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人类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的波形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形论文,发展过程论文,试论论文,路径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O；F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1698(2000)01-0026-12
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被确认了的事实
资本主义制度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它不到一百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然而，资本主义经济一开始也就带来了自身固有的特点——经济危机和周期波动。
1825年，英国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危机。一时间，企业破产倒闭犹如多米诺骨牌倒下一样。先后破产的企业有3549起（注：据（原苏联）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Ⅰ卷上册，第379页，三联书店1975年版。），社会一片恐慌。从此，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接连不断。若按危机发生的年份而言，在1825年之后，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年1929年、1937年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总共不到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就爆发过十三次经济危机，平均不到十年就有一次。这样看来，与近百年创造了生产力奇迹相伴的，还有百多年创造了危机的苦难与之相并列。
由于经济危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便形成一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经济运行依次经过繁荣——萧条——危机——复苏四个阶段。规律性的反复出现，周而复始地循环往复。在繁荣阶段，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在危机阶段，经济则大大紧缩，以至倒退。以1929-1933年的大危机为例。如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4年工业生产指数为100。1929年危机爆发前最高点的工业生产指数：英国为104；德国为108.3；法国为144；美国为182.6；资本主义世界总数为150。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增长50%。美国增长最快，为82.6%。而到1932年危机最低点时，英国的工业指数只有70.7；德国只有51.8；法国为92；美国为81.2；全资本主义世界为84。也就是，与一战前相比，全都大幅度倒退了。其中德国只及战前的一半。如将1932年与1929年比较，则英国下降32%。德国下降52.2%；法国下降36.1%；美国下降55.5%；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下降44%。即下降约1/3到1/2以上。（注：据（原苏联）瓦尔加：《世界经济危机，1848-1835》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这是多么大的曲折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者，形成了具有世界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两种经济制度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与剧烈的较量；二者，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这就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三者，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普遍地采取了反危机的措施，对于经济的发展也发挥了重大的制约作用。其结果，使二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都有相当快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危机与周期是否消失？事实与一些人所期望的相反。战后不久的1948年美国即又出现危机；而英国和日本在1951年、法国和德国在1952年，也都相继出现危机。以后大体在1953、1954年；1957、1958年；1960至1962年；1966年左右；1969至1971年；1973、1974年；1979至1981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又都先后发生了经济危机。这样算起来，从二战后到1980年，三十多年时间中，即发生八次经济危机。
这就说明，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了新发展，但经济危机与周期波动的基本现实并没有消失；相反，危机的频率反而加快，经济周期反而缩短，此时大约平均四年左右即出现一次危机。同时，危机也出现一些新特征。如以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物价狂跌，二战后的危机往往相反，物价反而上涨，有的物价指数升幅在两位数字。
由此看来，通过危机而使经济实现周期性的运动，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事实。这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都承认的。
经济长波——另一种周期波动是否也是真实的
除了危机周期，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还有没有其它周期波动的可能？这有不同的答案。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前苏联学者康德拉季耶夫的经济长波假说。
