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分歧、陷阱与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歧论文,陷阱论文,文学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进入21世纪，“十七年文学”也从“重写文学史”“再解读”带来的数番震荡中稳定下来——稳定为某种对峙、板结的格局。对峙表现在该研究领域“聚讼纷纭”，“(往往)讨论尚未开始，剑拔弩张的阵势已一字排开。”①这种“剑拔弩张”也是知识界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激烈冲突的重要部分。板结则表现在，在相互的质疑与否定中，“左”“右”两种“十七年文学”研究路向都遭遇了相似的理论陷阱，不同程度地陷入重复、无所作为的状态，以致钱理群早就指出的“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②在文学研究领域未能得到有力的纠正。那么，怎样激活已经逐渐板结、凝固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并打开新的问题空间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对该领域的立场分歧、理论陷阱予以必要的辨析。 目前居于主流位置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路向，是以陈思和、丁帆、王彬彬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其中又略可分为两脉：一是丁帆、王彬彬等以“人的文学”为根据对“十七年文学”的斩钉截铁地否定，如认为该时期文学“漠视个人命运和情感创伤”，“对现实不具有批判精神”，“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③甚至认为《红旗谱》“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拙劣的”“根本就没有再谈论的价值”。④另一脉则表现为陈思和等的“潜在写作”“民间写作”研究。后者力图从“十七年文学”中离析、重构出某些异质因素，而对此类异质性的肯定实际上构成了对“十七年文学”更深刻的否定，迂回地落实了陈思和对“十七年文学”作为“伪现实主义”的“图解政策的宣传品”⑤的认定。近20年出版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著作，多数出自新自由主义解释体系。相对声势稍弱但也获得部分肯定的，是宽泛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论述(其中部分学者被贬称为“新左派”)。其中，李杨、蔡翔贡献最著。李杨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始终如一的是一场反抗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文学实验，“非西方国家要反抗西方，就必须组织起‘我们’的性质，即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一个现代国家的组织过程，又完全是一种认同西方的过程。非西方国家对自己的人民只能采取西方式的手段，使国家成为主体，国家承认每个人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的确又是以国家作为主体的普遍性为目的的。”⑥这一观点与唐小兵关于延安文艺是“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⑦的论述和后来汪晖有关“反现代的现代性理论”的解释体系相互激荡，一度激活了久遭贬弃的“十七年文学”，文化研究也代替社会历史批评为该领域开辟了新的问题空间。蔡翔的《革命/叙述》以对劳动、技术、地方、性等表述空间的分析，成为该领域创见迭出而又争议纷纭的最新成果。 迄今为止，以上两种路向都已取得扎实成果，然而双方的相互否定、难以相容，也构成了学界难以弥合的“伤痕”。其中，具有“天然”合法性的新自由主义的“人的文学”的观念，在两个层面遭到质疑。其一，“人的文学”或“纯文学”观念被认为具有与政治权力重组合谋的背景，如《伤痕》《班主任》等被批评“是作为政治象征出现的”，“在其‘人道主义’和‘文学性’的面罩下面，实际上隐含着特殊的界限和排他性。”⑧以“人的文学”为核心概念的“新启蒙”也被批评位于“发展主义的话语框架之内”，“它们生产的知识基本上是为‘新时期’重新定义现代性(虽然当时没有用现代性这个词)，为发展市场经济做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准备。”⑨其二，“人的文学”观念还被质疑存在历史错位。