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唯物史观生成三部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论文,三部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三卷集，那么能否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批判》、《手稿》、《形态》）编为他的哲学三卷集呢？如果说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是由他的经济学三卷集完成的，那么是否能够说，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是由他的哲学三卷集完成的呢？
一、马克思的提示
马克思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上面这个大胆的假设提供了支持。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追述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时，恰好提起本文所论三著的研究情形，而这同一时期所写的《神圣家族》、《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却被撇在了一边。不过对序言中谓这三本书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这话，这里先要辩析一下。所说三本书其实并没有构成政治经济学本身研究的经过，只能说是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经过。因为三本书所研究的并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或者毋宁说是对时代问题、革命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回答。即便算是经济学的《手稿》也基本如此。所以应该说这是三部哲学著作，它们只能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缘起”。
然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这个“缘起”却非同一般，它本身又由问题到结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马克思叙述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性的分析。”这里分明告诉我们：为了解决一个疑问，写了不止一部著作。接下去的叙述表明，他这第一部著作没有解决疑问，只是得出了接近于解决疑问的新的研究课题。于是乎他借助经济学对“市民社会”进行深入剖析。幸而传世的1844年巴黎手稿展示了他这段研究工作的思路历程，成为他解决疑问的第二部著作。这是作者生前没有想到的，所以他在《序言》中只叙述了总研究过程不可省略的第二阶段，而没有提到第二本书。
马克思涉及第二本书到第三本书的过程的叙述是耐人寻味的：“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接着就是人们熟知的那段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概括。这段过程的时间跨度，包含着，但超出了1844年《手稿》的工作，径直衔接了《形态》的写作时间。而历史唯物主义结论所由得出的研究过程，马克思的叙述表明，是在第三部著作即《形态》的写作之前。但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却没有落脚在《手稿》而是具体表述于第三部著作《形态》中。在马克思本人的叙述里，第二部著作与第三部著作的时间和工作界线的模糊性，以及理论结论与理论研究之间联系的直接性，与后人在这二者之间所努力划开的鸿沟，形成了有趣而鲜明的对照。阿尔都塞就看到，《手稿》“这部可以比作黎明前黑暗的著作偏偏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①]似乎历史唯物主义的太阳不是冉冉升起而是突然高挂中天，似乎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不是理论探求的结果而是如佛教中的顿悟所得。于是《形态》俨然如一座飞来峰，一眼趵突泉，突兀而不明所自。附会的思路于是获得了广阔的天地。
我们的信任没有理由不向作者的叙述倾斜。马克思说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于一个有目的（解决疑问）、有步骤（三本书）、有结果、历时三年的研究过程，实实在在，足迹朗朗。崇拜一项研究的“总的结果”而轻慢这项研究的具体过程，未必是对该理论科学性的更高尊重。用“伟大发现”代替研究过程去说明唯物史观的发生，或者撇开马克思本人明确的思路和工作范围提示，漫天里、甚至跑到作者学生时代去寻求思想的依据，这些做法都未必能更贴近唯物史观形成的逻辑思路。
二、“疑问”的推求
科学结论的取得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假设——证明”式，一是“问题——解答”式。采用何种方式获得结论，决定于理论家在研究之前是先获得问题还是先获得假设。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过程是“问题——解答”式的。这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得到证实。因为，马克思是“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而写“第一部著作”的，最后通过《形态》的写作“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
