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法公[1]2008年在《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隐喻研究中以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为代表的隐喻学派以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为基点开展研究,提出了很多隐喻新观点。国内许多语言学者近年来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隐喻理论,却大多忽视将其用于汉英隐喻比较,使引进的隐喻理论未发挥出潜在的价值。本论文尝试把隐喻的思维观和隐喻的文化关联理论用于汉英隐喻分析,把隐喻与思维的关系同隐喻翻译与思维的关系相结合,开展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由此提升隐喻翻译的理论层次。本论文比较汉英隐喻的文化相互关联性和文化缺失性,分析隐喻翻译的主要困难、问题和前人的尝试,提出隐喻是思维方式可拓展到隐喻汉英翻译也是思维方式上,隐喻源于思维,思维决定隐喻的寓意;没有思维就没有隐喻,也没有隐喻的正确理解,同样,没有认真思维就无法实现恰当的隐喻汉英翻译。本论文用从西方隐喻研究理论新观点中得到的隐喻翻译新认识,剖析隐喻汉英翻译中比较典型的翻译缺陷问题,完成了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翻译方法论和与译文衡量标准等方面的基本研究,具体成果有四项:1.提出了隐喻汉英翻译的叁原则与内涵:(1)保持隐喻特征;(2)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3)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该原则总要求是:隐喻翻译完成后,汉语者思维中的喻体意象能够在英语译文读者的思维中“映射”;2.提出了保持隐喻特征,实现汉英隐喻的喻体意象转换的两条衡量标准:(1)泽文与原文喻源域的映射意象一致,(2)译文与原文的“喻体共知性”一致。该衡量标准可判断译文与汉语喻体内涵上是否一致,文化意象转换是否适当;3.提出了接通汉英隐喻关联文化内涵的叁个翻译方法与内涵:(1)转换喻体,(2)扩展隐喻,补出寓意,(3)直译喻体,增加释义;为译文喻体在内涵上与不同的汉语文化喻体“一脉相承”确立翻译方法;4.创立了为实施“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翻译原则的一个新译法:“文化喻体直译+内涵“解”译”。该新译法是从汉语歇后语的构成引发的思维创新,能够基本保障“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这一原则,保全汉语隐喻的文化喻体及其寓意在译文中显现。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探讨了西方隐喻理论和隐喻翻译理论可以给隐喻汉英翻译研究提供的四点新认识、隐喻的本质与研究价值、隐喻的可译性与隐喻翻译研究的必然性、国内外隐喻与隐喻翻译研究现状、隐喻翻译的研究意义与目标、研究方法等问题。第二章西方隐喻学研究发展历程与对隐喻汉英翻译的启示本章简要回顾并解读了Lakoff前后的西方隐喻研究成果,联系汉语隐喻实际阐述西方隐喻观点对隐喻汉英翻译研究的思维启示:智力正常的语言者可成为隐喻能力的强者;同理,优秀译者必须先做隐喻翻译的强者。本章提出了隐喻汉英翻译衡量标准的思路,认为汉英概念隐喻具有较强的对比基础。第叁章隐喻的认知与隐喻翻译的探索本章认为西方“隐喻”概念非常宽泛,能够涵盖汉语“明喻”之外的许多比喻,而汉语的“隐喻”则是比喻中的一支,或曰“隐喻”,或曰“暗喻”,提出把“喻体共知性”作为隐喻翻译喻体转换的衡量标准之一,用具体的汉英隐喻译例验证了该标准的适用性。本章提出隐喻汉英翻译原则要保障隐喻译文能达到认知对应的目标,而传统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有限。第四章隐喻汉英翻译原则本章通过研究汉英隐喻翻译原则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汉英隐喻翻译的叁原则,用大量隐喻汉英翻译实例验证该原则的功能和应用价值,指出该原则可供我们理据充分地评判前人的隐喻译文,比较贴切地翻译隐喻,同时把目前的隐喻研究理论和隐喻翻译理论提升到更高的研究层面。第五章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的应用本章回答了“如何保持隐喻特征”、“如何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如何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等问题,提出了实施前两条原则的检验标准,确立保障实施第二条翻译原则的叁个翻译方法,创立了一个新译法,以期解决“文化喻体缺失”的隐喻翻译历史难题。第六章研究的主要结论本章归纳了全文的隐喻汉英翻译研究结果,即;四点新认识、叁个翻译原则、两个衡量标准、叁个构建的翻译方法、一个创新的翻译方法,指出本论文的局限性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王优[2]2015年在《汉英熟语的多维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无论何种语言,人类这一工具都必须具有功能强、体构简、耗能少的共性。