程光炜认为，资深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们“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牵扯着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性’关系，所以必须拿‘五四’‘自我’‘个性解放’‘自由’‘文学性’等知识来拯救当代文学史研究”，于是“现代文学关于‘自我’‘个性解放’‘自由’‘文学性’等知识便流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它们很巧妙地被置换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对‘十七年’的看法”，在此“新启蒙编码”下，“‘十七年’变成了非人性和非文学性的文学年代”，然而“五四知识”真的是“比‘社会主义知识’更具有时代进步性，因此也就是等级更高的一种知识结构”⑩吗？与这些质疑相呼应，一线研究者明确怀疑“人的文学”的实践意义：“以个人主体性的标准审视十七年文学，在照亮了一些东西的同时，也遮蔽了大量的东西”，“与十七年文学的实际状况相差甚远。”(11)甚至，一些新自由主义资深学者也开始反思这一立场，如洪子诚坦承“启蒙主义”对“当代文学”其实只是“外部”观察，有“它的限度和弱点”，譬如“过分信任所确立的理论、法则的绝对普遍性”，“对对象的‘独立存在’缺乏足够的意识。”(12)应该说，新自由主义在当前“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垄断地位已出现松动。 不过，民族国家论述遭受的质疑更加猛烈，也更“致命”，几乎有彻底丧失信誉的危险。那就是，无论李杨、旷新年等怎样强调“十七年文学”在民族、国家等“想象的共同体”方面具有特殊的叙事效果，但他们实在难以有力回应批评者以“人”的名义发出的尖锐质问。因为历史无法回避：“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频仍，“反胡风”“反右”“文革”无不造成累累人生惨剧，更兼骇人听闻的三年大饥荒，这种现实使任何希望正面清理“十七年文学”遗产的努力，都难以直面巨大的道德压力。郜元宝的批评即由此长驱直入： 一种莫测高深的理论竟然像瘟疫一般迅速散布开来，就是认为在路翎们受难的年代，在无数可怜的被控制被掠夺被欺诈被恐吓的灵魂在颤抖在扭曲在变形在备受折磨而终于灭顶的年代，中国的各项物质生产“硬指标”急速上升……呜呼！……姑且不论那些“硬指标”是否属实……就说对文学家路翎长达二十年进行的持久而精心的修理，就足以抵消所有“当惊世界殊”的“硬指标”了。(13) 这样沉痛的质问，简直无从辩护！这也是王彬彬“烂苹果”论不胫而走的原因，甚至也是长期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李杨始终不愿正面肯定“十七年文学”(当然更不否定)的原因。 两种路向之间的彼此对峙和相互否定，引起的现实效果并不等同。民族国家论述借用福柯权力理论展开的对“人的文学”的谱系主义分析，有力地促进了部分研究者的方法论转变，但对一般读书界基本上未产生影响。相反，新自由主义以“人”、生命、尊严为名义发出的尖锐质问，却赢得了广泛同情。不过，舆论中的优势或劣势实际上同样导致了板结与停滞。民族国家论述的停滞不难想象。但这并不意味“政治正确”的新自由主义就能大展身手。相反，由于总是抽象地而不是具体地在历史、社会环境中展开讨论，由于“总觉得自己掌握真理”，“不能在一个新的理论视野中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走过的历程和所取得的经验”，(14)也由于总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漆黑一团、缺乏内在脉络和差异的“他者”，新自由主义研究进入新世纪以后成就平平。《中国当代文学教程》(陈思和编)以后大量的新出成果实际上已陷入大面积重复。诸多研究，无论是研究报刊还是讨论体制，无论是分析文本还是考察作家，结论总不外乎“非人化”“公式化”“概念化”。这类观点自然有识见，但20年如一日地重复就不免失掉“研究”本义。可能是对此早有预感却又无法接受民族国家论述，郜元宝竟提出暂不研究“十七年文学”，“听凭‘空白’说继续流行为妙”。(15)显然，新自由主义已不能提供新的问题空间。 “左”“右”两种研究路向不同程度地板结化，与某种共享的理论陷阱有关。是何陷阱呢？此即引领学界的“人的文学”观念。其实，不仅新自由主义执执于此，就是民族国家论者内心也是认同的——作为“五四”后继者，“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论者心里就不再尊重自由、生命了吗？显然不是！这些“自由左派”(甘阳语)同样对“路翎们”的悲剧有深的痛惜。而这，也构成了他们的理论“软肋”，使他们在对垒中时时被动，甚至被加上“新左派”污名。那么，“人的文学”为何会成“陷阱”呢？这是由“左”“右”两派对“人”的共同认识盲区所致。