺使得朱熹的鬼神言说往往难以自圆，尤其是作为其理论基础的理论与气论始终难以调和无间。
其次，从理论归趋上看，程颢的有无之说，最终指向的不是有，也不是非有非无，而是无。经过朱熹重新概括，程颢的有无之说被略作：“说道无，又有；说道有，又无。”（《朱子语类》卷六十三，第1547页）这个表述清楚地显示，程、朱对于鬼神有无的认识呈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动态进程：无——有——无。虽然经历了中间的有鬼神论阶段，但从最终结果看来，整个认识过程无疑是以无鬼神论为归宿的。只不过，这个无鬼神论不再是那种简单的根本否定鬼神存在的无鬼神论，而是对鬼神存在予以有限承认的比较复杂的无鬼神论。
不妨说，这是具有道学特色的无鬼神论。这种无鬼神论的提出，其直接的意义是自觉地与佛教以及世俗所主张的那种有鬼神论划清界线②，从而在鬼神问题上正确地坚持儒家立场，这也是自程颢以来直至朱熹，道学家有关鬼神言说的理论底线。
道学并没有彻底否定鬼神，它否定的只是佛教以及世俗所主张的存在论意义上的鬼神，由此，鬼神的实质获得了一种新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要点是：鬼神不再是某种可见的形象，而是宇宙间一切运动变化的基本形式。而对鬼神的这种认识，道学家是通过对儒家经典文献的重新诠释而建立起来的。
注释：
① 道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指包括各学派在内的宋明理学，狭义则仅指程朱理学一派，本文取后者。
② 朱熹简洁明快地指出：“二程初不说无鬼神，但无而今世俗所谓鬼神耳。”（《朱子语类》卷三，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