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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1)09-0044-0011
修订日期：2011-10-08。
199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内涵发生了重大调整。1996年以后，中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发展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并且从单纯的外延扩张，向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相结合的双向增长模式转变。城市化驱动结构的转换使中国进入多元驱动时期；服务业驱动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并且将取代工业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源和驱动力。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从过去过度重视中小城镇发展，向以大城市建设为中心、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新型城镇体系转变。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使城市(圈)群的形成与发展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城市化内涵的转变
1949年以后，中国逐步进入到城市大发展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发展步伐加快。20世纪80年代，中国主要采取农村突变式的逆向空间开发模式，通过发展小城镇，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大中)城市带动式的顺向空间开发模式越来越明显，城市通过发挥集聚与辐射作用大大带动了农村地区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由单纯的外延扩张，向外延扩张与内涵发展相结合的双向增长模式转变。
中国城市化内涵的转变主要表现为：城市化由人口流动转向功能提升，强调城市作为市场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的内涵，特别是关注经济能量的聚集度和对区域的辐射力。这一时期，城市所承担的主要功能与任务包括：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新一轮财富积累的基本动力；信息时代“五流”(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交汇的网络节点；培育科技竞争力的创新源头；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先导中心；实现可持续目标的操作关键。①
具体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很高的同质性。首先，中国城市化道路具有“城镇化”性质。城市化将镇纳入其中，所以称为“城镇化”。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长期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率迅速提高。其次，中国城镇化呈现“立体网络型”的协调发展态势。由于中国走的是一条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所以，中国城市的发展格局是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以大带小，协调并举，构筑一个能够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立体网络。再次，中国城镇化采取“差别化”的区域布局。东部主要体现为丰富城镇内涵、提高城镇化质量，形成有生命力的城镇带、都市圈、大城市连绵区；中部主要体现为大力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结合能源基地、物流中心建设，扶持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西部则主要控制小城镇无序发展，优先发展大城市，有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将超出环境承载容量的人口向区内大中城市和东部沿海迁移。最后，中国城镇化与体制转型紧密结合。为实现城镇化目标，着力促使城镇化从政府推动型向市场引导型转变。中国一方面，打破城乡人口管理的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另一方面，改革城乡管理体制，为简政放权、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创造条件。因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城镇化”的性质和倾向。
另外，中国实行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策略，长期影响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格局，其弊端日益明显，目前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变革节点。有研究认为，1949年以后，“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当发展中小城市，积极鼓励小城镇的发展”的政策，将发展的重点放在建设城镇而不是城市上，这导致了中国大城市的发展受到严格限制。②因此，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在继续为小城镇发展提供必要条件的同时，必须从消极限制大中型城市发展转向积极鼓励发展大中型城市。
首先，从集聚经济的规模净收益来看：低于10万人的城市规模基本没有正的规模收益；规模在100万—400万人区间时，净规模收益约占城市GDP的17%以上，最大一点出现在200万人左右；超过1 200万人，规模收益又变成负值。总的来看，在10万—1 000万人这个规模区间的城市，都或多或少有净的规模收益，同时，大致在100万—400万人这个区间的净规模收益最大。
其次，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城市规模越大，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越高。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均GDP越高，人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也会随着上升。而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比例越高，政府所面临的外部成本负担就越重。因而，从这一指标来看，最差的是5万人以内的小城市；其次差的是5万—20万人的城市；大于50万人和大于200万人的城市较好；而成本最低的是100万—200万人这个规模区间的城市。
再次，从用地来看，(特)大城市人均用地约60平方米，中等城市人均用地约75平方米，小城市的人均用地约100平方米，小城镇和小集镇的人均用地约450—550平方米。据此推算：以发展小城镇和小集镇的方式从农村转移4亿人，所需消耗的土地将会达到20万平方公里，即0.2亿公顷耕地；以转移到大城市的方式进行安置，则只需3万平方公里土地，合耕地为300万公顷，同比减少土地损耗1.7亿公顷。