试以两部“十七年”小说《暴风骤雨》《保卫延安》为例略作探讨。 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定式分析，两作都可以说是对某种理论、某项政策的图解和阐释，甚至是“面对人类不幸而无动于衷的冷文学”，(16)但它们和“人”“人类”真的没有关系吗？《暴风骤雨》是周立波在珠河县元宝镇蹲点土改的产物。据现有资料看，该镇宗族、道门、帮匪等社会关系甚是复杂，致使该镇解放后而群众并未“解放”。如该镇有一恶霸，当地漂亮女性很少能逃脱被他强暴的命运，“谁家敢反抗他，那家姑娘的老爹，媳妇的丈夫一定会倒霉。轻者抓劳工，重者抓到宪兵队屈打成招被杀头。”(17)如此罪大恶极之人，“解放”后却由于当地党政负责人的庇护而成为农民自卫队员。周立波知道后怒不可遏，坚持审判、枪决了该恶霸(其罪行及批斗场景后来被移植到小说中的韩老六身上)。显然，周立波创作小说时对此类恶霸没有给予爱和温暖，但他是不是就没有人性的考量呢？不是！那些被强暴的女性、那些穷得一家只有一条裤子的农民，才是他要关心的“人”。的确，作家认同土改政策，但在他看来，土改正是下层农民反抗官绅暴政、获得基本生存的必经之途。即是说，作家对政策的认同与对“人”的关切是合二为一的。杜鹏程同样如此。在其日记(《保卫延安》据200万字战争日记写成)中，全文收录了西北野战军战士傅景禄母亲的家信： 娘是参加农会的头一个，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会员。与恶霸武迁训讲了理，咱们的地也要回来了。区里和农会对咱们很照顾，区里马上要发优待粮，村里过新年时还给咱们送来光荣灯挂在门上……儿呀好好在前方干吧！现在天下是咱们老百姓的天下，从前咱们穷人有谁看得起，现在老百姓当了主人啦，这是毛主席领导得好，你千万听毛主席的话。娘给你说：“不打倒蒋介石，我不让你进我的门。”……咱家的事，不用挂在心上。(18) 这样的“听毛主席的话”的娘和儿子不免与“个人独立、个性自主等现代化目标”“南辕北辙、适得其反”，(19)但农民是因为革命符合其生存、尊严的需要才认同革命的！这也是杜鹏程等作家的思路。《保卫延安》忠诚革命，《创业史》认同合作化，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为了取媚政策，更主要的是作家相信政策能够改变“穷苦人”命运。即是说，不少作家先有对“受苦人”深切的爱，然后才有对他们认为“好”的政策、运动的追随，其间复杂性非“图解政策”可以概括。遗憾的是，“左”“右”两脉学者对此都缺乏必要的认识。 那么，“十七年文学”与“人”是否有关呢？答案十分肯定。不过，周立波、杜鹏程等关注的“人”和新自由主义者谈论的“人”颇不相同。前者关注的是“受苦人”，其“人”的诉求集中于生存权之上，新自由主义者不同。从公开表述看，新自由主义者关注所有人，但细究其对“人”的理解，则主要集中在思想自由、反对政府干预之上。故可推测，其所理解的“人”主要是精英阶层(尤其知识精英)。甚至，知识分子的感情和利益也被他们当成了判断文学的主要根据。这意味着，关注“穷苦人”的社会主义文化与今日精英本位的主导文化之间存在根本差异。这的确可以理解为威权和民主的制度差异，但客观上也有利益立场逆转的成分。对后者，王晓明指出：“中国的整个现代思想，一开始它的主流就是从一个被压迫者的立场看问题”，但“80年代中期以后”“持续向‘右’转，变成一个对于弱势群体特别严酷的社会。”(20)不难想象，以“穷苦人”的伤痛历史和现实奋斗为主要关怀的“十七年文学”，一旦与当下精英(强者)本位的价值体系相遭遇，它能激发起研究者共鸣的概率非常之低：它们对有利底层的政策的支持被解读为缺乏独立性，他们对官、绅、资的局部排斥被放大为整体的“非人性”。 显然，“十七年文学”之所以沦为“非人”文学，与“人的文学”的观念陷阱有关。“左”“右”学者实际上都将知识分子式的“人性”普遍化为“全中国人”或“全人类”的“人性”了。那么，怎样“跳出”这种陷阱呢？ 关键在于通过纳入历史性与差异性重建“人的文学”观念。历史性是指人性具有随个体具体处境、历史具体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特征，差异性则指不同阶级、性别、种族的人对人性的理解可能存在歧义。兼具历史性与差异性的“人的文学”观念无疑是高度兼容的。以中国而言，“人”的历史性可能表现为不同历史阶段，“人”的主导诉求是流动的，差异性则表现在无论是“十七年”还是今天，不同人群的人性诉求仍大不相同。理论上讲，这不同的“人”并无高下之别，但具体考量时新自由主义者往往遗忘了这一点。他们对汉娜·阿伦特的说法应有同感：“人权转化为无套裤汉的权利，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转折点，而且是接下来所有的革命的转折点。”(21)阿伦特显然认为自由(“人权”)高于面包(“无套裤汉的权利”)、精神高于物质。这也是新自由主义者将知识分子的独立诉求普遍化为所有人的“人权”的自然根据。然而，这中间显然存在误解——“面包”真的只是物质问题么？