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学说正在进行第三次历史性飞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历史性论文,正在进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世界历史舞台上演了多少风起云涌、风雷激荡、风云变幻、威武雄壮而又动人心魄的活剧。
20世纪，人类承受了多少战火与离乱、痛苦与悲哀、欺诈与凌辱，却一直在顽强地追求真诚与善良、和平与幸福、公平与真理，一直在执著地寻求没有战争与凶残、没有剥削与压迫，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进步的理想社会。
今天，人们在站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门槛，回首审视历史车轮的轨迹，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朋友，还是社会主义的敌人，都承认这铁一般的事实——社会主义是20世纪人类社会最为壮观、影响最为广泛、对人类社会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社会主义在20世纪，经历了呱呱落地、成长壮大、高歌猛进、遭受挫折和局部失败，却一直在艰难曲折中顽强前行。
本世纪初叶，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一系列胜利的新时代。
进入本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在欧洲和亚洲（以下简称“欧亚”）大陆高歌猛进，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在德国法西斯的进攻下纷纷败北之际，是社会主义的苏联，顶住了法西斯的进攻，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并直捣法西斯老巢，在全世界面前显示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欧、亚洲、拉丁美洲10多个国家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占全世界人口约1／3、面积约1／4的国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亚洲、非洲、南美洲一批从原来殖民地、半殖民地走向民族独立解放的国家，也纷纷打出了社会主义旗号，社会主义影响日增、声威大振，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以下简称“苏、东”）八国的政局发生剧变，短短几年时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下台、国家解体，至今仍未从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中走出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民主德国、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东欧八国有如“多米诺骨牌”，“忽喇喇似大厦倾”，纷纷放倒了社会主义旗帜，执政的共产党人败下阵来。
对此，西方国家一些文人政客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弹冠相庆、手舞足蹈。一些政客甚至得意忘形、口出狂言——在20世纪产生的社会主义，将在20世纪内彻底灭亡。
一时间，社会主义还行不行？社会主义往何处去？成为世人议论的焦点，成为蒙在善良人们心头的乌云。
在此浊浪排空、乌云压城之际，东方的醒狮——中国，高高举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继续坚定地沿着改革开放这强国富民之路大步向前，建设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事业显现出勃勃的生机和活力。
人们不禁要问：同样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是探索改革图强之路，为何结果反差如此之鲜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究竟如何？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对社会主义寻根溯源，需要全面综合考察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客观的分析。
二
社会主义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 在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诞生300多年以前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学说。
社会主义不是某些思想家、政治家大脑的产物，它和任何思想学说一样，都是一定社会历史的产物。
社会主义思想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作为克服、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的设想及主张而提出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并争取用一种更合乎理性、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呱呱落地，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成熟和扩大影响。
社会主义学说以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撰写的《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诞生于16世纪初资本主义最早发展起来的英国，迄今已有480年的历史。在此期间它经历了三次历史性飞跃。 这里所分析论述的“历史性飞跃”〔1〕，是指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运动史上， 解决了所处时代迫切需要给予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完成了关系到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重要历史任务，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和发展。它与哲学范畴的“飞跃”概念所指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即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具有不同的涵义。
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次飞跃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从16世纪到19世纪初叶，社会主义学说一直处于空想阶段。空想社会主义揭露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端，设想和描绘了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合理的未来理想社会，它反映和代表了早期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和理想愿望。然而，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和因素的局限，空想社会主义无法克服自身的根本缺陷——它既不能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又找不到能够改造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和革命道路，因而在空想的领域里徘徊了300多年， 始终无法实现根本性的突破和飞跃，而且其历史作用与历史的发展成反比。当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发展成“自为的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空想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其原来对启发无产阶级的觉悟和阶级意识的积极意义，同时代发展的进步要求越来越不适应，无法回答现实生活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到了19世纪30—4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也日趋成熟。历史进程提出了从根本上变革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客观要求。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发展成熟，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和思想理论的成果，又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在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实践中，完成了自身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从唯心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变。他们科学地考察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吸取人类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运用这两大学说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正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伟大历史使命，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和正确道路，从而解决了当时人类社会发展和工人运动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实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次飞跃。
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二次飞跃，发生于20世纪上半叶，其主要代表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主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危机、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特征；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革命的中心从西欧转移到东方。这一切使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时代课题。比如：如何分析、把握帝国主义的特征、本质和基本矛盾，正确认识帝国主义与战争和革命的关系？在帝国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仍然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西欧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革命形势下，是否可能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可能，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把握有利的革命形势和时机，适时地发动并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因此，创立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理论，探索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道路，就成为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运动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和历史任务。
