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宇集团的解体与韩国财阀体制的弊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宇论文,财阀论文,韩国论文,弊端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11月，金宇中统率的大宇集团解体了，金宇中及下属会社的12名社长宣布辞职，消息传来，震惊内外。（注：韩国《朝鲜月刊》，2001年4月号。）
大宇集团是韩国四大企业集团之一，也是世界20家大企业之一，资产总额达650亿美元，已有30余年的经营历史。 这个大企业集团是由传奇式人物金宇中创建的，金宇中在韩国早已被视为企业家的偶像，家喻户晓；在国际上也是久负盛名的企业家，1984年荣获国际商会颁发的“国际企业家”奖，1987年被美国新闻界评为1986年度世界50大企业家。
一个由如此知名的企业家主持的如此庞大的企业集团，犹如一颗绚丽的彗星瞬息即逝了。韩国上下婉惜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追本溯源，又非偶然。回顾大宇的经营历程，分析大宇解体的根源，引以为鉴，对于我国企业集团的成长与发展定会有所裨益。
一、金宇中的经营之道创造大宇的辉煌
金宇中是大宇集团的创始人，也是集团的最高经营者。翻开大宇集团的发展史，几乎每一页都可以看到金宇中非凡的经营才能和他为大宇集团的成长所创下的一个又一个业绩。
（一）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出口规模
1967年，金宇中与好友李雨馥、赵东济等4人合作，以500万韩元（约合1.84万美元）的注册资金，在汉城创办大宇实业株式会社（小型贸易业体）。当时，正值韩国政府调整经济开发战略，由“进口替代”转为“促进出口”，实行“出口第一主义”政策，以低利率贷款鼓励出口商扩大出口规模。银行的一般贷款利率为20—25%，而输出贷款利率仅为7—9%。金宇中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在新加坡获得针织品原料及针织品出口订单，当年创汇58万美元。（注：韩国，朴炳润：《财阀与政治》，第259页。）
接着，金宇中频繁出访美国、日本、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考察市场行情，寻找贸易时机，出口规模不断扩大。1978～1981年，大宇的出口额在韩国贸易业体中连续4年居第一位。1983年，大宇的出口额25.32亿美元，约占韩国当年出口总额的10%，获得“25亿美元出口塔奖”。到了90年代，大宇的出口额依然位于前列，1993年，大宇集团的销售额为14万亿韩元（约合172.4亿美元），居第4位。（注：韩国《韩国日报》，1994年4月24日。）
一年里，金宇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仅1981年一年，他在国外就逗留了239天，光在飞机上的时间就达525小时。他惜时如金，从不浪费。上午在一个国家谈完生意，下午便飞往另一个国家。时间紧迫，就在汽车、飞机上就餐、睡觉。回到国内，金宇中也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第一线，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少与家人团聚。
金宇中的这种忘我的敬业精神，激励了员工们恪尽职守的热情，推动了大宇各项事业的发展。大宇集团以“创造，挑战，牺牲”为内容的《社训》，就是金宇中的这种敬业精神的高度概括。
（二）收买亏损企业，组建企业集团
金宇中意识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扩展经营领域，扩大经营规模，组建企业集团。金宇中自1970年开始收买他人企业，到80年代中期，他已是拥有24家企业的大企业集团的总裁（会长）了。金宇中所收买的企业都是经营不佳的企业，经过一番精心改造大都扭亏为盈，成为盈利企业。（注：韩国《朝鲜日报》经济部：《财阀25小时》，第75页。）
金宇中改造亏损企业最成功的是韩国机械工业株式会社。这是一个下辖产业机械厂、柴油机厂和铁道车辆厂的大型企业，拥有3600多名职工。它的前身是1937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建立的朝鲜机械制作所，长期处于亏损状态。1976年，韩国产业银行决定把这家企业卖给私人。三星、现代、联合铁钢、大韩重机等大企业的经营者们分析该企业的财务结构和经营前景，一致得出扭亏无望，不可收买的结论。
然而金宇中却决然买下这家亏损企业，更名为大宇重工业株式会社，自任社长，不分昼夜地工作在工厂里。经过一番调查分析，摸清经营不佳的症结所在，制定了改善经营方案。减少厂级领导干部；增加经营资金；改订货生产体制为计划生产体制；重用技术人员，选拔技术干部出国进修；新建和完善宿舍、医院等福利设施。经过整顿，仅用一年的时间便扭亏为盈，被评为优秀企业。金宇中也因整顿“韩国机械”成功而获得“韩国最优秀的最高经营者”荣誉称号。（注：韩国，李昌锺：《王牌企业》，第172页。）
（三）拚弃家族统治，重用专门经营人才
韩国财阀企业的经营领导体制大都是以创业主及其家族为核心组建的，集团的母企业以及骨干企业的最高经营权大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三星、LG、晓星等大企业集团的创业主逝世后，均由其子继任集团会长（总裁）。
