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学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与学术评价范式的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范式论文,实力论文,评价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6)06-0010-08 DOI：10.15937/j.cnki.issn 1001-8263.2016.06.003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①——习近平主席5月17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并发出以思想理论兴国的时代强音，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备受鼓舞。习主席以历史为依据、以全球化为时代背景，深刻分析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生产现状，指出“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这个突出的顽症，②充满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实现国家文化战略中大有作为的殷切期待。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需要以新思想、新理论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的持续走强。但是，长期以来学术文化软实力往往受制于滞后的学术评价体系的“瓶颈制约”，以致学术生产徘徊在缺乏创新活力的文化低谷，难以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和优势。因此，借此契机对学术评价范式问题作出批判性反思和建设性前瞻，对于贯彻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理论成果的评价创新，意义重大。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中涵盖理论、学术、文艺、语言、科技、艺术、传媒等诸多方面的软实力。按照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的界定，软实力之“软”，是指一个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国际世界的积极吸引力。③本文的学术文化软实力特指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知识精英阶层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创造力及其折射出来的社会影响力乃至国际传播力。在此语境中，学术文化软实力与学术思想创造力这两个概念实为一体两面、各有侧重。研究主体的学术思想创造力是国家学术文化软实力的深层内核，而学术文化软实力的外延则更为宽泛、更为显性，侧重在特定学术思想创造力形成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力、吸引力乃至同化力。欲提升国家学术文化软实力，必先从学术文化生产的本体上深下工夫，即最大限度地增强研究者主体学术思想产出的“创造力”——而这就必须同时从改革当前遭人诟病的学术评价范式入手。 新时期以来大陆知识文化界的学术生产力持续上升。自中共十七大正式宣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以来，仅仅学术论文一项就以迅猛的势头扩增数量。统计表明，每天中国都有千余篇论文问世，似乎学术生产力已经跃上全球排名榜之首。但是，庞大的数量掩盖不了质量低下的尴尬局面，论文综合转载率全球排名百名以外，而哲学社会科学更是不堪其忧。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产出了这么多论文的国度，却很少贡献出能够为国际世界所认可的独特思想和与之相称、颇具共识的学术话语，更遑论学术文化软实力已经达到足以影响全球学术历史进程乃至改变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某种程度。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所尖锐指出的那样：今天中国文化处于萎缩状态，缺乏属于自己的概念和话语——理论创新更无从谈起。⑤而以“话语危机”为表征的学术文化软实力之下挫，深度受制于学术评价体系的长期滞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把理论创新作为思想主线与行动指南来统领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这对学术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其中包括对思想观念上如何自觉祛蔽学术评价的片面认识将有深远的影响——而以科学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学术评价，应该是催生学术思想创造力的重要推动力。 