语言的这一共性促发了熟语这个特殊又极具特点的语言形式的发展、演变和完善。熟语是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对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和变化最敏感的部分,所以研究熟语能帮助我们更好更快捷地学习语言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汉英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它们的熟语是两族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然社会环境、价值观及思维模式的映射。汉英熟语对比研究能为我们展开一幅清晰的两族语言文化画卷,更能深化对比语言学理论和实践工作。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是我国汉英熟语对比研究的黄金期,成果颇丰。但据笔者统计,这些成果虽多却不够深入,系统性稍显不足,缺乏将汉英熟语进行整合讨论的论着。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七个维度对汉英熟语进行整合对比分析,以期系统地发掘它们之间的异同,总结一些规律,为我国熟语以及对比语言学研究做一点工作,并为熟语翻译和语言教学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水文的第一章对研究的缘起、意义和研究方法做了简要阐述,并介绍了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本章是全文的基调,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对汉英熟语的界定、特征进行了详述,比较了它们的不同;同时也以时问为序系统地梳理了汉语和英语熟语研究以及两熟语对比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紧接着,文章进入多维度对比研究部分——即汉英熟语的形成和理解维度、比喻维度、民俗文化维度、伦理道德维度、宗教人性观维度、思维方式维度以及审美维度。本文的第叁章是从熟语形成和理解维度来对比汉英熟语,主要解析影响它们形成的各个因素。汉语熟语的形成主要受佛教、道教、诸子百家思想、着名文学作品、古代科举制度、农业经济和中医文化等七个方面的影响。英语熟语的形成则受希腊罗马神话、《圣经》、莎翁戏剧以及其他着名文学作品影响居多。在理解层面,汉语熟语重语义理据,英语熟语重语义组构。第四章是比喻维度。本章首先对比了汉英熟语主要比喻类型的差异:汉语有借喻和博喻,英语则无,取而代之的是转喻和提喻。而后,文章对汉英熟语的喻体和喻义展开对比,呈现了部分喻体和喻义完全一致的现象,但重点则放在汉英熟语比喻里喻体和喻义完全相异的语言现象上。接下来是民俗文化维度的对比研究。这一维度的对比主要集中在民族习俗、地域风貌、民族心理叁个层面,详细分析了它们对汉英两种语言的影响,尤其是它们在熟语里的投射。第六章是伦理道德维度。汉族和英语民族对伦理道德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汉族的伦理指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汉族的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英语里无论伦理还是道德都与人际关系无关,仅仅指支配或影响行为的道德标准。这种交集极少的伦理道德观反映在各自的熟语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语言现象。第七章宗教人性观维度是本文的第七部分。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汉族“儒家”、“佛教”、“道教”思想的“人性本善”观点对汉语熟语的影响,再转到分析基督教“人性本恶”人性观在英语熟语里的投射。汉语很多熟语反映了“人性水善,劝人向善,好人有好报,恶人终有恶报”的观点,而英语熟语则多表达“人违背上帝意志,生来便有原罪,法律是必须的,权力必须制衡”的思想。第八章从思维方式维度对比分析了汉英熟语的差异。汉英思维方式差异的本质是哲学思想的差异,所以本章从讨论汉英哲学思想差异入手,进而从形象思维对抽象思维、直觉思维对推理思维、整体综合思维对个体分析思维叁个层面对汉英熟语中呈现出的各种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九章是最后一个维度,审美维度。审美方式、审美心理与思维方式是相通的。汉语靠“悟”去体验和创造美,讲求“心领神会”,感性特征显着。英语民族美学受西方思维方式影响,美学范畴界定清晰、概念定义明确,强于逻辑推理和分析,抽象严谨。本章主要分析汉英这两种特点在熟语里的表现:汉语熟语遣词华丽,造句精美,情感丰沛、形式对仗,语音照应,诗情画意。英语熟语主要表现为形式和谐,直接在熟语语表上就能得出“形式”的和谐关系。对比研究的重要目的是为翻译服务,更好地解决翻译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这也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所以文章的第十部分专门讨论熟语对比和翻译。本章以传统翻译的两个方法和两个策略为出发点,进而将汉英熟语分为六个类别,提出以“读者反应论”为核心的更为宽广的翻译思路,分别讨论了这六个类别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本文的最后一章是结论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内容,指出文章存在的问题,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
