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教育应该适应社会需要——回顾新闻教育从危机到繁荣的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论文,繁荣论文,适应社会论文,历程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燕京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是20世纪40年代我国高校中的著名系科。1952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这两个系都面临着能否生存的问题。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燕大新闻系成为北大中文系的一个专业，名称不叫新闻专业，而叫编辑专业。复旦大学新闻系也有停办一说。原由是，按照苏联的办法，党的新闻宣传干部主要由党校培养，莫斯科大学没有新闻系，只在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内设新闻专业（1953年建系）。复旦新闻系如果停办的话，中国内地的新闻教育也就从此终止了。因为，除燕大、复旦外，新中国成立前已有的民治新闻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等和新中国成立后新办的华东新闻学院、北京新闻学校等，都已停办。在这次院系调整中，也停办了一些系，如心理学系、社会学系，据说原因是这些系的学科体系属资产阶级的。
当时，复旦新闻系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是复旦各系中在社会上较有影响的系科之一。对于它的命运，最为关切的是陈望道教授。他从1941年起任复旦新闻系代主任、主任达9年之久。1950年7月，他辞去新闻系主任职务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学校工作（主任张志让教授在北京）。院系调整时，他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当他得知拟停办复旦新闻系的消息后，立即向中央高等教育部和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意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说：这是陈望道的事业，要听他的意见。就这样，复旦新闻系保留下来了，继续招生。这不仅是复旦新闻系的存废问题，也是中国新闻教育的一次生存危机。
其实，1952年前后正是我国结束内战、恢复经济、准备建设的年代，全国新闻事业网络刚刚建成，需要大量年轻的有文化的新闻宣传干部，新闻教育非但不能取消，反而亟须扩展。如复旦新闻系1950级学生（四年制本科，应于1954年毕业）在1953年便提前一年毕业，走上工作岗位。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责成马列学院（按：即中央党校）设立新闻班”，决定“扩大现有的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数目”，还指示中央民族学院培养少数民族新闻干部。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于大学新闻系招生一事作了具体说明，他说：“现在我们只有两个学校有新闻系科，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有个新闻系，一个是北京大学在文学系里面有个编辑专业。每年招生招得很少，今年准备给他们增加招生名额，两校共增加一百名。”① 中共中央的决议得到了认真的贯彻执行。例如高校新闻系扩大招生，复旦新闻系1953年招生30多名，1954年扩大为109名，以后连续3年都超过了100名。
中国新闻教育的又一次生存危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6月，“文革”风浪在全国掀起，当年所有高校的所有系科都停止招生，新闻系也不例外。在“横扫”一切的时候，有人提出大学文科可以不办，甚至所有大学都可以不办。复旦新闻系红卫兵成立了一个“砸烂新闻系行动委员会”。1967年9月29日，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各高校造反派头目时，问及复旦新闻系的情况，姚文元说：我看新闻系培养不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工作者，从大学培养记者这条路行不行得通，值得考虑。张春桥说：我看新闻系可以不办，过去许多名记者都不是新闻系培养出来的。1968年9月3日，上海的报纸② 不提名地透露了这些观点，提出要“堵死”从大学新闻系培养记者、编辑的道路。
然而，中国要不要办大学，不是少数人可以说了算的，而是由社会需要——国家需要、党的需要、人民需要来决定的。1968年7月22日，报纸上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主张，接下来就是讨论如何办的问题。中央一家报纸派记者赴高校组稿。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以“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为通栏标题，发表了清华大学、辽宁大学、复旦大学三篇文章，其中驻复旦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我们主张彻底革命》一文提出：“有些系，如新闻系，根本培养不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工作者，可以不办。”这篇文章，经过陈伯达审稿，发表时改了题目，原题为《要革命，不要改良》。
复旦的文章在全国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有的学校以它为由宣布不办新闻系。此后不久，我去一个省会城市，那里的大学设有新闻系，我去那里找老朋友。到校一看，人去楼空，学校操场成了农民的晒场，新闻系的图书资料成为孩子们做游戏的玩具。景象凄凉，令人泪下。但是，与大学不能不办一样，新闻系也封杀不了，因为它有社会需要。就在《我们主张彻底革命》一文发表的当年年底，上海试办“五七文科”，其中就有新闻科目。1970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其中就有新闻专业。
“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中国新闻教育重现生机。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30年中，中国新闻教育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出人意料。这种发展变化，用很大很快来形容，似嫌不足，可以说是非常大、非常快，但最好别说它“超常规”。因为一说“超常规”，就会被视为脱离正常轨道，甚至指混乱的局面。有一部书在提及新闻教育事业“超常规发展”时，用括号加了一句话：“一种不正常状态的发展”。③ 说“超常规”，也容易使人联想到1958年的“大跃进”。如果联系近30年来国家发展的大局。来观察新闻教育的发展态势，应该说没有离谱，没有出轨，属正常范围。新闻教育30年来的发展，不是“长官意志”造成的，不是在领导号召下出现的，相反，中央主管部门一再说新闻专业是“长线”，设点要控制，为此还下过文件；也不是“群众运动”轰出来的，而是一些高校主动提出要设新闻专业或传播专业；也不是一哄而起的，而是逐年发展起来的。
拉动新闻教育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是社会需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对于新闻宣传人才的大量需要和多样化规格要求。因此，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与时俱进，有所革新。我记得，1952年教育方案规定的培养目标是“有巩固基础、有发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1958年改成了“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普通劳动者”；“文革”中又改成“新闻战士”。这些都是时代的烙印。在当今中国，传统新闻媒体要求从业者懂政治、懂经济、懂法律；涉外新闻媒体要求从业者懂外国语文；新媒体要求从业者懂科技。要求多了，高了，不再单一了，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都及时调整培养方案，改进工作，以适应媒体融合趋势和驾驭新媒体的需要。
当然，新闻教育不能盲目跟着市场转，它有自己的理念、工作要求与工作方法，例如，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培育良好的职业道德，就业后在实践中多些自觉性和主动性，能够抵制不正之风。
新闻学科的内涵扩容，是保障与推动新闻学科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从二级学科新闻学，发展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实际上已构成了一个学科群（新闻传播学类），包括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编辑出版学等。学科内涵丰富了，培养人才也多样化了。
创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成为一些院校、系科密切联系实际、加强社会实践、开拓办学途径的有效办法，同时也成为推动新闻教育发展变化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新闻传播学科应用性强，包容性大，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一些师范、工科、财经、政法、外语院校和综合大学文科系，办起了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有的已跻身于全国新闻院系的前列团队。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闻教育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中国新闻教育史谱写了新篇章。但是，发展速度快了，规模大了，难免有点乱，没有条件上的也上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盲目性。而总体上是前进的态势。在这种时候，需要的是分析、交流、引导，即具体分析存在的问题，交流看法和办法，拿出方案和典型来引导改进。这些做法的重点和中心是规范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如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办学途径等；在一些重要工作上加强协作，如制订教育方案、编写教材、培养师资等。在各方面都努力做到中规中矩，为持续发展打下扎实基础和提供有利条件。
注释：
① 陆定一：《关于报纸工作的几个问题》，载《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页。
② 参见1969年9月3日上海《文汇报》。
③ 参见徐培汀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第11章第6节，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