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角度看北宋政权的构建
——读《道德与秩序：北宋诏令的话语系统解读》*
李少伟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五华 650000)
摘 要： 徐红教授的《道德与秩序：北宋诏令的话语系统解读》，梳理了从秦朝至北宋诏令话语的发展、演变路径，以及不同时期诏令的话语特点，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诏令的话语体系，理解诏令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极大便利。以“诏令”为窥孔，分析赵宋王朝如何通过诏令来传达信息，引导道德，重建秩序，为我们解读北宋政权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极具学术价值，加强了学界对北宋诏令的研究深度。
关键词： 诏令;北宋;道德;秩序
诏令是中国古代君主自上而下传达政令的一种专用文体，是一种释放君主或者中央政权意识的方式。诏令涉及的对象、内容以及施用范围均较为广泛，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故对诏令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图1显示，人民币汇率预期的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在第1期时对货物贸易跨境资金流出基本不具有影响，第2期开始对货物贸易跨境资金流出产生负面冲击，并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随后对其跨境资金流出的负面冲击在一定区间内波动，并基本维持在负面冲击，直到第8期以后才出现正向影响，随后保持较长时间的正向冲击，第16期后转为负面影响，随后负面影响逐渐增大。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预期变化对货物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出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在第二个季度后才开始出现负面冲击，并在滞后4个季度达到最大，在4个季度以后影响开始减弱，直到8个季度以后汇率预期的负面影响才会消失并转为正向影响，在较长时间后又转为负面冲击。
目前学术界关于诏令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呈现，且集中于诏令内容、体例、篇目及其文学性等方面，主要有曹喜琛《中国古代诏书编纂举要》《中国古代诏书编纂举要》(续)，[1]黄才庚《我国历代诏令文书述略》[2]，吴承学、刘湘兰《诏令类文体(一)：诏书》《诏令类文体(二)：制书、诰、敕书》[3]等。北宋作为唐宋转型的关键时段，对后世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诏令必然蕴含着诸多历史信息，值得我们深入了解。研究宋代诏令的成果颇丰，但多集中于对《宋大诏令集》的辑补、考订、辨误等，主要有顾吉辰《关于<宋大诏令集>》[4]，龚延明《<宋大诏令集>阙卷辑补》《<宋大诏令集>阙卷辑补续——卷173<政事>26<科举>2之辑补》《<宋大诏令集>阙卷辑补与考异——卷170<制科>之辑补》[5]，徐红《南宋诏令辑校》[6]等。可见，目前学术界对北宋诏令的研究尚属薄弱，深入探究诏令话语及其与政治之间内在关联的成果尚显不足。徐红教授《道德与秩序：北宋诏令的话语系统解读》一书对北宋及北宋之前历代王朝的诏令话语体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并深入探讨了北宋诏令与政治、文化之间的深刻关系，揭示了赵宋统治者借由诏令所传达的道德诉求，以及重塑、维持社会秩序的努力，同时也解决了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该书的出版，有益于北宋诏令的进一步研究，并为深入探究北宋政治、文化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对北宋诏令话语系统解读的不足。
一、诏令话语的发展与演变
诏令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性文书，最早出现于秦朝，此后便一直存在于中国古代专制王朝中。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差异，各个王朝的诏令体现出不同的语言风格和特征，故对历代诏令话语的系统梳理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
