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知识重用研究述评及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及新论文,进展论文,国外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634(2006)05-0777-06
1 国外知识重用研究述评
Grant(1996)把知识重用研究分为以下两种，一种是专注于知识获取(或者复制)，一种是知识集成[1]。关于前者的研究有：项目、产品产生和制造组织之间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以及最佳操作转移(Argote1999)，其主要研究“接受组织”如何获得和应用“来源组织”的知识，实际上是复制来源组织的核心部分等[2]。Szulanski(2000)提出一个用于复制的知识重用(Knowledge Reuse as Replication,KRR)的研究例子证实了Argote(1999)的发现[3]。然而Grant(1996)认为，当目标是根本性创新时，知识获取(或者复制)效率不高。通过完全不同的特定的知识来源，知识不但可以获取(或者复制)，而且可以集成。
除了Grant的主张外，其他关于创新的文献也指出，有关KRR的研究结果可能限制，而不是有利于以创新为目的知识重用。例如，知识重用被认为随来源方和重用者之间初始的共享的经验而增加(Argote 1999,Nonaka 1994)[4]。即：你对来源越熟悉，你就越可能重用来源知识。然而，其他一些研究，如创新扩散、新产品开发、创造性以及创新时人们如何重用知识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共有经验的分歧和缺失对发展新观念至关重要，这一结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组织在重复产生创新观念时如此显著——雇员在其毫无了解的领域内确定方法。Allen(1997)的研究则指出创新者从不同的来源(甚至包括不了解的来源知识)得到创造性的观念[5]。因此，用于根本性创新的知识重用(KRI)不可能像KRR一样完全依赖于来源方与重用者之间的共同经验。
知识获取(或者复制)和知识集成是知识重用的两个主要方面，以上对其作了一个简要的对比，下面主要是关于KRI的简述。
在重用知识上的评价标准上，KRI与KRR不同。任何知识在被重用时，都可能被重新创造，而在根本性创新中对知识的改编则可能比在最佳操作转移中要大和详细得多。改编的更大需求影响知识如何被评价，而评价重用于KRI过程中的知识不仅是因为它的重用潜力，而且是因为它的改编潜力。
KRI在知识转移的容量方面也有别于KRR。Szulanski(2000)、Zander和Kogut(1995)发现具有明显原因的、系统化的和可列的影响关系的操作更容易被转移[6]。由于根本性创新涉及到较宽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转移和集成，被转移的知识有可能是模棱两可的，不完全系统化的和复杂的。这就要求KRI过程中的重用者找到理解被转移的隐性知识的方法。另外，Clark(1996)理论上认为共享的人工制品的运用对隐性知识的转移有帮助[7]。这些人工制品传递着共享知识的上下联系，帮助使模棱两可的知识的意义更加清晰。这说明有形人工制品有可能在KRI过程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根本性创新的发展是对意想不到的事物不规则的轨迹变化反应，而不是——如渐进式发展发现的那样——从概念化到商业化的层次。在根本性创新中，观念产生和机会认知不像在渐进式发展中出现在开始和末尾，而是不定时地贯穿其中和对组织、技术以及市场不连续性作出反应(Dougherty,1992)[8]。因此，出现在根本性创新工作过程中的知识重用可能不按从机会认知到执行这样的层次模型(Szulanski,2000)或者隐性的到显性的再到隐性的转变(Nonaka,1994)发展。Thomke(1998)和Kelly(1970)证实了这个结论，他们发现，以实验出现的隐性转变贯穿于整个KRI过程，而不只是出现在开始和结尾[9]。