最后，从城市人口来看，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36%，全国有1/3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城镇地区”包括了全国600多个城市和将近2万个小城镇，镇的规模平均不到1万人。在中国4亿多城镇人口中，有将近2亿人住在镇上，真正的城市人口只有2亿多人。200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我国城市数量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32个增加到2008年的655个，城市化水平由7.3%提高到45.68%。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从1949年的10个，发展到2008年的12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括市辖县)GDP占全国62%。其中只有77.8%的非农人口能够享受到城市人口的各项社会保障，而余下的22.2%(约1.3亿人)虽然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却享受不到城市的相关福利。
二、促进中国城市发展驱动力的变动趋势
由于受到“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当发展中小城市，积极鼓励小城镇的发展”政策的影响，中国将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建设中小城镇上，从而导致了中国长期以来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协调的问题。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正向作用明显强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反向影响，而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却不够显著。
2.1 中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发展关系的变动趋势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呈现高度密切的关系。③④⑤特别是，1996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30%的阈值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以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入到调整期：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从主要受经济发展推动向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协调互动转变——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到受城市化与工业化双引擎驱动新时期。
通过对改革开放后26年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结构性变化进行断点检验。⑥结果显示：在1986年出现了明显的断点，F统计值为2.08，大于α在5%显著水平下的统计值，表明1986年之前与之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中国在1984年对农村实行的“离土不离乡”政策，以及对沿海城市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密切相关。这两项重要政策均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所提出，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效应在1986年左右开始显现，从而引起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的转折。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在契合度方面存在着比较弱的相关性；城市化长期以来并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一些学者采用“人均GDP(GDPP)”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关系”两个指标，研究了118个国家或地区在1965-2005年40年间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按照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划分为4种类型：一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正相关的高级协调型；二是发展中国家居多的城市化过渡型和低级协调型；三是城市化滞后型。中国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水平也较低的低级协调型(见表1)。⑦
从阶段性来看，可以进一步将我国1965-2005年间的演变路径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改革开放以前(1965-1975年)，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进程都非常缓慢。经济发展水平不断下降，城市化水平下降更为剧烈，两者之比达到1∶1.91。第二，改革开放前后一段时期(1975-1995年)，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都得到稳步提升。1975-1985年，城市化的增速快于经济发展，约1.72倍，主要原因在于弥补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化滞后的状况；1985-1995年，城市化的增速略慢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速度快于城市化1.32倍。第三，1995-2005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城市化水平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995年以后，我国城市化进程极大的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水平的6.87倍。其中，1995-2003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从最初的29.04%达到40.53%，期间年均递增1.43%。这一时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急速发展的时期。⑨
从长期关系上来看，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虽然长期存在均衡的关系，但是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上，而城市化长期以来并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根据1978-2002年的历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利用回归方程：
log(URB)=1.748+0.204×log(RGDP)(式中，URB为全国城市化水平；RGDP为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得出相关系数达0.94，1%水平显著，表明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⑩1978年以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正向作用明显强于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反向影响。主要原因包括：改革开放前，城市化水平明显滞后，1978年后的快速上升带有一定的自身恢复性特征；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引起城市化水平提高；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偏低，导致城市的扩散效应和辐射能力不强，溢出效应较差；市场分割使城市化在降低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不明显，导致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反向推动效应不够强劲等。(11)
