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经略论文,作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元7世纪初，吐蕃兴起于今西藏高原。唐贞观年间，其著名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邻近的苏毗、羊同等，定都逻些（今拉萨），建立军事、行政和法律制度，吐蕃开始强盛起来。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不利于吐蕃向南、向西发展；也由于唐朝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吐蕃的吸引，吐蕃建国之后，迅速向北、向东发展。7世纪70年代前后，吐蕃征服了驻牧于今青海、甘肃、四川西北一带的吐谷浑、党项、白兰等族，占据了今青海省境内黄河以南、青海湖以西等地区。与此同时，吐蕃又进军西域，联合西突厥贵族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并开始染指今南疆的鄯善。之后，唐蕃双方在河、陇一线时战时和，长期对峙。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从河、陇各地抽调了大批驻军，吐蕃军队趁虚而入，到广德元年(761)前后占领唐陇右诸州；至贞元七年(791)又攻占了唐河西数州之地及四镇之一的于阗。从此，河陇地区及西域东南部相继为吐蕃所统治。若从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进据陇右算起，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事，推翻吐蕃在河陇的统治时止，吐蕃统治这一地区近百年之久。
对于吐蕃进攻、占领、统治、退出唐朝西北地区这一过程，从前系统论述较少；即有涉及，也多有眨之过低之嫌。笔者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唐代吐蕃经略西北地区的历史过程及其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吐蕃经略西北地区的历程
我们所说的西北地区，是指今天的青海省、甘肃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部分，也就是唐朝中叶的陇右道、河西道、安西都护府辖区，以及关内道北面的一些地区。为便于叙述，仍以唐代的区划为线索进行。
陇右道。
陇右、河西，初唐时归陇右道管辖。至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因政治和军事上的需要，从陇右道中分出黄河以西为河西道，分治后的陇右道，领：秦、原、河、渭、兰、鄯、阶、成、洮、岷、临、廓、叠、宕十四州[1]。本文陇右道的范围，即依此。
公元7世纪后半叶始，吐蕃开始进攻陇右诸州。当时的形势是：经高宗显庆三年(658)、龙朔三年(663)、乾封二年(667)、咸享元年(670)、咸享四年(673)的战争，吐蕃攻破吐谷浑及诸羌后，遂有其地。于是与唐朝陇右诸州接境，开始进攻之。高宗上元三年(676)三月至八月，吐蕃入攻鄯、廓、河、芳、叠五州。次年五月，攻扶州之临河镇。又次年，败唐中书令李敬玄等于青海。永淳元年(682)，吐蕃赞婆等攻鄯州之河源军。又二年，再攻河源军。景龙四年(710)，吐蕃因金城公主入蕃事，得河西九曲之地，取得战略地理上的优势。开元二年(714)，吐蕃宰相坌达延将兵攻洮州，又攻兰州、渭州，与唐将王唆等战于武州。之后，唐军加以反击，王知运于开元五年(717)破吐蕃于九曲；开元十五年(727)，王君
破吐蕃于青海之西；开元十七年(729)，信安王韦拔吐蕃石堡城；开元二十五年(737)，崔希逸破吐蕃于青海。开元二十七年(739)，吐蕃攻鄯州白水、安人军；又二年，攻承风堡、河源军，陷石堡城，又袭廓州[2]。之后，至“安史之乱”（755年）以前，唐、蕃双方在陇右道的交战出现曲折拉据的局面。综观而论，唐朝略占上方，如破吐蕃大岭军、洪济城，拔石堡城，收九曲等。
吐蕃对陇石诸州的进攻，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中也有反映，如第49条说：“及至狗年(698)夏，赞普巡临北方。冬，大论钦陵引兵赴大小宗喀(tsong ka che ckang)”。据考证，此即湟水岸之湟中地方。又，第51条“及至鼠年(770)，……夏，遣送东叶护可汗往突厥，秋。赞普亦往，引兵至河州(ga cu)”；第52条载：“夏，赞普驻于赛儿霞，引兵至松州(zong cu)、洮州(thevi cu)”[3]。