康德拉季耶夫根据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研究，于1925年发表《长波周期》（也译为《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首先提出：经济学所谈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通常指的是七到十一年的商业周期。但这显然不是经济周期的唯一形式。“我们确实有理由设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平均长约五十年的长期波动。”（注：康德拉季耶夫《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世界经济译丛》1979年第7期。）康德拉季耶夫研究了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789-1920年百多年来物价、利率、工资、外贸以及煤炭、生铁、铅等的产量和消费量。得出结论说，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三个大周期，即三个长期波动：
第一个长期波动从1789年到1849年。整个周期共60年。1789-1814年的25年为上升时期，1814-1849年的35年为下降时期。
第二个长期波动从1849年到1896年。整个周期共47年。1849-1873年的24年为上升时期，1873-1896年的23年为下降时期。
第三个长期波动从1896年到1920年，是为上升时期。1920年开始转向下降时期。整个长期波动的周期当时还没有结束。
康德拉季耶夫认为，他所考察的各种数列，在波动时间上是颇为一致的。而且在不同国家，波动的周期也是一致的。因而他说，这些数据“足以确定长期波动的存在”，也说明“周期性是极有可能的。”（注：康德拉季耶夫《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世界经济译丛》1979年第7期。
唐德拉季耶夫的诊断是否符合客观的实际呢？他曾推断，1920年是资本主义经济第三个长波从上升时期转向下降时期的转折点。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果然转向下降，终至1929年爆发了空前大危机。这一事实是对他的诊断有力的佐证。大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又出现逐步上升与高涨。但到七十年代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趋于缓慢，出现高通货膨胀、高失业、高财政赤字等问题。这又使人感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似乎又从新一轮的长期上升波跌入下降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似乎在沿着康德拉季耶夫波的轨道运行。于是，不少学者都对康德拉季耶夫波加以肯定。查汝强认为，“看来，这可能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比经济危机周期要长的另一种周期性规律。”（注：查汝强：《试论产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吴大琨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赵涛对经济长波问题作了相当细致的专门研究，从各个角度加以分析论列，从而肯定地证实了经济长波的存在。
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自1760-1980年的220年间，其平均增长率如下表：
年年均增长率（%）年 年均增长率（%）
1760-1775 0.5% 1845-18603.0%
1775-1785 1.0% 1860-18702.9%
1785-1795 2.1% 1870-19131.9%
1795-1805 1.9% 1913-19501.3%
1805-1815 2.6% 1950-19602.7%
1815-1825 3.6% 1960-19702.7%
1825-1835 3.2% 1970-19801.8%
1835-1845 2.4%
据此表绘出其年增长率的波动的图如下：
从图表中可见，自1760年至1980年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有四次波动：1760-1830年；1830-1880年左右；1880-1930年左右；1930-1980年。即二百多年间经过四次长波周期。
其它国家情况大致类似。如美国近两个世纪中，平均年经济增长率约为3.4%，但都不是匀速的。而是在加速与减速的交替中呈现出长期波动的。如从1815年美国进入产业革命算起，则先后呈现四次长期波动为：1815-1835年；1835-1880年；1880-1930年；1945-1980年。（注：参见赵涛：《经济长波论》第12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与英国的长期波动过程大致是吻合的。
若就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而论。赵涛据其掌握的资料，绘制出一幅资本主义世界1840-1985年总生产增长率波动图：
此图如为可靠，则从图中约略可见有如下波动：大约1840-1880年、大约1880-1913年、大约1913-1925年、大约1925-1945年、大约1945-1985年间呈现出周期长短不等的波动。
赵涛综合各资料，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中长期波动的存在是确凿不移的事实。”（注：参见赵涛：《经济长波论》，第246页。）她认为，从1760年（产业革命开始）到1980年的220余年中，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四次长期波动：18世纪60年代——19世纪30年代；19世纪40年代——80年代；19世纪80年代——20世纪40年代；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仍在继续之中。
我们也可确定：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的周期波动是存在的。
如果这样，则长期波动与较短期的危机周期，使构成资本主义经济震动的双曲线运动。双曲线合成所构成的复合曲线，便是经济波动的实际过程。
社会主义经济的波动——值得探讨的新问题
经济运行发展过程中的波动与周期，是否只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在现代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着的社会主义经济，有没有同样的、或类似的情况？
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建立在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本质上是不同的；而在工业物质生产基础与市场经济机制方面，有共通之处。或者说，有着经济制度方面的对立与非经济制度因素的关联。