一、学术文化软实力何以受阻于学术评价 本文讨论学术评价的主要项目，包含期刊论文或著作评审、基金项目评审、学术成果评审。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对单位或个人学术水平和专业业绩的考核，主要聚焦在这几大方面。学术界甚至社会对当前的学术生态、学术生产与学术评价方式，不乏或尖锐或委婉的批评。本文主要聚焦学术评价的创新问题，探讨通过评价创新来撬转学术研究主体的着力点，催生学术思想的创造力。 当前缺失创造力坚实支撑的学术文化，严重受制于学术文化机制及其生态，其中特别是学术评价体系的严重制约。学术评价(academic evaluation)作为调节学术发展的一种基本工具和手段，旨在使“学术贡献”与“学术荣誉”两者之间保持和谐适度的对称，通过催生研究主体的思想创造力来促进学术文化软实力的创新性发展；但在具体实施中，评价者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之间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落差甚至背离，因此，就评价效果而言，学术评价本身自然产生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功能。这样，当被异化了的评价体系深度削弱了学术思想创造力的时候，就需要理性诊断其弊症和病因。教育部在2013年11月29日下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中曾经一针见血地痛陈：“科技评价中的问题日益显现：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期轻长远的现象依然存在；评价指标单一化、评价标准定量化、评价方法简单化、评价结果功利化等倾向没有得到根本扭转。”⑥上述问题存在已久，科技界如此，哲学社科界更是分外突出。虽然，学术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相对迟滞，不能完全归咎于评价体系的异化，但是，评价体系的异化无疑是导致学术文化软实力走弱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学术评价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可以归结如下。 第一，评价方法机械化。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学术评价中操作方法常失之于简单化、数量化和刻板化，一定程度上抽空了评价主体对评价对象作出“思想审视”这一本质内涵。论著评奖往往仅仅根据成果刊载的出版社和期刊级别来作出判断，比较忽视其学术内涵、思想含量及其原创程度——而实际上，它们才是学术评价最可信和最有效的“内容要素”。不是说出版社或专业期刊源自重要影响因子的权威指数没有一点参考价值，而是说，成果载体及其篇幅等外部因子不过构成评价维度的“形式因素”，如果将“形式因素”提升到学术评价唯一甚至决定性的要素，那么，显然评价就有失偏颇了。当评价主体面对特定学术主体的特定学术论著时，当然需要精心审视其中“创新思想含量”，因为唯有这种“创新思想含量”才真正构成学术评价最可信和最有效的“内容要素”。当评价主体以“内容要素”为主要依据，适当参考显性的“形式因素”，这样才可能构成一种主次分明、内外兼顾、辩证可信的“全面评价”和“科学评价”。 第二，评价程序形式化。由于评价方法的机械单一、评审过程中个人主观因素和人情关系等过多介入，常常导致评价过程的“形式秀”。当下林林总总的评奖、基金项目评审等等，就形式而言，所有的环节完整，从个人申报、单位审核、部门排名、逐级推荐，最后主管业务的上级责任单位从数据库抽取专家名单、闭门集中评审；有时某些项目要在此之前请同行匿名通讯评审，然后按照一定分数线进入会议评审。从表面观察，评审的“程序过滤”似乎十分严格，且留有一定周期的“公示”环节以接受各方监督，但是，最终还是难以避免某些名不符实甚至名实相悖的论著或项目的“入选”。更令人深思的是：真正原创价值显著或创新程度很高的论著或项目时常出人意料地被“出局”，致使评审结果与圈内人的评审预期落差较大。一些带“国”字头大奖的评比结果，不是连连引发舆论的普遍质疑吗?因此而引发的个别典型案例，不是还处在延续不断的“官司”中吗?其中虽有“学术腐败”的因素，但也不能简单归因于此(深层次上说，评价过程的“形式秀”也是“学术腐败”)。因为抽空了人文主义思想价值的形式化评价，只是注重外部形态的“高大上”，难免异化为结果可以吸引眼球，但难以鼓舞心灵，更难以催生创造精神的一种“形式秀”。 第三，评价标准简单化。科学的评价标准一定经受得起知识界各方的长远检验，因为其中积淀了被学术发展史反复检验过了的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反映了人类学术创新和发展的共同规律。我国当下奉行的学术评价标准，哲学社科类的主要涵盖了政治、学术和学风三者，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但是，学术评价标准中的核心元素凸显不够、“创新”概念内涵不足、可操作性欠强。其实关于鼓励创新、尊重原创之类的学术评价标准，大家已经具有较高的共识度，关键在于谁操作、如何操作——高高在上、完全封闭的评价程序，给随意或主观判断“学术创新”留下可乘之隙，隐性危害更大。几乎所有类型的学术评价，普遍缺失概括入选理由并公之于众的“评语”，这种缺失实质是评价“创新”过程中的学术思维逻辑链的一种断裂。 以上评价中的种种问题，集中暴露出非常消极甚至负面的倾向——这是市场经济背景下急功近利、浮华虚夸的社会风气在学界的一种典型反映。