2.2 中国城市化动力因素的变化趋势
钱纳里(H.Chenery)和赛尔奎因(M.Syrquin)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推进，并不是狭隘的局限于同比例、等速度发展，而是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二者有一合理的协调系数。有研究认为，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比值的合理范围在140%—250%之间。又有研究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互动关系的内在机理，是工业化发展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并通过这种转变带动城市化进程。(12)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总是随着工业化所处阶段的变化而变动。在工业化早期阶段，由于纺织、服装等主导产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链短，产业联系不紧密，城市规模较小，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空间形态呈“点”状结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主导产业转变为钢铁、机械、电力和化工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产品深加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依存度提高，集聚效应表现较为突出，城市规模日益增长，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空间形态也呈“带”状结构。到工业化后期，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都得到极大发展，价值链管理与产品内分工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这时城市发展格局主要表现为全球城市的地理分布，“大集中、小分散”，空间形态呈“网”状结构，城市(群脉)连绵带得到发展。
同时，随着空间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化进程与人口区域分布格局也相应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就业结构的变化规律表明：农业(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离开农业的劳动力将进入工业和服务业集聚的城市；其中工业(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呈现倒U型的变动趋势，上升到30%—40%就会陷入停滞，然后随着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比重又呈现下降的趋势；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则与农业正好相反，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在工业化后期，城市化的发展将主要依赖第三产业的发展。(13)就IU比(I=工业化率，U=城镇化率)与NU比(N=非农化率)而言，IU比最开始大于1，但随着经济发展程度提高，特别是服务经济成分的提高，IU比逐步降低。
从发展趋势来看，城市发展动力的重心也由工业变为服务业，过去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将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非农化劳动力中的大部分会被第三产业所吸收。(14)综合三个反映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一般模式，(15)当非农产值比重高于70%，农业产值比重低于30%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第一阶段；当非农产值比重超过80%，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20%以下，这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第二阶段；当非农产值比重进一步上升到90%以上，农业产值比重不足10%时，工业化就处于后期阶段或基本实现阶段。一般情况下，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段落在前期(30%—50%之间)还是后期(50%—70%之间)，主要取决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
从美国、日本等国城市化与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性高于与第二产业发展的相关性来分析，中国城市化在进入到快速发展阶段以后，会对第三产业产生越来越多的依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研究结论表明：从产业结构转变对城市化进程的作用看，城市化率上升，一开始与增加值比重、就业上升基本同步，但进入工业化中期之后，城市化率上升主要与就业结构变动相联系，而且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联系更为密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促进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动因一直处于动态演变之中：1984年以后，中国以轻工业发展为主推动城市化进程，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现为初步协调关系；90年代中期，随着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城市化开始推动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也进入到一个较高阶段。但是，由于大城市的发展受到制约，规模经济与集聚经济等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推动效应不够显著。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基本原因，在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低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同时，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非农就业的增长及其比重的提升。因而，服务业比重过低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结构性问题，也是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16)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的推动主体已经由一元向多元转变，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影响因素。(17)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驱动模式出现了新的动向，城市化从工业驱动为主向非农产业发展驱动转变，由单因素驱动向多元驱动转换。与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就业弹性较高，并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特别是，基于价值链的产品内分工带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工业就业比重进一步上升空间有限，非农就业比重上升的主要增长点只能依靠服务业的迅速扩张。
