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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为实现社会主义纲领而奋斗的历史，是人民为了社会主义的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而自觉地创造的历史。建国45年的实践证明，要完成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引下根据本国的具体实际进行艰苦的探索。45年来，我国在探索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缺点和错误、甚至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种正确与错误、成绩与挫折的错综交织，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曲折与复杂。加之当代人研究和撰写当代史，多少会受到历史眼界的局限，对某些缺乏充分历史沉淀的问题难以看得十分清楚，特别是难以从宏观上客观而准确地把握历史的全貌及其本质。为使认识渐趋深化统一并逐步接近真理，研究方法问题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不揣浅陋，试以国史前三十年、主要是1956-1966年为例，对研究国史中需要掌握的几个方法问题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得到同行们的指教。
一、逻辑线索
研究某个历史时期，首先要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过程，即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历史事件，勾勒出一个粗线条的历史轮廓。但是，仅仅停留于历史事件的排列而不去探究历史发展的逻辑线索，是远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给人以深刻启示的。恩格斯赞扬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之处，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①。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应该是这种历史感的重要内容。因为，把握住历史的逻辑发展主线，不仅能够了解历史事件本身，知道各种事件之间是怎样衔接的，而且能够深刻地理解各种重大事件出现的历史原因及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种种偶然性表现出来的必然性。
笔者认为，把握历史内在的逻辑线索，一个根本方法，就是运用矛盾的法则。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任何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都是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②，因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也是矛盾。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认识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矛盾“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③。这就说明，历史过程中依次发展的阶段，都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变化所形成的某种发展段落；只有掌握了矛盾发展的线索，才能够透过纷繁的历史现象和表面的偶然性，揭示出整个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毛泽东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就是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当然，这一思想的萌芽，在列宁那里就已经有了。列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推论出这样的观点：“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④但直接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总结为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系统地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提出应该用矛盾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
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矛盾、充满矛盾斗争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脚步，就是在不断地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向前迈进的。矛盾产生、发展、解决，又在新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解决的不断过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线索。只有循着这条线索，才能写好重大事件，写出重大事件和重大事件之间的关系，即写出各个矛盾的发展过程，写出历史的逻辑。这样写出的历史才是可以理解的，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也才是完整的、准确的和深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面临的矛盾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矛盾有三个。第一个矛盾，是党领导人民为发展生产而进行的斗争，即人同自然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我国国内的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第三个矛盾，是我们国家、民族同世界列强的矛盾。从50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到60年代中期的抗美援越，以及反对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斗争，以至当前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和对我国领土与主权的侵犯，都属于这种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地解决这三个矛盾中发展的历史；我们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就是在这些矛盾斗争中，因各种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出现的曲折。
这些重要矛盾，从根本上讲，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因为，人们为发展生产而进行的斗争，主要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运动，又常常引发出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斗争；作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也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对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各个社会形态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原因；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毛泽东在提出应该用矛盾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强调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指出，这一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的重大发展。我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史，就应该遵循毛泽东的这个思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沿着我国建国以来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轨迹，来考察和分析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例如，在建国初期，我们党根据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头三年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到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时，国营经济占国民收入的19.1%，合作社经济占1.5%，公私合营经济占0.7%，资本主义经济占6.9%，个体经济占71.8%。上述数字表明，当时私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马上取消它们，对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利的。这就是毛泽东当时提出的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客观依据。后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迅速发展的生产力同个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一矛盾反映在政治上，毛泽东认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表现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毛泽东提出，要用“一化三改”来解决，即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解决这一矛盾。三大改造在具体完成的过程中虽有缺点和偏差，如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等，但总起来看是成功的。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这个矛盾已基本解决。从此，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这个时期，由于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状况，因而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改善，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了初步的基础。此时，毛泽东正确地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⑤这可以说是国史第一时期、即1949-1956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大致情况，亦即当时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这条主线就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
什么是1956-1966年、即国史第二时期历史发展的主线呢？这要从这个时期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特点来说明。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1956-1966年这10年，就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因此，可以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发展生产而斗争，是这10年历史发展的主线，沿着这条主线，研究这10年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这个时期历史发展的逻辑线索。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基本建立，意味着我国当时落后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但是，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当时，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只是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以它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就出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问题。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的说法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⑥。这个说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当时实际状况的反映。这种状况当然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必须解决。当时，党中央采取了两条路子解决这个矛盾：
