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经济改革进程中的工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西哥论文,进程论文,工资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墨西哥经济改革进程中，劳动者的工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个问题日益引起各方的严重关切。在墨西哥，每10人中就有8 人以工资为生，由此可见工资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墨各方对工资问题的认识不尽相同，关于工资的各种统计资料之间也有很大出入。笔者不打算刻意考察墨西哥工资的具体数额，而旨在勾勒出近年来墨西哥工资变化的若干特点，并力图在经济改革的框架内对其进行一些必要的评述。
一、墨西哥工资的基本形式
墨西哥的工资种类有许多，最普遍的工资形式有最低工资和合同工资两种。
最低工资。墨西哥联邦劳工法确定，最低工资是一个劳动者每个劳动日应得到的最低限度的现金收入，其数量可以满足支付一般家庭对物质、社会和文化的一般需求，包括子女的教育费用。最低工资制度被写进了墨西哥宪法第123条。
墨西哥从1934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制度，1964年组建了全国最低工资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在技术方面对最低工资进行前期研究，向政府提出最低工资标准的建议。最低工资制度的确立，是墨西哥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保障劳动者的经济权益具有积极意义。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进程的推进，墨西哥于1988年解散了该委员会，官方认为，这可以使工会在不受政府和企业家集团干预的情况下，独立地同资方代表谈判工资问题。委员会被解散后，墨西哥仍继续实施着最低工资制度，工会为此承担了更大的责任。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在墨西哥就业人口中，有26.9%的人的收入仅为1个最低工资。 90年代初，收入不足1个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有13.5%。这表明， 即使在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情况下，仍不能保证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得到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
墨西哥的最低工资分三类：第一类是一般的最低工资，在一个或几个经济区域内实行；第二类是专业最低工资，在确定的工业和商业部门执行，或在一个或数个经济区域内、在专业的或特殊的领域实施；第三类是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最低工资，这类工资没有确定具体数量，只是规定工资的数量应与农业劳动者的生活需要相适应。
墨西哥在确定全国平均最低工资时，采用两种标准。一是一般的全国平均水平，二是各地区间标准不一的最低工资。
合同工资。这种工资是以集体契约或法律契约为基础确定的工资。联邦劳工法规定，合同工资既可以用工时确定，也可以用工作量来确定，还可以用利润分配及其他方式来确定。合同工资是墨西哥最普遍的工资形式。
二、经济改革过程中工资变化的若干特点
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危机的出现和经济改革政策的执行，墨西哥工资问题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
（一）经济改革前后，墨西哥工资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由增长到相对稳定，到剧烈下降，再缓慢恢复的过程。据墨西哥政府的有关统计和学者的研究，1970～1977年，实际工资曾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77～1982年，尽管工资水平稍有下降，但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实际工资相对稳定，1982～1988年是工资剧烈下降的时期，1988年墨西哥的工资收入降到1976年以来的最低点（
注：Alejandro V.alle Baeza:"los Salarios en el Regimen Neoliberal",En "Los salarios en la crisis",Faculdad de Economia de UNAM,la Jornada Ediciones,P.11～12.）。1988年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工资也有所恢复。 墨西哥政府认为，从1988年到1993年第一季度，工资的增长幅度为54%，年均增长超过10%（注：Carlos Salinas de G.:"Quinto Informe de Gobierno",1993。一位墨西哥学者在将工资、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及其增长进行比较后认为，萨利纳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工资问题的数字是不可靠的。 Alejandro V.alle Baeza:"los Salarios en el Regimen Neoliberal",En"Los salarios en la crisis",Faculdad de Economia de UNAM,la Jornada Ediciones,第14页。）。1988～1992年，制造业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累计提高28%，这表明工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与此同时，财政部长佩德罗·阿斯拜承认，仍存在实际工资下降的问题（ 注：Alejandro V.alle Baeza:"los Salarios en el Regimen Neoliberal",En"Los salarios en la crisis",Faculdad de Economia de UNAM,la Jornada Ediciones,第13页。），这意味着，1988年后工资收入的恢复是在工资经历剧烈下降之后的恢复，这种恢复是极其缓慢的，工资水平远没有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研究发现，1994年工业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只是1976年的64.3%， 就全国范围而言， 工资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只是1976年收入的89.4%（注：Alejandro Valle Baeza, Gloria
Martinnez Gonzalez:"salarios
industrialesy salario minimo en Mexico.1976～1994",en "los
salarios de la crisis",P.19.）。1994年的金融危机，再次导致工资收入的下降。
（二）最低工资下降幅度快。
