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毅彬[1]2004年在《论服务型政府的建构》文中认为自70年代末以来行政改革已成为世界性潮流，在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无不是以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公共机构的形象为主旨的，都体现了对政府的服务职能、服务精神、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的关注与追求。服务型政府概念在我国的提出，既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也是借鉴了国外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成果。 本研究通过对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梳理，在分析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之间脉络关系的基础上，以新公共服务理论为视角，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总结和吸收了国内外政府改革理论和经验，对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寻求一种新的改革思路和改革模式。这对于推进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全面创新，加快政府改革的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首先阐述了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和定位，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定位基本都认可为21世纪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选择。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府在21世纪所面临的行政生态环境的改变。 文章第叁部分分析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现实动力与理论支持。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是其外在压力，知识经济与信息革命是其技术动力。理论支持来自于叁个方面：新公共管理的追求，治理理论的追求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追求。 公共服务是政府行为的最终产出，是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也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特征，因此，文章第四部分从复合制度配置角度分析了多元化的公共服务模式。重点分析了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公共服务提供的多种选择模式、公共服务市场化提供模式和公共服务社会化提供模式。 对于无法转移出去而必须由政府来提供的服务，政府则应选择合适的服务手段，采取创新的服务方略，以体现服务宗旨和服务理念。文章第五部分从制定明确规范的服务基准、服务基准的落实与监督以及服务形式的组织创新叁个方面阐述了政府服务方略的创新。文章第六部分对中国构建服务型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
付颖[2]2017年在《论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构》文中指出“服务型政府”不仅是一个学理概念,也是一种政府治理的实践样式。从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提出与演化,到服务型政府建构实践的发展和创新,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学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也成为新时期各国政府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政府行政绩效的一种有效方法。然而,对服务型政府理念和特征的把握和明晰,对服务型政府构建路径的探求和拓展,对此类政府建构效果的监督和评估,以及对此类政府建设过程的调控和建构结果的反馈和反思,仍旧是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厘清服务型政府发展过程中的遇到的困难和压力,寻找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正确方向和有利方法,则是原文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本研究的学术关切和现实反思。服务型政府建构的主要困难和障碍是什么?服务型政府可能的建构方式又是什么?这是本研究提出的并且意欲在研究过程中解决和回答的两个核心问题。围绕着本研究的基本问题,原文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如下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缘起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价值、国内外文献分析与研究、本文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论意义以及原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等内容。第一章为概念阐释部分,主要分析了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内涵及其鲜明特征,是本研究的概念分析和界定以及和理论阐释部分。第二章大体分析和主要研究了服务型政府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挑战和障碍,本部分从消极负面的角度剖析了服务型政府建构的困境,即阻力。第叁章分析了服务型政府建构的可能路径和方式,从积极正面的角度解析了服务型政府建构的路径,即动力,该部分为本论文的核心和重点,在明晰建构阻力的基础上,探索服务型政府建构过程的动力机制,是本研究的主要价值和意义所在。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做了总结,并且对服务型政府建构的未来趋势做了基本研判。在服务型政府建构过程阻力和动力分析的基础上,把握服务型政府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为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有益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既是本论文的学理探索,也是本研究的现实关怀。
赖诗攀, 刘修华[3]2006年在《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多层面制度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制度建构应从宪法层面、体制层面和操作层面叁个层面进行建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建构是改变管制型政府形态,将宪法原则贯彻到体制层面和操作层面的过程。
赖诗攀[4]2005年在《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多中心制度建构》文中认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制度建构应从叁个中心或叁个层面即从宪法层面、体制层面和操作层面进行建构。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建构是改变管制型政府形态,将宪法原则贯彻到体制层面和操作层面的过程。服务型地方政府角色、价值取向、理念的转变要以绩效评估为先导,体制建构的关键是服务型地方政府职能的重新界定,操作层面则应该以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为目标。
