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推思维的文学推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类推基于类观念的思维定向，表现于类推运用的不同情境。“类”训物事“相似”，“推”训“求”、“度”、“究”等，合言“推求”、“推度”、“推究”，指谓思维的进行。“类推”又言“推类”，以同类相推，即于相类物事由此推彼。《墨子·经下》“推类之难”①、《论衡·实知》“推类以见方来”②，及《汉书·终军传》“明闇之征，上乱飞鸟，下动渊鱼，各以类推”③，俱见其实。类推以人类思维建立物事的联系，或以推论物事之理，成为名辩的方式；或于情事比类，形成文学的表现，作为一种思维的定向，联通文学的形象思维。名辩的类推不舍形象，因以通合文学的领域。只是类推向被视为逻辑的形式，隔断了通往文学的视域，那么本文的推衍，旨在打通文学的路途，论证类推思维的文学表现。
一、“类”的形象性与类推的形名特征
类推作为中西共通的论理方式各具特点，中国“类”观念盖亦渊源有自。《说文·犬部》：“類，种類相似，惟犬为甚。从犬，頪声。”《说文·页部》：“頪，难晓也。从页、米。一曰鲜白皃，从粉省。”段玉裁注谓“‘頪’、‘類’古、今字，‘類’本专谓犬，后乃‘類’行，而‘頪’废”④，则“類”本谓犬相似，引申假借为凡相似之称。“頪”声同“雷”，本作“靁”。《说文·雨部》：“阴阳薄动生物者也。从雨，畾象回转形。”⑤段注云：“‘薄’音博，迫也。阴阳迫动，即谓靁也……‘迫动’下文所谓回转也，所以回生万物者也。”⑥雷、霆近义。《说文·雨部》：“霆，雷余声也，铃铃，所以挺出万物。”雷霆以生万物，故有物类，则“頪”、“雷”声通，义亦关联。从“雷”得声者如“磊”为石相聚，训众石；“壘”为土相聚，训军壁；“累”为丝相聚，训积、增、重等。“頪”与众字声通，益明类聚之义。
“类”以“相似之称”类聚众属，衍为族类、物类、事类之义。族类如《大戴礼记·礼三本》“先祖者，类之本也”，孔广森《补注》谓“类，族也”⑦。又《左传·僖公十年》狐突梦对申生鬼魂“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孔颖达疏谓“类、族，一也”⑧。物类如《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其类草木”张志聪注⑨、《淮南子·本经》“以养群类”高诱注并谓“类，物类也”⑩。事类如《易·系辞下》“于稽其类”孔颖达疏(11)、《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规谏而不类”王聘珍诂并言“类谓事类”(12)。无论族类、物类、事类，都是基于外在形象的相似，尤其族类同种，具有相似的体貌特征，故以为类，可明类的形象本义。相似亦即相像。《说文·犬部》朱骏声《通训定声》谓“类者肖也”(13)；《大戴礼记·易本命》“昼生者类父”，王聘珍《解诂》谓“类犹象也”(14)。而《九章·橘颂》“类可任兮”，王逸注谓“类犹貌也”(15)。《淮南子·俶真》谓道“况未有类”，高诱注云：“类，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尚也。”(16)“象”、“貌”并是名词。类的形象性乃是通往文学的根本所在。
类推基于物类或事类的相似性，通过比类的形式进行事理的推论。类推是中国名辩学的基本辩论方式，墨家足为代表。侯外庐先生认为墨子“察类”、“知类”，表明“类”在墨子言辩中已经成为“逻辑”的“概念”。“墨子的逻辑思想，即是依据着类概念的类推方法，而这一方法就是墨子所到处运用的辩诘术的灵魂。”(17)墨子类推的论辩，以“明辨其故”即追问此事此义的原因和是非曲直为目的。《墨子·大取》强调“故”、“理”、“类”的结合，盖“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18)。“理”即客观事物的规律和条理，论辩就是说理，必须循理得故，而推理之法，就是类推。辞“以类行”，就是《小取》所言“以类取，以类予”(19)，“取”则取类，“予”则推予，即类推。墨家“辟、侔、援、推、止”论辩诸式，都属类推之用(20)。墨家类推，重在经验，主于实用，指向知识。墨子《非命上》谓言辩“上本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谓“三表”(21)。“耳目之实”为耳目感知之实，经由“材”的“接”、“虑”，成为知识。《经上》谓“知，材也”，“材”犹五官之谓；又云：“知，接也”(22)，知识成立于感官“接”物的反映过程。但知识的获取，非止感性之接，《经上》又谓“虑，求也”(23)，指出知识获取过程心智理性的思虑作用，这是墨家类推的知识论指向(24)。及荀子类推，则从“物类”达到“伦类”、“统类”，从而转向伦理的情境，“成为代表和服务于中国传统人文思维的主导推理类型”(25)。
兹明名辩学类推的经验之域与实用目的，尽管墨家类推具有知识论的指向，但并未导致纯粹知识推论的形式逻辑。然自近世西学东渐以来，名辩学辄被比附于形式逻辑，“名辩即逻辑”的观念(26)，成为现代的传统。但名辩学固以“名”辩，“名”与“概念”不尽相同，而类推藉名以行，也与概念的推衍有异。按《说文·口部》，“名”以“自命”，从“口”从“夕”会意，以“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盖“名”从“冥”得声以自命，推及事物之名。厥初生民称物以音，然后创字代声，以字专名，“名”即是“字”。《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引或言“古曰名，今曰字”，以见名、字相通(27)。造字初以象形，六书以象形为本。字以象形命名，则形以定名，故谓形名。又名者拟实，名实相对，故“循名而责实”(28)。《说文·宀部》：“实，富也。从宀，从贯。贯，货贝也。”引申为充实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引《小尔雅·广诂》“实，满也”、“塞也”，又引《素问·调经论》岐伯曰“有者为实”，以谓“凡中质充满者皆曰实”(29)。