吐蕃占领陇右各州，还在“安史之乱”以后。彼时，唐朝为对付中原方面的叛军，从河、陇抽调了大批驻军。吐蕃军队乘虚而入，至德二年(757)陷鄯州；上元元年(760)陷廓州；宝应元年(762)陷临洮，取秦州、成州、渭州；次年，入大震关，取兰州、河州、洮州等，陇右之地尽举之。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也说，“及至鸡年(757)，……大论囊热等攻陷唐廷之大宗喀及临洮城二城，是为一年”；“及至虎年(762)……唐蕃社稷失和，尚·野息、尚·东赞等越彭林铁桥。引兵至札钦攻陷唐之临洮、成州(？)、河州等城堡多处。”[4]从其中可看出，吐蕃陷鄯州（大宗喀）、河州的时间，汉藏史料的记载是一致的。
河西道。
分治后的河西道，领：凉、甘、肃、瓜、沙、伊、西七州。吐蕃对河西诸州的进攻也是很早的。高宗咸享三年(672)，吐蕃曾进攻凉州，《新唐书·吐蕃传》载：“帝曰：‘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素和贵叛其主，吐蕃任之，夺其土地，薛仁贵等往定慕容氏，又伏击之，而寇我凉州，何邪？”仪凤二年(677)，又攻凉州。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吐蕃与突厥约同出兵，一攻洮州，一攻凉州，杀唐凉州都督许钦明。久视元年(700)，吐蕃攻凉州；次年，与突厥联合“大入河西”。开元十四年(726)，吐蕃将悉诺罗领兵攻甘州；次年，陷瓜州。遂攻玉门军，围常乐；次年，攻至瓜州城及祁连城下。开元二十六年(738)，吐蕃大入河西。“安史之乱”后，吐蕃乘唐朝驻军力量减少，乘虚而入，先攻占陇右各州，遂攻河西诸州。具体时间是，广德二年(764)攻占凉州，永泰二年(766)占甘州、肃州。再经十载，于大历十一年(776)攻占瓜州，建中二年(781)陷沙州。贞元七年(791)，陷西州。至此，河西七州尽为吐蕃所有[5]。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也载有叶蕃攻占河西的事件。第78条云：“及至兔年(724)攻陷唐之瓜州晋昌”；第107条：“及至狗年(758)，……论·墀桑、思结卜藏悉诺囊等引劲旅至凉州城。是为一年”。《赞普传纪》于墀都松赞时期说，“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上）各地聚集之财宝，贮之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6]。
安西大都护府。
吐蕃进入西域始于唐高宗龙朔初年(661)。其时，归属唐朝的西突厥弥射、步真可汗相继死去，西突厥“十姓无主，附于吐蕃”[7]，吐蕃势力乘机进入西域。高宗龙朔二年(662)，西突厥弓月部便“引吐蕃之众，来拒官军”；麟德二年(665)，弓月、疏勒等又“共引吐蕃之兵，以侵于阗”[8]。咸亨元年，吐蕃“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拔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9]之后，唐朝联合西域诸国进行反击，使吐蕃在西域的攻势有所减弱。至仪凤二年，吐蕃又联合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寇安西”。武则天垂拱年间(685—688)，吐蕃加强对西域的进攻。从《旧唐书·唐休璟传》、《范德达告身》的记载看，此时因吐蕃的进攻，迫使唐朝再次放弃了安西四镇[10]。武后长寿元年(692)，唐朝收复四镇，加强了在西域各地的戍卫，使吐蕃未能轻易得手。延载元年(694)，吐蕃联合西突厥阿史那妥子进攻唐朝在西域的驻军据点，未成。8世纪初，吐蕃攻占鄯善。开元三年(715)，吐蕃联合大食共攻拔汗那[11]。开元五年，吐蕃与突骑施、大食，“谋取四镇，围钵换及大石城”[12]。开元十年(722)，吐蕃围攻小勃律。开元十五年，与突骑施围攻安西。开元二十年(732)，又西击勃律[13]。
“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抽调河、陇及西域的驻军东向赴援，吐蕃乘机攻占河、陇诸州。其间，吐蕃还不断攻挠于阗等地。在攻占北庭、西州（790—791年）后，吐蕃攻占了于阗，以西的小勃律等，亦似为吐蕃所有。至此，吐蕃占领了从鄯善到于阗以至小勃律等地方，也就是今天新疆南部到克什米尔一线。