武磊[5]2011年在《县区级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在民主和法治的框架下,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价值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以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促进人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的,以为公民和社会组织提供公正、透明、优质、高效、便利、廉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公共需求为主要工作内容,并在工作程序、工作方式,以及政府机构设置等方面,一切以方便公民和社会组织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承担服务责任,接受公众监督,并将民意作为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和评判工作优劣的根本尺度的一种政府范式。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行政改革理论的影响。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为理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主张运用市场机制和工商业管理方法来改造公共部门,其所倡导的“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和其所主张的多样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对服务型政府“政-民”关系的重塑和服务职能的强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建立在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和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基础之上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主张用一种基于公民权、民主和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新公共服务模式来取代新公共管理,强调政府治理应以公民为导向,以服务为核心,以公民和社会组织充分参与、对话协商为基础。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服务型政府人本位价值观的确立产生了积极影响,其对民主价值和公民权的追求,对“责任”的解析和对“人”的重视,都对服务型政府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以治理、善治等为主要内容的治理理论,主张政府与社会和公民分享权力,主张公民参与,建立一种政府机制、社会机制、市场机制耦合,政府、社会、市场协同的新的治理模式。其要达到的善治状态,必须具备“法治”、“透明性”、“责任性”、“有效性”、“廉洁”、“公正”等要素。这些理论或多或少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可供参考的理论基础。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受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西方行政改革思潮的冲击和影响,服务行政理念已深入人心,正在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公共行政的普遍型式,推动政府本质属性的回归。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要求政府要从根本上实现转型。而与此同时,大量社会民生问题的出现,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对政府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对政府行为提出新的要求的同时,也给政府改善服务提供了技术支持。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登上了历史舞台。服务型政府的提出,缘于地方政府的先行先试和理论界的探索。近年来,在中央的倡导和推动下,县区级地方政府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如宁波海曙、南京鼓楼、辽宁法库、成都锦江等一批县市区,在搭建社会参与平台、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行为民服务代理、强化公共财政建设、推进制度创新、改革绩效考核等方面,都有一些好的做法,创造了一定的经验。但总体来看,我国的县区级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还处在探索阶段,同时,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改革的困境,正面临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为：政府政绩追求的冲动与社会建设的非显性化之间,政府的自利性与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要求之间,公共资源使用的不合理与民生改善所需资源的严重短缺之间,“官-民”文化的传统与服务型政府所要求的平等服务意识之间,体制的惯性与服务型政府所要求的规范、高效、透明的政府运作机制之间,对上负责的体制与为公众服务的要求之间存在着矛盾。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近年来在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方面不断推动政府自身改革,围绕服务取向,对政府职能、政府架构、行政运作模式、服务机制、财政支出结构等进行改革和调整,使政府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发生深刻转变,政府服务不断得到强化；与此同时,重视社会基础层面的变革,与政府转型相配套,持续推进社区建设,完善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功能。解放区做法启示意义主要在于,为县区级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了一种社会管理社区化,“政(府)-社(会)”协同治理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新样式和一种政府服务社区化的新导向。但解放区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还存在许多不足,主要是一些方面的改革还没有触及体制深层,新的运行机制还不完善,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责任约束体系还不健全,“政(府)-社(会)”协同治理模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治理水平。进一步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解放区也还面临不少难题,这些难题主要是观念的制约、绩效考核及干部使用制度的偏失、工作缺乏自主性、财政体制不合理、法治保障的欠缺等。要突破县区级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境,就必须着力培育服务行政的职业理念,将服务变成政府工作人员的自觉行动；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理顺扭曲的财权、事权关系,建立公共财政投入民生的约束机制,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财政保障；建立更加符合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求的领导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引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强化服务行政问责,形成服务责任履行的约束机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法治保障。为此,必须加紧制定县区级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规划；出台规范政府服务的相关规定；改革干部任用制度；调整对县区政府的绩效评价体系；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相关立法。
赵丽晶[6]2016年在《毛泽东思想视阈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史和实践中被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不断奋进的精神动力;是党和政府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在新形势下我们要不断学习毛泽东思想,吸取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中的养分,用它来端正我们的思想认识;要不断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思想,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用它来指导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行动。服务型政府是当下中国改革政府管理理念和体制下寻找到的新出路;是党和政府集体智慧探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结晶;是中国人民总结古今中外管理理论精华的积淀;是政府实现自身突破励志满意人民期望的探索结果。服务型政府的建构是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之上的政府改革创新之举。所以毛泽东思想与服务型政府建设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服务型政府思想是在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上建构的;服务型政府思想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政府探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创新性发展。