这种消极滞后的评价，助长了学术研究中的功利主义习气，两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了具有超越性、前卫性和创新性诸品质的学术精品之产出，直接拖累中国学术文化软实力的应然走强。而且，形式化的消极评价，给学术权力留下可以“寻租”的明显空间，在“关系至上”的“熟人社会”里导致学术竞争趋向畸形化，愈来愈沦为一种可以意会、不便言传的灰色交易。这样非理性的学术评价，正在对整个文明社会产生负面的“溢出效应”，使所谓的“学术成果”产出益趋泡沫化，即如前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所批评的：“……平庸知识的过度生产是当代学术生活的最为夸大其辞的做法，它浪费了时间和宝贵的资源。”⑦如是，更遑论由思想创造力所支撑的学术文化软实力的渐趋发达。 二、全面创新以科学发展为核心理念的学术评价范式 如果我们能够达成如下共识：学术研究作为文化生产的重要领域，其本质迥异于物质生产流水线批量化产出的运行规律，而以独特的个人性、原创性、发展性见长，那么，不适应“文化中国”强势崛起的消极学术评价体系，完全有必要接受一场变革的“手术”——这就是学术评价范式的深刻转型。“范式”(paradigm)这一特定概念，为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S.Kuhn)于20世纪60年代所创。在这个虽为古希腊已有的词中，库恩赋予了其科学哲学的新含义：“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向研究者共同体提供的典范性问题及解决方法的普遍公认的科学业绩。”⑧库恩否认了科学知识和理论的积累式发展这个旧命题，确立了科学理论的进步是通过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新旧范式之间的转换而来实现的这个颇有创意的革命性科学观。换言之，库恩认为科学理论的新旧范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两者不可沟通和交流的断裂，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共同准则(即具有不可通约性)。库恩“范式论”的理论贡献在于不仅给予了连续积累的旧科学进步观以致命打击，而且给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术发展及其评价带来了新的视角和启发。 尤其学术评价范式创新，涵盖了从撬转动力支点的核心观念到衡量原创程度的基本标准、操作程序和手段等各要素的综合变革——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学术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历史性吁求。换言之，既有评价体系的诸多问题，已经严重束缚了国家学术文化软实力的走强，如果只是改变评价方法之类的操作手段，难以根本消除学术评价中的消极倾向，难以实现从消极评价到积极评价的实质性蜕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置“创新”于首位；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中，更置“理论创新”于其他创新之首位⑨——这就必然要求理论学术的评价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研究主体的思想创造力，并且以此为创新评价范式的核心目标，带动评价标准、程序和方法的一系列变革。因此，在“文化中国”的建设进程中，创新学术评价范式的根本意义在于撬转学术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为国家深远培植研究主体的学术思想创造力。 首先，重塑科学发展、面向未来的评价理念。“科学发展”即全面和谐、可以持续地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学术文化发展的本质规定。因此，当然是学术评价范式创新的灵魂。是为评价而评价、为现实的利益而评价，还是为学术文化的发展而评价、为持续催生学术思想创造力而评价?这是区别消极评价与积极评价两种不同范式的一道鲜明分水岭。消极评价是“过去时”的评价，仅仅止于对已有成果的认定，满足某种短浅的利益诉求，忽视评价结果在知识文化界应该产生的影响或效应。积极评价是“未来时”的评价，即深远地关注评定结果对未来学术发展所产生的正能量和创新效应。学术之要，唯有创新；创新活力，重在激发——这才是积极评价的价值理念和本质特征，即是促进学术科学发展的评价理念。质言之，其价值取向当是面向动态发展着的学术文化之未来，面向创造主体更高阶段和更新境界的学术文化建树。在当代文化多元并存、交融互补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学术文化正面临着与经济转型同样的重大历史创新：即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深度蜕变。一个立志“圆梦”的伟大国家，必然要求各类评价的价值取向重在学术文化长远的科学发展，即不能满足于对已有成果作出急功近利的过去式认定，而要通过褒奖英才硕果来为文明世界树立优异的学术创新典范，弘扬创造至尊、立新为荣这种学术文化的理想精神，从而引领未来各领域学术研究充满活力地创造性发展。唯有这种科学发展的评价理念，才是撬动学界各领域学术思想蜕旧出新的有力杠杆，才可能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出持续增值的长远投资。 