物事充实皆然，故名以举实，亦如名以称物，《管子·心术下》谓“凡物载名而来”，《心术上》言“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30)，名以纪物，合谓“名物”，《周礼·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31)，迄近世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云云(32)。“名实”或“名物”对举，“实”、“物”具有而“名”、“字”象形，与“概念”表示事物的“本质属性”不类。固然“名”之所指，不限具体实物，《墨子·经上》兼举“达、类、私”三名，私名以举特定某物某人，如《经说上》孙诒让注举“言于人之贱者而命为‘臧’，则‘臧’非人之通名，故曰私”；类名以举物类，如孙引张云“马而名之‘马’是类也，凡马之实皆得名之‘马’”；达名以举一切物事，如孙注举“‘物’为万物之通名”(33)。凡此不离物之具在，而“名”以汉字象形则是其独具的特点。曾祥云先生认为“名”对事物命名，“名学从其实质来说，属于语言符号学范畴，具体说是一种语词符号理论”(34)。“名”的汉字“符号”象形性与“实”、“物”的实有性，爰使类推凭藉形象的比类通于诗学比兴的审美空间。
二、比兴、象征、兴象的物象比类
类推与文学的关联，首在比兴、象征、兴象(意象)的比类表象。物事以类似相像可资比类，所以类推可行，先秦多用。《周易·同人》象曰“君子以类族辨物”，王引之《经义述闻》按谓“类，比类也”，又言“比方事物亦谓之类”(35)。《荀子·非十二子》“壹统类”杨倞注云“类谓比类”(36)，《孟子·告子上》指斥“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俞樾按谓“类之言比类也”(37)。类比以推理，通于经验，措于人事，周于实用。《荀子·大略》“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王先谦《集解》引郝懿行曰：“类，犹比也，古谓之决事比，今之所谓例也。”(38)“决事比”判例断案，《周礼·秋官·大司寇》：“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郑玄注引郑众曰：“邦成，谓若今时决事比也。”贾公彦疏谓：“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39)类比推理实用如此，并以形象性通合比兴的文学表现。
类推通于比兴，二者俱本比类，但类推用以推论事理，比兴则发挥形象的功能，依靠形象的关联表情达意。类推如墨子取譬，《墨辩》举类推“辟、侔、援、推、止”诸式，“辟”同“譬”，如《墨子·节葬下》“仁者之为天下度也，辟之无以异乎孝子之为亲度也”，孙诒让《间诂》引毕沅谓“辟同譬”(40)，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七“譬喻品”注引《玉篇》谓“譬，喻也，比类以相晓”(41)。譬如《墨子·节葬下》谓为亲度者，“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为天下度亦然，天下贫则富之，人民寡则众之，众乱则治之。盖为亲度与为天下度，事殊理同，其理同类，故可取譬推论。譬喻的特点，是化抽象为具体，喻体的具体性，或在事，或在物，在物者取象为譬，如《孟子·离娄下》“君之视民如草芥”云云，“草芥”是取譬之象。取象为譬者以本体、喻体相类，取譬即可，乃是片段性的当下取用，不烦逐类以推，所以较为简单。在事者如《墨子·所染》以染丝可苍可黄为譬，喻国亦有染，如“舜染于许由、伯阳……殷纣染于崇侯、恶来”之类，盖亦具体有象，并逐事类以推，由染丝不定推至贤恶所染不定。
比兴作为文学修辞的思维机制，也基于事物的类比，推及物事彼此之间，但不以明理出故为任，并不表现为逐类推论的过程，而是以类比的方式建立形象的相似性关联，藉以引发读者的想象，获得生动形象的表达效果。比、兴本在“六诗”、“六义”，孔颖达谓为《诗》用，汉代二郑以来，代有论列，撮其要义有四。一则比类之用，这是比兴通于类推的首要条件。郑玄曰：“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42)比则比类，兴亦取于事类之间。《文心雕龙·比兴》云：“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43)比附必须切类，否则不类。黄彻亦云：“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44)比取于物类的关联，与类推取予以类，运思所本不异。二则情事托物，这是比兴作为文学表现的特点。郑众谓“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45)，钟嵘谓“因物喻志”为比，而“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46)，朱熹谓比“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则“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47)，都在情事与物之间，以情属人事，故情、事可合，但直言情事为赋，比、托情事于物为比兴。三则比兴以象，尤其彰显文学表现的形象特性。旧题释皎然撰《诗议》云：“赋者，布也。象事布文，以写其情也……比者，全取象以兴之……兴者，立象于前，后以人事谕之。”(48)斯论赋比兴都本于象，赋虽如朱子所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49)，但《诗》中直言亦多有象，不尽概叙；比取于物而成于象，即是物象；兴以物象兴起情事，故须“立象于前”，然后兴事。对于象的重视乃是比兴转向兴象、意象的关键。兴象、意象形成于兴、意与象的浑然融合，已经出脱诗教讽喻的外部寄托，成为诗歌审美意境的主要表征，兴、意与象的比类关系隐伏其中。四则比、兴同异，当辨情、事、物关系的不同表现。刘勰以比属理，以兴属情，确指兴中有情，比则不然；黄彻以比属物，以兴属事，属事固亦情事。但情事必藉物象兴起，郑众谓兴“托事于物”得之。究之比兴俱本比类，必藉物象，是其所同；比不必系情，兴必有情，以情与事合，谓为属情属事，原无分别。兹辨比兴寄托，郑众谓兴“托事于物”，郑玄论比兴寓托讽劝，并为寄托说所本。迨陈子昂张大其说，以谓齐梁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50)，元稹“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自许“稍存兴寄”(51)，及清周济以“比兴”论词，执于“非寄托不入”(52)，则有弊焉，若宋人解杜为然。黄庭坚云：“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53)但以刘勰所谓“比显兴隐”，若脱讽喻之义，固当注意兴以《诗》用向审美意象的转换，如钟嵘释兴“文已尽而意有余”，已非执持讽喻，转而关注兴的审美功能，及兴与象合，乃成兴象，浑融无迹。