二者在理论本质和目标价值追求上具有一致性。毛泽东时期对政府建设的一些实践探索是当下及今后政府建设的宝贵经验,是实现中国政府管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宝贵财富,科学挖掘和认识毛泽东时期政府建设的实践史实和经验有助于我们发现和揭示真理,有益于解决政府工作中出现的难题,确保政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现成的成果和资源的可供我们汲取,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占有、整理和消化零碎的史实资料和文献观点。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当下服务型政府建设存在的问题着手,从毛泽东对政府建设的实践探索角度出发,阐述当代服务型政府构建理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及启示当下我们如何建设好服务型政府。本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的创新点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绍了服务型政府的相关概念及阐述其存在的理论基础,这部分主要侧重点在于探讨毛泽东思想对服务型政府构建的指导作用,重点阐述了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毛泽东的法治思想、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对服务型政府理念建构的科学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作用。第叁部分主要从历史角度出发阐述了毛泽东对政府建设的一些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主要分析了毛泽东时期关于民主政治理论、行政主体建设、政府管理方式、政府职能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实践探索。第四部分剖析了我国当前政府建设过程中主要存在的包括政府及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不强、公务员整体素质不高、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到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不均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理想、政府治理方式不健全等六个方面的问题。第五部分阐述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关于政府建设的思想及实践对今后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民主政治建设、行政主体建设、政府职能建设及政府管理方式方法等四个方面的启示。
李丰[7]2014年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国语境》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浪潮的出现,人类社会开始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后工业化浪潮的出现预示着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革命性社会变迁。在人类社会启动后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定。改革开放后,中国同时面临工业化与后工业的任务,使中国社会表现出了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是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变迁,它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一切方面带来冲击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着手进行行政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工作。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上世纪末中国学者提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并引导着中国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虽然服务型政府的思想和理论是中国学者的贡献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但是对于为何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会最先在中国出现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开展的。通过对本论题的研究,一方面能够促进服务型政府理论的系统化,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事业提供理论上的参考。我们知道,理论研究总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连的,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亦如然。虽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任务,但从社会发展演变的趋势和规律出发,中国行政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应该以后工业化为导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没有解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势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解决了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因此,服务型政府的产生是与中国的后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然而,我们知道后工业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浪潮,所有的国家都无法置身于此浪潮之外。既然这样,那为何在其他的国家没有出现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这个问题需要将其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来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在中国出现提供了历史优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相互转化。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发展到工业文明的典型形态后才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这使得它们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强力阻碍,难以突破工业文明对它们进行变革图新的束缚。在行政理论和实践上,则体现为西方国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行政学研究和政府改革中,始终没有突破管理行政的理论范式和行政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几乎是同步的,这使得中国的后工业化进程以及社会各领域的改革不会受到“旧文化”的阻碍。正因为这样,在探索符合后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时,由于中国没有“旧文化”所带来的历史包袱而获得了历史的先机,先于发达国家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与中国一样,它们也处于双重转型的历史时期,与发达国家相比它们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但是,在事实上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服务行政的理论和建设实践。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是服务型政府理论和建设实践最先在中国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换句话说,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能够在中国出现,除了因为中国社会双重转型所获得的历史优势外,还有其他更加具体的文化因素。