因此，科学发展的评价理念，其精髓在于一切围绕着“创新”程度的认定，一切服务于“创新”价值的估量，一切旨在“创新”能量的激发。即使是对多年前学术成果的褒奖，其根本价值指向依然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未来的学术原创力。凡是能够体现这样的评价理念，就是积极有为、充满正能量的评价，并且深刻地契合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中国时间”。有鉴于此，我们应该重塑面向未来的科学发展评价观。 再者，创建科学审视创新价值的基本维度。凡是具有创新品质的学术成果，逻辑地反映在其问题意识、异质思维、话语创新、实践效应以及影响力等维度上。维度之一：问题意识。这是研究主体学术探险精神的集中凸显，是其论著超越性学术品格的鲜明特质。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⑩而问题意识，既是特定历史时期内探索性论证的逻辑起点，又能深刻地渗透和贯穿到整个研究的所有环节和过程终端；自觉、鲜明和充满时代现实感的问题意识，内在地规定着学术研究的逻辑理路和创新价值的终极达成，成为学术评价应当聚焦的必要元素。形象言之，由问题之发现到问题意识之形成，极其深刻地孕育着改革时代的新思维和新理论。新时期以来广受褒奖的名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1)，反思性提出并索解“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涵蕴深广、意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深入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新时代之新论断的重要“抓手”。维度之二：异质思维。这是研究主体创造性精神的深刻象征。任何一个研究主体都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产物；由于价值立场和知识背景的不同，研究者的思维必然存在着逻辑的差异，诸如观察问题的视域、切入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思路乃至化解问题的方法以及研究结论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异质思维的具体表现。所谓思维“创新”，就是祛蔽表象、化解疑难、标示异见，进而凝聚成对庸俗化同质思维的反拨；异质思维本质上就是创新精神的表现之一，也许它需要一种发展和完善的渐进过程，但是，研究者祛蔽同质的创新意志及其活力，很可能结晶为一种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兼具的新思维，因此，发现和鼓励异质思维，无疑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创新学术评价标准的应然维度之一。维度之三：话语创新。本质上，这就是创新思维的话语表达，这是中国学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要求。习近平主席强调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2)，其中蕴含着朴素的学术真谛：话语创新必然催生思想创新，思想创新必然显现为话语创新。凡是具有原创价值的新鲜学术话语，逻辑地蕴含着破解真实问题的异质思维和最终演绎出来的鲜活思想，毕竟理性含量很高的新话语本身就是新思维的深刻象征。最早提炼出“温州模式”、“义乌模式”(13)的经济学人，率先肯定了个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合法性和创造价值，深度拓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与外延，其思想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即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仍然深具启发作用。因此，在一个思想激荡、改革开放的创新型国家，学术评价正如学术研究那样，要对创新实践作出深刻理性、积极主动的回应——这是大时代对学术界的热切呼唤。就学术层面而言，“话语”来自“语言”和“言语”，而又超越于后者。广义而言，创新话语是创新论证方式的内核，它是从保守陈旧的论证方式转变到积极建树的论证方式之言语反映。从新概念、新判断到新命题，都是创新话语表达的各种可能的语用形式。自觉地发现并深入确认创新话语及其在学术发展史上的首创价值，从而更多地释放研究主体的思想创造力，应该是发展着的理论学术评价的美好愿景。而填补学术空白、首创理论命题、破解现实难题或者开辟学术新域等等，都是话语创新可能的表现形态。维度之四：实践效应。任何理论学术的创新，必然要作用于并迟早显现在实践形态上。马克思曾说“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14)这位伟大哲人的判断启发我们，主体人的思想观念创新，逻辑地对应于客观世界的深刻蜕变。思想有多么新颖，世界就多么富有创意，甚至就人类文明史而言，世界就是人的观念的对应物，历史同样反复地印证着这个伟大的论断。