列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和革命实践经验，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和创造。他在全面、深刻地揭示帝国主义经济、政治特征的基础上，发现并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由此开始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找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道路，领导东方大国——中国取得革命胜利，建立起人民的新中国，并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新理论，产生于20世纪初的俄国；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它们虽然诞生在不同的国家，在时间上也有先后之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的不同阶段。然而，由于它们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其时代基本特征是危机、战争与革命；它们面临、而又解答了同样的重大时代课题和完成了同一历史任务——创立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理论，基本回答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开辟了帝国主义时代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由理论变成现实，由政治理想变为社会制度。所以我们说，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共同完成了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三
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性飞跃，总是带来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和走向新的胜利。第二次飞跃也不例外，它使欧洲、亚洲、拉丁美洲10多个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然而，这批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其经济文化的起点和基础都比较落后，它们基本上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论述较多的设想，即社会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已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较高基础上有较大的差距。这是否意味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总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一般规律的偏离或否定呢？是否像一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早产儿”或“畸形儿”呢？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基本矛盾的推动下，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更替的过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但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认为，这是就整个世界历史进程而言，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要走同一道路，都要机械地经历五种社会形态。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如果谁“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那么，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规律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的前提和条件下才能发生并取得胜利。因此，他们曾设想和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这种设想，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多，而且往往是和社会主义运动一般规律一起论述的。到了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俄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具备一定条件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二种设想。应该说，这两种设想都是人类社会发展总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一般规律的具体体现。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种设想至今一直没有实现，而第二种设想却在欧亚一批国家实现了。欧亚一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相继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阶段，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历史性的大跨越，使这些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面临着一系列错综复杂而又十分艰难的重大理论和现实的问题。比如：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正确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如何解决好先进的社会基本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建立起既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又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经济制度，探索出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并按本质要求去不断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摆脱封建专制传统的影响束缚，防止权力的异化和腐化，建立起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如何正确处理同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既充分借鉴吸收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又有效抵御和战胜西方敌对势力颠覆、破坏的阴谋，使社会主义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妥善处理好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安定团结的内外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和兴衰存亡，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人给予正确的回答和解决。
带着这些问题，原苏联、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的探索。
列宁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第一人。他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不仅形成了新经济政策等经济思想，而且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宝贵的思想理论观点。遗憾的是，由于重病缠身，过早去世，列宁这些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来不及充分展开和进一步实践，许多重要的思想尚来不及深化和系统化，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长达2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形成了以高度集中统一、高度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被称之为“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曾在较长时间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模式，在苏联实行了几十年，东欧诸国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主客观原因，也长期基本实行这一模式。这样，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形成和发展起来，又被他的后继者们凝固和僵化起来的模式，就成为当代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基本模式，成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斯大林模式”呢？笔者认为，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在欧亚一批国家的推广实践，毕竟是20世纪人类探索未来理想社会的一次伟大尝试和重大社会历史现象。这一模式基本体现了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和人民当家作主等社会主义原则，是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早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的创立，使近一个世纪以来无数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无产阶级为之真诚追求和不懈奋斗的美好理想变成了客观现实，使科学社会主义从一种理论、运动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制度。这一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有效地集中全国的优势和人力、财力、物力，迅速恢复发展生产，进行关键性重点项目的建设。因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经济落后的国家恢复被破坏的国民经济，起步建设社会主义和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基础，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事实上，这一模式在30年代使苏联在短期内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了一大批大型的工业基础，初步建成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它使苏联从1928年至1950年，仅用了20多年时间就从原来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为先进的工业国，工业总产值超过了英、法、德三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这一模式还为苏联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条件，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向全世界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优越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一模式在世界上影响更加广泛，不仅吸引、激励欧洲、亚洲、拉丁美洲10多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且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大批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国家和政党产生了认同感，纷纷打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号，甚至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少有识之士和人民也向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时间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