与这些财阀企业迥然不同，作为大宇集团会长的金宇中，没有以自己的家族为核心来建立集团的经营领导体制。集团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运营委员会，金宇中有3兄1弟、3男1女，没有1人参与这个机构。 到了80年代末期，大宇集团已经发展成为拥有27个系列会社、75个海外分社的大企业集团，经营规模虽已如此庞大，在集团经营领导核心中依然看不到血缘的痕迹。
大宇集团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企业集团的发展速度，被誉为“速成财阀”，原因之一就是金宇中在创建“大宇实业”之初就摆脱了血缘关系的束缚，实行“能力第一主义”，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在大宇系列企业担任高级职务的，有来自金融界和舆论界的，也有来自政界和军界的，凡是具备经营管理才能的，他都委以重任。
（四）奉献私人财产，资助文化福利事业
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大都是由创业主及其家族经过千辛万苦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深感财富来之不易，爱不释手。正如有人说的那样，他们“赚钱时是机灵鬼，用钱时是吝啬鬼”。
而金宇中却与众不同，1980年8月29日，他举行记者招待会， 宣布把自己多年积蓄的200亿韩元（约合3000多万美元），其中股份160亿韩元，不动产40亿韩元，奉献给大宇文化福利财团，用于资助技术研究部门和文化福利事业。他献出这些资产之后，剩下的只有一处住宅。
金宇中献出160亿韩元股份之后， 他在大宇集团已经没有一份股份。从法律上讲，他已不再是大宇集团的主人，而是一名领取高额薪金的高级职员了。
与财阀们贪婪地聚积财富相比，金宇中奉献私产这一义举就显得更加可贵了。财阀们对此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舆论界称赞金宇中显示出新时代企业家的风貌，但又希望此举不要成为逼迫财阀交出私产的先例。（注：韩国《新东亚》，1981年第3期第161页。）
在韩国被称为财阀的大企业家为数不少，但是能像金宇中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所开创的事业，并且取得非凡业绩的，却是罕见的。
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加速大宇集团的解体
1997年9月由泰国货币大幅贬值引发的亚洲金融风暴， 在席卷整个东南亚之后强袭韩国。韩国的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股市、汇市交互下跌，并呈崩盘趋势。韩国政府无力控制局面，不得不向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申请援助，从而宣告韩国金融危机的到来。这场金融风暴来势凶猛，对原本就处在不景气状态的韩国经济犹如雪上加霜，其强烈的冲击和巨大的影响超出人们的想象。
金融体系全线梗阻。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并难以平抑，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再暴跌，货币贬值最低点一度突破2000∶1，虽数度努力， 贬幅仍达50%以上。与汇率相随，股市综合指数亦狂泄不止，1997年股价由年中的800高点跌至376.31点，随后虽略有反弹，跌幅仍在45%左右。 银行信贷机构信用下降，存款余额锐减。一些丧失经营能力和资金严重不足的金融机构被迫关闭转卖。银行贷款利率和各种会社债券利率不断上扬，商业票据不兑现率上升，企业和银行之间的“资金梗塞”进一步加重，整个金融体系陷入瘫痪状态。
国民经济全面萧条。金融危机必然导致经济萧条，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1998年，韩国政府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监管下，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压缩政府预算，紧缩金融开支、缩小国际收支赤字，大幅提高税率。工业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集团减少投资，压缩经营计划，裁减员工，降低工资。据统计，在1998年韩国28个主要行业中，除少数行业外，全部减产。许多企业开工率仅在50%左右，有1 万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处在闲置或半闲置状态，70%的制造业企业在赤字经营。严重的资金短缺，带来工业原料、半成品进口的不足，进而导致生产的全面滑落。1998年，韩国经济出现5.8%的负增长，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减少， 整个国民经济在严重的不景气中衰落。
人民生活水平整体下降。金融市场不断恶化，生产规模持续减少，导致进口消费品和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社会总需求全面萎缩。1998年韩国整体物价水平比危机前上涨30…60%，尤以日常生活用品价格长幅最大。企业投资锐减，生产水平下降，员工的整体工资水平平均减幅32%。1999年失业人口近180万人，人均GNP从危机前的9600美元减至6000美元，大量中产阶级沦为平民。