资本主义经济的波动与周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揭示它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向与民众有限的消费之间的矛盾是无法消除的。因而必然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但马克思同时揭示，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在于固定资本的更新。如果固定资本的更新是经济周期性的物质基础，那末，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被替代之后，其物质基础却不会被推翻。经济周期性活动的物质基础依然存在，因而就必然存在周期波动的客观的物质根据。由此看来，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波动的分析中，包含着突破考察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进而考察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波动的可能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周期的分析，我们也可以说是从经济制度的制约与非经济制度的制约这两个侧面去考察问题的。从经济制度的制约方面看，由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使社会制度在发展中出现了间断；从非经济制度的制约方面看，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之后，却是非间断的继续。过去我们只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源方面的揭露。在相当的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对产生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的重要见解。现在看来，这后一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意义。如果我们肯定经济周期波动有其物质基础，那也就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承认，经济的波动以至周期，并不一定只是某一社会制度所特有，而很可能具有超越社会制度的普遍性。
我们加以冷静地考察便可发现，制约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因素，都存在着形成波动的可能性，甚至是不可避免性。从物质基础方面来看，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现代物质技术基础，同样有更新重置的问题。必然要服从物质技术设备更新的一般规律。当代技术的迅速发展，生产装备由手工劳动而使用机器，由粗放而集约，由电气化而自动化，由人工控制而电脑控制，使物质基础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大大强化了。而这些物质基础的更新换代的节奏性也大为加强了。这就更将促使经济发展形成一定波动性的节奏。从经济制度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但社会主义经济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市场发挥着对国民经济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是借价值规律、价格等因素来调节的。这种调节因素本身就具有波动的性质，它们不可能人为地沿着某种直线行进。其结果，当然也要造成经济发展过程的波动性。从消费方面来看。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过程不是均匀上升的，有其节奏性。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耐用消费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如电冰箱、电视机、电脑、摩托车、汽车、住房等等。而这一类消费品有周期更新的趋势，呈现波浪式的普及与更新。这又大大制约着消费、从而制约着经济发展过程的波形振动。在这里，我们暂且撇工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制约作用，如政治体制或主观领导方面的问题，仅就经济制约因素而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自身之中就包含着波动的必然因素。
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历经时间最长，但已解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也已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历程，是曲折波动的过程。归结起来，大致经历五次曲折的波动：
第一次，1950-1962年。计13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从1950年开始。实行三年的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破败的经济得到逐步恢复，在恢复中有所发展。紧接着，1953-1957年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于是国民经济进入建设发展的阶段。速度颇快。1955年有所下落。但整体上处于高涨发展之中。到1956年，五年计划已提前完成。紧接着，1958年提出了“大跃进”，国民经济被推向非正常的轨道，经济增长率一时高达22%。紧接着而来的，便是急剧跌落。1960年出现国民经济的负增长，1961年负增长率达29.7%的惊人程度。经济发展由高峰急急掉进峡谷底。这次波动，是从1950年开始，逐步攀升，至1958年超常规的高峰，急速转向1962年的深谷底。
第二次，1963-1976年。计14年。
1963年重开新一轮的增长，并有较好的势头。1963年经济增长率达10.7%。1964、1965年继续得到发展。形成一块较高的发展“台地”。但好景不长。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本是经济之处的非常状态。但它却能以比经济力量更加强大的态势，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不过，社会经济又有其身身内在的制约力。加上各种社会因素的牵制，其结果，就使国民经济在“文革”期间，呈现异常的颠簸与震荡。而从总体上把整个的国民经济拖向了崩溃的边缘。其中又间有发展。因而波动状态极复为杂。如1969年，在“文革”的动荡中相对缓和，加上党的“九大”召开的推动，而前几年经济下降又便得指标回升较为容易，因而经济增长率一下达到19.3%。但后来又在一波三折的过程中每况愈下了。
第三次，1977-1986年。计10年。
1976年“文革”结束，被束缚、遭破坏的经济又焕发出活力。1977、1978年连续得到快速增长。但1979、1980年增长速度减缓。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跌至4.4%。形成较大曲折。但1982年又急速回升。至1984年，达到高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上升至14.7%，尔后又回落。到1986年，增长率只有8.1%，成为较低的下限。由此看来，这次波动，总体上既保持较为高位的增长率；波动的过程也是在曲折中前进的。如果考虑到1981年明显的下滑，也可说本次波动之中，又包含着两次小的波动。
