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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紹承家學，著述宏富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一字魯源，別號左庵。爲反清避禍，曾以“光漢”、“無畏”等爲筆名，並化名金少甫。由于政治腐敗，西方列强侵略，內憂外患下的晚清政府風雨飄搖，民族革命和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運動風起雲涌。亂世之下，劉師培有著多變的一生，以1908年爲界，可分爲前後兩個不同階段。前期思想進步，後期蛻變墮落。少年時期，讀書很多，從顧炎武、王夫之等明末清初學者著述中，受到民族思想的薰染，“種下了民族革命思想的根”；①對于近代康有爲、梁啓超、嚴復等人著述，亦“博觀而受其影響”；②同時在西學東漸中，也接受了西方資産階級民主思想和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與蔡元培、章太炎、陳獨秀、林獬等交游，創辦和編撰報刊，撰述大量宣傳民族革命思想和民主革命主張的著作，主張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專治統治。先後加入光復會、同盟會；並赴日本，辦報撰文，宣傳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1908年後，思想發生蛻變，轉向保守墮落，由一位民族、民主革命的鬥士，蛻變爲君政復古的衛道士。曾入端方幕，隨端氏入蜀。辛亥革命後，在四川成都國學院，講授《左傳》，立志重振國學。不久離川返鄉，又至山西太原，任閻錫山都督府顧問。由閻錫山推薦入京，再度捲入政治風雲，成爲“籌安會”發起人之一，擁戴袁世凱稱帝，前後判若兩人。1917年秋，故交蔡元培特聘他爲北京大學教授。自此，將精力重新投放在古文經學。1919年11月病逝于北京，年僅三十六歲。③
劉師培的早逝甚爲可惜。劉壽曾去世過早，劉氏第四代中最能擔負起光大家學重任的是劉師蒼和劉師培。劉師蒼“劬學嗜古，有著述才”，正當學術嶄露頭角時，卻意外溺江而亡，年僅二十九，這對劉氏家族已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劉師培成爲完成先祖劉文淇未竟之業的唯一希望。劉師培的年不中壽，則徹底毁滅了劉氏家族的最後希望。從劉富曾所撰《墓誌銘》，可以看出他的絶望：“予老矣，方期倦游歸來，與之同訂先世《左疏》稿本。蓋曾戢理先祖《左氏》長編，並習三統天算，欲接續大兄二兄所編之業爲之也，今無望已！”④劉師培的早亡，不僅是劉氏家學的巨大損失，也是中國近代學術的一大遺憾。憑藉他的天資和深厚的家學淵源，本足可完成先祖之業，但由于他一生與世浮沉，無暇于《疏證》的續作，加之年之不永，最終未能完其書，這確是一件憾事。而他後期不能忘情爵秩，故多遭時論譏議。《儒林傳稿》云：“三世一經，未能畢業。今子孫惑溺邪說，離經畔道，此事殆無望矣。”⑤支偉成則云：“（劉師培）幼拘嚴訓，既長莫識世務情僞，時爲壬僉所牽引，入于坎陷；且《左氏舊注》，傳家絶業，秘諸枕中，弗思表闡，時論惜之。”⑥而蔡元培所論，最爲中肯：“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爲外緣所擾，以康强其身而盡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寧可限量？惜哉！”⑦
雖然没有將《疏證》纂續而成，但劉師培仍不失爲家學的集大成者。在家世傳經的環境中，幼承庭訓，少承先業，服膺漢學。他年吝著豐，所撰之書多至百種，蔚爲大觀，並世所罕見。1937年，經其弟子陳鐘凡、劉文典搜輯，其友錢玄同整理，南桂馨校印成《劉申叔遺書》，共收入七十四種著作。蔡元培歸納爲：論群經及小學者二十二種，論學術及文辭者十三種，群書校釋二十四種，詩文集四種，讀書記五種，學校教本六種，並說：“除詩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1903）以後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驚也。”⑧《劉申叔遺書》搜輯雖“務期無漏”⑨，無奈有些著作已散佚。如《周禮古注集疏》原本四十卷，爲劉師培“精力所萃”的一部“信心之作”，劉師培生前“迻寫净本，交（黄）季剛制序待梓”。黄侃去世後，“原著遂不可復得矣”⑩，今所收爲劉氏家藏殘本十三卷。近期萬仕國輯成《劉申叔遺書補遺》（11），將劉師培七十四種外之著述網羅殆盡。劉師培著述所涉甚博，其最精要者有四：一爲論古今學術思想，二爲論小學，三爲論經學，四爲校釋群書。（12）
他同樣以經學名世，經學成就主要集中在《左傳》和《周禮》。張繼云：“申叔務爲深湛之思，經學最勝，中以《春秋左氏傳》、《周禮古注集疏》致力尤勤。《春秋》明大義，嚴夷夏之防；《周官》隆禮制，植人倫之本，此申叔微旨也。”（13）劉師培以紹承家學自居，他的《左傳》研究也確以弘揚家學爲己任。《讀左札記》是他最早撰成的一部《左傳》學專著，雖然篇幅不算長，但卻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他在序中表達了紹承家學的志願：
昔先曾祖孟瞻公昌明《左氏》之學，以《左氏》古義厄于征南，因掇拾賈、服、鄭三君之注，疏通證明，作《左傳舊注疏證》，上征子駿、叔重之師說，近采顧、惠、焦、洪之遺編，末下己意，以定從違。長編甫具，纂輯未成。伯父恭甫公賡續之，至襄公四年，後成絶筆，旁治《左氏條例》亦未成書。予束髮受經，思述先業，牽率人事，理董未遑，先成《讀左札記》一書，雖采輯未豐，亦考訂麟經之一助也。（14）
《左傳》成爲治經的重點，一來《左傳》學本來就是劉氏家學的核心；二來晚清時期，今古文之争再起，今文經學開始興盛，疑古之風漸濃，《左傳》真僞問題成爲今古文之争的焦點。劉師培的《左傳》學著作都是在此背景下而作的。據《劉申叔遺書》及錢玄同《左庵著述繫年》，以及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將劉師培《左傳》學著作及其所作時間梳理如下：
1.《讀左札記》（1905）；
2.《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1910）；
3.《春秋左氏傳答問》（1912）；
4.《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1912，又題《春秋左氏傳古例考序略》、《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序例》）；
5.《〈春秋左氏傳〉傳例解略》（1913）；
6.《〈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作年不詳）；
7.《春秋左氏傳例略》（1916）；（15）
8.《群經大義相通論》：《〈左傳〉〈荀子〉相通考》、《〈周官〉〈左氏〉相通考》（1905）；
9.《左庵集》（1909）卷二：《古春秋記事成法考》、《孔子作春秋說》、《春秋三傳先後考》、《〈左氏〉不傳〈春秋〉辨》、《周季諸子述〈左傳〉考》、《左氏學行于西漢考》（1910）、《〈春秋名字解詁〉書後》、《〈史記〉述〈左傳〉考自序》、《王魯新周辨》、《〈左傳〉隱公元年百雉說》、《釋氏》；卷三：《劉氏〈論語正義〉左邱明姓氏駁義》；
10.《左庵外集》卷三：《司馬遷〈左傳〉義序例》；
11.《左庵外集》卷十六：《答章太炎論〈左傳〉書》（1907）；
12.《讀書續筆》：《〈左傳〉六律七音服注》（作年不詳）；
13.《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左傳〉杜預〈集解〉昭公殘卷》、《〈左傳〉杜預〈集解〉定公殘卷》（1909）；
14.《春秋古經箋》殘稿三卷（作年不詳）；
15.《春秋古經舊注疏證》殘稿三頁（1909-1911）；（16）
16.《經學教科書》第一册（1905）：“春秋學之傳授”章節。