财阀企业连锁倒闭。韩国的经济是以大财阀企业为根基的经济，前30位大企业集团的年营业额约占当年GNP的80%左右，而前5家大企业集团年营业额又占前30位大企业集团年营业额的66.3%。从一定意义上说，大企业集团的命运决定着韩国经济的兴衰。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位于前50大企业集团的韩宝、起亚、真露、三美、海泰、大农等10多家财阀企业接二连三地倒闭了，其中尤其是大宇集团的解体发人深思。
大宇集团的解体既存在与其他企业集团倒闭相同的原因，也有其个性的缘由。
首先，高额负债经营，削弱了企业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大宇集团是以收买他人企业而发展起来的，其本身并不具备创建并经营大企业集团的条件，需要大量举债，从而形成超额负债经营状态。金融危机前，大宇集团的自有资本比率只有18.1%，负债率高达473.3%，对银行资金的依存率为61.6%，利息负担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迫近10%。由于大宇集团的经营与发展均需依赖外部资金的驱动，1998年它收买亏损严重的“双龙汽车”，使得负债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当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而无法为其注入更多的经营资金时，大宇便陷入经营危机而无力挣脱。
第二，重外扩轻内实，造成企业经营的高成本，低效益。
大宇集团解体前，它的系列企业已达41家，横跨汽车制造、造船、建筑、餐饮服务、金融、贸易等6大行业，员工达10万人。 高额负债和粗放经营以及近年来经济环境中的高工资、高地价、高贷款利率、高流通费用，带来企业生产的高成本，低效益。加之竞争日趋激烈，生产和供给趋于过剩，特别是主要出口产品面临周期性需求下降，导致大宇集团的纯盈利规模逐年缩小，销售额经常盈利率不足0.5%， 利润低于贷款利息。追求外型性扩张而产生的高费用、低效益的结构性弊端，最终使大宇集团病入膏肓。
第三，盲目的“世界经营”战略，掏空了大宇的资本。
进入90年代，大宇集团提出“世界经营”的企业发展战略。所谓世界经营，就是将企业的资本、劳动、技术、信息、服务等诸经营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海外开展生产、销售、金融、技术开发、资源开发等经营活动，实现经营战略的世界化和经营活动的本地化。为此，大宇集团改变以往韩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以单纯扩大贸易、降低劳动费用来确保海外生产基地的经营方式，开始以金融为先导，以技术输出为手段建立海外企业，并试图将海外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以及各种经营活动，全部在当地解决。
大宇解体前，它在海外建立的会社、企业、 法人、 分支机构已有480家之多，雇员号称10万之众。大宇在英国秘密建立融资机构， 高息筹措资金，1997年末累积借款60—70亿美元。由于利息负担过重，大宇以非法手段将国内资金转向海外，用发行高息企业期票和会社债务所获得的20万亿韩元的公积资金来填补国内企业的亏空。到1998年11月大宇集团解体时，其国内企业流向海外的资金高达41亿美元。
其实，大宇集团的“世界经营”战略超越了自身条件。它的最大失误在于把这一战略建立在依赖国家政策保护的基础之上，采用以往扩张外型创造利润的思维方式和手段，推行个人专断的领导方式。结果，使得海外企业负债累累，经营陷入困境，最终拖垮自己。
第四，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决定了大宇的命运。
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经济的冲击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表明以大企业集团为先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已不适应新经济时代的要求，韩国政府痛下决心改变大企业集团的经营结构和决策结构，削弱和分散大企业集团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力，促使大企业集团分解。
大宇集团的自有资本率、负债率、利润率等在韩国的5 大企业集团中还是较好的，被称为“韩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代表性受惠企业及重要的贡献者”，是韩国企业的“教课书”。总裁金宇中与历届政府高官关系十分密切，1998年被推举为韩国经济人联合会的主席。然而他却置韩国政府克服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于不顾，利用其在财界的影响阻挠改革，甚至与政府对抗。加之，大宇集团的十几位社长编造假账，套取贷款，转移资金，使集团的信誉一落千丈，金宇中被迫辞去会长职务，大宇集团随之解体。
大宇集团的解体，折射出韩国政府同“族阀经济”体制决裂的政治方略和排除其阻碍改革的决心。同时，也说明韩国政府所主导的以大企业集团为核心的财阀经济体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三、大宇集团的解体暴露财阀体制的弊端