一条路子是，在加快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在那几年里，我们对生产关系的调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原先，毛泽东是想建立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但在现实生活的启示下，他很快又改变了这种想法。于是，他在八大以后提出一个“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观点。他提出，对于我国的自由市场，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的，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工厂，可以开投资公司，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他把这称作是“新经济政策”，认为这应实行相当长一个时期。他怀疑俄国的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⑦这里，他实际上提出了把个体经济作为补充、把资本主义经济也作为补充，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的想法。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这个认识没有深化，也没有付诸实践，但他毕竟提出了要用这种办法来解决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观点。与此同时，陈云同志也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为主体、三个为补充”的思想，即：在经营方面，国营、集体为主体，个体为补充；在生产方面，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但遗憾的是，后来的实践与这些正确的认识都背道而驰。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从客观原因来说，主要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普遍具有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由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从主观原因来说，政策制定者忽视并且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和阶段性认识不足，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成熟程度估计得过高。用毛泽东在60年代初的话来说就是，经过碰了许多钉子，才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此时他才明确地指出：“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⑧而50年代后期，由于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于是提出并执行了许多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现实情况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最突出的就是盲目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结果是使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更加不适应，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得不再进行调整。
另一条路子是，在调整生产关系的同时加速发展生产力。这就是在第二时期开始不久提出了为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而制定的、直接与“一化三改”总路线相衔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把工业化的内容加以具体化为“三个现代化”，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又提出了国防现代化。到这时为止，“四个现代化”的任务都已提出。正式将“四化”作为党和政府的总任务，是在1964年末至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此后，发展生产力，为在我国实现“四化”而奋斗，就成为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工作的重心。第二时期结束以后，在1966-1975年进行的“三五”和“四五”计划建设，都是按照这一战略目标进行的，并且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和“大跃进”，有其正确的一面，这就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经过三大改造所唤起的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普遍愿望，并在此后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是又有其失误的一面，即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具体情况认识不足，急于求成，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在一段时间内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破坏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状况规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并通过生产关系对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基本内容起决定作用。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从这一时期总体上看，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这条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是坚信不疑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中心是发展生产力的认识是明确的。由于前述主客观原因，也发生过使生产关系脱离生产力状况的错误，但一旦发现便逐步加以解决，即把生产关系纳入较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轨道，从而使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挥它的反作用，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我国在这10年间才会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却使历史进入了又一重大的曲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批判“文革”的错误当中，我们发现体制问题是阻碍社会前进的根本矛盾。所以，要用改革来解决这个矛盾。这使我们又一次看到，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包括调整各种经济成分的合理配置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间的矛盾。通过改革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合于现阶段生产力，不但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原因和根本目的，也是我们制定改革的基本方针的唯一依据。
二、历史主干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⑨我们研究历史时要注意，虽然那些众说纷纭的意识形态斗争，那些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确实非常容易吸引人的视线，但是，我们决不能把视线仅仅停留在这里。我们应该看到，历史的主干是生产，是经济。尽管其他方面的斗争，如政治方面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有力地反作用于生产斗争，但是，归根到底是生产斗争决定着其他方面的斗争，是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因而，经济的发展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历史的基础。
用这种观点研究1956-1966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加紧发展生产，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是这10年历史的主干。虽然在这10年当中，党在领导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主要是不顾客观规律片面追求高速度，因而在1957年错误地批评反冒进，在1958-1960年错误地发动“大跃进”，其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10年，我国在加紧发展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是不容抹煞的。具体些说：
第一，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具规模。这首先表现为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长。1958-1965年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高达938亿元，建成的大中型企业项目达531个，从而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用新的设备和技术装备了起来。与此同时，还新建、扩建了大批重要的工矿企业，包括鞍钢、武钢、包钢、石（石景山）钢以及大庆、胜利、大港油田等。到1966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比1956年增长了3倍；钢、原油、原煤、棉纱、发电量等主要工业产量都有巨大增长。其次表现为新兴工业部门的迅速成长和新产品、新品种的不断涌现。特别是电子、石化、原子能、导弹等新兴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修配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设计，逐步发展了起来。
第二，农业基本建设初见成效。从1958年初开始，广大农村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8年内水利投资137.9亿元，年均17.2亿元，相当于“一五”计划期间年均投资的3.2倍。到1966年，共建成大中型水利项目150多个（比“一五”计划期间全部建设项目多1.2倍），其中大部分都在抗洪抗旱、发展农业生产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同时，农业的技术改造工作迅速发展起来。首先是各种半机械农机具迅速发展，到1964年，保有量约3000万件；其次是农业的现代技术装备程度大大提高，农业排灌内燃机、农用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农村用电量、机耕面积、机灌面积等都大幅度增长；此外，植树造林、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土壤、控制水土流失、建立气象预报等工作，也大量开展起来。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不断改善，1965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达到1957年的水平，但每亩单产却比1957年提高了3%，一些经济作物的总产量也有很大增长。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初步奠定了我国农业现代技术装备的基础，为以后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
第三，交通运输有了相当大的发展。1958-1965年间，用于交通运输、邮电的投资共217亿元，相当于“一五”时期的一倍多。全国新增铁路通车里程7200多公里，建成或部分建成12条干线。新建了郑州黄河大桥，1959年开始建设南京长江大桥。至此，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铁路货运量到1965年达48358万吨，比1957年增加76%。同时，公路交通、内河运输、远洋运输、民航、邮电通信等，都有很大发展。