改革开放以后,对于中国的行政学研究和行政改革实践来说,主要受到叁个方面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的行政理论与经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博大的体系,但对中国行政学的研究而言,传统文化对它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来自叁个方面:和合思想、民本思想和作为一种文化的传统日常生活。和合思想将事物看做一个和合体,它既承认冲突(差异),又在承认冲突的基础上通过对冲突的融合来实现对冲突与融合的超越,以生成新的和合体。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来说,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情况下来思考如何建构起一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模式时,为了能适应中国社会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特征,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既具有多样性(冲突)又能够促进合作治理(融合)的政府模式,而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都只强调了冲突与融合的一个方面,无法为我们建构新的政府模式提供支持。相反,和合思想强调事物中的差异与融合,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学者探索符合后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来说,无疑是一种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它能够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出现提供思维模式和分析方法上的支持。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够为中国学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中探索政府模式变革提供一条线索。我们知道,民本思想本身也有着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是产生于传统中国社会并为统治型社会治理服务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民本思想是作为社会统治关系的一个调节因素而存在的,目的是要实现和保证“君本”。从这个个意义上来说,民本思想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而言,是一个反动因素。但是,民本思想之中包含着对“民”和“本”之间的关系定位。如果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来重新思考“民”与“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本”关系既不是传统中国社会时期的真“君本”假“民本”,也不应该是工业社会时期形式民主,而是要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要实现“以民为本”。因此,通过对民本思想的时代解读,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政府模式变革的思想线索和切入点,对中国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具有积极意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分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在地域上,中国社会则分化为界线明晰的农村和城市。公共领域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宗旨,私人领域是以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则,而日常生活领域则以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为基础。所以,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讲,日常生活领域代表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文化模式。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开始分化为不同的领域,但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说,在很长的时间内依然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依然是维系中国农村的文化基础,因此,可以将中国农村其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日常生活领域。加之中国农村不管是从地理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来看,都占据着极大的比例,所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依然有着庞大而发达的日常生活领域。众所周知,管理型政府是一种极度推崇形式理性的政府模式,价值则被视为巫魅而从中祛除,这使得管理型政府自工业社会晚期以来一直广受诟病。如此一来,中国学者在社会双重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来探索符合后工业化的政府模式时,力图建构起一种同时涵盖了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政府模式,而中国发达的日常生活领域所代表的以伦理价值为基础的文化模式为新的政府模式探索提供了现实的条件,为中国学者开展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文化资源。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核心理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包括两个的部分: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性哲学和强调总体的建设性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确立起了“机械均衡”的发展模式,但这一发展模式并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在否定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建构起了“梯度发展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梯度发展模式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但同时也使得中国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不和谐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改变中国社会不均衡不和谐的局面,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观念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这是对梯度发展模式的否定。虽然梯度发展模式否定了机械均衡的发展模式,但它们都是以马克思的革命哲学为指导的,其区别仅在于革命对象与方式的不同,建构和谐社会的构想则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部分,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为基础。在总体性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学者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外,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能最先在中国出现,还得益于中国学者对西方行政学理论的借鉴和重组。管理型政府的理论和现实形态产生于西方国家,在后工业化的进程开启后,西方行政学界在对管理型政府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也做出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改革,但由于受到工业文明的负向牵引,而没有对管理型政府造成本质性的颠覆。尽管如此,西方行政学界的一些理论和经验对中国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一方面,虽然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但服务型政府中也有“管理”的功能,只是管理的功能不像在管理型政府中那样突出;另一方面,西方行政学界在批评管理型政府的过程中,虽然没有突破管理型政府的框架,但在客观上也产生了一些能够对服务型政府研究有启发的思想和理论。正因为这样,中国学者在进行服务型政府研究的时候,没有将国外的行政思想和理念不分良莠地全部抛弃,但也没有照搬照套,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话语重组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总而言之,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能够最先在中国出现,是与中国的语境相联系的。在宏观语境的层面上,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最先在中国出现是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必然要求,是与中国社会的双转型相联系的;在微观语境的层面上,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能够最先出现在中国,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对国外理论与经验的借鉴重组紧密相关的。