据作者分析，秦朝的诏令话语主要沿袭了统一之前秦人的语言特征，体现出简洁、直白、实用的风格，同时又有对中原文化叙事体系的吸收。作者以秦王嬴政初并天下时所发布的诏令——《初定天下诏》为例进行论证，此诏内容清晰直白，易于理解，同时也用到“信约”“畔秦”“倍盟”等内涵丰富的词语，作者认为这些用词表明秦王希望通过对六国道德层面的谴责，为秦的统一战争寻求合理性，而这又是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行为。这一分析是较有见地的。汉朝建立后，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社会经济开始繁荣，诏令话语在秦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趋向成熟。一方面多引上古经典，多运用对偶句，追求诏令文书的典肃、文雅；另一方面又保留了诏令的实用特征，讲求既能体现君主权威性，又不失实用效果。关于此点，作者以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的《贤良诏》为典型例证进行解读，充分体现了汉朝诏令话语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而中国古代文学却在此时得到蓬勃发展。《世说新语》载东晋孙兴公评价魏晋名家潘岳、陆机之言：“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7](P309)可见引经据典、辞藻华丽、文辞工整、讲求对仗的文风盛行一时。受此影响，魏晋南北朝的诏令话语亦表现出新的特征。三国时期，朝廷诏令尚以散体为主，至两晋时期，开始转向骈体，诏令多见四言句式，两两对仗，辞藻绚烂。作者将魏文帝黄初二年(221)颁布的《以孔羡为宗圣侯诏》与晋孝武帝的即位赦诏进行对比，使读者对诏令话语的前后转变一目了然。南北朝时期，诏令骈体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作者将此时的诏令话语特征总结为：“追求华词丽藻，语词极尽雕琢，甚至不惜佶屈聱牙，深奥难懂，用典繁密，意蕴甚丰，能够以简短的语词委婉表达丰富的内容和感情”[8](P43)，极为精炼、准确。
唐末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各个王朝犹如走马灯般轮番上阵。武人执政下的社会，崇武之风尘嚣日上，文化道德沦丧。出身于行伍的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基于对五代历史教训的反思，为巩固政权，致力于重建社会道德，以期通过道德的说教，重建新的、有利于统治的社会秩序。
唐朝诏令话语的发展有所反复。唐前中期的诏令承袭了魏晋南北朝诏令的骈体化特征，在大唐繁荣盛世的烘托下，诏令话语进一步追求华丽性、艺术性。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诏令话语出现散体化的倾向，作者认为这种倾向的出现，与几个代表人物的出现有莫大的关系，如白居易《除段祐检校兵书尚书右神策军大将军制》、元稹《加裴度幽镇两道招抚使制》等。唐代后期，诏令话语散体化倾向中断，骈体化特征重新占据主流。对此现象出现的原因，作者分析“由于骈体诏令更能体现君主庄严、权威的地位，或者说是由于骈文流行日久，其惟美的文风更能赢得文人的称道”[8](P55)，这一观点立足于作者对诏令文体的充分理解上，令人信服。
官员是朝廷运转的主要执行人员，对他们的道德引导尤为重要，且身份与职责不同的文、武官员，道德要求亦有所不同。宰相是文官群体的最高行政官员，发挥着重要的表率作用，故作者选取拜相诏令为分析文本，通过对不同时期拜相诏令的解读，敏锐地洞察到朝廷对以宰相为代表的文官群体的道德要求的转变，即由“赞誉道德高尚到期许德行、政事两方面俱优的转变”[8](P185)，其中“德行”是统治者最为看重的，这与孔子所倡“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及唐代“书言身判”选官标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对于武将的道德要求更为明显，作者从赞颂或责罚武将的诏令中，勾勒出北宋对武将的道德要求，即“忠”“谦”的政治素养及“沉雄”“果毅”的军事素养，这与长期以来人们所推崇的武将“智信仁勇严”的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北宋自建立之初就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军事威胁，朝廷虽已将大部分财政收入用于军事，但在对外战争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诏令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对武将而言，诏令传达的信息不仅是一种道德引导，更是一种警戒，以“忠”“谦”为基调的道德要求，使武将自觉或被迫向朝廷认可的方向改变，甚至出现“自晦”“自污”的行为。通过作者所分析的朝廷对武将的道德引导，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宋王朝在军事上的孱弱了。