吐蕃对唐朝西域的进攻，也见载于吐蕃历史文书中。如“大事记年”第19条：“及至龙年(668)赞普驻于札之鹿苑，于几玛郭勒建造堡垒，是为一年”；第21条：“及至马年(670)，赞普驻于倭塘，于几玛郭勒击唐军多人，是为一年”。“几玛郭勒”(Ji ma gol)，托马斯认为在新疆东部；佐藤长认为即且末一带[14]。第88条“及至牛年(737)，……论结桑龙（东）则布引兵至小勃律国。冬，赞普牙帐居于札玛，小勃律王降，前来致礼”[15]。《赞普传记》谓“此王（墀松德赞，755—797年）之时，没庐·墀苏茹木夏领兵北征，收抚于阗于治下，抚为编民并征其贡赋”[16]。与前引汉文史料对应，不难发现，吐蕃进攻于阗、小勃律等地的时间，汉藏文史料记载是几相一致的。此外，“大事记年”第26（675年）、27（676年）、38（687年）、80（729年）、87（736年）等条，均有吐蕃大臣“前往突厥地方”的记载，此处“突厥”(dru gu)一词应视为西突厥，则吐蕃大臣所往之“突厥地方”，即唐之西域。对于这一点，我们如联系以上诸条与汉文史料相印证，便可看出它们有对应关系。
关内道。
吐蕃攻占河西、陇右的同时，还不断向关内道各州进攻，甚至兵锋直指长安。如，大历三年(768)，攻灵州略分州；大历八年(773)，攻泾州；大历十年(775)，攻陇州；次年，攻芳州、岷州；十三年(778)，攻盐州、庆州、银州、鹿州；贞元二年(786)，攻宁州，据盐州、夏州[17]。
但是，吐蕃对关内道诸州的进攻有别于河陇的情况。对于后者，吐蕃是实据其地；而前者，除会州、原州一度为吐蕃所据外，其余诸州，吐蕃均得而复失，与唐朝军队反复拉锯。这种区别，我们需加以重视。
综上所述，从公元7世纪中叶始，吐蕃就不断地进攻唐朝陇右道、河西道诸州，以及进据西域等地。“安史之乱”后，吐蕃先后占领了这些州郡，并频频向关内道各州进攻。至公元9世纪中叶，张议潮起义推翻了吐蕃在河、陇的统治为止，吐蕃统治该地近一百年。吐蕃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必然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该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以下试论之。
二、吐蕃经略西北地区的政治作用
1.维系了唐朝退却后西北地区的地域完整性。
吐蕃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攻占唐朝西北地区的，即唐朝倾其力对付“安史之乱”，不自觉地留给吐蕃一个可乘的空间。如果吐蕃未能乘机占领防御虚弱的河、陇等地，其他民族，如回纥等就有可能去占领。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唐朝穷于应付，力量分散，致使居于河西、西域的少数民族部落纷纷自立、动乱。如史书说：“至德元年(756)六月，王思礼至平凉，闻河西诸胡乱，还诣行在。初河西诸胡部落，闻其都护皆从哥舒翰没于潼关，故争自立，相攻击”；又，“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18]。其中，以当时雄居大漠的回纥汗国，对唐朝河西及关内道北部地区威胁最大。如肃宗宝应元年(762)，“上遣中使刘清潭使于回纥，修旧好，且徵兵讨史朝义。清谭至其庭，回纥登里可汗已为朝义所诱，云‘唐室继有大丧，今中原无主，可汗宜速来共收其府军’。可汗信之，……起兵至三城。[19]“三城”即三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黄河河套以北。可见，当时回纥已有趁唐朝内乱，吞并边地的意图，只是由于吐蕃进展迅速，才不使回纥得手。
吐蕃攻占河西诸州后，回纥亦尚未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争夺，这一点可举两件史实来说明。
一是唐德宗贞元六年(790)的吐蕃与回纥的北庭之战。当时，吐蕃攻占了河、陇诸州，开始进攻北庭（今新疆奇台西）。回纥大相颉干迦斯率军抵抗失败，北庭陷落。引数万人复攻之，亦败。颉干迦斯屡败后，竟诱唐朝都护扬袭古至牙帐，杀之。回纥始为声援北庭而举兵，败后竟杀唐将，说明他们着眼唐朝的地盘而非真心抗击吐蕃[20]。二是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回纥奉诚可汗曾率军进攻凉州，使此地在吐蕃占领后一度易手[21]。这些事实表明，回纥对河西诸州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因此可以说，唐朝由于内乱无力顾及河西及西域地区，势必造成一定的政治空间。而当时散居彼地的诸胡或雄据大漠的回纥人和吐蕃一样，窥视着这一地区。虽然，吐蕃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对唐朝的行政权力有一定损害；但在中央权力已经被削弱，各种割据势力蜂起的时候，由吐蕃一族来占领这一地方，避免了各族、各政权“争自立，相攻击”的局面，应该说，这还是不幸中的一幸。因此，有学者说，吐蕃在“安史之乱”后占领河、陇地区，是从唐朝手中接过了戍卫、建设这一地区的任务[22]，是有一定道理的。