倘若一个男青年因为贫穷而不得不放弃理想而成为伙计，倘若一个长工因为贫穷而被人(譬如军阀、乡绅等)夺去爱情(参见秦牧小说《黄金海岸》，1955)，那“面包”就必然包含内心的风暴。所以，面包、自由各自承载着不同的人生处境与精神纵深，不可以相互取代或覆盖。而兼容了二者的“人的文学”，才能达成对“十七年文学”的全面认识。 以此兼容眼光观之，“十七年文学”是并不比“五四”狭窄的“人的文学”：它的同情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因此，蔡翔直接以“弱者的反抗”命名革命，并表示“没有理由把这一现代化的‘造反行为’解释成为一种非正当的政治诉求。”(22)应该说，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事实——作为文化的“弱者的武器”，它是整个中国下层阶级反抗事业的有机部分。虽然1949年后此种文学服务新政权的合法性论证功能日益凸显，但其“从被压迫者的立场看问题”的特质直到样板戏仍强势存在。无疑，这种“人的文学”和“五四文学”、古典文学一样，也形成了特定的叙事“成规”。其一，它们必须主要讲述被压迫者的历史，重建其“‘遗失的’(lost)历史事实，甚或被刻意压抑了的历史事实”，(23)有此历史，反抗才能获得合法性。其二，它们还必须塑造下层阶级的“正面英雄”，以凝聚人心。其三，“少数者的文学一定是集体性的”，(24)它们必然要抑制私人奋斗、性、争权夺利等个人主义性质的日常生活。所以如此，既有必须抑制个性、通过集体之路对抗强势集团的现实原因，也有弱者过去遭受否定叙述的历史原因： 少数话语团结在一起的天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少数中的个体，总是被看作一类人，被强迫体验作为一类人的普遍经验。被压迫的个体被强迫进入一个否定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主体位置，他会将其变成肯定性的集体位置。(25) 显然，这种集体性逆转也是第三世界“弱者的反抗”的共同选择。因此，“十七年文学”作为立足于“被压迫者”的“人的文学”却又合理地产生了并不乐观的效果，譬如新的排斥与界限的产生。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研究只见到后者，看不到或拒绝承认前者。 那么，获得兼容性视野以后，又该如何重建“十七年文学”研究呢？这涉及方法、对象和问题空间等多个层面。 就方法而言，两派学者都亟须调整。民族国家论者需要重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他们强调新中国的“硬指标”、强调“十七年文学”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贡献，但无法回应对手以“人”的名义发出的批评。其实，“硬指标”并非只是数据，它内含的沉甸甸的生命重量远远不会像郜元宝所批评的那样被一个路翎的悲剧“抵消所有”。(26)据我2014年2月在故乡医院的观察，病房里半数以上的病人都是农村老人。这在实施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十几年前，这些老人若生重病，不是活活拖死，就是“主动”自杀。这中间包含多少人身的痛苦与绝望！应该说，合作医疗政策让以亿计的农村老人获得了基本的生命尊严。以此类推，半世纪前的土改与解放也一定让以亿计的佃农、长工、无业游民、妓女、农奴等“受苦人”强烈感受过不被官绅奸杀、获得起码尊严的喜悦与温暖。有关这些尊严和温暖的记载，或是欠缺(学者们在关注路翎时很难想及那些自杀或住院的农村老人)，或被论证为“虚伪”(如新自由主义之于“十七年文学”)，但这并不意味有现实思想力的学者发现不了国家与个人的双重关系——除了压制，国家也可能促成个人的自由与尊严。这是我们重新考量“十七年文学”的起点。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除此之外，另有两点需要调整。其一，破除官方/民间、主流/异端、一体/多元等二元对立思维，呈现“主流”“异端”内在的差异性，二元之外交错博弈的多重文学观念和文学利益。其二，破除抽象阐释，重返历史语境，“开放式地将它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情景’中去审察，关注这些形象、情感、审美及其文体、样式的产生演化的情景和条件”，(27)即以“同情之了解”呈现对象自身的内在逻辑。以上方法调整，可以“重新打开和释放文学‘史’的空间，释放被当前霸权的‘文学’观念所压抑和排斥的文学观念”，“重新发现它复杂的层次。”(28) “重新打开”意味着研究对象的重组与激活。其实，当前“十七年文学”研究大体仍未走出“翻案”的“旧轨”，不过是把过去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这使之对“十七年”有着深刻的“路径依赖”——我们看到的仍是当年评论家所看到的。