第四，教育、科技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经过调整、整顿，这几年教育规模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新建和扩建的各类高校近30所，1965年全国高校在校生比1957年增加52%，这8年的高校毕业生为前8年的3.6倍。各类中等学校的规模和质量也提高许多，从而大大增强了各行各业职工的文化素质，科技和管理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特别是科技工作，经过10年的努力，取得了突出的成果，科技力量大大发展。到1965年底，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各个产业部门都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装备条件较好的科学研究中心。全国专门研究人员达到12万人。1964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同年10月，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更为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所达到的新水平。
上述经济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事实，证明这1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总结的，当时，“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一九六○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以上说明，写历史的时候，在努力作到全面性的同时，必须把握住经济这个历史的主干和基础。尽管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我们不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归结为一部政治斗争史。因为历史的主干和基础毕竟是经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同机械唯物主义相反，既确认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充分肯定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来看，正是因为有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才保证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发展；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有时在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许多问题上处理得不好，才在相应的时期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所以，我们在国史研究中，在侧重研究各个时期经济基础的同时，要相应地研究这时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研究它们同经济、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运动。
三、总体评价
对于任何一种历史研究，无论它是什么题材或者什么范围，除了要求全面地掌握事实之外，而且要求毫无偏见地陈述事实。但仅仅这样做，也还只是停留在搜集整理事实材料的阶段上，不容易区分其中的个别现象和普遍现象、偶然现象和必然现象、次要现象和主要现象，以至于真象和假象；这样，也就无从决定哪些事实材料对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是最重要、最适合因而是必须记述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和观点来把握和分析这些事实，以及如何正确地评价它们。要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学会正确地从总体上评价这段历史。这也是写好国史的一个重要方法问题。
从总体上正确评价某一历史时期，关键是把握住这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方面，分清主次。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矛盾着的双方都是有主次之分的。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来说也是这样。面对纷纭复杂的种种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究竟应该对这一时期作出怎样的总体的评价，就必须运用分清什么是历史的主流的方法，力求把握历史的主导方面。在研究那些比较复杂的历史时期时，运用这一方法尤其重要。仍以1956-1966年这10年为例，因为这是矛盾较为错综复杂的10年。
这个时期的复杂情况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这1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10年。经济建设是这10年的主旋律。所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这10年概括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这10年当中，我国的国民经济遭受过严重的挫折，这主要是在一段时间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指导思想错误造成的。但是，由于全国人民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其后又进行了五年卓有成效的调整，所以，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同时，这个时期，我们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对此，我们党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认识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客观规律的重要原则，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在这10年中，我们党在领导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主要是，第一，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第二，1959年继续“大跃进”的错误；第三，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生产关系超越现实生产力的错误。这些错误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这种情况，使这个时期呈现出特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但对这段历史作出总体评价时，还应当看到这个时期的主流究竟是什么。
笔者认为，第一，这10年从总体上说，从路线上说，从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来说，是好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我们应该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已开始实行这个转变。所以，从根本上来说，这时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正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提出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局面；提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从这个时期的实践来看，就是实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即使是“大跃进”，毫无疑问，对经济的发展是失大于得，但在这些年中，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发扬了可贵的革命精神，生产建设在各条战线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都应该同工作指导上的失误严格区别开来。所以，《决议》对这10年的结论是：“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其次，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左”的错误？除了头脑发热、骄傲自满的因素之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还处于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起步阶段。我们在许多工作中违反客观规律并因此而受到惩罚，正是由于当时并不明确这些规律是什么。同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作为这个探索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不仅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卓著的成绩，而且在一经发现失误后，就及时加以纠正。
第三，这10年，是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和试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保卫社会主义的10年。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保卫社会主义，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只经过短期的实践。斯大林在实践中有成功的方面，也有失败的方面，并未解决好这个问题。而我们，一进入50年代就开始探索这条道路。既然是探索和试验，就难免有失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地看待历史，正确地总结经验，对于我国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有益的。正如恩格斯多次讲过的道理：“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⑩因此，在我们的党和国家艰苦探索与试验的这10年中，无论是正确的与成功的，还是错误的与失败的经验，对于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政党、阶级和民族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
在评价这段历史时，邓小平同志非常强调要有科学的方法。他在主持起草《决议》时，强调中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二是“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他多次这样回答：“‘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11)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邓小平同志对这段时期的政治局面、经济发展、社会风尚的充分肯定，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这段历史时期的主流。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卷，第53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60页。
③《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314页。
④《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卷，第282页。
⑤《毛泽东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771-772页。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9册，第341页。
⑦参见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上卷，第433-434页。
⑧《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
(11)《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卷，第306、302、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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