赵迎春, 陈凯军[3]2008年在《概念思维与翻译》文中提出逻辑学为思维的正确性提供了保障。翻译是思维活动的一种,所以逻辑学对翻译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逻辑学中,概念思维是思维最根本的形式,同一性是概念思维的重要原理,对翻译有重要的启示。该文从逻辑的角度出发,借助概念思维中的基本规律,从概念内涵的确定、概念外延的限制与归纳、概念间的关系叁个层面,探讨了概念思维在英汉翻译中的具体应用。
贺莺[4]2015年在《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研究》文中指出结合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水平翻译人才的迫切需要,考虑到翻译作为新兴专业急需加强课程与教学建设的需求,基于国内翻译专业教学模式综合系统性研究缺乏的现状,本论文选择翻译专业教学模式研究这一国内翻译教学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论文从对翻译观的研究出发,结合翻译的社会属性和认知属性,将翻译定义为一个兼具文本性、文化性、社会性的心理过程,以语言为载体、以知识为内涵、以体验为路径,通过译者思维与文本、文化、社会等多重外部环境的交互,实现人类知识的迁移与共享。基于这一认识,指出翻译思维能力是译者超越现有静态知识和经验,实现内部知识与外部环境交互,形成认知框架,继而对源语文本世界加以表征的必备条件,在辨识翻译问题、界定问题性质、选择翻译策略、评价翻译产品、构建认知模型等诸多过程之中发挥主体作用。研究认为,翻译思维具有反复性、交互性、不规则性、多元性、不确定性、自我调节性和意义建构性,属于典型的高阶思维。在教学设计中关注译者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决策性思维等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围绕复杂翻译问题求解,结合文化、社会、文本环境与思维之间的交互作用设计翻译专业教学模式,以高阶思维培养整合过往翻译教学范式的优点,对于提高教学绩效,实现译者深度学习、个人发展、终身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构建以高阶思维能力培养为取向的翻译教学模式,契合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符合翻译学科本质规律,符合翻译学习的规律,有助于实现翻译教学模式研究由离散性向集成性的转变,是端正学科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提高翻译学科地位的有益探索。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研究基于归纳和演绎两种路径,采取实践-理论-实践的研究范式,围绕经验抽象-概念研究-理论建模-案例分析的进路,从教学模式本体的不同维度出发,构建翻译教学的实践模式,包括理论基础、目标指向、实现条件、操作程序、效果评价五个维度。就理念构建而言,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是一种与翻译学科知识紧密结合的融入式思维教学模式,以解决复杂情境下劣构的翻译问题和任务为路径,以培养译者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决策性思维等高阶思维能力为目标,关注译者自我发展能力、元认知能力的培养,旨在促进学习者形成适应现实翻译情境需要的译者素养。就程序设计而言,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是围绕“学习者-教师-社会组织”叁元主体,体现“认知-社会”二维过程,集成探究、反思两个学习理念,兼具认知学徒制和实践共同体特征,蕴含多种教学方法的递归型教学模式。模式具有元认知策略前景化、思维过程外显化、学习过程情境化的特征,遵循反思原则、反馈富集原则和递归原则,强调高阶思维发展过程中翻译学习者的主体建构性,关注学习者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交互推动作用。模式强调对于设计原则的整体性把握,遵循理性与感性(体验)、结构性与重构性、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结合的原则,鼓励在具体课程操作环境中的继承性创新。就评价设计而言,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的特点是:1)过程与结果统一的发展性评价;2)思维技能与思维倾向、知识理解与思维品质统一的整体性评价;3)围绕翻译问题解决的思维表现性评价。