第四次，1987-1990年。计4年。
1986年经济发展速度的回落，调整、缓解了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矛盾。于是1987、1988年又开始新的较快发展。这两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都在1.1%左右。但紧接着而来的，是经济过热。全国性抢购风潮猛然出现，高通货膨胀如猛虎下山。于是政府采取强力干预措施。转眼之间，又迅速出现市场疲软。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只有4.4%，1990年更下降到4.1%，是为谷底。总之，在这短短的四年中，出现了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剧烈的动荡。大起大落，在短暂的时间中构成特有的一个波动过程。这或许是市场经济初始之时的现象。
第五次，1991-1999年后。已有9年。
对1989、1990年的低谷，中央采取了扩大投资等措施以刺激经济。1991年又复回升。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重要讲话，1993年党的14大召开。这都对经济发挥强劲推动作用。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4%，攀上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个高峰，而与1984年相比美。但同时又重现经济过热势头。不过，此次已有上次经济过热的经验教训。能采取较切合经济运行要求的行政措施，因而使经济发展较为平稳地转向正常。实现了有名的“软着陆”。此后经济增长速度未再上扬，较为和缓地逐年有所降落。1994年为11.6%，1995年为10.5%，保持了两位数。1996年为9.6%，1997年为8.8%。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国内洪水影响，亦保持7.8%。1999年预计为增长7%。
以上说明，不论原因何在，就其结果的事实而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波动的过程走过自己半个世纪的历程的。
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否为波形推进的过程
经济波动是否又只是近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发展，是否也有波动？让我们把问题从这一方面再深入一步，作些探讨。
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对于近现代的经济，是相当缓慢的。况且，是分散的，更没有形成世界性的经济联系，还没有世界经济。加之缺乏应有的统计资料。因之，这方面的探讨，只能求之于宏观地辩证分析与考察。
在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中国是颇具代表性的国家。她是一个经济、历史悠久而又接续不断的大国。古代即有灿烂的文明，近代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而未泯灭，当代又有新的振兴，绵延数千年之久，因而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我们就以中国为例加以剖析。
就中国以往的历史发展来看，王朝兴衰更替，是一个明显的特点。政治上改朝换代的波动过程，与经济上兴衰震荡的波动过程，有着表里相应的关系。
一、首先，我们从战国时代开始考察。
战国年间，战祸惨烈，灾荒频仍，经济破败，民不聊生。社会经济跌落至最低点。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在其短命的统治年间，经济并未恢复，依然在破败之中。汉初时，“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注：转引自付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本节所引材料，均引自此书。）所以，自战国经秦至汉初，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动荡破败的典线下限。
汉统一，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于是渐而恢复振兴，经济曲线缓慢回升，到文、景之时，有了初步的繁荣。及至汉武帝，乃形成封建时代最初的经济鼎盛。但从整体上看，“这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曲线虽没有继续上升，但也没有大幅度下降，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升平富裕的景象。”（注：转引自付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本节所引材料，均引自此书。第258页。）可谓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经济“高原”区。
但接着，由封建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矛盾，如土地兼并，王莽暴政并重兴征战。为此，经济曲线又急剧转入下滑，跌向低谷。
二、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的几十年中，社会经济还是处于荒废萧条之中而得不到恢复。光武帝时，同样存在“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的悲惨景象。经过几十年的煎熬，到明帝年间（公元58-75年），社会经济才较为全面地得到回升。不过，经济回升曲线的上限，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西汉时达到的高度。但无力再往上升。即又再次走向下坡。
三、东汉之后，是三国分裂、长期战乱的局面。社会经济继续遭殃，生灵涂炭。可说是沿着大峡谷的谷底，艰难跋涉，岌岌可危。大约自汉灵帝中平元年至魏文帝黄初七年（公元184-226年）的40中，作为当时主要经济区的黄、淮河流域，均是烟火断绝、土旷人稀，一派荒凉。
三国鼎立局面大体形成之后，各自为了求得经济上的支撑，而其统治区域内也有了相对地较为安定的铁序，经济也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因而这一时期，是社会经济在战乱之中缓慢回升的过程。
到西晋初，出现了社会经济全面上升的势头，并得到一定程序的繁荣。但西晋的小繁荣是短暂的。大约只维持了30多年，便又陷入空前的战乱撕杀之中。先起于宗室之乱，继而民族征战丛起。大的割据政权先后即有10多个，史称16国。相互间的争夺砍杀空前的野蛮残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与黑暗的时期。从经济曲线上看，便是长期在深部谷底，苟延喘息，破落延伸。
继之而来的南北朝，比之前一阶段，社会略为安定，经济亦有所恢复。但总的说来，是既脆弱又动荡的。整个经济状况依然徘徊在谷底之中。