由此可知，马克思的“疑问”，不仅是启动他三年研究工作的动机，同时也是这一研究过程及结果得以统一的灵魂。当然，运行于这一过程的逻辑思路也是由这疑问来引导的。然而，非常可惜，关于这个“疑问”，马克思只给我们留下了谜面，谜底却隐含于著述的背后。
但这是一个不能不解的谜。马克思这个“疑问”的内容是什么呢？有的研究者将支配“青年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总问题推设为：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是一种历史现象而非永恒现象？共产主义为什么是必然的[②]？这显然不对。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谈对马克思“疑问”的推究过程，只能表明本文推求的依据和结果。
第一，由于这个疑问导致了唯物史观这个“总的结果”，因而可以通过唯物史观来回答；第二，《批判》和《手稿》是对疑问的直接解答，因而疑问的内容与这二著有直接的对应性；第三，由于疑问是整个研究过程的启动因素，因而它必须符合开始研究时作者的理论和现实视野；第四，当然必须考虑“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③]的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据此可将马克思的疑问推设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根子在哪里？或者说：改造不合理的现实社会应从何处着手？这作为对马克思“疑问”的转述，应是最近似的语言了。但愿它经得起各种具体解释的考验。
1843春夏，马克思刚从《莱茵报》的局部斗争事务中解脱出来，《德法年鉴》的新战阵尚未摆开。这位雄姿英发的青年思想家正好静下心来，高屋建瓴地检视德国现实的斗争状况：“唯一者”的标举，“自由人”的喧闹，费尔巴哈的批判，自己的实际斗争，这些对德国现状有什么触动呢？没有。那么改造现实的工程应该在社会的何处动土呢？不合理的现实的根子在哪里呢？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候进入马克思的思考，是多么自然啊！而有价值的问题一旦撞进马克思的思维领域，便只有一种命运，就是被彻底解决。
三、费尔巴哈之路
问题是有了，但社会弊端万种，通过什么方法才能理出社会的根本呢？正当马克思决计探究不合理社会之根源而需要一种方法时，这种思想方法正好就出现在马克思的思路上头，那就是费尔巴哈的异化论。
在黑格尔学说笼罩下的德国思想界，信足了精神外化为现实的教条。而在德国无所不在的普遍精神莫过于宗教。于是对现实愤愤然的青年黑格尔派就拿宗教开刀。在这支批判队伍中，费尔巴哈的战法独异。他一反上帝造人的千古教义，论证了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但人所创造的上帝却反转来支配、安排人的生存、命运，并强制人们服从它的旨意，创造者反而要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人与上帝之间的产生与支配的真实关系一经揭露，上帝的威权就倒塌了。这就是费尔巴哈异化论所提供的核心内容。
费尔巴哈的异化论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要点：
一、两分法。即把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分成两个部分，马克思称之为“二重化”。他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④
二、两部分间的现实关系是一部分支配、规定着另一部分。在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宗教支配和规定人生这种现实关系无须揭示论析，已由教义传喻，人人皆知。但这一点却是异化论模式必具的要点。
三、两部分间的发生关系。这两个部分，其实一个部分是由另一个部分产生出来的，或一个部分创造出另一个部分。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层发生学关系。
四、两部分间的两种关系是相反或者说是矛盾的。即不是创造物受创造者的支配，而是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这是有悖于常理的。因此，异化论便具有一种否定现实的批判功能。
这四点，前三点是方法的操作规定，后一点是对异化论分析对象的性质规定，即异化论分析的对象，只是有着对立关系的创造物与创造者。
异化论在费尔巴哈手中，还只是一种孤立的认知图式，只有单纯的否定批判作用，而缺乏连续的推断、追溯功能。因此，严格说来费尔巴哈的异化论还不够称为一种方法。费尔巴哈揭示出上帝是人造出来的这一真实关系，仅只为人屈从于上帝这种现实关系提供了否定的理由。除此而外，他未能再告诉我们什么。
马克思慧眼识珠，他捡起费尔巴哈用过的理论之剑，略加锻造，便使它顿生毫光。马克思给异化论加进了一点关键的、极为重要的内容，我们把这作为异化论的第五点规定：
五、创造者为什么会造出与自己对立的创造物呢？其原因必然是由于创造者方面内部存在着分裂、矛盾和颠倒。