《诗》中比兴之用，若《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直写硕人，故朱子以为“赋也”，但其取譬，固然是比。朱注云：“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领，颈也。蝤蛴，木虫之白而长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洁白而比次整齐也。螓如蝉而小，其额广而方正。蛾，蚕蛾也，其眉细而长曲。”(54)硕人手柔以白、肤嫩而白、颈长以白、齿齐而白，及其广额细眉，胥取物类譬之，则柔荑、蝤蛴、瓠犀、螓首、蛾眉为其物类，是谓引物连类。兴则如《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朱注：“比而兴也……言桑之润泽以比己之容色光丽，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从欲忘反，故遂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55)言比则“桑之润泽”与女子“容色光丽”之间，构成比类关系；谓兴则因其比类“以兴下句”，盖比当引起之用者亦兴，兴则必因比类，其本是比。王夫之论曰：“苏子瞻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体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非桑不足以当‘沃若’，固也。然得物态，未得物理。‘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灼灼其华’，‘有蕡其实’，乃穷物理。‘夭夭’者，桃之稚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则液流蠹结，花不荣，叶不盛，实不蕃。小树弱枝，婀娜妍茂，为有加耳。”(56)是言体物之工，谓得物理之妙，比兴取类亦然，桑之沃若之与女子“容色光丽”，《周南·桃夭》“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灼灼其华”之与待嫁女芳华正茂、“有蕡其实”之与少妇雍容，取类俱得物理人情，是以构成比类，不必变易，后人仍之如是。
某种比类关系在诗人感受中的长久普遍存在，或使比兴转为象征，卒成俗套，殊足生厌。诗自《离骚》以来，美人香草，咸以寄托，如荃以譬喻灵修，兰蕙类比贤才，久之习用，竟成“物象流类”，最是牵强附会。唐释虚中《流类手鉴·物象流类》云：“巡狩，明帝王行也；日午、春山，比圣明也；残阳、落日，比乱国也；昼比明时也，夜比暗时也；春风、雨露，比君恩也；朔风、霜霰，比君失德也……”(57)尽管比兴之用，情事与物之间形成较为稳定的比类关系，其中潜藏民族心理感受的定势，但一旦转为象征，物类遂成情事的形式替代。唐人诗格论之，以为初学应制之用，亦资导路之功，但如多用直取，则成俗套，于解诗执于寄托，亦必胶著琴瑟。而高者则于物类虚活取用，全凭神思驰想，一点虚灵，不可捉煞。
三、属对类合的构成规则
属对的实际情形，是于物类、事类中随所拈取当下的构配，成就千姿百态的佳对，这要求物类、事类的无穷可用。属对在主观意识上存在着一个万物配对的深层信念，宇宙之间乃是万物类合的无尽空间。如刘勰论列“丽辞”，以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所以诗人运裁，“自然成对”(58)；皎然论对，亦谓“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盖天地自然之数”(59)。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云：
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孔子曰：“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60)
天地之间，惟有万物，但以形上统摄而观，则推于阴阳，二气归元，则一统于道。形上统摄即是万物的统类，从形上以推形下，则道分阴阳，阴阳化生万物，故万物有类。“类”若雷霆阴阳相激，类化万有；《周易·系辞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亦惟阴阳化物，以类相生。文章属对，一仍物类，胥相配对，“盖天地自然之数”。
属对有“正对”、“反对”之别，《文心雕龙·丽辞》谓“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又谓“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并举张载《七哀》诗“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为正对之例(61)。刘永济注云：“正者，双举同物以明一义，词迳而意重，故曰劣。”(62)是诗并列二帝，“思”、“想”同义，枌榆是高祖里社，白水借指光武故里(63)，二句为对，并言帝王思乡，“事异义同”，谓为“合掌”，所以为劣。胡应麟曰：“作诗最忌合掌，近体尤忌。”(64)毛先舒亦云：“古最忌合掌对，如‘朝’对‘晓’、‘听’对‘闻’之类。”(65)“合掌”是谓两句或诗一联上下物事太近，不能拉开距离、留下空间，如两掌相合，不留空隙。案刘勰论正对并注者意，只以句义相同，非自词义论之，只是在西方词法学传入之后，今人才从词义分析汉语属对，视为词义相对。王力先生认为反对是反义词或异义词相对，正对即同义词或近义词相对(66)。秋耘《一得诗话》也说：“因为‘反对’是用意义相反或不同的词来相对，上下两句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同一的意境，内容比较丰富；‘正对’是用意义大致相同的词来相对，上下两句的涵义不免重复，内容一定比较单调。”(67)这种看法与古人属对之论不相为侔。