四、南北朝之后，隋统一了全国。经济有所恢复，但亦有其混乱与损害。隋朝短暂，总的看来是由前段长期破坏向以后唐朝经济振兴的转折时期。
唐代经济大大超过了汉代所达到的发展程度。自贞观初至天宝中，长达120年，是为“河清海宴”、“物殷俗阜”的繁华年代。经济曲线可谓急速上扬。但接着而来的，却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是五代十国，全国又深陷于割据混战之中。社会经济也又长期遭受严重破坏。经济曲线，急转直下。
总之，自隋统一，经唐盛世，至唐灭、五代十国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形成一个大起大落的明显波动线。
五、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是全国性的，历时长久，达200年左右。在这又一漫长的时间中，社会经济又降至最低的谷底。
宋统一全国后，便又开始经济恢复上升。并出现了新的活跃与繁荣，上爬至新的发展高度。整个北宋时期，经济发展是在沿上升曲线迅速发展，社会经济形成高涨的局面。
到南宋时，由于宋、金交战，经济曲线便陡然下降。社会经济再受重疮，又一次陷于巨大波动之中。经济运动复陷巨大波动的下滑曲线。
宋之后的元朝，社会经济出现停滞局面。元朝建立后，又企图推行其原有游牧地区原始的生产方式，阻碍了经济发展。虽则其间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发展，但就整体而言，无从走向繁荣兴旺，而是处于俳徊曲折的低线波动状态中。
六、元朝之后的明，社会经济又出现急速恢复与发展的好势头。经济波动线急剧上升。郑和七下西洋，大大推动与南洋等地的商贸交易活动，具有早期资本主义萌芽色彩的工场手工业也出现了，说明了当时生产力和经济实力已达相当可观的程度。
但明朝后期，经济又复衰败，经济波动线转向下降。
清朝1661年灭明，至1840年鸦片战争，历经179年。此期间，就经济而言，处于缓慢蠕动过程中。平缓有所上升，但无重大突起。明朝已萌芽的近代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却受摧残。清朝对外实行海禁，对内压制工商经营，阻断了近代经济的发展。
以上情况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是在波动中缓慢向前发展的。只不过，这种波动实际上是经济总量、是就整个社会来说在生产规模上的扩大或萎缩。即数量上的波动。还不是如同近现代经济，是经济增长在速度上的上升与下降。古代经济发展速度是很缓慢的，因而主要可比的动态波动过程就还不是增长速度问题，而是在规模上增减的数量问题。同时，由于发展过程的缓慢，因而波动的过程往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才能明显地从曲线上显示出来。不像近现代经济，发展步伐是非常之快的。因为发展快，故而曲折波动的节奏也就明显，几年、十几年就形成一个周期。即使是“长波”，也只半个世纪左右。而中国古代经济运动过程的波动线，其波长往往是持续几个世纪的。如与“长波”相比，也可名之曰“超长波”。而经济的波动过程，往往是与社会政治中的改朝换代息息相关的。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可能的结论
以上，只是对人类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的粗略的、初步的考察，是种尝试。而且，古代经济与近现代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都是异质的。有其根本不同之处。很难简单相提并论，很难用同等的眼光加以并比。而古代社会又没有如同近现代社会那样的统计数字。因之，要从中探寻出共同的规律性，有其难于确断之处。
但是，从这种粗略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逐一的事实考察中，还是说明了：人类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是沿着波动的路径向前推进的。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性过程。它说明，社会经济是不可能沿着某种平直之线发展的。不管是缓慢发展的直线，还是急速发展的直线，都是不可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论是增长量、还是增长率，在不同的年份、不同的时期，都不可能是同等的，而有高低大小之别。相差的幅度，有时可能较小、有时可能是很大的。其中有的时间可能是负增长。不同增长之间的变动，在时间上的分布也并非均匀的，有的持续时间长、有的持续时间短。即是说，经济波动的波幅大小、波长长短，错落不一，也并不形成均匀的曲线，不是非常有规则的周期反复过程。因此，“经济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概念不尽相同。经济波动只概括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性，即曲折性、或非直线性。经济周期的概念却必须反映出，这种曲折是周而复始，而且具有一定的频率、波动幅度和波长。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周期性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是以生产过剩的危机为特征的。但如果考察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却未必有典型的周期性。而在古代社会，当然还没有提出生产过剩的问题。可是，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无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却都是在波动过程中实现的。这里，我们姑且不论造成这种曲线路径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波形路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过程，那末，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必须有意识地掌握与运用这一规律性。邓小平同志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他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注：转引自《邓小平经济理论学习纲要》第86-87页。）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能企求是直线式的，而是波动式的。人们应力求顺应客观波动的规律性、在波动过程中掌握主动权、驾驭波动发展的经济航船。但应力求避免因主观错误而造成人为波动的失误。应力求避免由于制度的缺陷而导致经济非不可免的波动所招致的代价。认识经济发展的波形路径，实现国民经济“台阶式”的发展，这就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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