从50年代中后期开始，“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逐步显露出来。到了70年代下半期，这一模式、体制已由曾经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桎梏。这一模式的最大弊端是效率低下，缺乏活力，具体表现为：不顾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状况，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片面追求公有制形式的“一大、二公、三纯”，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面，反过来影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手段和无所不包的经济计划去指挥、组织国民经济活动，排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影响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经济建设经常出现重大的失误和浪费；中央管理部门权限过于集中，致使机构臃肿，官僚主义严重，工作效率低下，而地方和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没有自主权，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分配上盛行平均主义，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长期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畸形发展，影响了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在政治体制上实行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机关和少数人手里，甚至形成个人专断独裁，再加上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长期不健全、不完备，终于酿成个人迷信盛行和滥杀无辜的大清洗运动；这一体制还缺乏让人民群众实施有效监督和约束的机制，为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开了方便之门，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等等。由于这些弊端长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而日益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进入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半期和80年代初，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一直持续下降。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转变而建立起来的。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曾有过一段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和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辉煌成就的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之后，毛泽东同志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在50年代中期对“斯大林模式”的缺陷与弊端也曾经有所觉察认识，并力图克服这些弊端，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和成就。比如在理论方面，党的八大正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因此要把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上，提出允许办私营工厂、允许个体手工业和小商贩继续存在；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提出要扩大地方的权力、增强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提出要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明确要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在政治领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提出要完善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等等。
然而，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由于教条主义和“左”倾错误思想逐渐在党内占据支配地位，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某些方面进入误区。主要表现为：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论直接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生，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重大损失；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偏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给党、人民、国家带来浩劫，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非但未能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未能解决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问题，未能走出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来，而且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更加严重地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
四
东欧八国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也基本上照搬、沿袭“斯大林模式”。由于这一模式的弊端日益显露，苏、东各国先后开始了对这一模式的改革。这场改革发轫于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在苏、东大多数国家中普遍广泛地开展起来，出现了第一次热潮。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革探索，几经曲折、步履维艰，苏、东国家的经济体制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然而，由于改革未能从根本上突破传统的僵化体制模式，未能摆脱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加上国际条件的变化，从70年代后期开始，苏、东各国的经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和困难，面临着日益深重的危机。
进入80年代中期，以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为标志，苏、东国家又迅速地刮起了一阵新的改革旋风。这场改革的前期（1985—1988年），改革的理论和方案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触动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克服其固有的弊端。到了后期（1988—1991年），当经济改革受挫，一筹莫展，在国民经济状况未能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就草率地将改革重点转向政治体制，并使整个改革逐步地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这段期间，苏联改革的总体目标从原来“完善社会主义”、纠正“斯大林模式”对社会主义的部分扭曲，变为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造；改革的指导思想由马列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为全面推行私有化；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上，从提倡民主化、公开性到推行“思想多元化”、“政治多元化”，全盘接受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等等。终于导致苏、东各国的改革中途夭折——本来应该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增强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改革，却变成了埋葬社会主义的剧变！短短三年时间，在一股股狂潮冲击下，执政的共产主义政党相继丧失了政权，社会主义的国号改变，旗帜易色，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蒙受空前劫难，跌入了低潮。
苏、东的剧变引起了一切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的思考：为什么十月革命的发祥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强大实力的超级大国苏联，会突然变质并走向解体？为什么已经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已实践了几十年的东欧国家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剧变？为什么曾经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的共产党会被人民所抛弃？……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现象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的合力的产物。〔3〕苏、东国家发生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既有历史的“欠债”，又有现实的失误；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等方面的原因，对这些原因，如能“痛定思痛”，正确认识并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则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大有裨益。笔者认为造成苏、东剧变的错综复杂的多种原因中，主要的和比较一致的原因，一是执政党没有自觉坚持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长期跳不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框，致使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趋缓慢，甚至停滞倒退，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动摇了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和社会主义政权的根基；二是受封建专制传统和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在国家政权和执政党建设方面，集中过度，民主不足，领导者个人专断，执政党日益脱离群众，失去了民心，后来又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软弱涣散，节节败退，走向分裂或解散；三是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发生偏差，先是长期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窒息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后又急剧右转、怀疑、否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导致党内和社会上严重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从而动摇了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思想基础；四是固守旧体制拒不改革或改革偏离正确方向、战略策略失当，都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五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向社会主义国家发起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是苏、东剧变的催化剂和重要的外部原因。此外，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在各种危机的刺激下逐步激化，加上对民族问题处理的严重失误，则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走向剧变和解体的导火线和又一重要原因。