最低工资的下降幅度大于工业部门劳动者实际平均工资的下降幅度。据墨西哥专家的研究，1976～1994年期间，最低工资和工业部门工资都下降了，但两者下降的幅度有所不同。最低工资的下降明显快于工业部门工资的下降。1976年，最低工资相当于工业部门平均工资的50%，1994年仅为30%。最低工资下降幅度大，说明在工资下降的过程中，低收入阶层所受的冲击更为剧烈。
无论是政府还是反对党，都承认最低实际工资下降的事实，学者们的研究更是勾画出一幅触目惊心、甚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墨学者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从1976 年（这一年最低工资达到最高水平）到1996年年底，最低工资的购买力下降了86%。为了恢复到1976年的实际工资水平，今天需要多付出近3倍的劳动。塞迪略总统承认，仅1994～1997年的4年间，实际最低工资就下降了25%还多（
注：Ernesto Zedillo:"Tercer Informe de Gobierno",1997.）。1987年，一份最低工资可以购买营养菜篮35种商品中的31种，1997年则只能购买其中的6种（而且不包括肉、奶和水果）。1987～1997年， 上述食品的价格上涨了1244%，而名义最低工资只提高了308%， 这意味着最低工资的购买力损失了69.6%。1987年，为了支付家庭基本菜篮的费用，所需要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6分钟，而到1997年4月，则需要28小时34分钟。 墨反对党民主革命党的一份文件认为，1997年最低工资的购买力只及20年前的1／4，合同工资只相当于1977年的50%，仅1994～1996年，实际最低工资的购买力就损失了15%。
（三）工业部门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1960～1976年，工业部门工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1%上升到23%，1977年开始下降，到1983年下降到15%，1990年降至13%。工业部门工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该部门实际工资下降。传统上，墨西哥工业部门工人组织严密，工会力量强大。该部门工资增长有时甚至高于生产率的增长。1960～1976年，该部门生产率以年均1.73%的速度增长，而工资的年增长速度达到2.77%（注：B.Gloria MartinnezGonzalez: "Salario Relativo Industrial en Mexico 1960 ～1990",en "los salarios de la crisis",P.90.），工资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3%提高到39%。1976～1981年，工业部门工资的增长基本与工业产值的增长同步，生产率年均增长0.69%，工资年均增长0.49%，工资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8%。从1982年开始，工业部门工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该部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1981～1990年，生产率年均增长0.24%，而工资则以年均3.65%的速度下降。在经济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进程中，任何部门的劳动者都不能摆脱工资下降的厄运。二是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其他部门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却在减少。1970～1995年，工业部门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比重由21%降为16%，这是导致工业部门工资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份额减少的重要因素。
三、与工资相关的几个问题
简单地考察工资的涨落并非笔者研究墨西哥工资问题的目的。研究工资问题，应将其置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改革进程之中，通过工资的变化，揭示导致工资变化的深层因素，从而加深对经济改革的性质及其后果的认识。
（一）工资水平与总体经济形势
无论从相对较长的一段时期（如最近20年）还是较短的时期看，都可以发现，工资的涨落与经济形势密切相关。20世纪50、60年代，墨西哥经济稳定增长，工资也获得较快增加；70年代，随着石油繁荣的出现，实际工资也持续增长。80年代以后，墨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出现负增长，在经济发展“失去的10年”期间，工资也大幅度下降，平均实际工资一度比1978年下降了一半，实际最低工资的下降幅度更大。1984年初，按当时的标准，一个5口之家用3.64 个单位最低工资可以支付家庭基本生活用品的支出，若一个5口之家的收入低于2.21 个最低工资，那么这个家庭就被认为处于贫困状态。到1988年，上述两项分别为4.78和2.72个最低工资。80年代末90年代初，墨西哥经济一度摆脱危机，出现增长，工资收入也在多年持续下降后有所恢复。随着1994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再次受到冲击。1995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7%，创50年来最低纪录；22186家企业停止向社会保险委员会支付费用，货币贬值44%，通货膨胀率达52%。在这种形势下，不仅失业增加，就业者的劳动条件和收入水平也持续恶化。同年8月，城市失业率为7.6%，创198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全国就业调查表明，1995年，27%的男性劳动力和42%的女性劳动力或没有收入，或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工资收入的购买力下降。据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系所作的评估，1995年的1 个最低工资只够一个平均规模家庭基本生活品支出的35%，而只有基本工资而没有任何其他社会福利的劳动力从1991年的61%增加到66%。
（二）工资的变化与政府的政策
工资的下降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合乎逻辑的结果，政府的政策应对工资的下降负有一定的责任。佩德罗·阿斯拜认为，政府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如汇率政策和国有企业改革）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使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部门提高了竞争力，推动了出口加工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了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下降。他认为，1982～1989年，实际最低工资下降了44.6%，合同工资（包括各种福利）下降了40.5%。由此可见，工资问题不仅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而且是一个政府政策问题。按照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如果没有经济的增长，就不会有持续的繁荣，而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货币的稳定，健康的公共财政，储蓄和投资的增长，金融体系的稳固，经济的开放和现代化，等等。所有这一切将带来“健康的社会支出的扩大”。但是，拉美国家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除了促进经济增长和有时增加一些社会支出的政策之外，还缺乏一种缓和财富过度集中的财政分配策略，特别是缺少一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工资和收入增加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未来墨西哥工资收入的涨落，当然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形势的好坏，但也取决于政府能否对现行的经济政策做出修正和补充，即能否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提高一般民众的福利和劳动者的收入上。