对费尔巴哈异化论的这一改造，马克思后来一再提起。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写道：“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⑤一年多之后，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一次写道：“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⑥如果联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专辟一节文字，用不小的篇幅来阐发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那么我们这里的引述，就成了他一向重视方法问题的早期例证。由此可以充分警悟：决不可低估方法对理论研究工作的意义。
我们的确看到，由于马克思给异化论注入这一新的规定，它的功能立刻起了巨大变化：
第一，它扩大了每次分析的成果。异化论在费尔巴哈手中，一次分析只揭示一组异化现象。到了马克思手中异化论的一次分析除了显露分析对象本身异化关系之外，还昭示着异化物的源头内部也存在着异化。异化论由孤立的认知功能发展为具有推断功能。
第二，由于异化论的推断也是建立在社会发生学基础之上，这就使得异化论具有以发生学关系为线索的追根溯源的社会洞溯力。因为只要证明了一组异化关系（也是发生关系），就追溯到了下一个环节即源头内部的异化关系，进而又可追溯到更下一个环节。不到达社会发展的终端（准确地说是始端），只要“两分”之途未尽，异化论的发生学追溯力便锐利地存在着。这正是一把刨挖社会老根的好镢头！
异化论的各项规定，其实都可看作是对分析对象的规定。只能两分，有对立的现实关系，又有发生的历史关系，而且两种关系之间又存在着悖于常理的关系——这诸多复杂的规定，使得异化论不易找着对象。尤其是经马克思改造过的异化论，具有连续推断功能，它能找着一条社会发生学的现象链，让它大显神威，真正难得！而今，一百五十年过去了，世界又出现了许多新事物，而马克思的异化论依然尘封如故，无可试锋。我们差不多可以做结论说：那是一次性的思想方法！
异化社会的逆向发生学结构，只有马克思的异化论才能揭示出来，马克思的异化论也只有这么一个分析对象，这个唯一的一次性方法，恰在马克思要追究不合理社会之根源时被他发现，历史何以有如此这般的巧合？屈原如在，他的《天问》篇中少不得又要加上一问。
四、第一步结论
为了探究不合理现实之根源，马克思凭藉改造过的异化论，在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结论的基础上发现了宗教异化的下一环——现实异化，由此获得了他自己的异化论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即分析现实世界的异化。
根据异化论的要求，须对现实世界作两分法解剖。现实世界如何两分才符合异化论之规定呢？马克思碰到了现成的思想资料即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那里，黑格尔已经大体把现实世界分为国家和市民社会，并对各自的性质和二者关系作出了规定。于是马克思就把批判的对象转向关于现实世界的学说。所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在导言后面将要进行的探讨并不是针对原本而是针对副本——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
“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就是替国家和法权辩护的黑格尔法哲学。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理性精神的化身，而“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⑦这市民社会的人民群众，据黑格尔看，“作为单个人的多数人（人们往往喜欢称之为‘人民’）的确是一种总体，但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⑧这样，市民社会就必须由国家通过法律、制度、权力等方式和途径来加以规范和维持，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面貌是由国家产生出来的。
我们所说的“产生”，黑格尔叫做“现实化”，即精神变成现实的东西。支配一切东西的最后的精神就是“王权”：“王权本身包含着整体的所有三个环节：国家制度和法律的普遍性，作为特殊对普遍的关系的谘议，作为自我规定的最后决断的环节，这种自我规定是其余一切东西的归宿，也是其余一切东西的现实性的开端。”⑨
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从国家中产生出来，这是黑格尔的结论。马克思研究二者的发生关系恰好相反，16年后他总结自己这一研究工作时写道：“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⑩
国家支配市民社会，这是明摆着的现实关系，现在马克思证明了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这就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异化关系：产生于市民社会的国家反转来支配市民社会。根据马克思赋予异化论的规定又可推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这种颠倒，必然是由于市民社会内部存在着颠倒。就这样，马克思的异化论分析，结出了第一颗圆熟的果实。也就是这样，刚刚获得第一步研究成果，解剖市民社会的新课题，又催逼马克思骑着异化论的战马继续驰骋。