2 知识重用的KRI模型
Ann Majchrzak,Lynne P.Cooper and Olivia E.Neece(2004)根据创新程度的不同，用6个案例研究详述了知识重用过程。通过6个案例，他们确立了一个六阶段用于创新的知识重用(Knowledge Reuse for Innovation,KRI)过程，其包括三个主要行为。
(1)重定义问题和解决，包括决定研究其他人的观念以便重新运用；
(2)研究和评价其他人的观念以便重新运用；
(3)发展被选用的观念。
其发现结果为：
(1)实践中不可逾越的差距激励重用其他人的知识；
(2)改编者在观念来源方和重用者之间的桥梁作用；
(3)研究和评价行为的3个层次：①是扫描以发现重用的观念；②对每个原始观念目标信息存在(或缺失)做出简明的评价；③对所有观念的详尽分析。
(4)对每个原始观念后续知识的差别运用以便为每个研究和评价层次提供便利[10]。
2.1 案例选择
这6个案例(表1)是经过与JPL1的管理人员面谈后从最初的15个案例库中选出来的，而且除了案例1，其它5个案例都来自同一个项目。选择的标准是只有那些涉及到创新者以前并不了解的知识重用并最终导致了创新的案例才被考虑，并且它们的范围从小的创新到有形的根本性创新。
2.2 六个阶段
Szulanski(2000)提供了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一个层次操作，其概念与Roger(1983)的较为权威的创新决定过程相似，所以Majchrzak,Coope and Neece先给每个案例列出活动时间表，然后按照Szulanski(2000)提供的层次系统化活动时间表里的每个行动，最后提取出6个案例中相似的行为，按顺序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2.2.1 重新概念化阶段
对每个案例，重用阶段以对这个问题的定义开始。重用者可以选择狭义地解释该问题，在最小创新案例(磁片)中，他们就是这样做的。然而，在另外5个案例中，重用者选择重定义问题，体现了对根本性创新的要求。例如，在最具创新案例(激光雷达)中，重用者不但按AO(Announcement of Opportunity,机会通告，由NASA发出)中要求的那样描述气象学现象，还创造了一个早期预警系统。
表1 6个案例的简单描述
案例描述 创新程度
信息提供者及作用
案例1 激光雷达设计 高(改变形式，安装和功能)项目管理人员(重用者)
采用以前用于探测陆地地平线的激光雷达原型的理念，做了很大的改科学家(重用者)
装并运行成为探测火星尘暴的早期预警系统 工程师(参与者)
案例2 静电计设计
高(改变形式，安装和功能)工程师(重用者/改装者)
运用测量地球上静电放电的工业装置的概念和原理，做了很大的改 项目管理人员(参与者)科
装，用它们来测量火星尘暴的静电量和用于火星的物质(装备和空间单元)学家(参与者)
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
案例3 自动动力显微镜
中等(改变安装和形式，功能
项目管理人员(重用者)
采用原用于半导体工业中检测表面光滑度的自动动力显微镜的理念，上有一些变化)
科学家/工程师(重用者)
改装后用于描述火星上粒子的特征
案例4 自动动力显微镜尖端排列
中等(改变安装和形式，功能
采用原用于半导体工业以并列运行来提高扫描速度的多功能自动动 上有一些变化)
科学家/工程师(重用者)
力显微镜尖端的概念，改装后通过单个的可置换的自动动力显微镜尖端排项目管理人员(参与者)
列来代替提供火星上的运行剩余
案例5 静电计材料
低(改变安装，形式上有最小
工程师(重用者/改编者)
采用现成的来自肯尼迪空间中心用于静电计的收集材料，实际的材料变化)
项目管理人员(参与者)
和检验数据已经是可取的 科学家(参与者)
案例6 磁片 无创新(安装的最小变化) 科学家(重用者)