古人论属对，本于万物类聚的观念，讲求物类、事类的类合，集中反映于“正对”、“同对”、“同类对”和“反对”、“异对”的讨论。《文镜秘府论》北卷“论对属”曰：“以类对之：一、二、三、四，数之类也；东、南、西、北，方之类也；青、赤、玄、黄，色之类也；风、云、霜、露，气之类也……”(68)同类相对，故为“正对”，例如“数之类”，都是同类，不能说“一”与“四”同义；“气之类”亦属同类，不能说“风”与“露”近义。又同书东卷“二十九种对”引元兢云：“一正对：正对者，若‘尧年’、‘舜日’，尧、舜皆古之圣君，名相敌，此为正对。若上句用‘圣君’，下句用‘贤臣’，上句用‘凤’，下句还用‘鸾’，皆为正对也。如上句用‘松桂’，下旬用‘蓬蒿’，‘松桂’是善木，‘蓬蒿’是恶草，此非正对也。”(69)元氏分别善、恶之类，善类为对则正，善恶相对则当为反对。自然之物，本无善恶，但自然人化，则分别其类，无论其类正、反，取以为对，则为类合，构成一联上下物类或事类相合的单位空间(70)。又有“同对”、“同类对”，实与正对无别。《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种对”复引元兢曰：“同对者，若‘大谷’、‘广陵’，‘薄云’、‘轻雾’。此‘大’与‘广’、‘薄’与‘轻’，其类是同，故谓之同对。同类对者，云、雾，星、月，花、叶，风、烟，霜、雪……”(71)所谓“大”与“广”、“薄”与“轻”是因物类性状相近，即以性状别为一类，所以也是“同类对”；而“云、雾、星、月”等，其物本属同类，故谓“同类对”。《文镜秘府论》北卷“论对属”亦论“同类连用，别事方成”(72)，明示“事”与“类”的类属关系，同一物类适可构对，同一物事不然，对则合掌。
《文心雕龙·丽辞》谓“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举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为例(73)。刘永济注云：“反者，并列异类，以见一理，理曲而义丰，故曰优。”(74)此例幽显异势，是为“并列异类”；而“理殊趣合”，并在不忘故国。不同事类的类合，在两句上下之间形成开广的空间，其中蕴含丰富的意趣，故谓理曲义丰(75)；而正对合掌，则两句上下空间狭迫，无所蕴含。《文镜秘府论》北卷“论对属”亦有“反对”，以谓“上与下、尊与贵、有与无、同与异……名为反对者也”(76)，悉以义类相反成对。又谓“第一的名对”，“的名对者，正也，凡作文章，正正相对”，如“天地、好恶……南北、东西，如此之类，名正对”(77)，实则“反对”。称为“正对”、“的名对”，固以其类正好相反，但与前述“正对”，名同实异；所举“南北、东西”之对，又与“正对”相同。盖物事分类，层级不同，如“南北、东西”是方位之类，大类为同；但再分类，则南、北反向，东、西异位，是又小类不同。又有“异对”，实与反对无别。《文镜秘府论》东卷“二十九种对”复录元兢之说云：“异对者，若‘来禽’‘去兽’‘残月’‘初霞’，此‘来’与‘去’、‘初’与‘残’，其类不同，名为异对。异对胜于同对。”(78)举例悉同反对，称为“异对”，乃视“同对”而言。但正、反则取类为狭，同、异则取类为宽，异类不必相反。而正、反、同、异，都以物事分类，角度有异，层级不同，不免交越，但以属对当下类合为然。正、反、异对，往往交相为用，如杜甫《秋兴八首》之四“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王侯、文武”是正对，“新、昔”是反对，“第宅、衣冠”不同类，则为异对。一联纯用正或反对，并不多见。
四、事类之用的古今联系
诗文用事为常，赋与骈文必资其用。诗之近体固以兴象为要、情景为本，但如纯是情景，风花雪月，只以“颜色和成”而“更无些物事”(79)，则必不深厚。胡应麟谓“作诗不过情、景二端”，又谓“诗自模景述情外，则有用事而已”(80)，谢榛论作诗法要，亦以事、情、景三者而足(81)。用事即使用故事，要在古今事类的类合，用古事以表今意。用事与用成辞不同，后者是脱化，即脱胎于成辞化而用之。《文心雕龙·事类》分别“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又指屈宋“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82)，黄彻《
溪诗话》更谓“作诗有用事出处，有造语出处”(83)，明判用事、取辞为二，但以并称用典，混同为一。或视比为用事，李重华《贞一斋诗说》谓“比，不但物理，凡引一古人，用一故事，俱是比”(84)，因为比与用事都在物事的比类应用，以“类”观念视之不二。然比在物类，用事在事类，比求形象生动，用事则取事类之义，故于取类宜再分别。皎然《诗式·用事》辨之甚明：“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时人呼比为用事，呼用事为比。”(85)比取于物类，重在物象，兴有寄托，故谓取义，但亦表现于物类之象，故谓“象下之意”；用事则取于事类，不必取象，是其不同。然比与用事相混，则以同属比类，非出无由。
刘勰释事类谓“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也”(86)，李曰刚注谓“‘事类’一词，原谓隶事以类相从也……彦和用之，盖论文章之征引古事成辞，以类推事理”(87)。谓用事以类推，得其旨要，而不据事类则无从类推，故征引成辞不然。考“事类”本义，即同类之事及其类似之性，按事分类，事以类聚，故有事类。《韩非子·显学》：“夫祸知磬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88)磬石、象人为祸，商官儒侠亦祸，是为祸类，知此而不知彼，则是不能类推。《后汉书·陈宠传》：“宠为(鲍)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89)世间物事，本是以类相生，人为处理事务，亦须分别事类。《论衡·实知》谓“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90)，即于古往今来的历史推求事的类合，“推原往验”就是基于古今事类的类推。