最早发表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的宏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启动了历史新时期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富有深厚人文意蕴的“东方改革时间”，从而空前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获得了理论学术界高度评价和诸多荣誉的该文，被实践证明充满真理性价值。当然，创造性的理论学术思想产生积极的实践效应，需要一定甚至很长的时间验整，因此，设立相对滞后、历经多年的特殊学术评奖项目，是非常必要和必须的。(15) 以上几点，可以构成学术评价标准的基本价值维度，它们涉及评价对象的内在思想观念和外在表达形式，构成了重在思想、内外兼顾、辩证统一的评价有机整体。它们逻辑地规定着评价方法的创新，诸如审视评价对象的“真问题”、“新思维”、“新话语”和“有效性”等，并且以此而作为“高效评价”的基本“抓手”。如果在此基础上，兼及外在出版社或刊物级别的权威指数、成果转载率等因素，那么，评价就更趋于全面和理性。 其三，创建更公正和更公开的学术评价程序。如何使评价程序公正和公开，而且使结果既能经得起学术界乃至社会的理性审视，又能充分接受学术史的长远考验，这很值得以创新思路来作出深入的探索。公正，需要评价者的学术道德自律，又需要学术文化生态的和谐建设。以学术公德来抑止“关系”的泛滥，以制度监督来限制“利益”的困扰，这应该成为学术界共同守护的一份良知、人人尽责的一项使命。完善程序公开，即评价过程透明化，不仅是需要主动将评价结果公开“告知”，而且是将“何以然”的主要理由予以公布。某些重要的评审项目，应该有说明相关评定理由的精简“评语”，通过网络而昭告学界，并公布责任人名单，以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特别是要为代表国家高水准的评审项目增设一项不可或缺的环节：应该允许申报者面对可能的不公正结果而申请复议，并为其提供合法便捷的绿色通道，使之接受公开平等的专业答辩；应该允许媒体跟踪访谈和报道任何学术评价活动(涉及国家重要机密可以适当处理)，促进学术评价公开透明的社会氛围之形成。这种“申请复议”环节的实质性增设，可以推广到论文和奖项评审、政府基金申请、学术职称申报、各类高规格人才评比等所有类型的评价中去，虽然这需要相当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但如果配以逐步完善周密的技术程序和操作细则，则可以堵塞评价过程中某些学术偏见、主观印象甚至利益主宰、感情左右等等灰色现象，为评价者与被评价者构建和谐透明、理性健康的学术发展共同体。因此，增设开放性“申请复议”环节，使之常态化和制度化，实质上是为我国理论学术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而提高必要的成本投入。为了实现提升国家学术文化软实力的长远战略目标，这种实属多赢的创新，完全可以在吸纳自然科学界相关环节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开。 其四，开展平等而开放、真诚而尖锐的学术批评活动。当前，严肃、深刻和精彩的学术批评极其稀缺，这种来自个体或学派的正常批评，本应成为学术评价有机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作为“封闭评价”后一种可以持续展开的透明活跃的学术批评，更是被学术界普遍忽视。我们看不到“彰显”学术成果思想精华的“学术喝彩”，更看不到“还原”学术真义的“尖锐棒喝”。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本身就是学术生态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学术生态中，泡沫化的“学术成果”才可能存在。由管理机构负责操作、封闭垄断的学术评价，最需要阳光下生动开放、自由活泼而不失严谨规范、缜密深刻的学术批评予以“公开晒照”。不理性的“网络揭丑”应当休矣，而理性的学术批评应该借助专业学术官网或者专业性报刊而成为广义学术评价的一种常态。可以毫不含糊地判断：健全良性的学术批评是促进传统学术评价“浴火重生”、走向健康的必由途径。无论是对学术真义的弘扬，还是对学术建树的真诚推崇，抑或对学术不端(academic misconduct)的针砭，学术批评的功能全面多样，无疑是对目前封闭式学术评价的很好补充与监督。而且，来自学术界的合法批评由于其主体多元、借助严肃的平面媒体，能够发挥出超越管理部门封闭评价的更多价值。所谓健康的学术批评，就是要鼓励多元主体展开坦诚的思想交流甚至碰撞，激发不同学术立场之间的“头脑风暴”。这样，不但促进传统学术评价走向公正公平公开，而且，催生学术研究走向成熟和繁荣。 三、以科学的学术评价促进学术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全面创新学术评价的范式，其根本宗旨在于面向未来、激发研究主体的学术思想创造力——由此而向国际世界辐射出汉语学术精品强大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同化力，最终极大地提升国家学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综合软实力。作为GDP已经“坐二望一”的世界级经济大国，中国亟须转变“发展”的思维模式，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视野来提高全社会进步的协调性与和谐度，其中包括全面提升各层面的文化软实力，特别是其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理论学术文化软实力。