把先前用于火星磁实验的磁片以不同的尺寸包安装在新的火星发射 工程师(重用者)
器上工程师(参与者)
在他们根本性重定义同时，多创新(意为创新程度较高)案例中的重用者开发了新的概念性方法；他们用类比和延伸来固定概念。运用类比和延伸要求多创新案例中的重用者不但了解传统方法，而且要意识到可能会导致更大创新水平的非传统方法，并且对此保持开放态度。总之，在早期的重新概念化阶段，个人需要平衡大胆重新概念化引起的矛盾，并且相信某些人、某些地方会有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想法。
2.2.2 搜索决定
对问题和方法重新概念化以后，重用者进入下一阶段：决定启动对可重用知识的搜索。该第二阶段包括个人考虑是否发明自己的方法和检验可能重用的别人的观念。结果发现，在重用知识之前，重用者需要经历一个由严格的时间或费用限制造成的“不可逾越的差距”。例如，在多创新和少创新案例中，发明自己的方法似乎太昂贵了。在其他案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明新方法。只有因为不可逾越的差距，重用者才会意识到和承认他们不能够发明自己的方法，而考虑重用其他人的观点。在重用者考虑检验别人的观念时，他们甚至要求自己在被检验的领域不具有个人专长，而且他们搜索其他人观念的目的不是便于他们能够发明，而是重用别人的观念。
2.2.3 搜索和评价阶段
考虑重用其他人的观点后，重用者进入到一个积极搜索阶段。在这个知识重用过程的第三阶段，包括三个搜索和分析层次。
(1)扫描环境，意识到可能的观念；
(2)对观念进行简单的评价以确定该观念是否值得追求；
(3)对观念进行深度分析。
扫描。所有6个案例中的重用者都从事了扫描工作。多创新案例中的重用者进行了更广泛的搜索，这些搜索延伸到了非传统领域。例如，在第二多创新案例(静电计设计)中，测量尘暴静电量的方法不存在于活动时间表的开端。因此，重用者不能简单找到适当的静电计。重用者搜索了关于静电计大体上如何工作和不同的工业如何使用静电计的信息。从搜索中发现的观点之一是英国纺织工业非常担心椅套的静电量；结果，整个行业用静电计定期测量不同材料的静电量。因此，为火星开发仪器的科学家重用来自英国纺织工业的观念。除了拓宽搜索标准，多创新案例中的重用者使用许多搜索方法——从互联网到面对面的访问，用强的和弱的联系。例如，在最多创新案例(激光雷达)中，强的和弱的联系，经由AO的正式“介绍”、电话、email和网络被使用来发现与激光雷达有联系的人和人工制品。
进行简明的评价。扫描环境和了解其他人的观念后，重用者对每个选择的观念进行简明的评价。运用三个标准来确定一个观念是否应该被放弃或继续到深度分析。这三个标准分别是信用度(观念是否有效和可回答)，相关度(在形式、适合或技术的功能性与所需要的问题有一定程度的匹配)，适应性(在时间和成本限制内，观念可以被修改来符合新问题的程度)。当考虑评价的适应性时，发现重用者不单单评价观念是否能被改编。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还有评价谁(来源方，重用者或第三方)将做改编这个工作。
为了评价扫描步骤中被确定观念的信用度、相关性和适应性，重用者需要寻找数据、模型、原型和其他的有联系的线索(比如该概念以前是否被用过)。这些线索被称为重用观念的后续知识。后续知识用于方便检索，意为“关于知识的知识”，它用来便于评价相关性、信用度和适应性[11]。在6个案例中，一些后续知识如文献作者和日期对重用是有价值的，更有价值的后续知识是有形产品如数据、模型和原型。
在简明评价阶段中，重用者主要对确定后续知识是否存在感兴趣，因为他们从后续知识的存在推断出观念将会受到积极评价。例如，当重用者知道可以得到一个观念的数据和原型时，他们推断该观念比没有数据的观念更可信赖；当重用者发现可以找到某些人(比如制造商)能够改编一个观念时，他们判断该观念比没有改编者更具适应性。当开始评价观念重用时，重用者不需要或不想得到后续知识，而仅仅想知道后续知识存在和在稍后时间可以得到。