许洋[8]2012年在《地方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文中认为一直以来,政府绩效评估都是现代政府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政府绩效评估在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可以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我国目前正处于行政体制改革时期,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政府绩效评估活动的重要性逐渐展现了出来,许多地方政府都结合自身的工作需要对政府绩效评估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与探索。但是,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地方政府接触政府绩效评估的时间较短,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均存在差距。尤其是面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以往单纯的以经济发展程度作为评价政府工作好坏的绩效指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造成了许多地方政府只注重搞一些不切实际的“面子工程”,一味追求GDP的增长而盲目重复的进行投资建设,不仅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就是绩效管理制度仍不完善、绩效考评标准缺乏科学性。因此,树立以科学绩效观念为导向的行政理念,构建一套全面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管理机制,是建立一个行为规范、勤政高效的现代政府的有效手段。本文主要包括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等。第二章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相关理论和价值取向,主要介绍和分析绩效评估和指标体系的相关理论,以及在服务型政府背景下构建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所应遵循的价值取向。第叁章为河南省郑州市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证分析。本章以郑州市为例,结合之前的内容来研究目前我国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出相关问题的原因,为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完善和优化打好基础。第四章为地方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对策探讨。主要根据之前的分析结论,总结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和原则,之后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的总体框架和流程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郑州市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第五章是结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做出了展望。
马全中[9]2014年在《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作用研究》文中认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人类社会逐渐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迈进,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这导致传统以效率价值为中心价值和具有控制导向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发生了危机。为克服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危机,各国纷纷进行行政改革来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在改革中,各国纷纷缩小政府规模,对政府官僚制进行改革,由此,一种不同于政府却又确实具有某种政府实体地位的组织产生了,这就是以代理机构和其他实体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不同于历史上存在的自愿组织,它具有自身的特点。与其他组织不同的是,非政府组织所追求的不是社会治理的辅助角色,而是要求与国家合作乃至独立承担某些社会治理的职能。所以,非政府组织的出现预示着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解体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来临。首先,非政府组织能够促进公共性的扩散。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垄断着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政府还能胜任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但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现实导致管理型政府面临失灵的风险。管理型政府的失灵意味着迫切需要引入非政府组织等新的社会治理主体。原来只有政府是实现公共性的唯一主体,但由于非政府组织承担了社会治理的部分职能,非政府组织也与政府一样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由此,非政府组织促进了公共性的扩散。在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实际上也促进了实质公共性的实现。管理型政府之所以无法应对高度复杂的社会现实,主要原因在于管理型政府所具有的公共性只是形式公共性,这种形式公共性在本质上并不能体现社会的公共利益,也无法满足高度不确定社会的需求。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提供和进行社会治理,一方面使公共性从政府扩散到了社会,打破了政府对公共性的垄断,在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成为社会治理主体也促进了公共性的实现,使公共性从形式公共性转变为实质公共性。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政府从管理型政府的形式公共性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的实质公共性,所以,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实际上促进了服务型政府的产生。其次,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公共性扩散的同时,也促进了领域融合。在管理行政的制度设计中,官僚制是作为一种中介联接着国家与社会,但是,官僚制自身的问题与缺陷导致政府官僚制并不能起到有效表达社会需求的作用。官僚制并没有能够将国家与社会联接起来,反而与国家一道对社会进行垄断统治,由此才导致了管理行政的危机。非政府组织能够成为领域融合的组织基础。非政府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域融合的组织基础,在于非政府组织的独特特征。非政府组织既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也具有私人领域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日常生活领域的特征。正因为非政府组织在特性上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相似性,由此导致非政府组织能够成为领域融合的组织基础。同时,非政府组织能够进一步的促进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融合。第叁,非政府组织促进了合作治理的产生。