由劉師培《左傳》著述，大致可以看出，《左傳》舊注、舊疏不再是他研究的重點。因爲在群經新疏更迭而出的時期，劉文淇作《疏證》，既是清代《左傳》考據學的高峰時期，也是傳統考據學的尾聲。至劉師培時，《左傳》學已面臨新的形勢，學者對《左傳》研究的課題以及方法，都隨著時勢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劉師培研究《左傳》，無論是研究的內容，還是研究的思想方法，與他祖輩不再相同，已經注入了新的時代氣息。
也許由于他晚期政治上的變節，有人因此懷疑他在《左傳》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章士釗就認爲劉師培的《左傳》文章可能是剿襲他父、祖輩以至曾祖的遺稿。這樣的懷疑並没有根據，楊伯峻先生細讀《疏證》和劉師培有關《左傳》的文章，認爲：“劉申叔一則承受家學，二則天資聰敏過人，所以雖然只活三十六歲，便著作等身，而于《左傳》尤爲精熟，能發揮自己的獨見。我仔細比較《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和劉申叔的有關《左傳》文章，有把握地認爲，申叔的治《左傳》，超過他父輩、祖輩甚至劉文淇，他的文章不可能是剿襲而來的。”（17）
二、力駁今文學派，務爲《左傳》正名
劉師培是在晚清今古文之争的背景下，展開《左傳》的整理和研究的。因此，他的首要任務，就是以一個古文經學家的身份，響應今文學派對《左傳》的各種攻擊，爲《左傳》正名。
（一）考證《左傳》學史
古文經典早期傳授系統的不明晰，成爲今文經師攻擊的把柄。以劉逢禄爲代表的常州今文學派，提出《左傳》傳經的書例如“君子曰”、“書曰”等內容，完全出自東漢經師劉歆的僞造；《左傳》不傳《春秋》；《左傳》無師承；劉歆之前，《左氏》之學不顯于世等，否定《左傳》傳《春秋》的經學地位。爲反駁今文學派，劉師培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劉向《別録》、《漢書·藝文志》、《漢書·儒林傳》等，考證《左傳》學的傳授歷史，認爲“《春秋》之學，自左丘明作傳，六傳而至荀卿，復由荀卿授張蒼，是爲《左氏》學之祖”。（18）《左傳》與《春秋》的聯繫，在西漢就已得到今文經師的承認：
漢《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觀周篇》乃《孔子家語》篇名，而引于漢人，且引于《公羊》經師，則《左傳》爲釋經之書，固《公羊》家所承認矣。劉向《別録》云：“左丘明授曾申。”劉向素以《穀梁》義難《左傳》，而于《左傳》之傳授言之甚詳，則《左傳》爲釋經之書，又《穀梁》家所承認矣。（19）
及至西漢之初，“傳《春秋》者有《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鄒氏》無師，《夾氏》有録無書，惟賈誼受《左氏》學于張蒼，世傳其學，至于賈嘉，嘉傳貫公，而貫公之子長卿能修其學，以傳張敞、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胡常、翟方進及子尹咸，常傳賈護，方進傳劉歆；歆又從尹咸受業，以其學授賈徽；徽之子逵修其學，作《左氏解詁》；又陳欽受業尹咸，傳至子元，元作《左氏同异》，以授延篤；又鄭興亦受業劉歆；歆傳至子衆，衆作《左氏條例章句》，而馬融、潁容皆爲《左氏》學。鄭玄初治《公羊》，後治《左氏》，以所《注》授服虔，虔作《左氏章句》，而《左氏》之說大行。是爲《左氏》之學”。（20）劉師培在《經學教科書》中繼而又考辨東漢直至清朝歷代《左傳》學史，清晰而完整地鈎稽出一部《左傳》學傳承史。
不過，爲駁斥今文學派，他不僅證明《左傳》學有師承傳授，還重點考證了《左傳》學在劉歆之前的先秦和西漢時期就已經流行。《群經大義相通論》中的《〈左傳〉〈荀子〉相通考》、《〈周官〉〈左氏〉相通考》，《左庵集》卷二中的《孔子作〈春秋〉說》、《春秋三傳先後考》、《〈左氏〉不傳〈春秋〉辨》、《周季諸子述〈左傳〉考》、《〈左氏〉學行于西漢考》、《〈史記〉述〈左傳〉考自序》，《左庵外集》卷三《司馬遷〈左傳〉義序例》，以及《讀左札記》，都是通過考證梳理《左傳》學史而爲《左傳》的經學價值正名。以《荀子》、《韓非子》、《戰國策》、《淮南子》、《呂氏春秋》多引録《左傳》之文爲例，證明“《左氏》之學，當戰國時已盛行于世”，“《左氏》一書，戰國學者咸獲睹其全文”；（21）“秦火之前，《左氏》一書久行于世，諸子百家均見其書”；（22）戰國諸子其語多述《左傳》，“其有本《傳》爲說，及與《傳》說互明者，恒足證今本文字之訛，並足徵後儒訓詞之誤”。（23）如《左傳》桓公十七年：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劉師培引《韓非子·外儲篇》：（24）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高。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韓非子》基本原文引録了《左傳》，並引録了“君子曰”評論語。劉師培說：“足證《左氏》一書，戰國學者咸獲睹其全文，並足徵（證）‘君子曰’以下之文，非劉歆所增益。”（25）劉師培又說：“近人劉申受之儔，均以《左傳》書法凡例及‘君子曰’以下增于劉歆。今觀《國策》言罪虞，則書法凡例均《左傳》舊文；又《韓非子·外儲說》述高渠彌弑君事，語同《左傳》，復言‘君子曰：昭公知所惡’，則‘君子曰’以下，非歆所益。此均劉氏等所未考也。”（26）
《左傳》在先秦流傳，于西漢更加盛行。劉師培考證《左傳》在西漢流傳分爲官方和民間兩種途徑。漢初，秘府有《春秋古經》及《左傳》，爲張蒼所獻，漢高祖的詔書、叔孫通制禮采録其文，下逮文帝詔書、武帝制令、哀帝册封，咸述《左傳》之文；朝廷有司亦持以議禮。這些都是劉歆、王莽以前《左傳》流行于西漢宮廷之證。《左傳》在民間的傳授，一由張蒼授賈誼，賈誼再依次相傳；二是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春秋古經》和《春秋左氏傳》，爲孔安國所藏並流傳；而河間獻王好古學，立《左氏春秋》博士，所立博士即貫公，則河間獻王所興之《左氏》，同屬于賈誼所傳。自貫公之後，《左傳》學在民間師徒傳承不息，而自尹更始以下，漢代經師大抵以《左氏》通《穀梁》；自張敞以下，又大抵以《左氏》通《公羊》。至劉歆點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又從尹咸、翟方進質問大義，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而章句義理以備，蓋以秘府所藏經傳爲主，而兼通民間相傳之大義。至如研治群籍兼通《左氏》的學者，亦復不少；即使是今文大師，亦多甄引《左傳》，如伏生、韓嬰、董仲舒、主父偃、嚴彭祖、焦延壽、京房等。由此可見，“《左氏》之學，漢初、漢季，再顯漢廷，文、景以降，哀、平以前，雖伏而未發，然民間傳習未嘗一日絶，則所謂《左氏》不傳《春秋》者，僅漢季博士之偏詞耳，奚足辯哉”！（27）