2.抵御了大食的东进
公元7至8世纪之交，当吐蕃与唐朝在西域频繁争夺之时，大食（即阿拉伯）东征的军队已开进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以南的阿姆河、锡尔河一带。当时，白衣大食的军队在其呼罗珊总督屈底波的率领下，攻占了当时尚属唐朝领辖的今楚河以南、帕米尔以西的广大中亚地区，并企图向中国本土推进。本来，“安史之乱”前，吐蕃还曾与大食联合进攻唐休循州及钵换城等地方。这是由于当时大食欲东进，吐蕃欲向西北发展，目标都是唐之四镇，在共同的对手面前，出现了两者联合的可能性。但是，公元750年，阿拔期王朝（黑衣大食）代替了哈里发政权；次年(751)，黑衣大食的军队便在怛逻斯（今中亚之江布尔城）击败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所率的大军。从此，唐在中亚的势力开始退缩。天宝十四年中原爆发安史之乱，唐朝军队无力西顾；而吐蕃相继攻占陇右、河西、天山南北两路，吐蕃与大食的关系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德宗贞元二年(786)，唐润州节度使韩晃至长安，上言曰：“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以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以来，兵从寝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23]。《通鉴》卷233记李泌之言更详，其曰：“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唐朝欲招结大食以抗吐蕃，后来终无结果。但我们能从唐人所言中，看出吐蕃与大食对抗的事实。《新唐书·南蛮传》所载的贞元十七年(801)西川一战，被唐军俘获的人众中，就有“黑衣大食等兵”，他们当是在吐蕃与大食的战争中，被掳掠至吐蕃东线的。
3.密切了同西北各族的关系
自古以来，我国西北地区就是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活、相互交往频繁的地区。汉唐之间，有汉、匈奴、氐羌、鲜卑、敕勒、柔然、吐谷浑、回纥、突厥等在这一地区活动过。到唐初，吐蕃向这一地区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些民族交往，因蕃、汉关系已多有论及，现仅择若干少数民族述之。
吐蕃向北发展，首先征服的第一个较大的民族就是吐谷浑。吐谷浑原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后迁至今甘肃、青海间。从贞观十二年(638)至龙朔三年，吐蕃不断进攻吐谷浑，最后“遂有其地”，吐谷浑王诺曷钵率余部迁于唐之河西[24]。于是，吐蕃择其王室余裔立为可汗，于公元689年嫁以墀邦公主，建立了两族王室间的紧密联系。之后，吐蕃大论·钦陵等多次前往吐谷浑，进行户口清理及军丁、粮草征集等，并以授予告身来笼络吐谷浑贵族，任命其王为大论等。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途中于吐谷浑地面停留，与吐谷浑可汗及其母后墀邦会见[25]。直到后来，吐谷浑王在吐蕃统治的诸邦小王中还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26]。可以看出，吐蕃以重建吐谷浑国、妻以公主等形式，形成了两族间密切的关系。
吐蕃经略西北地区的过程，也密切了其与西域各族的关系。从前文所引来看，吐蕃从公元662年始就进入西域，先后攻占鄯善、于阗、小勃律及西州、庭州等地；至公元9世纪中叶，其在河陇的统治结束，共在这一地区活动达二百年之久。吐蕃与西域各族的交往形式，有：(1)互派使节。如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83条云：“及至猴年(732)，夏，赞普驻于巴局之丁丁塘，唐廷使者李京、大食与突骑施二使者均前来赞普王廷致礼”[27]。《旧唐书·突厥传》云，突骑施可汗苏禄“潜又遣使南通吐蕃，东附突厥”。公元734—736年间，一突骑施使者携宝物，欲从葱岭南下至叶蕃，为唐朝斥侯所获[28]，即是明证。(2)缔结婚姻。“大事记年”第85条（734年）说，“王姐卓玛类遣嫁突骑施可汗为妻”[29]；汉文史书亦说“突厥及吐蕃亦嫁女与苏禄”[30]。又，“大事记年”第91条（740年）说，“嫁王姐墀玛类与小勃律王为妻”[31]；《新唐书·小勃律传》亦说，小勃律王苏失利“为吐蕃阴诱，妻以女，故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3)联合行动。已如前文所述，与西突厥、突骑施联合攻安西四镇等。