一个国家协调健康、合乎规律的“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必然体现在“发展”的综合指标与历时指数上。只有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的指数上升而缺乏学术文化“软实力”的全面和持续提升，那么，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就会失去重要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涵，甚至可能异化为单一、物化和技术型的数量“增长”或外在的规模扩张。正如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所批评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只是片面的GDP增长。”(16)如是，最终将很难避免因片面性和单一性这种“扁平化增长模式”而带来的不可持续的畸形后果。 自从十七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上述问题及其可能导致的风险危机，并郑重提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目标。不过，实现该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显然不仅仅是开发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古典义理，更应该在审视当代学术文化弊症和放眼全球文化创新趋势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的“突围之策”，即致力创造富有中国当代特色和国际世界普遍赞赏的汉语学术精品，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经验”、弘扬好“中国思想”，使中国理论学术话语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名实相称的应然声望。(17) 由是观之，系统创新学术评价范式、自觉撤除学术评价的“瓶颈制约”，应该是提升当代中国学术文化软实力的紧迫需求。文化，广义包括人类精神和物质生活所涉及的所有层面，涵盖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等层次。(18)尤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理论学术各学科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思维，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占据着思想指南的独特高度，并将通过对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产生直接能动作用的过程而转化为一种显性的生产力乃至创造力，必然带动整个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生气蓬勃地引领中华民族在全球化历史背景下的思维走向。 学术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影响广泛、超越技术层面的所谓“软实力”，是因为已经超越了基于认知层面、机械组装的“知识文化”；卓越的学术成果，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辐射力、感召力和同化力，源自它更为本质、更为深沉的学术思想创造力。当学术研究主体以一种强大的思想创造力“投注”到知识要素中去，并使之凝聚为一种逻辑缜密、充满智慧的“论证链”，这就能使平面化静态化的“知识文化”升级为由核心思想贯穿其中的持续增值的“学术文化”。换言之，学术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以“问题”为主要抓手的“创新文化”；学术之“术”，远不限于方法或技术，而是活用知识创新性解决现实问题或精神疑难的“思想者”的特殊智能，是发现问题、批判质疑、标新立异这样至为宝贵的建树才力；至于学术之“学”，亦非附和之学、求同之学，而是求异之学、标新之学——这才是学术文化的精髓所在。以持续创新为价值取向的学术文化，之所以能够转化为一种影响力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软实力”，根因于贯穿其中的学术思想创造力能够辐射出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乃至同化力。这里，学术思想创造力之“硬”与影响力之“软”构成辩证的有机统一体。简言之，提升学术文化软实力需要通过创新学术评价范式来深远地激发研究主体的学术思想创造力，而研究主体的学术思想创造力又能形成覆盖“文化全时空”的强大影响力，从而玉成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良性逻辑循环系统(如下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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