倘若学者真能放弃主流/异端、官方/民间等“认识装置”，重回具体的历史环境，一定会迎面撞上许多鲜活的对象与问题：我们会发现所谓“政治”不仅是压制，可能还包含下层阶级现实的生存欲求和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会发现被批判的俞平伯与胡乔木等“新朝”权要关系特殊以致冯雪峰对他都不免惮让三分；会发现南京文联机关刊物《文艺》对《讲话》兴味淡漠，而《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似乎专门攻击延安小说家；会发现“旧诗”一度围攻“新诗”，而中央的刊物普及化方针屡屡遭到《文艺报》“讨论”终至折戟沉沙……此外，丰村、孙谦、王啸平、管桦、谷峪、立高、李伯钊、白刃、朱定、王林、叶君健、刘真、王淑明、碧野、马加、竹可羽、刘澍德等一长串名字也会一起涌来。无疑，“十七年文学”还有比预想大得多的研究空间。这意味着研究对象还需要做“加法”。而这，又要求新的问题空间的打开。这涉及两个方面：文学性研究和文化性研究。 其一，文学性研究。什么是“十七年文学”的“文学性”呢，是灵魂的纵深呈现，还是情境创造、语言驱遣、心理刻画、细节再现？遗憾的是，这些研究都较少开展。为什么呢？不少研究者觉得，在一个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年代，有何“文学性”可谈？这种新自由主义式的武断值得反思。一则如前所论，“政治”不可简单等同于压制、非人性，它也可能是普通民众尊严与权利的反映，二则即使“政治”如同“忠孝”一般狭窄，但类似《三国演义》的杰作完全可能从中产生。也就是说，“写得怎样”和“写什么”并非一回事： 无论“写什么”、无论“怎么写”，要写得好，才能使作品获得文学价值……“写什么”，是有可能或拥一个主义，或树一面旗帜，或发布行政指令，或制造媒体效应，用一年半载就能做起来的。“怎么写”，是有可能或立一个名号，或认一位师傅，或成帮结派，或三两同道，用一年半载也能做起来的。而“写得怎样”——“写得好”则肯定不容易。(29) “写得怎样”，才更值得研究！正是在此意义上，刘纳高度评价所谓“伪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柳青“以沉甸甸的笔触实现饱满的表达”，“他的描述底气充沛，形成了独特的深沉的表达力量”，“他追求形象的能见度，人物的动作、语言、表情、声调、每一个念头、每一缕心绪，都不苟且带过”。(30)事实上，“写得怎样”正是柳青这代作家极为重视而今天研究者颇为疏忽的问题。 其二，文化性研究。文学可能是私密的灵魂的表达，但更可能是叙事性的文化生产，它“要叙述一个‘故事’”，“创造一套价值、一种意义”，从而塑造伦理认同，“给心灵以家园，给社会以秩序”。(31)对此华莱士·马丁亦有谈及：“世界的新闻以从不同视点讲述的‘故事’的形式来到我们面前”，“在这些不同观点的每一个的后面都有一部历史，以及一个对于未来的希望”，“这些故事使我们能够解释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被引向何方”。(32)在此意义上，文学也是一种实践叙事学，它涉及“‘政党实践’阶段不可避免的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33)对此，黄子平、李杨、蔡翔等都有所涉及，但将之作为系统的实践叙事学的研究，尚有待展开。这将是颇具生长力的研究。从理论上讲，它可包括四个层面。1.叙事动力研究。对此，黄子平的“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34)的观点屡被引述，但显然，这是“用‘集权专制’底下的意识形态的附属品的文学来给予定位，这对那个时期的人是不公平的”，(35)而“十七年文学”与“弱者的反抗”的关系，甚至与“人的文学”的关系，都还有待在具体文学史实中被挖掘。2.叙事策略研究。哪些人、事件和环境能够叙述，又有哪些“不可叙述”，无疑牵涉到文本内外的话语角力。其中，阶级有最多机会充当“主导概念”，但它与中国社会中其他话语(如宗族、邻里、江湖等)之间又达成了怎样的妥协、平衡与互动，同样有待深入剖析。3.叙述机制研究。“合法”的人、事件、环境被组织为完整“故事”，涉及怎样在经验事实中“埋设”特殊因果机制的问题，这其中隐藏着大的“秘密”。4.意识形态效果研究。叙述与价值、文本与现实、作家与时代，这三层互动关系可形成分析“十七年文学”意识形态建构的有效方法。而前述四个层面可合成系统的实践叙事学研究。 通过文学性和文化性的研究，“十七年文学”有可能被重新激活。新的研究或各有进路，但有两点判断是可以提前做出的：其一，作为人生经验的再现，“十七年文学”有其自身的叙事成规和美学魅力，亦需通过它自己的“眼光”来呈现自己；其二，作为文化生产的叙事实践，它也有自身叙述的策略和机制，并构建着自身与现实的特殊关系。而这两层，都和文学史上其他类型的文学并无本质的差异，都存在着内在的建构与排斥，肯定与否定。它之所以在研究史上呈现出迥异的“面孔”，更多是因于不同时代研究者立场、视野和问题空间的差异。 ①董之林：《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学术月刊》2007年6期。 ②王晓明等：《“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编》，www.cul-studies.com。 ③王彬彬：《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北京文学》2010年2期。 ④王彬彬：《〈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3期。 ⑤陈思和：《编写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2期。 ⑥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9页。 ⑦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页。 ⑧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1期。 ⑨李陀：《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3期。 ⑩程光炜：《我们如何整理历史——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文艺研究》2010年10期。 (11)武新军：《“十七年文学”研究的三个误区》，《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5期。 (12)洪子诚：《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2期。 (13)(26)郜元宝：《读〈路翎传〉想到的》，《南方都市报》2006年7月26日。 (14)陈晓明：《再论“当代文学评价”问题——回应肖鹰王彬彬的批评》，《文艺争鸣》2010年7期。 (15)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2001年3期。 (16)刘再复、林岗：《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化写作——从〈春蚕〉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二十一世纪》1992年6期。 (17)郭长兴：《我和〈暴风骤雨〉——回忆半个世纪来郭全海伴我走过的路》，《从光腚屯到亿元村》(内部发行)，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哈尔滨科学印刷厂2004年印，第111页。 (18)杜鹏程：《杜鹏程文集》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40页。 (19)赵园等：《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2期。 (20)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南方文坛》2009年3期。 (21)[德]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22)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23)[英]理查德·艾文思：《捍卫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5页。 (24)(25)[美]阿卜杜勒·詹·穆罕默德、戴维·洛依德：《走向少数者话语理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7)(33)吴秀明：《关于“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思考》，《学术月刊》2007年6期。 (28)旷新年：《从文学史出发，重新理解〈讲话〉》，《文艺理论与批评》2007年4期。 (29)(30)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文学评论》2005年4期。 (31)程文超：《欲望的重新叙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32)[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34)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35)陈晓明：《对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评价》，《北京文学》201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