除此之外，吐蕃还与北方的突厥、回纥等族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大事记年”第71条（猴年，720年）云：“赞普驻于董之虎园，默啜（可汗）之使者前来致礼”。默啜可汗或作“墨啜”，后突厥汗国之可汗，立于691年，开元四年(716)，为拔野古部所杀，这里似指其死后吐蕃与后突厥建立的联盟。[32]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沙陀，其为突厥别部。早先居西域，公元790年的北庭之战，沙陀因助吐蕃有功，迁于甘州，其首领被封为“军大论”，在对唐战争中，常被驱为前锋。“大论”一词，藏文作blon ched po，吐蕃王朝中只有王族高官才享有此衔，吐蕃封沙陀首领为“军大论”，说明对其的重视。
最后，即使是很长时间内与吐蕃对立的回纥人，在其国破（840年）之后，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投奔了吐蕃。
三、西北各族政治、经济、文化对吐蕃的影响
吐蕃与西北各民族交往，无疑给吐蕃社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仅从政治、军事方面看，西北各族的部落组织形式、法律等，就影响到了吐蕃。我们知道，唐代吐蕃的社会组织是一种百户、千户、万户制度，而这种制度是自匈奴以来的北方民族盛行的组织形式，吐蕃的社会组织应是受其影响而形成的。这一点，可以从其中的“万户”得到说明。无论从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还是从稍后的《五部遗教》中，都可以看出吐蕃本土是没有“万户”一级建制的。只是在“赞普传记”中记到：赤松德赞时（755—791年），“巴赞热托罗等率姑藏(mkhar tsan)军陷八城之后，降伏者均收为编氓。王威远播，陇山山脉入于掌握，创没通颊(thong khyab)五万户，一德伦(bde blon)大国新生于世”[33]。通颊是吐蕃设于边境的斥候部落，据《智者喜宴》，其起源可追溯到松赞干布时期。在吐蕃攻占西北地区以前，通颊首先见于河源一带；之后，又出现于凉州、甘州、沙州、鄯善等地。[34]但是，通颊见于吐蕃本土者，并未冠万户之称，而只是叫“通颊之奎本”、“通颊九政权部”、“通颊部落”等；只有到了吐蕃攻占河、陇地区后，“通颊万户”之名才首见于史籍。这种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万户制度始传入吐蕃；二是万户制仅在吐蕃本土以外的占领区推行。这两种可能都说明，万户制是从外部传入吐蕃的。
通过对目前能看到的敦煌及新疆米兰、麻札塔格出土的藏文文书看，署有万户或万户长的文书，多涉及汉族、吐谷浑或通颊等。如其中一件曰：“吐谷浑上部万人部落，凡属唐所辖者……，每户征收五升（青稞）；万人部落田赋以六成计所征……”；又如另一件文书曰：“在大萨毗所辖地区，通颊北边驻有个别守边斥侯。根据旧令及新建万人部落之令，不可象盗匪般使庶民不信任，不可抢劫”云云[35]。由此，可推测吐蕃的万户制度是源于吐谷浑的，或者说是通过吐谷浑传入吐蕃的。后来，到了元代，万户制才正式建置于吐蕃内地，元代的十三万户即是。
除部落制外，在军事行动方面，吐蕃也受北方民族的影响。《智者喜宴》E函《吐蕃王统》载，松赞干布时分吐蕃本土为五茹六十一千户。其中，上下伍茹之茹马为白鬃灰白马及赤色豹纹马；上下约茹为棕黄花斑马及白蹄赤色马；上下茹拉之茹马为鹅黄红鬃马及棕色黑鬃马；上下叶茹为赤色火花马及青聪马[36]。而《史记·匈奴列传》载，公元前200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骑兵围刘邦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之时，曾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西方尽是白马，东方尽是青龙马，北方尽是黑马，南方尽是赤黄马。匈奴、吐蕃都是以畜牧为主的游牧民族，所养马匹非常多是可信的；其军队以马匹颜色编队的记载虽不可尽信，但基本的事实仍是可以相信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包括匈奴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的骑马编队法影响到了吐蕃[37]。