然而，市民社会如何两分，两部分如何对立，又如何发生，马克思所熟悉的哲学、法学等学科都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了。市民社会的生活，主要不是政治活动而是经济活动，是物质利益的交往活动。要揭示这种物质经济活动的本质规律，自然只有借助政治经济学了。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大不如他在法哲学领域那样熟门熟路。
1844年，巴黎。马克思这位追日夸父，带着时代的疑问和历史使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为了一个陌生的课题，叩开了一个陌生的学科大门。
五、经济学谜底
1、市民社会两阶级
《手稿》注释13：“马克思把第一手稿的各页都分成并列的三栏，分别加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这样的标题。每一栏都有按上述题目写的正文。但这样分三部分的论述没有贯彻到底，而到手稿的结尾实质上失去了任何意义。”(11)
这条注释向我们透露了作者的思路和学科研究的许多消息。这种分栏格式的笔记，既不象文章的草稿，又不象读书笔记。按其功能来看，只能是研究笔记，栏目即作者的研究对象。我们联系异化论两分法的需要来理解手稿中的栏目分类，就会豁然明朗。“工资”、“资本利润”、“地租”是三大阶级——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的经济收入方式，这正是市民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成分。从经济学范畴的海洋中掬起这样三个范畴，将市民社会职业、等级的万花筒简化为三个基本阶级，仅此一着，已足见功夫。
然而，异化论的要求是两分法，手稿里马克思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却作了三类划分。如何将实际情况纳入理论模式呢？且看马克思的论述：“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2)这并不是有意削足适履，而是事实与理论要求恰相符合。在分栏研究中马克思还揭示了这两大阶级间的现实关系。他引述经济学家的意见说：“根据同一国民经济学，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13)
分栏研究既达到了这一步结论，按理说下一步即可转入两个阶级间的发生关系研究了。可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象上帝与人的本质联系那样直接。马克思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发现，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还有一些中间范畴存在，象劳动、产品、资本等，其间又有着一连串的现实关系和发生关系。此外，还有一些发生学现象也吸引着马克思的注意，如劳动与财富、工人的劳动与自己的贫困等等。舍弃那些中间范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发生关系，便难于清楚，一些发生学现象也难于阐明。于是，对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那些中间范畴的研究，便须提到两大阶级发生关系研究的前面。这就是手稿中〔异化劳动〕一节文字紧接在分栏研究之后的必然性原因。
2、异化之根：动物人
产品同劳动的异化关系，是马克思解剖的第一个环节。这是极有见地的选择。因为资本家与工人的发生学关系，直接地表现在产品同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属于工人，产品属于资本家。占有了产品，转换成货币变成生产资本。不管是什么人，占有了资本即成为资本家。所以产品同劳动的异化关系，直接反映了资本家与工人的异化关系（主要是社会发生学关系）。
劳动与产品的一般发生关系是一目了然的，需要确定的是其现实的对立关系。马克思揭示道：“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4)“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15)劳动生产出了产品，产品摇身变为资本却能购买并规定劳动的质和量，使劳动反受产品的支配，这就是产品同劳动的异化关系。
据异化论方法可知，产品同劳动关系的这种颠倒，必然是由于劳动方面内部存在着分裂和颠倒：“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象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16)
于是劳动成为异化论分析的第二个环节。劳动异化现象十分普遍：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7)显然，在劳动中人与自己的生产行为发生了分裂、矛盾和对立——劳动同人异化了。富有追溯力的异化论在此又获得新的分析目标。