术后14 d内进行标本采集，闭合性脓肿用无菌注射器抽吸脓液进行培养，表浅或创面较大的伤口经局部消毒后用肉汤拭子采集脓性分泌物。病原学分析按《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进行，使用DADE BEHRING专用细菌鉴定药敏复合板。
二、“道德”的追求
在有关新农村的村级土地利用规划当中，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图件比例尺。当前我国的五级规划体系当中，最低的乡镇级的土地利用规划的比例尺要求是11万，县、乡级的土地利用规划图件与村级土地的利用规划需要并不匹配。我们现有的图件大部分都无法适用到土地利用中的微观尺度规划当中，现有的规划文本当中的用地指标无法对小尺度规划进行准确的定量，只能大概明确其所有范围。同时，当下农村中的村级土地利用规划，要么就是几乎没有，即便有，规划当中的基础资料和相关数据也相对残缺或者不够精准。
宫廷女性主要指皇帝身边的女性家庭成员，有皇女、皇后、妃嫔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念，使人们常将“治国”与“齐家”并提，且“齐家”应先于“治国”，即“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9](P3)，认为对家庭的管理情况甚至可以体现治国的能力，连皇帝亦是如此。宫廷女性作为皇室成员，非一般女性成员可比，其行为举止、姿态仪表往往成为天下女性的榜样，引人效仿，故对她们道德的诉求，凝聚着强烈的政治色彩。作者通过对尊立、追封、封拜等诏令中古语引用的分析， 指出“淑哲”“姜任”“皇英”“柔嘉”“清芬”“九御”“彤管”等用词，无不表达着对宫廷女性“柔和顺从、端正严谨、贤淑敬慎”[8](P170)的道德追求与引导。
作者通过对北宋诏令话语的解读，依次论述了君主或是朝廷对宗室成员、宫廷女性、文武官员，乃至对百姓的道德要求。针对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作者通过分析诏令的形式和话语，勾勒出朝廷对他们不同的道德要求。皇族宗室是“中国古代专制时代的附属物，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8](P159)，其地位较为敏感，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他们作为君主的血缘至亲，是社会的既得利益群体，也是维护政权稳定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又靠近政治权力中心，他们中的不少成员与皇帝本人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皇位合法继承权，对皇帝本人来说，这些人又是潜在的政治威胁。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西晋“八王之乱”、唐朝“玄武门之变”等，这就使皇帝不得不时刻对他们保持警惕。作者通过对宗室进拜、封拜诏令的解读，指出北宋时期对宗室的道德要求多侧重“亲亲尊尊”的伦理规范，强调“情”“礼”的重要性，且对“僭越”尤为关注，希望将宗室规引为既可拱卫政权，又不具皇位威胁的道德群体。
还有这位！爱尔兰都柏林机场一名20几岁的男子因为没赶上飞机，直接从航站楼冲了出去，边跑边朝机长喊叫，试图让机长晚些起飞。最终，在该男子快要触碰到机身时，被赶到的警察按倒在地。据悉，男子将为这次追飞机行为负法律责任。
北宋初期，诏令话语的骈体化继续发展，并在西昆诗派的推动下达到顶峰，作者以《王旦进官制》为例进行解读，特点十分明显。北宋中期，在欧阳修等士大夫的推动下，古文运动再次兴起，讲求“文以载道”的古文文风与骈体写法相结合，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宋四六”文体，即“平实晓畅，思想纯正，词意深刻，内容上延续三代之崇道遗风，提倡儒学的伦理道德，形式上以长句入四六，灵活多变，更能体现朝廷的权威和思想意向。”[8](P63)可见，从秦朝到宋代，诏令话语的发展并不是逐步固化，或者朝着某个单一的方向发展，而是逐渐融合不同话语风格的优势与特征，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形态，这也是诏令之所以能够承载诸多历史信息的重要原因。
赵宋建立后，确定了“重文”的政治取向，随着科举制度的逐步发展、完善，大量士人被吸纳到官员队伍之中，极大地提升了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激发了他们的参政热情。诏令大多是由皇帝授意，士大夫起草、拟定，然后以“王言”形式颁布于天下，故其中多少也包含着士大夫群体的一些价值观念。对此，作者鲜明指出：“其间一定蕴含着一些由士大夫阶层所提倡，为帝王所认可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内容。”[8](P78)这一观点是非常有创见的，精准地道出了诏令中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互动关系，乃至整个宋代政治中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于我们正确、深入解读诏令话语起着重要的作用。以此为基础，作者进一步指出，诏令中亦包含着对君主本人的道德要求，即君德的构建。值得注意的是，对君德的要求，不仅是士大夫群体所提倡、用以限制君权的手段，同时也包含着皇帝本人对自身或后继之君的规范与要求，其背后亦充斥着君主皇位合法性的诉求。可见，作者以诏令为窥孔对君主与士大夫之间关系的解读是极为深刻的。