爲了證實《左傳》學在劉歆之前已流行，劉師培在早期的《讀左札記》中就曾說：“自劉申受謂劉歆以前，《左氏》之學不顯于世，近儒附會其說，謂《史記》所引《左傳》皆劉、班所附益。此說不然。”他考證成書于《史記》之前的《淮南子》，大量引據《左傳》之文，據此認爲“劉安傳《左氏》之學，親見《左氏》之書”。（28）後來，他運用同樣的方法，考證司馬遷的學術淵源，歸納《史記》具體采録《左傳》的凡例，證明司馬遷乃據《左傳》而創作《史記》。從學術淵源來看，《太史公自序》言“年十歲誦古文”，又言“爲太史令，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所謂“古文”，即古文《尚書》、《左氏》、《國語》之類；所謂“金匱石室”，乃指漢代秘書之藏所。漢代秘府藏有張蒼所獻《春秋左氏傳》，司馬遷能够獲睹。當時，賈誼之孫賈嘉，世傳《左氏》學，司馬遷與賈嘉通書；孔安國爲孔子後裔，躬藏孔氏古文，而司馬遷曾從之問故。因而，“《左氏》古誼，恒載《史記》，均賈、孔二子之緒言也”。（29）司馬遷之世，董仲舒《公羊》學盛行，今文學家認爲司馬遷之說本于董仲舒，而所據之《春秋》當屬《公羊》。劉師培詳考《史記》之《十二諸侯年表序》、《三代世表》、《五帝本紀贊》、《吳太伯世家贊》，以及《儒林傳》之《董仲舒傳》，《漢書·司馬遷傳贊》，他說：“安得謂史公說本仲舒？又安得謂史公以《公羊》爲《春秋》哉？史公作書，折衷《左氏》，丘明緒說，賴以僅存。西漢張、賈而外，說《左》之書，莫古于《史記》。”（30）則司馬遷乃傳承《左氏》學，而非《公羊》學。劉師培又說：“師培治《左氏》久，因依傳文之序，取《史記》述傳文者，條比其文，排次衆說，成《〈史記〉述〈左傳〉考》若干卷，以存西漢古文之說。”（31）他在作《司馬遷〈左傳〉義序例》時，說過大致相同的話，並具體歸納出司馬遷引述《左傳》的二十條凡例，計劃在完成《〈史記〉述〈左傳〉考》後，按照同樣的方法，再歸納賈誼《新書》、劉向《說苑》和《列女傳》所據《左傳》之義，以及班固《漢書》所載劉歆之說，從而證明《左傳》古義，使得西漢古文絶學不致湮墜。（32）雖然連同《〈史記〉述〈左傳〉考》在內的幾部著作均未完成，但他已經很清晰地考證了《左傳》學在先秦和西漢流傳的歷史，絶非東漢劉歆所能僞造。劉師培對《左傳》學史的考證，固然緣于晚清今古文之争重起，卻由此而成爲清代系統考證《左傳》學史的第一人。
（二）考證《春秋》三傳解經有差异、成書有先後
對于《左傳》與《春秋》的關係，劉師培首先駁斥了今文學派的《左傳》不傳《春秋》之說。此說出自漢代今文學派，而晚清今文學派重燃其焰。他說：
自漢博士謂《左氏》不傳《春秋》（《漢書·劉歆傳》），范升謂《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後漢書·范升傳》），晋王接遂謂《左氏》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經發（《晋書·儒林傳》）。近儒武進劉氏，遂據此以疑《左傳》。（33）
劉師培考先秦《韓詩外傳》、《韓非子》、《戰國策》、《呂氏春秋》四書，所述《春秋》均指《左氏》。“是則，戰國儒生均以《左傳》即《春秋》，斯時《公》、《穀》未興，《春秋》之名僅該《左氏》。漢臣不察，轉以《左氏》不傳《春秋》，不亦惑歟”。（34）因漢代博士倡异說于前，也就難怪近儒排斥《左傳》了。
“《春秋》三傳同主詮經”（35），爲何出現差异？劉師培曾分別在《讀左札記》、《左庵集》卷二《〈春秋〉三傳先後考》和《左庵外集》卷四《漢代古文學辨誣》中，作過大致相同的解釋，如《讀左札記》云：
《春秋》者，乃本國歷史教科書也。其必托始于魯隱者，則以察時勢之變遷，當先今後古，故略古昔而詳晚近，則《春秋》又即本國近世史也。雖然，以史教民，課本所舉僅及大綱，而講演之時，或旁徵事實，以廣見聞；或判斷是非，以資尚論。時門人七十，弟子三千，各記所聞，以供參考，而所記之語，復各不同，或詳故事，或舉微言，故有《左氏》、《穀梁》、《公羊》之學。然溯厥源流，咸爲仲尼所口述，惟所記各有所偏，亦所記互有詳略耳。厥後子夏傳書，本仲尼所述之微言，互相教授，此即《公羊》、《穀梁》之起源也。左丘明亦受業孔門，《左傳》一書所記所陳，亦大抵出于仲尼之語。（36）
今文家重《春秋》的微言大義，要從中揭示孔子改制的思想。將《春秋》定性爲“史”，是劉師培與今文家之間的分歧，也是劉師培論證《春秋》與《左傳》關係的理論基石。《左傳》最詳故事，其傳《春秋》也就不言而喻。他不排斥《公》、《穀》，而認爲“三傳之學，同出一源”。（37）《春秋》三家師出同源，左丘明亦受業孔子，只是于孔子的口述講演，弟子“各記所聞”，有所偏重，纔形成“或詳故事，或舉微言”的解經特點。因此，三傳的差异，實導源于弟子記録“各有不同”。然而，追根溯源，三傳都出自“仲尼所口述”，這也是對今文家《左傳》不傳《春秋》之論的反駁。
劉師培由三傳解經的差异，進而又考證三傳成書有先後。他引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漢書·藝文志》、《漢書·劉歆傳》、桓譚《新論》、鄭玄《釋廢疾》，考辨三傳有先後。如《漢書·藝文志》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38）劉師培認爲《漢志》所言，是“二傳後于《左傳》之證”。他考定三傳當中，《左傳》成書最早，《公羊》、《穀梁》晚于《左傳》，《公羊》最晚。惟成書有先後，劉師培考稽三傳事義之差別，分析說：“《左傳》之書，《公》、《穀》二家皆未睹，其同于《左傳》者，則所據書同，或略聞丘明之說也。”列舉二傳“有稍聞《左傳》之說，昧其詳者”；“有稍聞《左傳》之說而致訛者”，認爲這些都是“《公》、《穀》習聞《左傳》說之證”。（39）劉師培的考證發現，均爲前人所未道。他以深厚的《左傳》學功力痛駁劉逢禄、廖平，尤其是康有爲的“僞經說”，不僅足證劉師培所言“治《左氏》久”非虛，也有力地捍衛了《左傳》古文經學的地位。
晚清今文學派以今文爲是，而以古文爲非。爲反擊今文學派抑古文而崇今文的偏見，劉師培考察漢代之經術，認爲經學之中，今文遜于古文者有四：一曰晚出，如《春秋》三傳，《公》、《穀》後于《左氏》。二曰妄誕，今文家說經多雜糅讖緯之說，而讖緯之說出于陰陽家，非儒家之義。三曰口授，如《公羊》派，由公羊高至公羊壽，五世相傳，均憑口授，自胡毋生始著竹帛；而由于憑口授，則輾轉相傳，于經文必有增損，且俗語方言雜糅經文之內，致正字易爲借字，而古義漸淪。若古文之經，則有竹帛可憑，與僅憑口授者不同。古人有言“百聞不如一見”，今文之學得之耳聞，古文之學得之目見。四曰分歧，如今文《左傳》僅一派也，而今文《春秋》，則有《公》、《穀》二派。《公》、《穀》二家立義不同，當漢武、宣之時，互相競執。既曰分歧，則說經必雜以己見，與篤守師傳者不同。（40）劉師培主觀上無意貶斥今文，面對近儒對《左傳》的懷疑和圍攻，作出了應有的回擊。
（三）歸納《左傳》義例
劉師培對如何實事求是地進行《左傳》整理和研究作了有益的思考。他分析清朝學者多研究《公》、《穀》，而較少關注《左傳》，其原因有三：一因《左傳》卷帙浩繁；一因缺少漢儒完整的注釋；一因後儒斥其爲僞書。劉師培提出：
《左氏》一書，其待漢儒之討論者有三端：一曰禮，二曰例，三曰事。昔江都淩氏作《公羊疏》，番禺侯氏作《穀梁禮徵》，而《左氏》則缺如。今觀《左氏》所載古禮多與《周官》相合，若以《周官》證《左氏》，以西周之禮證東周，以周禮證魯禮，則事半功倍；且《五經异義》一書所引古文家言，多《左氏》之佚禮，若能疏通證明，亦考古禮者所必取也。又《春秋》凡例不止五十，征南作《釋例》，于傳中有一二字可爲例者，即穿鑿附會，擴而充之，其絶無依傍者，即竊取各家之例以爲己說，在《左氏》固未見明文；能仿劉氏治《公羊》、柳氏治《穀梁》之例，別爲一書，吾知其必勝于征南矣。且《左氏》一書爲東周之信史，周末之書多引《左氏》；昔孫淵如先生作《春秋集證》，大約即群書之本于《左氏》者，考其异同，惜其書失傳，未有刊本；若能仿阮氏《詩書古訓》之例，凡周秦兩漢之書，其援引《左氏》者，分類輯録，附于《左氏》原文之後，以證《左氏》非僞托之書，此亦《左氏》之功臣也。三書若成，則《左氏》之學必可盛興。若夫曆譜、地輿之學，治《左氏》者多詳之，惟考證多疏，董而理之，殆亦後儒之責歟！（41）
這裏所提出的《左傳》研究課題，尤其是對《左傳》義例的重視，不僅突破了劉氏家學主于舊注、舊疏的範圍，而且突破了《左傳》考據學偏重訓詁名物的傳統。雖然《春秋》義例是歷史舊話題，言義例是《公》、《穀》二傳之長，但劉師培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賦予《左傳》義例研究全新的概念和方法。他認爲漢代古文家爲了證明《左傳》傳《春秋經》，雜入《公》、《穀》義例之說，是自亂家法，而杜預《釋例》“竊取各家之例以爲己說”。（42）他要借鑒當代今文學家研治《公羊》、《穀梁》的成功方法，重新歸納《左傳》解經的義例。
劉師培提出要從源頭上徹底清理和歸納《左傳》義例，必須澄清兩個問題：一是杜氏之例，非《左氏》之例；二是左氏先師詮解經文，各有師說，《左傳》本不依傍《公》、《穀》二傳，自有本身的義例。他傳承曾祖劉文淇之說，認爲“五十凡例”是左氏一家之學，是左丘明據師說而解釋經旨的創制，异于《公》、《穀》二傳，證明《左傳》本身自有義例，惟賈逵能于凡例外稍明義例。劉文淇在作《疏證》時，發現杜預《釋例》“不依傳文以爲說，自創科條，支離繳繞”，原擬另撰《五十凡例表》，但“屬稿未盡”。劉師培秉承曾祖劉文淇“矯杜氏之曲說而存左氏之家法”（43）的志願，矯正杜預的曲說，遵循左氏家法重新歸納《左傳》義例。