五
在原苏联、中国早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等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很有理论价值的思想观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就是其错误和失误的教训，如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加以科学总结，也能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一切都对后人的继续探索和酝酿发生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三次飞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和深刻的启迪。然而，从总体上来说，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志都没有解答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没有完成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成功道路的历史任务，尚未建立起完整、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因此，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完整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到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处于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国际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科学地解答当代中国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完成探索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的历史任务；要科学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指导实践获得新的成功；要正确面对国际形势，接受挑战，使我国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中加快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在继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创立具有时代特征、符合中国国情、能够解答当代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时代课题的新的科学理论。正是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多方面的因素，构成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运而生。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领导全党审时度势，拨乱反正，坚决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果断地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制定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逐步形成和建构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体系最核心或最基本的层次，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与以生产力为基点的唯物史观的高度统一。这两方面的重要思想和有机统一，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贯穿于全部理论的方方面面。
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以生产力为基点，从三方面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块基石，形成了这一理论体系的第二个层次——即社会主义本质思想的提出，初步回答和解决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根本目的的结合上去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并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去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初步回答和解决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如何正确认识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为解决逾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经济文化基础又比较落后的矛盾，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佳经济组织形式、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突破了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困扰人们的重大历史难题，走出了一条使社会主义增添生机和活力的新路。
以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上述三个方面的突破为基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形成了第三个层次，即带有路线、方针、政策属性，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具体指导的一系列应用性理论，从而初步回答和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和当代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难题。例如：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转机和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外交策略理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和“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构想等，则为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为本国建设发展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从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战略和策略原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理论，社会主义依靠力量理论，社会主义军队与国防建设理论，则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发展和长治久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文明进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
总而言之，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初步的比较全面、系统、科学地解答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找到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这一理论已经被中国新时期17年改革开放实践检验证明其科学性和巨大效力。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和结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学说正在进行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理论为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我们今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发展实践，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思想武器。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以这一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必须坚持以这一理论为全民族振兴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与此同时，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一理论，不断地把这一理论的研究和实践探索推向深入，把坚持这一理论同总结历史经验、考察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以及环境变化联系在一起，同研究解决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联系在一起，并根据时代和实践的要求，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这一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永葆青春，并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显示出更加伟大的理论价值，指导和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新的成功。
让我们在坚持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中，完成历史与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走向21世纪，为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本文是广东省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三次飞跃》一书的绪言）
注释：
〔1〕“飞跃”一词的内涵，据《新华词典》有两种解释：1.哲学范畴，也叫突变、质变，渐进过程的中断。指事物性质发生根本的变化，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2.比喻突飞猛进，例：飞跃发展。本书“飞跃”概念主要取第二种涵义。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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