基于河道整治的实际要求，项目部需要做好入场前培训教育工作。通过对入场员工进行专业培训，促使相关人员及时掌握了解河道整治工程的特点、以及工程主要的危险区域、河道整治工程技术要点等。用时，还需要借助安全培训教育工作的开展，强化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合理规范施工人员的操作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提升了施工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此外，当安全培训教育结束后，项目部需要对入场员工进行专业技能测试，以考试的方式检查入场员工对于相关知识的战功与了解。只有顺利通过考试的人员，方可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河道综合整治工作。
三、“秩序”的重建与维护
唐末五代以来，政权更替，战乱四起，除对人民生活、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外，更为重要的是，斯文、道德的沦落，导致社会价值观、秩序的混乱，对新立赵宋王朝的稳固是极为不利的。故无论是对宗室、宫廷女性的道德规范，还是对文武百官官德的要求，甚至是对君主自身君德的构建，最终目的都在于重建一个有别于唐末五代时期的社会新秩序，这种新秩序的核心就在于尊卑有序、稳定和谐。这对于北宋政权的构建、稳固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新秩序的建设，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赵宋政权对“孝”的极度重视与阐发。宋王朝希望将“孝”作为重建秩序的重要手段，无论在皇室内部，还是在平民百姓生活之中，都对“孝”进行了广泛地阐发与宣扬，并“移孝为忠”，即所谓“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0](P5)，以此来维护君主不容置疑的权威与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尊尊卑卑、高低有序的新秩序。
另一方面，赵宋王朝亦致力于以人神关系的言说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即本书第六章《诏令的人神关系言说》，作者的论述颇为深刻、精彩。在科学文化尚未发达的宋代社会，人神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人们通过具体的典礼、仪式向神祷告，希望能够得到神明的助佑，亦或者人先得到神的保佑，然后再以祭祀的方式反馈神的帮助。同时，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灾难或好运也都倾向于认为是神灵的惩罚或赐福。故统治阶级如何言说人神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统治者借由人神言说宣扬价值观念的行为也是极为普遍的。作者在开篇即表明，任何形式的人神关系言说，其本质均在于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确地道出诏令中人神关系言说的根本。宋代组织的“封禅”“南郊”“北郊”“儆灾”等活动都致力于阐发人神关系的诏令，祭祀活动中帝王以庄严、肃穆、敦厚风格的诏令，加之祭祀中严格的神位序列和祭器排列，营造出权威、神圣不容置疑的气氛。同时，宋代统治者往往将祭祖加入到祀神活动中，使人们相信，神界的秩序同样适用于人世间，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力。
至此，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和严密的论证将北宋及北宋之前诏令的发展轨迹和特征完整、清晰地勾勒了出来，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诏令的话语体系、理解诏令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诏令话语为了彰显君主的权威性，往往引经据典，追求效古育今，故以难读著称。徐红教授潜心钻研，对每篇诏令中涉及的典故均追根溯源，仅以书中《文侯之命》为例，便依次考证了“王若曰”“明德”“小子”“予一人”“前文人”“父义和”等语词的具体内涵和使用语境，保证诏令解读的准确与清晰，用力之深，古文功底之深厚，令人钦佩。