他認爲杜預《左傳》學的失誤，“屬于訓詁典制者其失小，屬于義例者其失巨”。（44）他稽考杜《注》，詳細條列其說經例之失有二十端；立异先儒有十條；說經傳有變亂經文書法者，有變亂典例者；還指出杜說多隱襲二傳。他分析杜說之誤，蓋由以常識測經，使經說悉趨平易。（45）因此，“紬漢說而張微學，退杜例而簡异端”。（46）
他主張歸納《左傳》自有的義例，反對襲用《公》、《穀》二家義例。《左傳》解經，即使與二傳偶合，也是經例相同。至于有本傳無說而取資于二傳者，他分析說：“蓋子駿以前，本傳師說未備，尹更始、尹咸、翟方進之倫皆通《穀梁》，張敞之屬兼治《公羊》，師承派別輾轉相傳，至于東漢，則先鄭父子並通《公羊》，賈氏亦爲《穀梁》大師，兼采二傳。職此之由，要非强附二傳比也。若以兼采二傳爲异端，則杜氏之私言，奚可執爲定論哉！”（47）他對章太炎提出《左傳》有“素王新法”，表示反對。他說：
此說誠新奇可喜，然按之古義，則殊不然。《左傳》所言典禮，無一不與《周官經》合……《左傳》所言，俱係周禮，不必以《公羊》改制之說附會《左傳》，以淆其家法。賈君《春秋左傳序》，首言孔子立素王之法，即係誤采二家之說，實則素王之說出于緯書。緯書取鄒衍五德之論，以爲孔子繼周，故有素王之說，實則儒家不言五行，焉有所謂五德之說？奚必襲《公羊》家素王新法之詞乎？（48）
劉師培所言義例，既不同于杜氏，也不同于《公》、《穀》二家。他認爲“《公》、《穀》二家例各詮傳，左氏所詮尤爲近實”。（49）與《左傳》“近實”不同，二家多主觀性闡發《春秋》“微言大義”，容易失之牽强附會，這是導致唐代學者主張弃傳宗經的原因。劉師培試圖徹底拋弃《公》、《穀》義例，重新整理一套完整的《左傳》義例。他對章太炎說：“賈、服釋《左氏》，多擷取《公》、《穀》、六家之例，然静以思之，覺《左氏》之例，不僅五十，征南凡例，實多未備。征南據其著‘凡’字以爲言，故所釋之例僅五十條。自此以外，《左氏》佚例，可據傳文類求。”他舉例說：
如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賵。”《傳》云：“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天子大夫貶之則稱名，于恒例則應書字，故經文所書南季、仍叔、家父、榮叔，皆天下（子）大夫稱字者也。此佚例可考者一。（若天子三公稱爵，中士、下士稱名，下士稱人，王世子不名，公侯世子稱名，君《左氏》之例。）又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莊五年“郳犁來來朝。”《傳》云：“名，未王命也。”是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例皆書名，褒之則稱字。經文所書榮叔，蓋亦援儀父之例，（征南以叔爲名，非也。）此佚例可考者而。約舉二例，餘例尚多，有《傳》中所載之言，而即爲例者，如有事而會，（故傳文于每次之會，均言其所因之事。）不協而盟，是有引《禮》文以爲例者，（如“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禮也”。）有加“故”字而亦爲例者，（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是也。）似皆在五十凡例以外。若杜氏于五十凡例外間有所釋，如將卑師衆稱師，則雜以《公》、《穀》之說，非左氏家法也。（50）
這是劉師培早期與章太炎的一封書信，後來陸續撰著了《〈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春秋左氏傳〉傳例解略》、《〈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春秋左氏傳〉例略》，詳細分析研究《左傳》用詞、行文通例，屬辭比事，比類推合，以求傳例。他第一次全面闡釋了《左氏》例藴。如《〈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專釋《左傳》時月日之例，歸納出二十五例；《〈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則考稽漢儒說《左氏》之古義，溝通貫穿，總結義例二十條；《〈春秋左氏傳〉傳例解略》，于杜《注》之外，輯成十一條義例，以存《左氏》之古義。其弟子陳鐘凡評價說：“先生少承先業，服膺漢學，以《春秋》三傳同主詮經，《左傳》爲書說尤賅備，審其儀例，或經無傳著，或經略傳詳，以傳勘經，知筆削所昭，類存微恉。漢儒說《左氏》，據本傳以明經義，凡經字相同，即爲同恉。又引月冠事，明經有繫月不繫月之分。創獲實多，亦較二傳爲密。”（51）劉師培致力于《左傳》義例，目的是證明《左傳》輔經而行，絶非經外之書，以反擊《公羊》學派。
三、淵綜廣博，貴主博通
劉師培一生前後迥异的政治思想，影響和制約了他的學術研究，其思想和學術演變呈現前後不同的特點。錢玄同總結說：“前期以實事求是爲鵠，近于戴學；後期以篤信古義爲鵠，近于惠學。又前期趨于革新，後期趨于循舊。”（52）劉師培的經學，包括《左傳》學，同樣表現出前後差异的特點。前期以《讀左札記》爲代表，對《左傳》“民主”、“民族”等積極思想內涵的挖掘，以及對今後如何實事求是地開展《左傳》研究所作的積極思考，都表現出力圖將傳統經學與民族民主革命相聯繫，密切于社會與時代的新觀點。後期政治上的失足，促使他走上了純學術之路。考察其《春秋古經箋》、《春秋古經舊注疏證》、《〈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等，已是“確宗漢詁，所學以掇拾爲主，扶植微學，篤信而不疑”（53），埋首于國故，尤萃力于《周禮》和《左傳》，較少思考經學的現實意義，重回乾嘉先輩專經研究之舊轍。不過，劉師培生于清末，繼承了清代考據學者們治學的風氣和精神，秉承家學和揚州學派的治學傳統，其特定的學術淵源和學術背景，使得他兼綜吳、皖兩派之長，《左傳》研究總體上呈現通博的特點。
他認爲：“孔子學術，古稱儒家，然九流術數諸學，孔子亦兼通之。”“孔門學術，大而能博，豈儒術一家所能盡哉？”（54）仰紹先聖遺風，他治學貴主通博。他說：“僅通一經，確守家法者，小儒之學也。旁通諸經，兼取其長者，通儒之學也。”（55）認爲“當世之通儒，莫不兼通數經”。（56）他生平手不釋卷，無書不覽，又博聞强記，無論從知識結構，還是治學範圍、學術建樹來說，劉氏堪稱中國近代史上杰出的通儒。他研治《左傳》博通的特點，具體表現爲如下五個方面。
（一）淹通群經
研精古籍，貫串群經，是劉氏家學傳統，而講求貫通群經以治一經，也是清儒治經的風尚。劉師培傳承家學，極好地掌握了通群經以治一經的原則。劉氏世代熟諳禮學，而對《左傳》的研究，從劉文淇開始，就特別注重以《周禮》明《春秋》。劉師培邃于三禮，對自己《周禮》研究的成果頗爲自信。他說：“余平生述造，無慮數百卷。清末旅扈，爲《國粹學報》撰稿，率意爲文，說多未瑩。民元以還，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國學，纂輯講稿外，精力所萃，實在三禮。既廣徵西漢經師之說，成《禮經舊說考略》四卷，又援據《五經异誼》所引古《周禮》說、古《左氏春秋》說及先鄭、杜子春諸家之注，爲《周禮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稱信心之作。”（57）基于精研《周禮》的造詣，他研治《左傳》典禮駕輕就熟，得以貫通二經，創獲頗多。在《答章太炎論左傳書》，他提出：“《左傳》所言典禮，無一不與《周官經》合。”（58）《〈周官〉〈左氏〉相通考》，是他考證群經大義相通的主要成果。他說：“昔周公作《周官經》以致太平。春秋之時，賢大夫多親見其書，故所言禮制多與《周官經》合。又魯秉周禮，故《周官經》一書又爲魯史所藏。丘明爲《春秋》作傳，亦親見其書，故《左氏》一書多載《周官經》之說。”（59）他考劉歆、鄭興、鄭衆、馬融等兩漢巨儒治《周官》，皆兼治《左氏》，認爲二書微言大義多相符，可以即此通彼。于是匯輯《左氏》之文，“得二經相通大義”三十條，而證以《周官》之說。（60）