《智者喜宴》还说，松赞干布时，吐蕃“自北方霍尔(Hor)、回纥(yu gur)取得了法律及事业之楷模。如是，松赞干布遂统治四方”[38]。《新唐书·吐蕃传》谓：“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扶之从喜怒，无常算。其狱，窟地深数丈，内囚于中，二三岁乃出”。有学者引《隋书·突厥传》、《王统世系明鉴》等，认为吐蕃与突厥治罪相类似[39]。
吐蕃是奴隶制社会，但其攻占的河、陇等地，早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吐蕃虽然征服了这一地区，但它不可能完全废除原来的各种封建制度，相反，其统治机构和统治政策还要受封建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据研究，吐蕃在本地之外的占领区实行一种称作khrom的节度使制度，这种khrom分布于唐之青海、鄯州、河州、凉州、瓜州等地。通过研究，说明吐蕃河、陇诸节度使的建制基本上是仿照本土翼长制来的；但由于统治地域、对象的变化，吐蕃节度使制度的组织和职能，与本土的翼长制相比有新的变化，表现出具有封建官制的某些特征[40]。
据《智者喜宴》载，松赞干布时，因学习邻族建政经验、设官及民政，“自东方汉地及木雅获得工艺与历算之书。自南方天竺翻译了诸种佛经。自西方之胡部、泥婆罗，打开了享用食物财宝的库藏。自北方霍尔、回纥取得了法律及事业之楷模”[41]。其中，“木雅”即指党项，“胡部”即指粟特，“霍尔”应指回纥，“回纥”应指突厥。可见，邻族的经济、文化制度都曾传到吐蕃。
关于党项人对吐蕃社会的贡献，《智者喜宴》记载，松赞干布曾以弭药人为工头，在康地建造了隆塘准玛寺；而《多麦佛教史》载，建吐蕃之桑耶寺时，为调伏神魔，据堪布的教导，在东方弭药嘎地之毗沙门区域，迎请了嘎巴多吉熏努[42]。此外，弭药人在建设吐蕃医学事业方面亦有贡献，墀松德赞时的弭药人容杰，即是著名的吐蕃九名医之一[43]。佛教传入吐蕃，也有西北各族的贡献。《智者喜宴》说，墀松德赞时，从今克什米尔、于阗等地迎请了高僧，翻译了佛经[44]。
综上所述，在吐蕃经略西北的进程中，西北地区各民族的较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影响到吐蕃社会之中，为促使吐蕃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吐蕃文化与西北各族文化的交流
吐蕃对西北地区的经略，密切了吐蕃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交往和联系。吐蕃统治时期，蕃、汉、浑、羌各族军民在一起耕作、生息、相为婚姻，形成了各民族杂居互处、互相融合的局面。
唐《张司业集》中有“凉州词”一首，有谓“（吐蕃）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忝。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全唐诗》亦收王建“凉州词”一首，描写陷落后的凉州，吐蕃“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来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均是民族杂居的具体写照。又，吐蕃攻常乐时，因数日不陷，“有分得汉口为妻者，其妻弟在常乐城中，悉诺逻使夜就城下诈为私见”[45]，说明蕃汉有相为婚姻的情况。
吐蕃对河、陇统治，造成了吐蕃人学习、吸收汉族文化的机会和条件；同时，也给西北各族提供了学习吐蕃文化的机会。敦煌发现的各种汉、藏对照字书，就是提供给吐蕃人学习汉族语言、文字用的。其中，S.2736和S.1000号卷子，就是有名的《藏汉对照语汇》。敦煌曲子词中，有一篇题为《赞普子一首》(S.2607)的作品：“本是蕃家将，年年在草头。夏日披毡帐，冬天挂皮裘。语即令人难会，朝朝牧马在荒丘，若不为抛沙塞，无因拜玉楼”[46]。这篇或出自吐蕃统治河、陇结束后，一名留居当地的吐蕃人的作品，反映出其对汉族文化有较深的素养。除吐蕃人学习汉人文字语言外，此期间，汉人及其他民族也学习吐蕃文字。据研究，现存于河西地区的公元7至9世纪的藏文写本（编号共317卷），其外部特征完全是吐蕃式的，但在写校者的总人数中，其他民族人士占五分之四甚至六分之五，吐蕃人只占五分之一乃至六分之一，其他民族包括汉人、吐谷浑人等等[47]。吐蕃统治结束之后，从南疆于阗一带到甘州，藏文还长期作为官方文字使用。匈牙利藏家学乌瑞在《吐蕃统治结束后甘州和于阗官府中使用藏语的情况》一文中，一共介绍了十八件藏文文书。这些文书有两件是9世纪的作品，另外十五卷文书均为10世纪的，内容涉及于阗、沙州、甘州、凉州、肃州各地官吏之间的公务往来，及从于阗到中原丝绸之路沿线诸邦的外交和贸易以及各州内部事务等内容[48]。这说明，仅从语言文字的使用看，吐蕃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