1980年，中国经济发展增长轴心形成以轻纺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浪潮。1979-1988年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2.8%，轻工业产值平均增长15%，而重工业产值平均增长仅10.9%，消费品需求尤其是耐用消费品需求是推动这一工业化浪潮的主要力量。中国经过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生活必需品消费热潮，中期的以自行车、手表、收音机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消费热潮，末期的以彩电、冰箱、洗衣机为代表的新兴耐用消费品消费热潮。旺盛的消费需求进一步拉动了投资需求扩张。1984-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5倍。从投资结构来看，大部分投资集中于轻加工业领域，致使轻加工行业的生产能力急剧扩张。在以轻纺工业发展为主导的工业化浪潮推动下，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经济高速增长。
90年代以后，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工业发展结构态势是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为主导的产业关联带动型的发展。在产业投资结构中，第三产业投资持续上升。1993年，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中，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重点建设项目不断加快。这几类产品在1992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持续高速增长，反映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中国工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以此为契机，“中国经济增长轴心发生转移，形成了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18)。可以说，90年代的重工业化态势是以中国城市化发展为背景的，是城市化推动的经济增长类型。
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2005年前后的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工化格局，工业化发展的不断回潮与大量投资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很大程度上挤占了本应属于第三产业发展的成长空间，城市规模的扩张并没有相应的带来就业结构的优化。有研究者以非农就业比重为主要对比指标，结合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衡量各城市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指标为城市化率的计算，多使用城镇人口比重单一指标，其中历史变迁分析采用“户籍非农人口”，对于现状分析采用“常住城、镇区的本地户籍人口”。(19)选取深圳、厦门、青岛、宁波四城市为代表研究我国沿海城市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结果表明，除深圳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偏差较小外，其他多数沿海城市都存在偏差，问题主要不在于工业化偏差，而是城市化偏差：工业产值比重片面上升，工业化过程中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工业化进程不能有效带动就业结构转变，从而带动城市化的进程。
又有研究者应用耦合机制和时空协调性模型，(20)进一步对1996年、2000年和2004年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规律实证研究表明：第一，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在地区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性。大部分省区处于低强度、低协调的颉颃阶段，且东部大部分省区的耦合协调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在空间对应上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第二，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差距在增大；第三，中国大部分省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类型为工业化发展超前型。
因此，新世纪中国城市化发展需要认真对待发展的动力源问题，切实解决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现实问题，有效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良性互动。而这一关键性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新型工业化之路，建立以现代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装备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进而拉动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与第二次劳动力转移浪潮的持续推进。(21)
三、中国城(镇)市化发展探究与展望
城镇化一直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在人口城市化为主的初级阶段，东部地区中小城镇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小城镇的发展与转型对于处于高级阶段的“结构转换型”(22)城市化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有了支配自身劳动的自由。1983年，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的农村就地工业化与城市化道路，提倡通过发展小城镇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转移，形成了“乡镇企业——小城镇”的转移型城市化模式。这一时期，“乡村工业化”所形成的乡镇企业发展，吸收转移了近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对我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23)同时，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由此产生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源泉。
然而，农村工业化与小城镇发展浪潮也导致了“农村病”的蔓延：第一，农村工业布局过于离散化，乡土色彩和传统产业特征浓烈；第二，农村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未实现城市化转移，享受不到现代城市文明；第三，乡镇工业环境成本日趋加剧，当地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第四，农业基础地位不够稳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妇孺化和农业资源浪费严重。(24)
随着中小城镇数量的增长，对非农产值与就业人数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拉动力。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抑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造成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与背离；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辐射与吸纳能力。(25)