除了重點考論《周禮》與《左傳》二經相通，他在《讀左札記》中發掘《左傳》重民、愛民思想，在列舉《左傳》多個例證後，認爲《左傳》之義，不僅與《公》、《穀》二傳相同，而且合于《周禮》“詢危詢遷”之旨，與《尚書·洪範》所言“謀及庶人”相合，亦與《春秋外傳》——《國語》所載厲王止謗的含義相通，目的是警戒人君，君由民立。表明劉師培淹通群經而治《左傳》，于諸經隨事徵引，得心應手。
（二）貫通經子
清代考據學家爲解經釋義，逐漸將研究的領域由儒家經典拓展到周秦諸子，子學日漸復興。如汪中著《荀卿子通論》、王念孫著《讀書雜誌》、陳澧著《東塾讀書記》、孫星衍著《墨子序》、俞樾著《諸子評議》、孫詒讓著《墨子間詁》、王先謙著《韓非子集解》等。隨著西學的傳播和影響日深，晚清學者研究諸子的風氣日盛。子學如同小學，由經學附庸而蔚爲大國。劉師培深于諸子之學，對先秦儒、道、墨、法諸子學術均有研究。他重視子學價值，認爲“周末諸子之書有學有術。學也者，指事物之原理言也；術也者，指事物之作用言也。學爲術之體，術爲學之用”。（61）這種分學術爲體與用的觀念，明顯受到西學的影響。在子學越來越受到重視的背景下，劉師培校勘文字，補釋諸子，並以西方思想闡發諸子，與章太炎成爲晚清研究諸子學成就最高的兩位學者。南桂馨評論章太炎、劉師培具有“等視經子，亦復齊同經史”（62）的學術思想。劉師培以子通經、以子證經，將研治《左傳》與研究諸子聯繫起來。他在考證《左傳》學史時，不僅從師承方面證明，“《春秋》左氏學固荀子所傳之學”，而且從思想內容方面證明，“荀子立說本于《左傳》”，詳細列舉出十八條例證。（63）此外，荀子論《禮》、引《詩》、考《樂》，亦多半引用《左傳》之文，表明荀子深于《左傳》學。劉師培疏通二書，證明“《荀子》一書于《左傳》大義，或明著其文，或隱詮其說”。（64）
劉氏還條舉《韓非子》、《淮南子》、《呂氏春秋》等多引《左傳》之文，證實“《左氏》一書，久行于世，諸子百家皆見其書”（65），不僅證明《左傳》久在劉歆之前的周秦時期就已流行，而且闡述了儒家經典與先秦諸子存在“大義相通”的一面。
（三）融通經史
清末，以梁啓超爲首的晚清新史學思潮興起，將史學研究與現實問題相結合。劉師培以新的史學觀思考經學研究。他的古學出于史官的觀念，就遠祧章學誠“六經皆史”之說。他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就是運用新史學觀編著的中國古代史教材。他在這部書的《凡例》中說：“中國史書之叙事，詳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詳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詳于後代而略于古代。今所編各課，其用意則與舊史稍殊……于徵引中國典籍外，復參考西籍，兼及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66）他研治《左傳》，既認識到《左傳》本身的史學價值，也極其重視六經的史學價值。他說：“夫六經皆先王舊典，先王用之以垂型，後儒賴之以考古。”（67）他秉承“六經皆史”傳統觀念，在新的學術背景下，將經學典籍視爲研究社會歷史的材料，開拓了經學研究的新途徑。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云：“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世，訖于天漢。”（68）劉師培在詳考《史記》與《左傳》二書後認爲：“史公作書，折衷《左氏》，丘明緒說，賴以僅存。”（69）又說：“史公作《史記》，均據《春秋古經》及《左傳》……《左氏》古誼，恒載于《史記》之中。”（70）計劃依照《左傳》傳文之序，取《史記》述《左傳》之文，條比其文，排次衆說，撰寫一部《〈史記〉述〈左傳〉考》。這部融通經史的考證著作，最後未能如願完成，但他對這部書的結構和體例已有了成熟的思考。比如，他總結出《史記》當中有許多地方在行文時，總括《左傳》之事，無疑是采用了“《左氏》之誼”，他認爲“宜于本書之末，別爲一卷，取《史記》總括傳事之詞，詳加解釋，兼可匡後儒釋例之訛”（71），而他精心歸納出的《史記》述《左傳》的二十條凡例，並詳細羅列了大量例證，則濃縮了全書的基本內容。（72）劉師培認爲，司馬遷述《左氏》學，非止于述其事，且能推闡其義，並足徵“君子曰”以下之文，非劉歆所增益。（73）
《史記》是劉氏研治《左傳》重點考稽的一部史書，他還從成書于《史記》之前的《淮南子》、《呂氏春秋》中，詳考二書多引《左傳》之文，諸如《左傳》的“白公欲焚楚庫”、“僖氏致禮晋侯”、“弦高犒師”、“裨諶能謀”、“申胥乞師”等史事，均見之于《淮南子》諸篇，足證“劉安傳左氏之學”；（74）《呂氏春秋》的《禁塞篇》、《安死篇》、《長見篇》、《首時篇》、《長攻篇》、《權勛篇》、《報更篇》、《悔過篇》、《察微篇》、《上德篇》、《行論篇》、《開春篇》、《貴卒篇》、《慎行篇》、《求人篇》、《智化篇》、《原亂篇》、《分職篇》、《慎小篇》、《樂成篇》、《過理篇》等衆篇，所載有關史事，亦多與《左傳》所言相合，不僅表明《呂覽》作者“曾親見《左氏》之書”，而且“戰國學士大夫莫不尊爲信史”。（75）
（四）會通今古
劉師培“昌洋揚州學派”，極好地繼承了揚州諸儒治經有宗主而無門戶的優點。他以純學術的眼光審視中國學術史，著有《國學發微》、《周末學術史序》、《兩漢學術發微論》、《漢宋學術异同論》、《南北學派不同論》等多部學術史專著；又以總結得失，推進學術的態度反思當代學術，反思清代漢學，撰寫《近儒學術統繫論》、《清儒得失論》、《近代漢學變遷論》等文章。他審視歷史、反思當代所得出的認識，可以歸結爲兩點，一是反對學術專制，提倡學術自由；一是反對固守門戶，主張左右采獲。他認爲漢代立經學于學官，學術定爲一尊，“而諸子百家之學亡”；（76）唐代定《五經正義》，學術定于一尊，“使說經之儒不復發揮新義，眯天下之目，錮天下之聰”。（77）對于今古文之分的問題，他考漢代以前經並無今古文之分，“今古文同出一源”（78），今古文立說多同，非分兩派。今文大師“于古文之說旁收博采，所引之說不必定出于今文，猶治古文者兼用今文之說也”；（79）“曷嘗劃分古今二學，若冰炭之不相容哉”。（80）而東漢經師大抵實事求是，不立門戶，經生雖守家法，然雜治今古文者，亦占多數。（81）因此，他雖偏重古文，但能盡通今古文家說；他不反對今文經說，而反對今文家目古文經爲僞造；他讚賞廖平在今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而不糾纏于今古文之争。對于漢、宋之分的問題，他力除門戶之見，主張融會漢宋。對于戴震宗漢排宋，他斥之爲門戶之見。他分析漢宋學術說：“漢儒經說，雖有師承，然膠于言詞立說，或流于執一；宋儒著書，雖多臆說，然恒體驗于身心，或出入老、釋之書，故心得之說，亦高出于漢儒，是在學者之深思自得耳。”（82）他評宋儒說經“或義乖經旨，而立說至精”（83），指出其弱點，也肯定其長處。汪喜孫《上張石洲先生書》云：“近數十年以來，說經之家，學必尊漢，偶有一字涉及唐宋者，則掩耳而走，一若漢魏以下各書無一可讀，此亦學者之大弊，故喜荀不揣愚昧，務欲化說經門戶之見，以歸于聖人大道，爲公之旨。惟此可與智者道，難與流俗人言。”劉師培案曰：“此書融會漢宋，已開陳蘭甫、黄式三之先，足證先生所學，力除門戶之見，與獨抱遺經者不同。”（84）
正惟能够會通今古，兼采漢宋，所以他雖尊信古文之《左氏》，卻並不排斥今文之《公羊》。錢玄同說，在他前期的著述中，如《中國民約精義》第一篇、《攘書·夷裔篇》、《周末學術史序》中的《社會學史序》和《哲理學史序》，皆援引了《公羊》之說，來發揮他的見解。《左庵詩録》卷四有《讀戴子高先生〈論語注〉》一詩，對于戴望該書大加讚揚。戴望是晚清今文家，以《公羊》之義詮釋《論語》。可見劉師培是兼采《公羊》的。他前期解經，喜實事求是，闡發經中粹言，所以雖偏重古文，實能左右采獲，不欲專己守殘。（85）他在《群經大義相通論·序》中說：
漢初經學，初無今古文之争也，只有齊學、魯學之別耳。凡數經之同屬魯學者，其師說必同。凡數經之同屬齊學者，其大義亦必同。故西漢經師，多數經並治，誠以非通群經，即不能通一經也。蓋齊學詳于典章，而魯學則詳于故訓。故齊學多屬于今文，而魯學多屬于古文。觀《白虎通》所采，以齊學爲根基；《五經异義》所陳，則奉魯學爲圭臬。曷嘗有僅治一經而不復參考他經之說哉？後世儒學式微，學者始拘執一經之言，昧于旁推交通之義，其于古人治經之法，去之遠矣。（86）