辞章“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亦本类推之思，但为体不同，其旨不一。叙事说理之文，用事多以类推，所以刘勰谓明理征义，用事引辞，“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91)。但其举例如“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92)，则属引辞，不取事类，实则经籍如《书》、《语》等，多引旧辞自重，用事绝少，盖既为短章，未及推廓，又如《左传》叙事，不事推论。至如《孟子·公孙丑上》历举子路闻过则喜、禹闻善则拜、舜善与人同，由此推明“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则以援古证今，的然用事之实。又如《韩非子·爱臣》说“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之理，乃举故事云：“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类也。”明示古今事类，借为类推为功。
散文叙事说理，骈文并属“文”类亦然，但必资于用事，至于变本加厉，无以复加。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称当时文章“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惟睹事例，顿失清彩”(93)。所谓“文章”，多在骈体。骈体以四六参差为单位语言结构，篇章成于这种结构的堆砌，以句式属对之需，必须“缉事比类，非对不发”，所以骈体最难，非博识强记不能。骈文缉事，即是比类之用；其缉事之繁密、比类之鱼贯，他体莫及。如颜延之《陶征士诔序》“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舜，锱铢周汉”云云，取巢父不受禅让、伯成子高弃爵归田事，二人行事，若视尧、舜为父老，等周、汉为锱铢，不受帝命称臣，是又事中用事，援古类今，据事明理，以况陶潜拒受征聘，高风抗节，自古所重。是惟句式、属对之限，必乃“缉事比类”，可明骈体造语要求。
赋以铺陈，事类为多，并资学问。曹丕《答卞兰教》谓“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94)；挚虞《文章流别论》则以“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人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95)，执持《诗》义不然，但赋辑事是实。谢榛谓“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96)，章学诚且指汉赋“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97)，并在重学辑事。赋以铺陈，大赋空间尤广，所以类辑事类为多，及后世《事类赋》、《广事类赋》、《广广事类赋》之作，益明事类之用。但赋之用事，不同为文据事推理，而是资于铺陈夸饰，借为炫耀学问。例如枚乘《七发》写龙门之桐“使琴摰斫斩以为琴，野茧之丝以为弦，孤子之钩以为隠，九寡之珥以为约，使师堂操畅，伯牙为之歌”云云。李善注引郑玄谓师摰为鲁太师，以工琴称琴摰；引《东观汉记》谓光武二年野蚕成茧，山民收为絮；引《列女传》谓九子之寡母早丧夫，独与九子居；引《韩诗外传》曰孔子学鼓琴于师堂(98)。其所辑比，不以推论为的，只是铺陈事类，用资虚夸。又如马融《长笛赋》“若絙瑟促柱，号钟髙调……彭胥伯竒，哀姜孝己……于是乃使鲁般宋翟，构云梯，抗浮柱”云云。李善注引刘向《九叹·愍命》曰“短瑟兮交鼓”、“破伯牙之号钟”，并引王逸注《博物志》“蓝胁号钟善琴名”；注谓彭胥“彭咸、伍子胥也”，引《琴操》言伯奇被后母害，放逐作歌感之；引《左传》记鲁哀公夫人姜氏归于齐，将行哭而过市；又引《墨子》言公输般为楚造云梯攻宋、墨子削竹为鹊事(99)。凡此不事推理，只是用写笛声感发之凄，并攀登伐竹制笛之艰，都借事类铺陈夸饰而已。
张戒谓“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100)，胡应麟则谓“用事之工，起于太冲咏史”(101)。诗中用事，限于体制，不能详叙铺陈，或藉事类议论推理，也止资点逗，引发读者推想。如杜牧《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又李商隐《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造语明示推论，但非展开推理，止以意象呈现，引导读者解悟，反映诗贵含蓄的体制特点。诗中用事之高者，不定藉以议论，而是兴象宛然，加强读者的审美感受。胡应麟称杜甫《禹庙》诗云：“‘空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杜用事入化处。然不作用事看，则古庙之荒凉、画壁之飞动，亦更无人可著语。”(102)案“橘柚”本《尚书·禹贡》“厥苞橘柚”事，“龙蛇”本《孟子·滕文公》所述禹“驱蛇龙而放之菹”事，杜诗用之无迹，若未用事，但以上古故事融化景物之中，便具有历史的空间，平添荒凉肃穆之感。无论诗文赋用事，都廓开了事类的历史空间，遂有深广的意蕴，引发无尽的感思，这是古人用事与今世白话的本质区别。
五、类观念的宇宙空间与历史意识