吐蕃对河西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同时期敦煌佛教的兴盛和洞窟的开凿上。据研究，吐蕃占领敦煌后，在当地大兴佛事，广度僧尼，任命佛教官吏等，使佛事活动空前发展。在公元781—847年吐蕃占领的66年中，莫高窟开凿的洞窟有40余个，比唐朝初至这以前80余年中所建的洞窟还要多[49]。吐蕃时期的洞窟与这以前的相比，不乏杰出的作品，只有进步而没有退步。此期洞窟的特点是刻画细腻、流畅，而且在设计方面有所创新。这以前，一壁仅画一幅经变像，吐蕃时期改成了一壁画多幅。并且，在经变像之下，还留出了地方画屏风画。
在壁画的内容上，此期洞窟明显具有藏族文化的影响。第159窟东壁南侧有一幅引人注目的吐蕃赞普听法图。图中，赞普与中原皇帝对面而立，在西域各国王子的簇拥下，他著左衽长袖缺胯衫，头戴红毡帽，手执熏香，足踏长垫，作礼佛状。赞普身后，还有身著左袄长袍、头束双童髻的奴婢，这应是一种蕃汉混合装。吐蕃占领河西走廊时期，蕃、汉人民在“义同一家”的长期生活过程中，服饰、习俗互相影响，自然出现新的特征。属于晚唐的第125窟东壁下，画有一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其中舞伎分列两行，有一行束双髻、采络额、著花衫的，正挥舞长袖、踏歌而行，这应是古代藏族的舞蹈，这些能歌善舞的女子即是吐蕃人。可见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吐蕃的文化艺术也流传到汉族人中间，为他们喜闻乐见。
除上述以外，吐蕃的其他文化形式也长期保存在河西一带。吐蕃统治结束后，还有很多人留居河、陇一带。五代时后晋高居诲等出使于阗，记其程云：“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戴瑟瑟珠，……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见吐蕃族帐，而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50]，可见河西一带的吐蕃部族不在少数。据认为“吐蕃化”，是唐末、五代河西民族关系的主要特点之一。[51]
注释：
[1] 《旧唐书》38《地理志》，《新唐书》卷37《地理志》。
[2] 《旧唐书》卷5《高宗纪》、卷93《王俊传》、卷103《郭知运传》、卷196《吐蕃传》，《新唐书》卷216《吐蕃传》，《资治通鉴》卷202、203、212、213、214，《通典》卷172《州郡典》。
[3] 王尧、陈践编《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221、223页。
[4] 同上，第120、121页。
[5] 《旧唐书》卷77《刘审礼传》、卷93《唐休璟传》、卷99《萧嵩传》、卷103《王景传》，卷103《张守珪传》、卷196《吐蕃传》，《新唐书》卷216《吐蕃传》，《资治通鉴》等213、223，《通典》卷272《州郡典》，《元和郡县图志》卷40，《文苑英华》卷972《行状》。吐蕃陷沙州年代，取法国学者戴密微说，参见耿昇译《吐蕃僧净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6]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20、141页。
[7] 《唐会要》卷94《西突厥》。
[8] 《册府元龟》卷449《将帅部》、卷995《外臣部》。
[9]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10] 唐长孺：《唐西州差兵文书跋》，《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443页。
[11] 《新唐书》卷215《突厥传》、卷216《吐蕃传》，《旧唐书》卷198《西戎传》，《资治通鉴》卷205、211、212。
[12] 《资治通鉴》卷211。
[13] 《资治通鉴》卷212，《旧唐书》卷8《玄宗传》，《新唐书》卷216《吐蕃传》，《旧唐书》卷196《吐蕃传》。