張舜徽先生說：“這裏所提出的‘旁推交通’四字，正是乾嘉時揚州諸儒治學的遺規。像王念孫、阮元的研究訓詁，汪中的研究諸子，焦循的研究《周易》，黄承吉的研究字學，都是采用‘旁推交通’的方法進行的。劉師培不過遵循鄉先輩遺規，運用到理董群經的工作中來。”（87）其弟子陳鐘凡論曰：“先生每論定一說，必旁推交通。”（88）同樣，他會通今古，以“旁推交通”的方法研治《左傳》，從毛公說《詩》等的三傳互引，證明《春秋》三傳同主詮經，他說：
故前儒治經，左右采獲，不囿于一家之言。及景、武之際，董生所明，惟在《公羊》，由是執《公羊》而抑《左》、《穀》，儒生傳《左》《穀》者，遂各持一傳之義以相抗衡，遠乖孔子作經之心，近違荀氏傳經之例。（89）
因此，他由《公》、《穀》二傳對《春秋》大義的闡釋，來考察和推闡《左傳》，力圖會通三傳。他說：“《公》、《穀》二傳之旨，皆辨別內外，區析華戎。吾思丘明親炙宣尼，備聞孔門之緒論，故《左傳》一書，亦首嚴華夷之界。”《左傳》與《公》、《穀》二傳完全相同，强調華夷之防，他具體舉例說：
僖二十三年《傳》云：“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二十七年《傳》云：“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此《左氏傳》之大義，亦孔門之微言也。賈、服諸儒爲《左氏》作注，進夏黜夷，足補傳文所未及。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賈《注》云：“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非區別夷夏之意乎？……《春秋》古誼賴此僅存。自杜預《注》興，而攘夷之旨失矣，可不嘆哉！（90）
爲進一步闡釋《左氏》的“進夏黜夷”、“攘夷”之旨，他還準備撰著一書，名曰《春秋左氏傳夷狄誼》，並附采傳中名言，如“戎狄豺狼”、“戎狄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异”之類，顔曰《左氏傳粹言》。這些都是他會通三傳後的創見。
（五）溝通中西
劉師培生活的晚清時期，西學東漸雖已歷百年，但還停留在自然科學層面。面對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興起洋務運動，而思想界變化不大，西方哲學和社會政治學說的影響甚微。梁啓超分析說：“蓋固有之舊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來之新思想，又來源淺觳，汲而易竭；其支絀滅裂，固宜然矣。”（91）他認爲留學生未能發揮應有作用，而不通西洋語言文字的學者，成爲運動的原動力和中堅，是西洋思想運動的最大不幸。劉師培早期作詩云：“西籍東來迹已陳，年來窮理倍翻新。只緣未識佉盧字，絶學何由作解人？”（92）深憾自己不通外文而無法及時獲得新知。他身處新舊交替、中西融合之際，以更爲積極的姿態，力圖融通西學以研究中國文化和社會。他計劃以西方資産階級的社會學體系研究先秦學術，撰寫一部《周末學術史》，區別于傳統的“前儒學案”。據其所撰《周末學術史序》，他將全書分爲心理學史、倫理學史、論理學史、社會學史等十六門類，運用“歐西”、“泰西”、“希臘”、“伊大利”、“愛阿尼”等西方學派和學說，進行中西比較，以建立上古學術史。他受“魯索”《民約論》影響，撰著《中國民約精義》，宣傳民主思想。當西方列强入侵中國，他反對偷安旦夕，不思自振之方。他運用西方物競天擇說，著成《中國民族志》，斥責“中國不滅論”，宣傳民族思想。他在序言中說：“吾觀歐洲當十九世紀之時爲民族主義時代，希臘離土而建邦，意人排奥而立國，即愛爾蘭之屬英者，今起而争自治之權矣。吾漢族之民，其亦知之否耶？”（93）然而，他對西學的瞭解程度，要遠遜于他對國學的精熟，當他運用西學來研究本國學術文化時，有時生搬硬套，不免有穿鑿附會之嫌。不過，他努力溝通中西，也不乏真知灼見，特別是在運用西方社會學理論，研究文學、語言文字學，拓寬了研究的途徑，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具有開創意義。
在《左傳》研究方面，他主要藉助西學努力挖掘和發揮民族、民主的思想因素。如他在《中國民約精義》中，批尋《左傳》的“君臣”、“君民”關係的言論：“衛人立晋，衆也”（隱四年）；“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毁請從焉”（僖十八年）；“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成公十五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襄十四年）；“天之愛民甚矣，豈可使一人縱于民上，以肆其淫，以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襄十四年）；“鄭人游于鄉校而論執政”（襄公三十一年）“公朝國人，使賈問焉”（定公八年）；“懷公朝國人而問焉”（哀公元年）。劉師培案曰：
三代以後，君主世襲，家天下之制既行，而專制之威亦以漸肆。至于春秋，諸侯立君威少殺，束縛既輕，人民之思想遂日漸發達，故其政體之組織，往往見三代之遺焉。“鄭人游鄉校而論執政”，非“下議院”乎？“衛人立君，衆也”，非民選乎？“懷公朝國人而問”，非國民之自有參政權乎？凡斯之言，三代以上其制皆備，索之二典，歷歷可徵。斯時疆界分守，民氣甚昌，苟明乎聯邦之制，彼此相並，以建統一之大帝國，則安見十五國之民，不如今日之日耳曼德意志也。各見小利，互相吞噬，流極既衰，西秦遂起而滅之，專制威焰因之大煽，流毒至于今日，其亦可悲之甚也歟！（94）
劉師培該書自序言：“搜國籍得前聖曩哲言民約者若干篇，篇加後案，證以盧說，考其得失。”（95）他從《左傳》中搜輯到的這些事例，反映了春秋戰國社會制度轉變時期，新興地主階級奪取政權的要求逐漸提到歷史日程上來，人們對君與臣、君與民對立依存關係有了更爲理性的認識。宗法制度下的君權神授，本來也强調“敬德”、“保民”，隨著舊的社會制度的日漸解體和新的社會制度的悄然成長，大量奴隸逐漸轉化爲農民，“民”的力量日顯，《左傳》中較多地反映了“重民”思想。劉師培對此加以發揮，在晚清民族、民主革命運動中，無疑具有積極意義。但他將中國古代制度，簡單比附成現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下議院”、“民選”、國民“參政權”，失之牽强。
《中國民約精義》成稿于1903年10月。1905年，劉師培在《國粹學報》署名劉光漢，陸續發表《讀左札記》，注重闡發“攘夷”和“民權”思想。他考論《左傳》“所載粹言，亦多合民權之說”，他說：“晚近數年晳種政法學術播入中土，盧氏《民約》之論，孟氏《法意》之編，咸爲知言君子所樂道。復引舊籍，互相發明，以證晳種所言君民之理皆前儒所發。由是治經學者，咸好引《公》、《穀》二傳之書，以其所言民權多足附會西籍，而《春秋左氏傳》則引者闕如。”他列舉《左傳》中的例證，證明春秋之時各國“政由民議”、“君由民立”。（96）可見，劉師培溝通中西研治《左傳》，明顯是以西學證中學，尚未達到綜貫會通的境界。但應當承認，與他的經學研究旨在“援古制以匡今失”（97）一致，他利用西洋學說，加以比擬發揮，用意在配合民族、民主革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現經學經世的傳統。
因此，較之于他的祖父輩，劉師培更加重視挖掘《左傳》中“君臣”、“君民”關係論的積極思想意義，表現出更爲激進的思想認識。如《左傳》宣公四年：“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劉師培《讀左札記》以此爲例，認爲“《左傳》一書責君特重，而責臣民特輕”。他說：