韩国经济是以财阀企业为主体的经济，财阀的经济势力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从国内商业到对外贸易，从一般银行到非银行金融机构，从服务行业到文教事业，都可以看到财阀的标志，可以说，财阀企业已经成为韩国经济的象征。
就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而言，韩国并不优越，疆域狭小，自然资源匮乏，人口密度甚高，经济基础薄弱，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韩国仅用二十几年的时间就改变了经济落后面貌，跻身于“亚洲四小龙”的行列。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韩国政府运用宏观调控和特惠政策扶持的机制，引导财阀企业发挥了经济开发主力军的作用。大型的传统产业部门和新兴的现代产业部门，几乎都是由财阀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办起来的。财阀们为韩国经济的崛起和腾飞所创下的辉煌业绩是功不可没的。抛开财阀企业，就难以看清韩国的经济面貌。
然而，财阀企业的经营模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大宇集团的解体更加暴露了财阀体制的弊端。
（一）以创业主为核心的家族统治，制约财阀企业的发展
韩国的财阀企业是由创业主及其家族支配的，他们既是集团的最大股东，又是集团的最高经营者，集团的会长通常由创业主或其子担任。这种以血缘关系为核心所组成的经营管理体制，带有封建世袭彩色，违背“任人唯贤”原则，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企业现代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越来越多的学有所长、善于管理的经营专家登上财阀所辖系列企业的领导岗位，担任社长等高级职务，使创业主及其家族在集团内部的管理作用有所淡化，但是创业主及其二世（儿子）把持集团最高经营权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例如，现代集团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下辖63个系列会社。其经营历史若是从创业主郑周永1946年创建现代汽车工业社算起，已经度过55个春秋。在这数十年的岁月里，郑周永始终是现代集团的主宰者。直到2001年3月21日他逝世的前一年，这位86 岁高龄的老人才退出经营第一线，于2000年5月31日宣布， 把集团最高经营者的位置交给二子郑梦九和五子郑梦宪，自任集团名誉会长。
（二）经营领域过宽，经济效益低下
韩国财阀所支配的企业集团下辖十几个乃至几十个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领域十分宽阔。例如，三星集团所经营的生产性部门，有电子、造船、汽车制造、石油化学、化肥、制药、建筑、毛织、合成纤维、食品加工、酿酒、制糖、造纸、农园等；非生产性部门，有商业、外贸、金融、保险、证券、新闻、广播、旅馆、饭店、医院、高尔夫球场、娱乐场、游览地、海水浴场等，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由于经营领域过宽，无力对所有企业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大部分企业的经营状况不佳。
鉴于财阀企业众多业种混合经营所带来的弊端，韩国政府曾于1980年发布“9·27”措施，限定财阀企业的经营范围。例如， 三星集团经营电子、饮食、纤维、建筑、造船、一般机械、化工、贸易等8 个行业。可是风头过后，财阀们的扩张欲望又死灰复燃。1980年至1983年期间，五十大企业集团的下属企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534家增加到563家。
到了90年代，这种扩张势头依然不减。据统计，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96年到危机爆发的1997年，名列前30 位的大企业集团的系列企业，从669个增加到819个，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增加150个。
财阀们不肯放弃扩张的缘由是，企业集团经营领域多元化，可以增加银行贷款，扩大市场占有份额，提高企业经营的安全度。亏损企业通过盈利企业的扶助，可以避免倒闭。这种以削弱盈利企业为代价的经营方式是不可取的，它所带来的后果是几乎所有的财阀企业都被低效益捆住手脚，它们的利润率都大大低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注：韩国《汉城经济新闻》，1993年10月14日。）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96年，韩国名列前40位的大企业集团的营业额合计为4400亿美元，而年利润额合计只有6500万美元，年利润率仅为0.015%，已与亏损企业相差无几。
（三）负债率居高不下，危及企业经营安全
利用银行贷款，实行负债经营，是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提高企业竞争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韩国财阀企业都借助特惠政策，使用银行的巨额贷款。但是借贷要承担风险，若到期无力偿还，就会招致得不偿失的后果。