评价模式与教学流程中的多元反馈机制对接,以多元主体协商为特征,围绕思维质量、交互质量、知识质量、产品质量、发展质量开展综合评价。本研究认为,翻译问题产生的源泉是双语理解与表达过程中的歧义性、非对称性和干扰性,高阶思维在消解以上矛盾、解决翻译问题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因而是翻译教育的关键问题。鉴于译者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超越语对差异,具有高度共性,本教学模式对于不同语对(如汉英、汉日、汉法)的翻译专业本科高年级、研究生课程教学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本研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综合思维科学、翻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结合认知领域对翻译高阶思维运行机制的探索,对翻译过程中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决策性思维的核心属性和内涵进行具体界定,并据此提出翻译高阶思维的教育目标指向和主要发展路径。在系统梳理、评价现有翻译教学模式的基础之上,在后现代教育哲学、人本主义教育哲学框架内,基于认知科学以及翻译学理论的前沿成果,对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的目标指向、实施条件、操作程序、评价体系进行精细化建模、可视化表征。所设计的模式较为充分地汲取了学科研究成果和教育理念,结合行动研究,形成了较为坚实的理论支撑和良好的实践基础,与以往的同类研究相比,更具理论的系统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更能体现翻译学习的内在规律和基本特点,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内翻译教学模式研究领域的空白。
孙秋花[5]2015年在《俄汉全译隐喻转化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翻译中的常见现象——隐喻翻译为研究对象。基于俄汉隐喻语料分析,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法、宏观与微观结合法、归纳与演绎结合法等研究方法,借用认知思维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深入研究隐喻翻译。本文首先对隐喻的内涵和外延;全译的概念和单位、全译的轴心、全译转化的灵魂;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概念隐喻的翻译、隐喻翻译的灵魂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借助思维科学理论深入探讨俄汉全译隐喻转化机制的本质——以“转内容”为主,“化形式”为辅,进而考察俄汉全译思维隐喻转化中概念的类比、判断、推理在原语“点、线、面”理解机制,语际“线、面、体”转化机制和译语“点、线、面、非隐喻”表达机制中的互动性,这是全文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创新之处。以俄汉全译思维隐喻转化机制为基础,围绕“化形式”为主,“转内容”为辅,继而揭示俄汉全译语言隐喻转化的策略和方法。影响俄汉全译思维隐喻转化机制和俄汉全译语言隐喻转化方法的因素有主体因素、语境因素、文化因素等,对这些因素的细致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俄汉全译隐喻转化过程。俄汉全译隐喻转化研究具有独特的转化机制和转化方法,是翻译研究中的特色研究,可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翻译理论研究。
邱文生[6]2009年在《思维认知与翻译——以概念思维与形象思维为视角》文中提出概念思维与形象思维是思维的两种主要形态,它们分别以"概念"或"形象"作为思维的单位,在各自的演进过程中显示出独特性。而基于翻译文本的复杂性,概念思维与形象思维会交互地出现于文本的理解与成文过程中,但并非对半而现,彼此间的择取是动态的,因文本类型、译者的知识结构等参数而定。因此,对翻译中这两种思维形态的认识有助于译者有效地进行翻译思维活动。
包通法[7]2015年在《论“象思维”样式与汉典籍外译》文中指出在近百年"欧风西雨"学术范式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哲学知性体系曾一度受到批评、冷落和边缘化。然而,伴随着当代哲学界对经验理性的反思,中国传统哲学正显示出跨越时空的智慧活力。本文探讨在当前形势下,中国传统哲学"象思维"认识形态的独特魅力及其在翻译领域,尤其在汉典籍外译中的研究价值,阐释"象"、"象思维"与中国哲学;"象"、"象思维"与中国诗学文论;"象"、"象思维"与翻译诗学及翻译美学等诸维关系。笔者认为,在中华经典外译中,译者唯有启动"象思维"去理解原作并进行翻译,才能传达汉典籍所蕴含的东方文化精神真谛和样式。