进行深度分析。最终，成功满足使用的三个特征(信用度、相关性和适应性)的观念进入搜索的最后一个层次：深度分析。该层次的目标是：确定每一个被考虑的观念是否可以被改编以满足问题。在最后层次，重用者得到和处理后续知识以便按照问题的限制条件检验它。例如，静电计设计案例中的手控商业静电计、激光雷达案例中的软件模型、和自动动力显微镜案例中实验室原型被处理来为重用者开发方法提供帮助。在该层次活动中，重用者经常需要求助来源方和改编者以寻求建议和制成品。
三层次模式总结。评价的三层次模式表明一个可运用的观念必须成功穿越许多“门”以最终被重用。它必须首先被发现在“扫描雷达”上，然后在简明评价中满足三个标准(相关性、信用度和适应性)，并且最终要在更加深入的分析中持续显示希望。因此，对于被重用的知识来说，三个评价必须发生。
2.2.4 充足开发
在最终阶段，继续的观念被发展和合并成最终的方法。该阶段的特点是团队对选择的执行方法全部的责任。现在的工作从“这是可行的吗”转向“使它发生”。要点是重用者和来源方或改编者之间共享经验变得有价值。共享经验采取会议的形式，在会议中原型得到检验，评论和提升。对所有6个案例共享知识都是重要的，但共享的焦点依据创新程度的不同而变化。对于最少创新案例来说，共享经验集中在转换最佳操作；而对多创新案例，共享经验则集中在方法的共同开发。
2.3 结论
作为总结，图1表示了通过6个重用案例可辨别的分阶段的KRI过程。该过程包括6个阶段。
(1)重新概念化用于创新的问题和方法；
(2)决定搜索可重用的观念；
(3)扫描可重用的观念；
(4)简明评价可重用的观念；
(5)深入分析可重用的观念，并选择一个；
(6)充分开发可重用的观念。
3 关于KRI的命题
该KRI模型的应用性应由其促进新发现和激发未来研究的新问题和命题的程度来判断。因此，Majchrzak,Coope and Neece总结了6个关键命题希望把他们的发现扩展到新领域。
KRI的过程模型。该模型由6个阶段组成，以重新概念化开始，以开发观念结束。换句话说，尽管根本性创新具有非线形的、无秩序的属性，但一个6阶段模型还是可确认的。这即为第一个命题：
命题1 进行所有如图1所描述的6个阶段的个人，比跳过任何一个阶段或与图1所描述的任何一个阶段有不同表现的个人，更可能以促进创新的方式重用其他人的观念。
搜索的三个层次。对可能的可重用观念的最初扫描、简明评价和深度分析。很明显，如此三层策略使创新者快速了解不同范围的输入，而不至于形成单一的观念，有利于创新。但是，如果想得到一个已知的解决方法，它可能是无效率的，这时KRR的效果可能更好，这引起了进一步研究的命题。
命题2 对用于创新的知识重用感兴趣的重用者比对复制感兴趣的重用者更需要进行扫描、简明评价和深度分析三个层次。
改编者的作用。用于创新的重用的三个决定标准为：相关性、信用度和适应性。前两个标准已在其它地方发现(Szulanski,2000)，适应性标准以前没有在文献中提到。重用者发现，可信任改编者或快速决定改编者是否可得和有信誉的方法的缺失，可能造成以创新为目的知识重用的障碍。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观念将被重用于创新，改编者应该是可确定的。该想法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命题3 在重用过程中，考虑观念将如何被改编和谁将改编的创新者，比忽略这些问题的重用者更有可能重用观念以便于创新。
后续知识的作用。KRI过程中后续知识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是将来研究的另一个区域。潜在的可重用观念的后续知识(描述联系、来源和信用度等)对重用者是重要的。而且，为了便于理解和重用，应该把后续知识具体化为模型、数据和原型而不是语言。当重用者首先意识到观念时，他们只想知道现存的关于这个观念的后续知识。只有到后来重用者对该观念进行深度分析时，他们才获得和处理该后续知识。这表明，知识重用过程的早期阶段后续知识比获得更重要，而且后续知识能以便于或阻止知识重用的方式被构建和表达。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未来的研究。