分析企业经营安全度的主要指标，是负债率和自有资本率。韩国金融部门规定，企业负债的标准比率为100%以下，超过这个标准的， 企业经营安全度就低；企业自有资本的标准比率为50%，超过这个标准的，企业经营安全度就高。
80年代中期，韩国日报社经济部曾对五十大财阀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全面分析，在《韩国日报》上连载了《韩国的五十大财阀》一书。其中指出，1984年，五十大财阀企业的平均负债率为452.61%，超出标准比率3倍以上；而平均自有资本比率仅为18.1%， 只相当于标准比率的三分之一。（注：韩国《韩国日报》，1985年7月。）
到了90年代，财阀企业的负债率依然是居高不下。据统计，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韩国名列前30 位的大企业集团的平均负债率为449%，大大超过负债的标准比率。
在韩国，利用银行资金急剧地膨胀起来，顷刻之间又土崩瓦解的企业集团并不罕见。其中，最典型的要数“昙花一现式的财阀企业”——栗山集团。70年代中期，28岁的申善浩凭借与汉城信托银行行长的私人关系，利用银行巨额贷款买进“不实企业”，仅用3 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拥有14个系列会社、37个海外分社的大企业集团了。1979年，韩国政府采取金融紧缩政策，银行不再为“栗山”无限制地提供贷款。于是，这个外强中干的企业集团便以彻底破产而告终。（注：韩国《新东亚》，1981年第9期第152页。）
其实大宇集团走的也是“栗山”的这条路，金宇中也是利用银行贷款收买一个又一个“不实企业”。只是“大宇”的膨胀速度没有像“栗山”那样急促，财务结构没有像“栗山”那样脆弱罢了。
（四）垄断生产和销售，排斥公平竞争
财阀们凭借特惠政策的扶持和庞大的经营规模，垄断了主要产业部门的生产和销售。例如，电子产品的产销由“金星社”、“三星电子”、“大宇电子”和“现代电子”垄断；混纺织品的产销由“第一毛织”、“庆南毛织”和“元丰产业”垄断；食糖的产销由“第一制糖”、“三养社”和“大韩制糖”垄断。（注：韩国《东亚日报》，1982年5 月30日。）财阀的垄断程度是相当高的，二、三家或三、四家财阀企业对一种商品的销售市场占有率都在80%以上。财阀们在所垄断的领域内，排斥公平竞争，擅自确定垄断价格，侵占中小企业经营领域，阻碍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鉴于财阀垄断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韩国政府早在1980年就曾公布《限制垄断及公平交易法》，可是垄断格局一经形成已难以改变，这一法令只是在垄断的程度上起了一些约束作用，并未触动财阀的垄断地位。
财阀支配韩国经济的时代终将结束，但是现在还不具备结束“财阀时代”的条件。1998年1月13日，韩国政府与大企业集团协商， 提出《企业结构调整五大原则》，同年4 月又公布《金融及企业结构调整方案》，对财阀企业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
第一，缩小经营领域。以现代、三星、大宇、LG、SK等五大企业集团为重点，实行结构调整，分别确定各大企业集团所经营的核心产业。例如，现代集团经营建筑、汽车制造、电子、重工业、化学工业等5 个产业；三星集团经营电子、金融、物产、服务等4个产业。
第二，减少下属企业。现代、三星、大宇、LG、SK等五大企业集团的下属企业，通过重组、合并、交换、转让、出售等途径，由260 多家减至130多家。例如，现代集团处理经营不佳企业，下属企业由63 家减至30家。“现代电子”与“LG半导体”合并，“现代石油化学”与“三星综合化学”合并，“现代宇宙航空”、“三星航空”和“大宇重工业”三家合并为一个企业。
第三，改变“重大轻小”政策。大力扶植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新建的中小企业，银行提供创业贷款，税务部门两年内免征注册税和所得税。限制大企业集团向适合中小企业经营的领域扩张，实现大、中、小企业的均衡发展。
第四，取消特惠政策支援。韩国政府不再以低利率的银行贷款纵容大企业集团扩张经营领域，也不再以财政援助扶持经营不佳的“不实企业”，促使企业集团改善财务结构，降低负债率，走自主经营之路，企业的兴衰取决于市场的公平竞争。
第五，限制创业主家族对企业集团的家长式统治。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发挥理事会的制约作用，重用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专门经营人。
韩国政府旨在克服财阀体制的弊端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已初见成效，大企业集团的产业结构和经营机制得到改善。目前，经过“四大改革”的实施，韩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恢复了元气，仅用两年的时间就摆脱了金融危机。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10.7%。到2000年6 月末，主要经济指标都已达到或超过危机前的1996年水平，国民经济又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