近世巨儒若顧氏復初（《春秋大事表》）、焦氏里堂（《左傳補疏》）、沈氏小宛（《左氏補注》），咸集矢征南，以爲袒助亂臣，違背名教，惟寶應劉氏叔俛《春秋說》引《史記·自序》之文，以證《左氏》君無道之旨，以爲君失禮義則失其所以爲君。予按襄十四年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可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以弃天地之性？”即《孟子》“殘賊之人，謂之獨夫”之旨，足證“弑君，稱君，君無道”之義，是《左氏》此句之義重于責君，而非所以責臣也。孔《疏》“兩見其義”，亦涉附會。後世陋儒溺于名分尊卑之說，而此義遂淪矣。（98）
而劉壽曾在續纂《疏證》時，則認爲：“杜氏此說，責君太重，責臣轉輕，雖終謂弑逆之罪不可赦，然已謂君臣無父子之恩，例于路人，語意悖謬，致說《左氏》者，集矢此例，謂出漢人附益，皆杜說所召也。”（99）表現得比較保守。此條有《疏證》原稿眉批：“引左庵《群經大義相通論》：案《荀子·正論篇》云：‘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又《議兵篇》曰：‘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揮，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不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此即‘弑君，稱君，君無道’之義也，《荀子》之說與孟子對齊宣王之說合。又襄十四年晋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可使一人以縱其上，以肆其淫？’亦爲《荀子》之說所本。而《左氏》此語，後儒集矢紛紜，抑獨何與？”（100）此條眉批是否爲劉師培本人整理《疏證》時所加，尚不敢臆斷，但確實說明他在《左傳》之義方面已明顯突破家學思想傳統，是在西方民權理論輸入之後，對于君臣、君民關係所作的新闡釋。
劉師培以極高的天資禀賦，于學無所不窺，沾溉于揚州學派的傳統，博觀當代學術群賢著作；又激于時代思潮，不僅足迹遍布上海、安徽、四川、山西、北京等地，並東走扶桑，所到之處或辦報或講學，交游甚廣，且受西學新潮的影響，治學的視野較其先輩更爲開闊，學術成就蜚聲海內。尹炎武對此評論說：“生平手不釋卷，而無書不覽。內典《道臧》，旁及東西洋哲學，咸有造述。”（101）錢玄同把1884-1917年中國學術比喻爲“黎明運動”。在此“黎明運動”中，先後出現了康有爲、宋衡、譚嗣同、梁啓超、嚴復、夏曾佑、章炳麟、孫詒讓、蔡元培、劉光漢、王國維、崔適等十二位“卓特者”。他們“皆能發舒心得，故創獲極多”，在當時學術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廣博，波瀾壯闊，沾溉來學，實無窮極”。（102）“黎明運動”時期，是中國學術由傳統向近代的轉型期。劉師培一生恰在這個時期，在十二位人物中年齡最幼。他秉承家學，“藴蓄既富，思力又銳”。（103）其學術研究，尤其是1908年以前的學術研究，以其卓越的貢獻，與國學諸多大家共同創造了“中國學術思想之革新時代”，結束了中國傳統的學術時代，開啓了近代中國學術的新時代。
晚年的經學研究以《左傳》和《周禮》爲中心，雖然重又回到“確宗漢沽”的老路，但他仍以昌明經學爲己任，敦古不疑。他說：“近人創僞經之說，扶今文而抑古文，于漢代古文之經，均視爲劉歆之僞作，而後人人有疑經之心，于典章人物之確然可據者，亦視爲郢書燕說。吾恐此說一昌，則古文之經將廢；且非惟古文之經將廢已也，凡三代典章人物載于古文經者，亦將因此而失傳。非惟經學之厄，亦且中國史學之一大厄矣！”（104）由清初顧炎武提出“理學即經學”的口號，開始了經學重建，伴隨乾嘉考據學的興盛，經學如日中天。隨著西方文化的輸入，特別是鴉片戰争後，弱肉强食的殘酷現實，迫使許多學者再次重新審視儒學理論，並試圖改造和重建儒學理論，出現了近代經學的繁榮。然而，儒學不能適應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需要，終究是無可回避的現實。皮之不存，毛無可附。儒學喪失了它在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經學也就不再是學術領域獨領風騷的顯學。（105）辛亥革命後，經學作爲政治學的歷史使命宣告結束。由晚清走向近代的劉師培，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古文經學家。他對《左傳》的研究以及他的整個經學研究，尤其是前期，從研究的內容和方法，都較大程度地區別于以往，區別于他的前輩，在平穩中顯得通達和開放，表現中國學術正由傳統走向近代。他與章太炎齊名，當時有“二叔”之目，“初以說經而交密，晚以政治而途分”（106），但在治經趨向和學術見解上多同。他與章太炎的《左傳》研究，是晚清《左傳》學的代表，而劉師培的《左傳》學建樹以及多方面的學術成就，不僅堪稱揚州學派的殿軍，而且卓爾爲晚近之大師。
①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80頁。
②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卷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8頁。
③參見萬仕國：《劉師培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
④劉富曾：《亡侄師培墓誌銘》，《劉申叔遺書》卷首，第16頁。
⑤《劉文淇傳》，繆荃孫《續碑傳集》卷七十四《儒學四》，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
⑥《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第112頁。
⑦蔡元培：《劉君申叔事略》，《劉申叔遺書》卷首，第18頁。
⑨南桂馨：《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卷首，第34頁。
⑩陳鐘凡：《周禮古注集疏跋》，《劉申叔遺書》，第274頁。
（11）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
（12）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卷首，1997年，第28頁。
（13）張繼：《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卷首，第26頁。
（14）《讀左札記·自序》，《劉申叔遺書》，第292頁。
（15）《〈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春秋左氏傳〉例略》，錢玄同曰：“此二書內容相同而詳略大异，前書略，後書詳。鄭君（裕孚）與余初未悉其屬稿之先後，後得容季君（劉師穎）來書，乃知詳者爲初稿，而略者爲删定之本。”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總目》，《劉申叔遺書》卷首，第5頁。《中國文學講義概略》亦有《〈春秋左氏傳〉例略》，見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與《劉申叔遺書》所收全同。
（16）錢玄同附記：“按劉氏家藏申叔遺稿中有此《春秋古經舊注疏證》零稿三頁，係申叔手書。所用之稿紙版心刻有‘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字樣，蓋申叔欲續先世纂述而未成之《左疏》，先從事于疏證經文也。申叔纂此稿之時，當在民元前三年己酉至前一年辛亥之間……蓋甫屬草而即輟筆者。”《劉申叔遺書》，第291頁。
（17）楊伯峻：《我和〈左傳〉》，張世林編：《學林春秋初編》上册，北京：朝華出版社，1999年，第200～201頁。
（18）《經學教科書》，《劉申叔遺書》，第2076頁。
（19）《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第295頁。