究其根源，中国乡村非农产业难以向城镇集中，存在多方面原因：一是主要来自于当地农村社区农民所产生的相对稳定的需求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非农产业企业得以维持；二是企业本地化，把企业办在家门口，实现就地取材和销售，可以大大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三是便于以临时工的方式极为方便的招收大量闲散农村劳动力，极大地降低了人工成本；四是不用提供食堂、宿舍等基础设施，进一步节省了企业开支；五是低廉的土地使用费和其他资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可以有效地降低税费及各类开支；六是便于逃避不必要的监管，企业的灵活性大大增强。这一时期，中国城镇人口的组成发生了较大变化：第一类是城镇建成区内的市镇非农业人口；第二类是分布在城镇近郊，融入城镇社会经济活动，使用城镇基础设施，享受城镇文明的部分农业劳动人口；第三类是以流动方式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流动人口，这些人口，部分呈钟摆型在城镇与农村之间进行流动，部分长期在城镇中务工经商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小城镇的发展趋势已经开始从单纯追求数量扩张，逐渐转向质量提高与规模成长并举。1995年，我国小城镇总数与1990年相比没有增加，但建制镇数量增长较快，由1990年的10 126个增加到16 000多个，增加了5 800多个，平均每年增加1 000多个；规模较小的小城镇(集镇)数量逐年减少，而规模相对较大的小城镇(建制镇)数量逐年增加，说明了我国小城镇的发展已经由速度型转向质量型。与此同时，90年代，我国城市发展呈现出区域集中化的趋势，城市群、城市带逐步形成和扩大。形成了辽宁中部、京津唐、山东半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五大城市群；沿铁路京广线、津沪—沪杭线、京哈线、陇海—兰新线、焦枝、枝柳—湘贵线、浙赣—湘黔—贵昆线、宝成—宝昆线也形成了带状城市带；形成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区为龙头，芜湖、九江、武汉、黄石、岳阳、重庆、合肥、南昌、长沙、成都等沿长江黄金水道的城市带，这些城市群(带)的形成，极大地提高了该地区的城市化水平。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乡镇企业进入缓慢发展阶段，由农村工业化所带来的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也进一步减弱。由于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再加上乡镇企业基础设施条件低下，交通运输、通讯等条件缺乏，市场信息滞后，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力量薄弱等先天不足逐渐暴露，农村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诸多方面的限制。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在这一时期逐步显示出弊端，基于城市功能分工的城市间分工与合作的区域发展模式，日益成为中国城镇空间优化布局的主要发展方向。(26)
有研究表明，高密集、高城市化地区与比较疏松的城市地区相比，城镇之间具有“强相互作用”(27)。城镇密集到一定程度，城市生活、规划建设等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打破了城镇大而全、小而全的必要；生产、生活的可选择性更多；集中配置基础设施的效益更高；自然资源的因地制宜利用，可以更为充分，更有利于专业化分工。我国长江三角洲城镇密集地区，应突出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整体性，通过协调发展，走出一条新路。
2000年以后，城市化的发展突破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一数量层面的范畴，转变到实现城市全面发展的质变阶段，城市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为了更加有效的发挥大城市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发展战略也从过去过度重视中小城镇发展，向以大城市建设为中心，中小城镇协调发展，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新型城镇体系转变。
随着城镇体系规模结构政策和城镇建制的调整，大城市固有的功能多、市场大、效率高、聚集强的特点日益突出，中国城市规模结构的优化升级明显加快。2001-2003年，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增加了134个，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增加221个，50万人口以上的小城市减少了358个；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了1.13亿，年均增长18.4%，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增加了16.6%，平均每年提高5.5%；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人口只增加了1 066万，占城市人口总比重的15.6%，与“九五”末基本保持一致；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人口总量下降5 485万，比重下降了16.6%。
2005年以后，中国城镇化发展转型的思路主要体现为“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转变”或“乡村非农产业城镇化”。农村工业化向城市工业化转变，即根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在关系，在农村工业化发达的地区，加快城镇和城市的发展，将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很高的农村区域升格为城镇或城市区域，将已经长期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同时，沟通和加强乡镇小企业与城市大工业的联系，推进企业的购并与联合，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并带动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实践中，东部地区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最具代表性。(28)江苏乡村城市化主要采取了乡村就地城市化、行政规划调整带动、迁村并点——中心村建设等模式。珠江三角洲由于大部分的外来资金流向了农业地区的乡镇企业农村地区，因而也走的是一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道路。第一，乡镇企业灵活的经营机制和对市场应变能力对港商具有更强的吸引力；第二，农村地区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费用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第三，城市的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对发展初期的简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不构成明显的约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6%，城镇人口达6.2亿，城镇化规模居全球第一。《报告》指出，1996-2005年，中国每年新增城镇人口数量超过2 000万人；2006-2009年，每年新增城镇人口数量大约为1 500万人。到2009年底，中国城镇人口总量为美国人口总数的2倍，比欧盟27国人口总规模还要高出1/4。然而，中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高，城镇化却呈现出典型的不完全城镇化特征，城镇化率在统计上有些高估。考虑到其中包含大量城镇农业人口和大量尚未融入城市的农民工，中国完全的人口城镇化率至少要降低10个百分点。“城镇化的速度与质量严重不协调”。(29)