黄忠廉[8]2012年在《翻译思维研究进展与前瞻》文中研究说明翻译思维是语际变化思维,迄今为止主要研究翻译中的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而这叁种思维形式各单位之间的变化、语际变化中理解与表达的思维过程、全译的转化思维过程和变译的变通思维过程等应是未来着力研究的对象和突破点,同时研究方法上应以归纳法和描写法为主,以演绎法和类比法为辅。
刘岚[9]2001年在《概念思维与翻译》文中指出概念是人类思维的基本结构单位。每一门科学都是运用科学概念从一定侧面去反映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一定方面的本质。任何科学思维都是概念思维。翻译思维作为科学思维的分支之一,无疑应属概念思维之列。翻译所处理的客观对象是语言,语言则以一定的文字形式来表达人类概念思维的具体内容。我们学习和理解任何事物,都必须依赖概念思维。实际上,任何译者都是不断运用概念思维来进行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的,只是有着自觉与不自觉之分罢了,或者说,许多译者只不过没有从理论上意识到自己在运用概念思维。因此,研究概念思维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本文共分叁章(引言和结语除外)。 第一章主要借鉴现代各认知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参考逻辑学的观点,介绍概念的定义及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作者认为,应该从动态角度来考察概念的本质。 第二章首先从定义、特点和基本规律叁个方面对概念思维进行简要阐述,然后探讨概念思维、语言与翻译之间的相互关系。语言是概念思维内容的文字体现形式,翻译则需要利用概念思维对语言进行恰如其分的转换,叁者密不可分。为了阐明作者的观点,文中引用了一些认知语言学的新成果,诸如概念隐喻、概念结构等。 第叁章论证概念思维在翻译领域的运用,着重通过实例分析来说明概念思维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概念思维重在概念的正确运用,所以作者专门提出了概念的划分标准,即短语和子句,然后分别予以界定。这样,在进行翻译实践时,可先将句子中所包含的概念一一划出,挖掘其概念结构,把握其深层语义结构,并弄清各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按照原语的结构和逻辑用恰当的目的语衔接成文。
朱文娟[10]2018年在《形式逻辑在医学类综述翻译中的应用》文中指出本论文是一篇翻译实践报告,是对笔者所翻译的医学综述性论文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完成情况所做的一次介绍、分析和总结。医学类综述专业词汇量大,语句晦涩难懂,语篇逻辑性强,无疑增加了译者的翻译难度。翻译初期,译者囿于专业知识储备的不足,不敢突破原文语词、句子和语篇的形式和结构,依靠“词典+语法+平行文本”的方法进行翻译,译文因此“翻译腔”明显,主要表现在词意不准确,句子表达不符合中文表达习惯,语言拖沓不通顺,语篇逻辑性不强,论证不严密,主题不突出。受其他研究者的启发,译者尝试运用形式逻辑的知识对初译进行修改,解决译文中出现的概念不清晰、句子不通顺和语篇不连贯等翻译问题,据此得出以下结论:形式逻辑是提高译文质量的有效思维工具。“概念思维”、“概念的属种关系”和“同一律”作用于译者思维,为译者提供了思考的新角度。译者从这些角度切入,能加深对原文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再对译文进行校改,可以提升译文词语的准确性、句子的流畅性以及语篇的逻辑性,最终使译文的整体质量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 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D]. 刘法公.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2]. 汉英熟语的多维对比研究[D]. 王优.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3]. 概念思维与翻译[J]. 赵迎春, 陈凯军. 中国林业教育. 2008
[4]. 高阶思维取向型翻译教学模式研究[D]. 贺莺.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5]. 俄汉全译隐喻转化研究[D]. 孙秋花. 黑龙江大学. 2015
[6]. 思维认知与翻译——以概念思维与形象思维为视角[J]. 邱文生.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7]. 论“象思维”样式与汉典籍外译[J]. 包通法. 外语学刊. 2015
[8]. 翻译思维研究进展与前瞻[J]. 黄忠廉. 外语学刊. 2012
[9]. 概念思维与翻译[D]. 刘岚. 湖南师范大学. 2001
[10]. 形式逻辑在医学类综述翻译中的应用[D]. 朱文娟.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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