人的自我异化是马克思解剖的第三个环节。在异化劳动中，工人自身存在着如此严重的人格分裂：被交出去给别人支配进行劳动的是一个自我，而明知劳动痛苦却仍然决定将这自我交出去的还是自我。人的哪一个自我同哪一个自我相异化呢？马克思把人同动物相比较，区分出了人身上有与动物相同的特性，有作为人类所独有的特性。什么是人身上的动物特性呢？马克思说：“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8)什么是人类独特的本性呢？简单地说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9)。所谓“有意识”即“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20)其实就是劳动之前的目的、设想、计划活动，也就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那个形象的说明所表达的意思：“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21)所谓“自由的”，即“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22)也就是说把活动本身当作对象、目的，他在劳动时只是为了劳动，不是为了另外的目的，不是为了吃、喝、穿、住，不得不去劳动。人受另外的目的支配去做事就是不自由。马克思接着把人的劳动同蜜蜂、海狸、蚂蚁等动物的所谓“劳动”加以比较说：“动物只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23)这话可以作为“自由”的注脚。自由的有意识的改造世界、创造对象的活动，即劳动，是人类独有的本性。马克思将之称为人的类本质、类特性，或人的类能力。
人的能力应当归自己控制，受自己控制的能力应当不使自己痛苦，一旦感到痛苦他便可以停止活动。但在异化劳动中人却不能这样，虽然感到不幸还必须继续劳动，因为他把自己的能力卖给了别人，而不再受自己控制。所以马克思说：“异化劳动造成下面这一结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24)
作为人的本质异化出去了，这时的人就只剩下了动物性。自我异化使人成了残缺不全的动物人。至此，因为两分法对动物人已无能为力，所以动物人就成了全部社会异化的根底。
产品同劳动异化，劳动同人异化，人的类本质同动物性自我异化，这是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异化现象链的三个环节。这三种异化除了完成异化现象链的三个环节之外，还共同执行了一个论证任务，就是证明资本家与工人的发生学关系。市民社会两大阶级间的对立关系先已论定，待他们的发生关系明确后，即可完成对他们的异化分析。
所以，人同人相异化成了市民社会异化分析最先开始却最后结束的环节。“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25)动物人将人的类本质分化出去，造成异化劳动，异化劳动生产出异化的产品，这异化产品转换成资本被人占有，就产生出了一个异化的人。所以马克思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26)人的自我异化、劳动异化、产品异化解释了资本家同工人的发生关系，资本家与工人的异化则反过来解释了产品、劳动、人的类本质同人自身的对立关系。因为人的类本质、劳动、产品都没有独立的意志和作用意向，它们对人自身的压迫，只有受他人的支配才是可能的。
费尔巴哈由宗教异化追溯到了现实，马克思由国家的异化追溯到市民社会，由资本家、产品、劳动的异化追溯到劳动者自身，最后在工人自我异化的分析中得到动物人这个异化现象链的终端：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即“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根本是什么”，答案就是：“动物人”。马克思的疑问，原是为着解决革命的目标或对象问题，也就是社会改造从何着手才是“治本”。现在异化论分析的结果表明：人在劳动中异化为非人即动物性的人，这就是全部不合理社会存在的根本。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就必须将人的类本质复归劳动者所有，将劳动还给劳动者，这样，没有与劳动对立的产品，便没有与劳动者对立的资本家，也就不会有与人对立的国家和意识形态。于是，“这些论述（指异化论分析——笔者）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27)“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28)工人的自我异化是在异化劳动中发生的，要使动物人复归于全面的人，须从消除劳动异化做起。这就是异化论分析导致的革命结论。（待续）
注释：
①转引自胡万福《论青年马克思》，华中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②参见胡万福《论青年马克思》第118-119页、12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以下简称“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页。
④“选集”第1卷，第17页。
⑤“选集”第1卷，第1页。
⑦⑧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5、333、268页。
⑩“选集”第2卷，第82页。
(11)(12)(13)(14)(15)(16)(17)(18)(19)(2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简称《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46、14、47-48、50、50-51、51、53、53页。
(2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页。
(22)(23)(24)(25)(26)(27)(28)《手稿》第53、53、54、54、56、57、58页。
标签：费尔巴哈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自我分析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资本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