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也是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等高度集中且激化的地区，同时又是目前全国和省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中28个城市群的总面积占全国的21.98%，但却集中了全国44.63%的总人口，60.43%的非农业人口，62.29%的固定资产投资，76.85%的经济总量，77.72%的工业产值，70.0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5.75%的第三产业产值，提供着全国67.30%的地方财政收入、73.09%的进口总额、80.40%的出口总额、94.16%的外资和40.92%的粮食。(30)城市群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但如此集中却反映出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不均衡，地域差别过大。
中国的28个城市群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31)：第一，处在趋向鼎盛阶段的一级城市群，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包括京津冀都市圈、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多为双核或多核心城市群。沿海地区优越的区位条件使城市群发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第二，处在发育成熟和快速发育阶段的二级城市群，集中分布在东中部地区的环渤海经济区、长江上游经济区和闽南金三角地区。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的城市群主要分布在中国中部地区，成为中国城市群体系中高发育城市群与低发育阶段城市群之间的过渡区域；第三，处在发育雏形阶段的三级城市群，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如分布在西藏经济区、新疆经济区、黄河上游经济区、南贵昆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经济区中的城市群，这些地区大致自北部向南以大兴安岭、阴山山脉、六盘山和横断山脉为界，是中国年降水量400毫米的分界线，以西地区是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和高寒地区，在现有经济发展方式下，该区域很难形成高发育水平的城市群。具体包括呼包鄂、银川平原、兰白西、酒嘉玉、天山北坡城市群等。(32)
纵观中国城镇化发展历程，从单体城市向城市群(脉)的发展转型，实现城市间产业链接与功能分工、合作，是新时期中国城市化转型的新动向。这既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城市化从量变到质变，由初级“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阶段，向高级“结构转换型城市化”跃迁的必然结果。
四、结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道路进一步向纵深挺进，新型城市化的概念与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型城市化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等基本特征和内涵。其中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强调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集约发展；社会和谐强调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和谐发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强调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统筹发展。(33)
中国长期以来的城镇化为主体的城市化政策取向优点在于以次中心或以小城镇为主导，发展体系较为完整，城乡区域发展比较平衡，城市化发展后劲较强。但城镇布局分散，经济集中度较低，因而严重制约了第三产业发展。而少数几个中心城区的发展模式，虽然经济与人口集中度较高，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城市化水平也比较高，但城镇体系不完整，城乡发展不平衡，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后劲。两者都不能很好地兼顾中国的具体国情，城市难以取得数量与质量并重的效果。
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特)大城市是人才、资金、技术和信息等要素的聚集地。从发展趋势看，这些城市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并适时淘汰或向周围地区扩散传统产业，以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轻型化与优化升级。中小城市是地区经济的中心，通过要素的流动、信息的传播等，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组织协调与带动作用，是资金、技术和人才等生产要素流动的中间环节和沟通城乡联系的主要纽带。小城镇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小城镇的发展，对于活跃市场，扩大就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的城市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34)但是，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战略方针仅限于此显然是不够的，而且也不能符合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浪潮。现实表明，未来几年中国城市化将会出现集群化的发展趋势：从本世纪初开始，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等都市密集区，出现了一体化进程加速的趋势。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等城市(圈)群的出现。这是区域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也是城市化的高级形式。(35)
因此，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城市化道路进入到一个快速的发展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的主流也已经从离散型的单体城市发展转化为城市群的发展发育与扩张。制定以城市群为重点的发展战略可以很好地解决大、中、小城市发展的兼顾问题，同时也有利于对城市化发展战略历史问题的消化与纠正，更有利于科学构建中国未来城市的发展蓝图与远景。
注释：
①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辑委员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
②王小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1期，第23-32页。
③蒋耒文、考斯顿：“中国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原因探析”，《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1期，第45-51页。