类推及其文学表现在于类观念的深刻存在，在类观念之中，具有无限开广的宇宙空间和历史维度。中国思维的体用圆融保证了形上统摄和形下物事的沟通，本体必以作用显现，形上之道必然派生万物，故即物而得道，不必舍弃形下的经验以追求纯粹的超验，这是中国思维及其感受世界的方式。类观念产生于“道生万物”的形上统摄，体用相即防止了形下物事的弃脱。在文学的领域，比兴的物事类比和属对类合亦惟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念和心理感受使然。而且比兴、象征、兴象都以情事与物象的类合，反映着物我合一的关系。在中国哲学的体用思辨中，道生万物，人亦俱生，故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03)；即如人性的伦理化，也以天理的统摄同于物类的存在，盖“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104)。人的物类属性使心物情事之间形成自然的感应，爰使情物比类成为可能。比取物象以譬我意，兴藉物象兴起情事，象征寄情意于物象，都在物我之间。
比兴、象征和兴象的比类，牵涉言、象、意的关系。《庄子·天道》谓书以载言，言以达意，而“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105)，故书为古人糟粕；而意之所随者道，道不可言传，则书之所传非道。道之不可言传，固以道无形无象，“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106)。因为言不尽意，所以“立象尽意”。《周易·系辞上》假托“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又假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词焉以尽其言”。《易》之取象，“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韩康伯注谓“托象以明意，因小以喻大”，孔颖达疏谓“其称名也小者，言易辞所称物名多细小……其取类也大者，言虽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其取义类而广大也”(107)。称名小而取类大，取义大而寓物小，是指具体个别物象具有寄托深远之意的象征作用或蕴涵功能，故谓“立象尽意”，倍于语言之用。揆以比兴、象征、兴象，盖亦托于物象，良以情兴虚灵，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言达无由，故以比类托之于象，可明文学比类的构成机理，通于言、象、意关系的哲学思辨。
如果说比兴、象征、兴象的比类，连同属对的类合廓开了连类无穷的宇宙空间，那么用事则以事类的古今联系突破时间的限制，容涵悠远的意蕴，表现为中国文学的历史意识和好古崇尚，即如影掠故事的“点缀”，亦复如是。方南堂《辍锻录》所谓“诗中点缀，亦不可少”，并举周繇《送人尉黔中》“公庭飞白鸟，官俸请丹砂”，以谓“雅切可风”。“白鸟”本《诗·大雅·灵台》“扈鹿濯濯，白鸟翯翯”语，是属引用成辞；“丹砂”出葛洪请令求丹事，用写官冷人闲，按方氏之意，不是实取葛洪事用之，而是仅用“丹砂”字面影掠其事，盖“点缀与用事，自是两路，用事所关在义意，点缀不过为颜色丰致而设耳”(108)。“点缀”之说，类似皎然所谓“语似用事义非用事”者，“如魏武呼‘杜康’为酒”之类，“盖作者存其毛粉……并非用事也”(109)，“杜康”只是借代为酒，爰使酒之为物，带上时间历史赋予的“毛粉”，以为“点缀”。凡此并非直接用事，而以影掠其事，引起读者对于往昔事类的遥远联想，唤回历史时空的深层记忆，只是事类隐含于习用成辞之中，不露踪迹，固属事类之用。
即便成辞并不影掠事类，而仅前人造语的袭用或脱化，当然也表现为文学的历史意识和好古崇尚。“脱化”一语，引自徐增《而庵诗话》：“作诗之道有三，曰寄趣，曰体裁，曰脱化。今人而欲诣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无由。”(110)脱化即脱胎于成辞、化而用之，隐括黄庭坚“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义。黄庭坚认为“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111)；所以又谓“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112)。脱化取于成辞而以己意化用，不仅不得不能，更在造语“来处”、追求古雅。周紫芝谓“自古诗人文士，大抵皆祖述前人作语”(113)，梁章钜谓“古诗多展转相袭”(114)，徐祯卿谓“古人不讳重袭，若相援尔”(115)，杨慎谓“唐人诗句，不厌雷同”(116)，可见成辞袭用与脱化乃是诗家造语的普遍现象。杨氏举“杜诗夺胎”条说云：“陈僧惠标《咏水》诗：‘舟如空里泛，人似镜中行。’沈俭期《钓竿》篇：‘人如天上坐，鱼似雾中悬。’杜诗‘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镜中看’，虽用二子之句，而壮丽倍之，可谓得夺胎之妙矣。”(117)成辞的祖述乃是文学历史的回望，所以古人撰制，并非凭空“创作”，凡所构思造象，必用成辞，或有脱化，但非生造，这是语言惯性的必然结果。至如取于周秦汉魏，典籍愈古，愈觉高古，若《庄子·德充符》“据槁梧而暝”，李嘉祐用为“据梧听好鸟，行药寄名花”，王安石“各据槁梧同不寐，偶然闻雨落阶除”复祖之(118)。良以字面见载古籍，时代久远，用则古色斑斓，如观三代彝鼎，自然庄雅厚重，是如山谷所言：“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119)
中国文学的历史意识和好古崇尚乃是普遍的执持，以至于咏史怀古成为一种稳定的传统。咏史起于东汉班固，曹魏时王粲、阮瑀、曹植时或而作，而左思咏史，向称杰作，后世杜甫、杜牧、李商隐皆工此体，怀古亦擅其能。咏史、怀古俱本故实，而怀古感慨为多，咏史则主议论。咏、怀俱托史实故事，但非叙事，故李重华谓“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120)，吴乔则谓“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121)。咏史怀古，并在己意与故事之间，显然存在古今事类的比类关系，而咏、怀的议论感慨，突出表现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恋古情结。正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导致这种情绪的积淀，而超越时代、视通历史的比类亦惟其然，连同比兴、象征、兴象、属对之于万物类聚的宇宙观念，构成中国文学无限开阔的表现空间。