（三）工资与就业
工资与就业关系有两层含义。其一，只有就业才会有工资；其二，就业者工资收入的高低与所在的就业部门有密切的关系。80年代以后，墨西哥工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减少，微型企业和商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增加，个体劳动者增加。就业者的这种部门流向对工资收入有一定影响。
如前所述，1950～1970年，工业部门劳动力占墨西哥总劳动力的比重由15%一度增至21%，但在80、90年代，其所占比重下降，1995年降至16%，大体恢复到1950年的水平。这种下降固然有科技进步的因素，然而也与工业部门向市场开放、许多工厂在国营企业的改组中关闭有关。工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空间减少，劳动力随之向第三产业部门转移，但这种转移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流向较现代化的服务行业（如金融、旅游、社会保险和卫生部门等），而是流向商业部门特别是收入微薄的小规模的商业部门，并且促进了以自我就业为基础的微型或个体企业的扩张以及这些企业中非工资就业岗位的增加。1991～1995年的5年间， 加入到经济活动的人口，在零售小商业部门就业者占37%，另有18%的人口从业于修理、家庭服务和街头贩卖。也就是说，这期间的新就业者有一半加入到低收入部门就业。
个体劳动者增加。1950～1979年，工资劳动者在总劳动力中所占比重由47%增加到63%。80年代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根据全国就业调查，1995年，工资劳动者只占总劳动力的57%，而从事个体的劳动者占25%，另有13%的人没有任何报酬，后两者合计占38%。虽然个体劳动不等于贫困，但一般地讲，从事个体劳动既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也无需专门技术，经营者不能有效地积累资金和扩大经营规模，大多数经营者属于低收入阶层。
80年代后，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就业不足（每周就业时间低于35小时）人口的增加，其特点是工作时间低于平均工作时间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低收入。就业不足主要集中在生产率比较低的第三产业部门和微型企业。1988年，在拥有10万左右居民的小城市，每4人就有1人在只有5个劳动力以下的小企业就业，相当一部分属于就业不足者。 在拥有10万人以上的城市，1979～1988年间，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足35小时的劳动者数量大增，其中不足14小时者占4.4%，15～24小时者占7.8%，25～34小时者占9.3%。就业不足的劳动者从1991年的25%升为1995年的27%（注：Brigida Carcia:"las implicaciones del nuevo modelo de desarrollo",en "Demos:Carta demografica sobre Mexico".）。这些人虽然声称已经就业，但由于就业不充分，他们只能得到很少的报酬。
（四）工资与公平分配
工资收入直接体现着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工资与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工资的下降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程度。按照国外学者的研究，在1963～1977年约15年的时间里，随着工资收入的增长，收入分配曾有趋于合理的倾向。例如，1963、1968、1977年这3 年的吉尼系数分别为0.61、0.59和0.52。80年代后，工资收入减少，收入分配形势也出现逆转。墨官方认为，1984～1989年的5年间， 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增加了10%。“中间阶层贫困化，贫困者走向赤贫，赤贫者的子女营养不良，死亡率上升。1981～1987年，穷人由3210万增加到4130万，极端贫困者由1370万增加到1730万”（注： Jose Luis
Calva,"Ladeuda social heredada por el nuevo gobierno y la propuestapresidencial de bienestar para todo",en"Momento Economico",No.77,P.24～28.）。
从未平等过的收入功能分配，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急剧恶化，收入分配向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的方向发展。1982年资本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为52.8%，1995年升为62%，同期工资收入所占比重由42.6%降为28.3%。按家庭的划分也是这样。占家庭总数40%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在全国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1985年为14.4%，1995年降为12.1%；40%的中间收入家庭的收入所占比重也由36%降为33%，而20%的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所占比重则由 49.4 %上升为 55.8 %（注：
JaimeBautista Romero."El
salario en los informes oficiales",en"Momento Economico",Numero Extraordinario,Octubre de 1997.P.20～21.）。
通过对墨西哥经济改革过程中工资及其变化的分析可以看出，工资不仅仅是劳动者劳动所得这样一个简单、孤立的问题，也是一个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政府政策以及收入公平分配等有密切联系的复杂问题。将工资置于经济改革的进程中进行分析和考察，有助于我们对墨西哥经济改革的性质做出客观估价，也有助于对改革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而这也是笔者探讨这一问题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