④陈甬军、陈爱民著：《中国城市化：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第42-50页，第51-57页，第405-412页。
⑤刘盛和、陈田、蔡建明：“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省际差异”，《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第937-946页。
⑥邹检验(Chow)方法，假设在1978-2003年为同一性质样本，构建有约束的回归方程，然后分别以某年为断点，构造1978年至断点，断点至2003年两个无约束的方程，最后，回归的残差平方和构建F统计量：
F=(RSS-RSS1-RSS2)K/(RSS1+RSS2)/(n1+n2-2K)
其中：RSS为有约束方程的残差，RSS1、RSS2分别为两个无约束方程的残差。
F统计量遵循自由度为(K，n1+n1-2K)的F分布，如果计算出的F值大于给定α水平下的临界F值，则拒绝两个无约束方程回归相同的假设，即断点年份前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结构性变化。反之，说明1978-2003年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⑦陈明星、陆大道、查良松：“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地理研究》，2009年第3期，第464-474页。
⑧陈明星、陆大道、查良松：“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地理研究》，2009年第3期，第464-474页。
⑨叶超、陈明星：“国外城乡关系理论演变及其启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1期，第34-39页。
⑩陈洋、李郇、许学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地理科学》，2007年第2期，第142-148页。
(11)李金昌、程开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财经研究》，2006年第9期，第19-30页。
(12)李捷、王志宏：“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探讨”，《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102-105页。
(13)杨治、杜朝晖：“经济结构的进化与城市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第82-88页。
(14)钟水映、李晶：“经济结构、城市结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人口研究》，2002年第5期，第63-70页。
(15)库兹涅茨模式、钱纳里—埃尔金顿—西姆斯模式、赛尔奎因—钱纳里模式。
(16)刘秉镰、王家庭：“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范例”，《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第38-44页。
(17)周一星、曹广忠：“改革开放20年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规划》，1999年第12期，第8-13页。
(18)周振华：“增长轴心转移：中国进入城市化推动型经济增长阶段”，《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第3-10页。
(19)邓仕仑、方和荣：“中国沿海地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偏差分析”，《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第81-89页。
(20)张燕、吴玉鸣：“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时空耦合协调机制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6期，第46-51页。
(21)叶裕民、黄壬侠：“中国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6期，第1-10页。
(22)程必定：“论我国结构转换型的城市化”，《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8期，第44-49页。
(23)B.J.L.贝里：“全球比较经济地理学：文化、公司和民族国家”，《地理译报》，1993年第3期，第40-49页。
(24)张锐：“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世纪之交的战略构建”，《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47-55页。
(25)钟水映、李晶：“经济结构、城市结构与中国城市化发展”，《人口研究》，2002年第5期，第63-70页。
(26)王小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1期，第23-32页。
(27)周干峙：“高密集、高城市化地区城镇间的强相互作用——城市规划和城市化的一种新现象”，《城市发展研究》，1997年第1期，第1-6页。
(28)刘秉镰、王家庭：“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范例”，《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第38-44页。
(29)俞岚：“社科院：中国城镇化率46.6%城镇化规模全球居首”，中国新闻网，2010年07月29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0/07-29/2434885.shtml。
(30)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200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9页。
(31)第一级：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都市圈；第二级：山东半岛城市群、成都城市群、重庆城市群、闽南金三角城市群、辽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南北钦防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第三级：哈达长城市群、皖中城市群、晋中城市群、银川平原城市群、赣北鄱阳湖城市群、济宁城市群、滇中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兰白西城市群、酒嘉玉城市群、浙中城市群、个开蒙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拉萨—日喀则城市群。
(32)方创琳、宋吉涛、张蔷、李铭：“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的组成与空间分异格局”，《地理学报》，2005年第9期，第827-840页。
(33)沈建明：“全面把握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内涵”，《今日浙江》，2006年第17期，第10-11页。
(34)刘秉镰、王家庭：“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范例”，《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第38-44页。
(35)柴永强：“当前中国城市化的趋势与特征”，中国网，2009-07-17，http://www.china.com.cn/news/zhuanti/09csfz/2009-07/17content_181578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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