注释：
①(18)(19)(21)(22)(23)(33)(40)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本，第195页，第249页，第250—251页，第164页，第190页，第190页，第211页，第10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
②(90)王充：《论衡·实知》，第399页，第3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③《汉书·终军传》，第2817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④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421页，第5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⑤各本有“雷雨”二字，段注本依《韵会》本删。
⑦《大戴礼记补注》，卢辩注，孔广森补，第1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⑧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8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⑨张志聪：《黄帝内经集注》，第50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⑩(16)高诱注：《淮南子》，《诸子集成》本，第120页，第2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
(11)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2)(14)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第195页，第19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13)(29)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第576页，第631页，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临啸阁藏版。
(15)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48页。
(17)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23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0)参拙文《墨子散文之论辩》，《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24)关于墨子知识论，参阅何洋：《墨子辩学》，第63—69页，南海出版社2002年版。
(25)张斌峰：《荀子的“类推思维”论》，《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2期。案《荀子》之学，本于人欲性恶，故为化性起伪，推至于礼；礼以辨分养欲，故明等级之制，是为政治之始、道德之极；然隆礼之实，即以法制为本，是在禁暴制民；于君则称极欲、严专制、尚王霸，求一统；于臣则主忠顺、申礼法；于士则以劝学取贵，于民则表忠愿顺上。在此贯通一体的学说统系中，论辩的类推，已经脱离墨家类推的事实面向和知识指向。
(26)赵纪彬：《名辩与逻辑》，《新中华》1949年第12卷第4期。
(27)(31)(39)郑玄：《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820页，第661页，第8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关于名、字的关系，参阅徐阳春：《先秦“名”“字”关系及生成理论探析》，《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
(28)(88)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十三经注疏》，第957页，第11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循名而责实”见《韩非子·定法》。
(30)戴望：《管子校正》，第221—2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2)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7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4)曾祥云：《“名学”究竟是什么——与孙中原先生商榷》，《学术界》2002年第5期。
(35)王引之：《经义述闻》，第4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36)(38)王先谦：《荀子集解》，第60页，第3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7)俞樾：《群经平议》，第5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1)释慧琳：《一切经音义》，第10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