《月令》是《礼记》的篇名，主要记载每年十二个月的星象、物候、乐律、人事等内容。赵宋统治者对《月令》极为重视，由中央机构按时颁布，按照“以时系事”的形式，根据阴阳消长和五行相生的基本理念，将人们的日常事务和朝廷要事进行安排，作者通过对《月令》的分析，指出“其内容包括星象与物候的变化、农事活动、朝堂礼节礼仪、祭祀活动以及平民百姓应当遵守的法律、条令。”[8](P252)毋庸置疑，如何刻板的事物安排对百姓务农和朝廷行政都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赵宋统治者的根本目的在于借自然万物的生长“秩序”，来比附人世间的秩序，此类话语无不在向人们灌输着贵贱、高低、尊卑的概念。
优化模型是一个带有线性约束的非线性多目标优化问题，蚁群算法可看作是一个分布式的多自主体系统，它在问题空间的多点同时开始进行独立的解搜索，不仅增加了算法的可靠性，也使得算法具有较强的全局搜索能力[14- 15]。本文采用蚁群优化算法，进行寻优，迭代10步时得到最优操作模式(见表1)。
秩序的继承与维护，是后继之君需要面对的主要政治议题。北宋建立后，为防止新生政权被颠覆，宋太祖、太宗采取了诸多防范措施，经过后世之君的继承、凝练与总结，最终在仁宗时期形成了以“防弊”为核心的祖宗之法。[11](P344)《东都事略》卷八九《吕大防传》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来，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12](P753)可见时人对祖宗之法的自信与认可。对此，徐红教授从北宋皇帝的即位诏书入手，发现了“承祧”“旧章”等同类词语的反复运用，从而印证了北宋政治的连贯性与继承性。同时，作者还指出，北宋政权通过诏令话语对上古三代的追溯与攀附，来寻求政权的合法化。仅以宋太祖即位赦文为例，就引用了“侧微”“陟方”“天命”“历数”“禅让”“汤武革命”“建国”“革故鼎新”等八条古语。此外，作者也分析了朝廷为禁止民间陋习、奢侈等行为而颁布的诏令，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赵宋政权维护秩序的认识。
四、结语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建立赵宋政权后，面对道德沦丧、秩序混乱的社会，一方面需要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一方面需要整顿弊病丛生的社会。徐红教授《道德与秩序：北宋诏令的话语系统解读》一书从“诏令”入手，分析了赵宋王朝如何通过诏令来传达信息，引导道德，重建秩序。诏令作为一种自上而下、以“王言”形式颁布的文书文告，属于一种覆盖面极广、权威性极强的信息传达方式，北宋朝廷希望借由诏令传达或是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徐红教授在对北宋诏令话语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后，将书名凝炼为“道德与秩序”，是十分准确、精辟的。此外，作者通过诏令话语引申出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整体认识与分析也颇为精彩，如第二章《诏令话语与北宋的政治特征》第三节《谦逊：诏令话语与政治文化的变化》，作者通过君主自谦词的运用来窥探中国古代君权的发展，还有第七章《诏令对百姓的言说》中对《月令》政治作用的分析都颇有新意。
北宋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是“唐宋变革”的关键时段，对后世影响深远，日本学者甚至将宋代作为中国近世的开端。就诏令而言，作者已经注意到了北宋与前代诏令的不同，但却浓墨重彩地论述了北宋诏令中“承祧”和“旧章”因素，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北宋诏令的时代特征，不得不说是本书的一大遗憾。
瑕不掩瑜，综上所述，徐红教授《道德与秩序：北宋诏令的话语系统解读》是一部引人思考、令人受益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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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2095-4654( 2019) 04-0109-04
*收稿日期： 2019-03-01
中图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OSID)： 
责任编辑：王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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