[14] J.巴考、F.W.托马斯：《敦煌吐蕃历史文书》(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Relatifs à I'histoire du Tibet)，巴黎，1940，第33页；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同朋社昭和五十二年版，第316～318页。
[15]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0页。
[16] 同上，第144页。
[17]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新唐书》卷216《吐蕃传》，《资治通鉴》卷224、225、232。
[18] 《资治通鉴》卷219、221。
[19] 《资治通鉴》卷222。
[20] 《旧唐书》卷195《回鹘传》。
[21] 《资治通鉴》卷237。
[22] 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
[23] 《册府元龟》卷446《将帅部·生事》。
[24]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
[25] 周伟洲、杨铭：《关于敦煌写本〈吐谷浑纪年〉残卷的研究》，《中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89年。
[26] 巴俄·祖拉陈瓦：《智者喜宴》(mkhas pari dgar ston)，民族出版社1986年藏文排印本，第411～412页。
[27]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5页。
[28] 《全唐文》卷286《敕突骑施毗伽可汗书》。
[29]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6页。
[30] 《旧唐书》卷194《突厥传》。
[31]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17页。
[32] 同上，第113、230页。
[33]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第144页。译文略有改动。
[34] 拙文：《通颊考》，《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
[35] 王尧、陈践编《吐蕃简牍综录》，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38、51页。
[36] 《智者喜宴》，第186～188页。
[37] 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第757页。
[38] 《智者喜宴》，第184页。
[39]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页。
[40] 详见拙文：《吐蕃时期河陇军政机构设置考》，《中亚学刊》（四），中华书局1995年。
[41] 《智者喜宴》，第119页。
[42] 西北民院油印本，第39页。
[43] 《医学总纲》，第89页。
[44] 《智者喜宴》，第211页。
[45]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46] 引自汪泛舟：《敦煌曲子词中民族、爱国词篇考析》，《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
[47] 黄文焕：《河西吐蕃卷式写经目录后记》，《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
[48] 耿昇《敦煌译丛》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9] 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载《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50] 《新五代史》卷40《四夷传》。
[51] 汤开建、马明达：《对五代宋初河西若干民族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1983年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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