(42)(45)孔颖达：《毛诗正义》，第11页，第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3)(58)(61)(73)(82)(86)(91)(9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601页，第588页，第588—589页，第588—589页，第614—615页，第614页，第614页，第6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44)见魏庆之：《诗人玉屑·溪论四始六义》，第26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
(46)(113)(115)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3页，第346页，第77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47)(49)(54)(55)朱熹：《诗集传》，第1—4页，第3页，第36页，第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8)(57)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第195页，第396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0)《陈子昂集·修竹篇序》，第15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51)董诰等编：《全唐文》卷653，第29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2)《介存斋论词杂著·复堂词话·嵩庵词论》合订本，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53)(112)(119)黄庭坚：《黄庭坚全集》，第437—438页，第475页，第47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6)(84)(110)(120)见《清诗话》，第5页，第930页，第426页，第9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59)(85)(109)李壮鹰：《诗式校注》，第57页，第31页，第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60)李兆洛编：《骈体文钞·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62)(74)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第126页，中华书局2001年版。
(63)案：南阳郡狮子山有白水寺，山下白朱村即光武故里。
(64)(80)(101)(102)胡应麟：《诗薮》，第64页，第64页，第64页，第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65)(79)(108)(114)(121)见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75页，第799页，第1938页，第1961页，第5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6)王力：《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载《文艺报》1962年第2期。
(67)载《诗刊》1963年第2期。
(68)(69)(71)(72)(76)(77)(78)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第486页，第227页，第251页，第488页，第486页，第226页，第2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70)(75)参拙文《意境创造的诗法功用》，《齐鲁学刊》2006年第6期。
(81)(83)(96)(100)(116)(117)(118)见《历代诗话续编》，第1208页，第391页，第1175页、第452页，第801页，第731—732页，第23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87)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第140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89)《后汉书·陈宠传》，第1549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93)《南齐书》，第908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
(94)严可均辑：《全三国文》，第61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95)严可均辑：《全晋文》，第819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97)章学诚：《校雠通义通解》，第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8)(99)萧统：《文选》卷34，第479页，第250—251页，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清胡克家刻本。
(103)(105)(106)语出《庄子》之《齐物论》、《天道》、《秋水》诸篇。
(104)朱熹：《朱文公文集》卷58，《四部丛刊初编》第230册，第104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107)《周易正义·系辞下》，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第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11)见释惠洪《冷斋夜话》卷1，《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