无论是参与治理理论或者是其它理论设计,在本质上,政府与其它参与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协作关系,这种协作关系的特点是政府始终处于一种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协作关系是属于一种控制导向的关系类型。这种控制导向的协作模式无法适应复杂社会现实对社会治理所提出的要求而面临失灵。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为合作治理创造了条件,非政府组织由于其不同于政府的治理优势而获得了社会治理的主体地位。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在社会治理功能上具有互补性,因而,为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需要建立一种合作治理的关系。由于服务型政府在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治理社会治理模式,所以,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实际上促进了服务型政府的产生。第四,非政府组织还能够促进伦理精神的生成。非政府组织促进伦理精神的生成表现在,非政府组织既促进了公平正义的实现,也促进了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促使政府从管理走向服务,同时也促进了行政人员伦理精神的生成。非政府组织通过促进伦理精神的生成,它实际上催生了一种不同于管理型政府模式的服务型政府模式。概言之,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非政府组织促进了服务型政府产生,它从多个方面对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具有促进作用。当然,在另一方面,服务型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也具有引导作用。
闫静远[10]2012年在《菏泽服务型政府建构的现状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当前中国政府改革的热点问题。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制型政府，长期以来由于过于强调自身管治的政治职能，而弱化和忽视了社会服务职能，传统的政府服务方式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满足不了公众的需求。而建设服务型政府正是根据我国目前发展的客观条件，着眼全局，审时度势，郑重提出的重要任务。构建服务型政府对重视和谐社会建设，推进社会深层次改革，改善和保障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是政府自身发展和改革的客观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目前，许多发达城市已经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探索，形成了各自的侧重与特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菏泽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思想意识保守，致使菏泽服务型政府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服务型政府建设存在着较多的问题。菏泽市行政部门过分强调社会管治和经济建设职能，而忽视了公共服务职能，这就使得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如何提供公共服务作为施政重点，如何更关注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如何着重解决现实中突出表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如何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行政方式的转型，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为公民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已成为摆在当前菏泽政府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要的课题。本文通过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国内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和思考，奠定了论文研究的基础。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根据文章的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进行了借鉴与学习；通过对现象和问题进行研究，从中归纳总结出一般理论和一般原则，反过来再用理论和原则解释现象和问题；通过从事实出发，用客观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综合论证。从理论上看，对菏泽政府模式进行理论创新，将有助于完善菏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指导菏泽建设适合其市情的服务型政府。从实践上看，通过分析菏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将有助于我们及时总结经验、制定改进措施，从而更快、更好地推动这项政府改革事业。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和可能创新之处，在综述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出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提出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可能创新之处。第二部分即本文的第一章，阐释了服务型政府的内涵，包括含义、特征以及价值理念；论述了我国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来源: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为人民服务理论。第叁部分是菏泽服务型政府构建的现状，论述菏泽服务型政府在实践过程中的取得的成就与特点，提出菏泽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应对区域性竞争的现实选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是政府自身改革的必然要求，是社会转型期的时代呼唤。第四部分从民本位的服务意识，政府运行机制，服务职能，公务员素质、监督机制五个方面入手，着重探讨了菏泽服务型政府建构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五部分是服务型政府建构的对策研究。针对菏泽建设服务型政府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转变思想观念、树立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改革政府管理体制、完善行政执行机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公共服务布局，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健全监督机制、强化监督主体的权威性等五个方面，提出服务型政府建构过程中的具体对策，以有利于菏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从而建成让人民真正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参考文献：
[1]. 论服务型政府的建构[D]. 原毅彬. 郑州大学. 2004
[2]. 论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构[D]. 付颖. 外交学院.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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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毛泽东思想视阈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D]. 赵丽晶. 安徽医科大学. 2016
[7].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国语境[D]. 李丰. 南京大学. 2014
[8]. 地方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D]. 许洋. 郑州大学. 2012
[9]. 非政府组织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作用研究[D]. 马全中. 南京大学. 2014
[10]. 菏泽服务型政府建构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 闫静远.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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