命题4 在KRI过程中高度组织化的来指出后续知识存在或缺失的观念，比没有这么高的组织化的观念更容易得到重用者的考虑。
影响重用的因素。影响KRI的因素，包括搜索非传统的操作群体，用不同的搜索方法，弱的和强的联系，与来源方和改编者共享经验(如Szulanski2000发现的一样，主要在该过程的结尾，而不是开始)[12]。对这些因素需要开展额外的研究以证实它们对KRI来说是特定的。
另外，只有下面几个时候创新者才被激励考虑重用其他人的知识：
(1)他们遇到一个以他们现行知识和资源无法克服的问题；
(2)他们对问题和方法重新概念化以得到一个新观点；
(3)他们相信现存的观念有被重用的可能。
前两个因素的影响以前已经被发现，第三个因素对于建立KRI理论更有意义。为什么一个创新者相信可能有用的观念存在，而另外的人却认为相反，认为这不明显。正如Allen(1977)观察的一样，那些相信存在有帮助的观念的人，通过经验和网络，已经接触到广泛的输入。或者，有些人不但接触到广泛的输入，还接触到输入的特别类别，是“机会承认者”。机会承认者认可创新者观点的商业潜能并鼓励创新者追求其观念，他们不同于传统的技术门槛保持者或中介，因为他们致力于帮助来源方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与机会承认者有联系的创新者，再讨论阶段有可能了解足够的信息。比如，其他的来源方可能正在做什么，什么样的商业机会可能存在。这让创新者更加相信有用的观念可能会存在。一个机会承认者的想法可以运用到KRI过程。在这个作用上，机会承认者帮助创新者不但认识到概念化的方法有效，并且用合理的搜索战略发现可重用的观点，这引起了关于未来研究的另一个命题。
命题5 受到机会承认者鼓励通过重用追求创新的创新者比没有受到这种鼓励的创新者更有可能重用其他人的观念。
项目水平决定的作用。研究表明，重用其他人的观念解决特定问题的决定需要同一个项目或单元中其它决定的检验[12]。在这6个案例中，一个特定案例的重用者想要的创新的数量部分受到发生在整个项目中创新的量的限制。过多的风险可能毁掉该项目的存活性。例如，在最少创新案例中(磁片)，由于风险程度已经出现在项目的其他方面，重用者有意选择限制方法的创新性。
命题6 任何一个案例的创新程度将决定同一项目或组织单元中其它案例的创新程度。
KRI和KRR区别和联系。KRI与KRR模型相当不同：KRR模型在流量上更线性，在被转移的知识上更确定，而不是典型地经历根本性创新；KRR很少涉及到搜索和评价行为，而这对KRI来说很重要，而且来源方和重用者的作用是不同的(在KRI的研究中，重用者性格，如对非传统方法的开放性，在KRI过程早期很关键；在KRI过程后期，重用者需要与来源方经验共享，而KRR发现相反方面是正确的)。KRI与KRR模型的不同可能是由后者的假设引起的。该假设为：在转换决定前，后续知识和替代的可重用的观念被收集起来，不对其模型化。KRI要求更关注搜索和评价阶段，因为被转移的观念直到过程的晚期才被进行。与之相比，KRR专注于被转换的操作，因此重用者性格在早期可能不是那么重要。
KRI和KRR模型之间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以对差距的认识开始，以转移知识到有组织的日程(或最终的方法)的集成结束。
这表明，通过把这两个模型串在一起成为一个模型，研究知识重用的两个流派(用于创新和用于复制)可以得到调和，KRI过程模型可以用来描述重用过程的早期阶段。而KRR模型可以用来描述重用过程的后期阶段。通过把两个模型串在一起，可以解释两个研究之间在重用者和来源方影响方面的不同。可能是这样，在一个完全的重用过程中重用者和来源方的性格在几个方面是有影响的：对重用者来说，早些的是创新阶段，晚一点是惯例化阶段。对来源方来说，恰恰相反。这表明未来的研究应该考虑转移过程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创新到惯例化——通过其转移发生来理解转移过程。
标签：静电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