（20）《經學教科書》，《劉申叔遺書》，第2076頁。
（21）《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第296頁。
（22）同上，第297頁。
（23）《周季諸子述〈左傳〉考》，《左庵集》卷二，《劉申叔遺書》，第1215頁。
（24）當爲《韓非子·難四》，此乃劉師培誤記。
（25）《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第296頁。
（26）《〈左氏〉不傳〈春秋〉辨》，《左庵集》卷二，《劉申叔遺書》，第1215頁。
（27）《左氏學行于西漢考》，《左庵集》卷二，《劉申叔遺書》，第1218頁。
（28）《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第296～297頁。
（29）《〈史記〉述〈左傳〉考自序》，《左庵集》卷二，《劉申叔遺書》，第1219頁。
（30）同上。
（31）同上。
（32）《司馬遷〈左傳〉義序例》，《左庵外集》卷三，《劉申叔遺書》，第1367頁。
（33）《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第294～295頁。
（34）《〈左氏〉不傳〈春秋〉辨》，《左庵集》卷二，《劉申叔遺書》，第1215頁。
（35）《春秋左氏傳例略》，《劉申叔遺書》，第341頁。
（36）《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第295頁。
（37）《漢代古文學辨誣》，《左庵外集》卷四，《劉申叔遺書》，第1375頁。
（38）《漢書》卷三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15頁。
（39）《春秋三傳先後考》，《左庵集》卷二，《劉申叔遺書》，第1214～1215頁。
（40）《漢代古文學辨誣·總論》，《左庵外集》卷四，《劉申叔遺書》，第1292～1393頁。
（41）《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第299頁。
（42）《〈春秋左氏傳〉傳注例略》，《劉申叔遺書》，第340頁。
（43）《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1997，第301頁。
（44）《春秋左氏傳例略》，《劉申叔遺書》，第346頁。
（45）同上。
（46）《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春秋類，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713頁。
（47）《春秋左氏傳例略》，《劉申叔遺書》，第346頁。
（48）《答章太炎論左傳書》，《左庵外集》卷十六，《劉申叔遺書》，第1724頁。
（49）《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序目》，《劉申叔遺書》，第302頁。
（50）《答章太炎論左傳書》，《左庵外集》卷十六，《劉申叔遺書》，第1724頁。
（51）陳鐘凡：《劉先生行述》，《劉申叔遺書》卷首，第14頁。
（52）錢玄同：《劉申叔遺書序》，《劉申叔遺書》卷首，第28頁。
（53）《近儒學術統繫論》，《左庵外集》卷九，《劉申叔遺書》，第1533頁。此數語爲劉氏評惠棟，錢玄同取以評劉氏，認爲“最爲恰當”，見《劉申叔遺書》卷首，第30頁。
（54）《國學發微》，《劉申叔遺書》，第478頁。
（55）《群經大義相通論·〈公羊〉〈荀子〉相通考》，《劉申叔遺書》，第361頁。
（56）《國學發微》，《劉申叔遺書》，第482頁。
（57）《周禮古注集疏跋》，《劉申叔遺書》，第274頁。
（58）《答章太炎論左傳書》，《左盦外集》卷十六，《劉申叔遺書》，第1724頁。
（59）《群經大義相通論·〈周官〉〈左氏〉相通考》，《劉申叔遺書》，第361頁。
（60）同上，第361～366頁。
（61）《國學發微》，《劉申叔遺書》，第480頁。
（62）南桂馨：《劉申叔遺書序》，《劉申叔遺書》，第33頁。
（63）《群經大義相通論·〈左傳〉〈荀子〉相通考》，《劉申叔遺書》，第354～357頁。
（64）同上，第354頁。
（65）《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第297頁。
（66）《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劉申叔遺書》，第2177頁。
（67）《漢代古文學辨誣》，《左庵外集》卷四，《劉申叔遺書》，第1374頁。
（68）《漢書》卷六十二，第2737頁。
（69）《〈史記〉述〈左傳〉考自序》，《左庵集》卷二，《劉申叔遺書》，第1219頁。
（70）《司馬遷〈左傳〉義序例》，《左庵外集》卷三，《劉申叔遺書》，第1357頁。
（71）同上，第1365～1367頁。
（72）同上，第1357～1367頁。
（73）同上，第1364頁。
（74）《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第297頁。
（75）同上，第297～299頁。
（76）《國學發微》，《劉申叔遺書》，第494頁。
（77）同上，第495頁。
（78）《漢代古文學辨誣》，《左庵外集》卷四，《劉申叔遺書》，第1377頁。
（79）《漢代古文學辨誣》，《左庵外集》卷四，《劉申叔遺書》，第1391頁。
（80）同上，第1380頁。
（81）《國學發微》，《劉申叔遺書》，第483頁。
（82）《漢宋學術异同論·總序》，《劉申叔遺書》，第541頁。
（83）同上，第542頁。
（84）《左庵題跋·跋汪孟慈上張石洲先生書》，《劉申叔遺書》，第1977～1978頁。
（85）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卷首，第30頁。
（86）《群經大義相通論·序》，《劉申叔遺書》，第348頁。
（87）《清代揚州學記》，第193頁。
（88）《劉先生行述》，《劉申叔遺書》，第14頁。
（89）《春秋三傳先後考》，《左庵集》卷二，《劉申叔遺書》，第1215頁。
（90）《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第293頁。
（91）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18頁。
（92）《甲辰年自述詩》，《警鐘日報》1904年9月11日，《劉申叔遺書補遺》，第388頁。
（93）《中國民族志序》，《劉申叔遺書》，第600頁。
（94）《中國民約精義》，《劉申叔遺書》，第566頁。
（95）《中國民約精義序》，《劉申叔遺書》，第563頁。
（96）《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第293～294頁。
（97）《孔子作春秋說》，《左庵集》卷二，《劉申叔遺書》，第1313頁。
（98）《讀左札記》，《劉申叔遺書》，第293頁。
（99）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642頁。
（100）《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第642頁。
（101）尹炎武：《劉師培外傳》，《劉申叔遺書》，第17頁。
（102）錢玄同：《劉申叔先生遺書序》，《劉申叔遺書》卷首，第28頁。
（103）同上。
（104）《漢代古文學辨誣》《左庵外集》卷四，《劉申叔遺書》，第1374頁。
（105）田漢云：《中國近代經學史》，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566頁。
（106）南桂馨：《劉申叔遺書序》，《劉申叔遺書》，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