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转换”笔谈——关于中国的“早期近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近现代史论文,笔谈论文,范式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学界一直没有在中文里把“近代”与“现代”这两个词的对译确定下来。中国近代史学者历来是把"Modern Chinese History"翻译成“中国近代史”，而把“中国现代史”理解成"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或者就是说，在近代史研究领域，我们是习惯把"Modern"理解为“近代的”，而不是像一般情况下那样翻译为“现代的”。同样，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我们也常常是把"Modernization"说成是“近代化”，而其他学科学者则把“Post-modern”翻译为“后现代”。所以说，“近代”与“现代”，两个中文概念在英文是一个词"Modern"，这给我们讨论问题时添加了一层混乱。传统的西方学者一贯是把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几百年，通称为"Modern Age"，并没有两个词。
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历史学界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划分，与世界上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并不一样。比如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把明清叫作“晚期帝制中国”(Late Imperial China)，是近代中国的准备时期。1911年的中华民国开始奉行共和制，是近代中国的开端。西方同行基本上是以王朝断代的方法划分历史。中国学者则比较强调按历史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我们普遍倾向于认为中国的“中世纪”特别长，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方才结束；中国和西方不同，另有一个自己的“现代史”，以1919年“新文化运动”划线，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现代”。所以说，同样讲的是“近代”、“现代”和“后现代”，中国学者和西方同行其实是各讲各的，存有很多误解。这样的情况，在许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常常会若隐若现地表现出来。
自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讨论以来，中国社会史学者为了建立特定意识形态，逐渐同意把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中国的年份，作为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标志，而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割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近几十年来的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的历史并没有随着“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而急剧转向，近代中国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全过程。现在反而是欧美的同行们竭力反对“欧洲中心论”，大量成果，已经使西方的中国研究焕然一新了。他们提倡用“中国中心论”看中国，内在全面地理解中国。很多学者，包括本人自己，并不全部支持其中的所有观点，但是他们要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发展线索和动因的主张是基本正确、无可非议的。
在这里，我想先比较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以为：将中国历史按它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过程，截然地划为“近代”与“现代”的做法是有欠妥当的。用1840年和1919年划分中国历史，造成了学术界的人为割裂，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在“古代”、“近代”、“现代”的畛域中，老死不相往来，以至得出了很多可以相互笑话的结论来。这种割裂，除了给国内学者间造成沟通的不便，使得历史研究成为意识形态的附庸，还造成了国际同行间交流的困难。我们讲的“近代”，非一般学者公认之“近代”，而此“现代”更非彼“现代”。或许许多学者认为经过20年的思想解放，现在已经很少意识形态束缚了。其实，只要我们仔细思考，旧史学的框架还在多方面潜在地影响着我们。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古史分期和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曾经给中国历史学界带来某种程度的解放的话，它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模式化却给我们带来许多束缚。对于后一点，我们还没有正面地反省过。
近20年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一直走比较稳健扎实的路线，努力恢复求实的学风，继承乾嘉以来的考证传统，接续清末以来的课题系列，在微观史学方面取得很多新成果。但是在宏观历史领域，目前的历史学界没有什么反省和建树。和现在的文学、哲学界热衷翻译和讨论“现代性”问题相比，在这个历史学的传统领域内，历史学家却是阙如。鉴于20世纪50年代的教训，我们固然要警惕再蹈“空论”之覆辙，但如果完全不关注必要的历史研究范式的转移，仍然很难摆脱传统模式的束缚。我们看到很多相当不错的实证研究，仍然常常露出传统意识形态的尾巴，原因就在于历史学界没有对这些宏观问题作彻底的清理。
近20年来，中国史学界已经普遍使用“近代化”(Modernization)和“近代性”（Modernity，也有译为“现代性”，为保持“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习惯，这里仍然译为“近代性”）来讨论中国社会几百年来的理性化、民主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等运动。这种思想方法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框架，比较能够接近真实发生的社会思潮，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总体来看，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在课程传授、课题设置和论文写作时，都还是自觉地从1840年开始，不求“上进”；同样在“古代史”领域探讨同类问题的，也是不破此限，不作“下流”。这样的固守，是长期的专业训练养成的习惯，但最终还是固有的观念束缚造成的，尽管经过20年“思想解放”的我们这一代学人已经不太愿意承认这一点。
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应否打破这种束缚，而是如何破除。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引进近年欧美学者关于“中国早期近代性”的讨论，用以深入和细化我们对“近代”的认识。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开始审视“启蒙”以来的历史，发现许多“近代”因素其实植根于“黑暗的中世纪”。人们发现欧洲早期人文主义者并不反宗教，甚至不反教会；近代的很多制度，是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中世纪就有很多像托玛斯·阿奎那这样的“人文主义”者，罗马还有“人文主义”教皇；天主教神学酝酿了科学和自由精神。还有，像“市场”、“城市”、“知识”、“理性”和“自由”等观念和制度，都起源于中世纪。19世纪瑞士学者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奠定的“中世纪”观念，已经被克里斯泰勒（Paul O.Kristeller)等20世纪学者完全推翻。
因为不可能把“中世纪”和“近代”完全割开，现在有西方学者倾向于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古代”(Ancient)、“中世纪”(Medieval)、“早期近代”(Early Modern)、“近代”(Modern)和“现代”(Contemporary)。其中，“早期近代”的确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历史如何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解决因传统与近代的割裂而导致的认识困难。
美国《代达勒斯》(Daedalus)杂志1998年夏季号以“早期近代性”(Early Modernity)为专题，约请了历史学界各领域的专家讨论各国的“中世纪”之后的“早期近代”问题。目前所见，这是国际非欧洲史的学者对东方社会“近代性”最集中的反思。有鉴于“欧洲中心论”的覆辙，10篇论文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印度、南亚、日本、中国、越南、朝鲜等非欧洲国家历史的讨论，在全球范围内探索建立一个具有多样性的“早期近代”史观的可能性。这里的“近代性”讨论与其说是建立一种统一性，不如说是检索一些多样性(Varieties)。这与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汤因比寻求的历史统一性完全不同。
在《代达勒斯》上述专号中，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提供了一篇题为《明清时期公共空间的边界问题》(Boundarie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Ming and Qing China)的论文。该文根据明中叶王学，明末学术复兴，明清士绅地位，集权、腐败和动乱，以及18世纪末的公共空间来总结明清时期的“公”、“私”观念演变。其观点比较平直，是对明清史研究成果的总结，正好可以了解他们这一代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
我们虽然不必马上就同意欧美同行认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公共空间”的恢复发展时期的观点，但根据我们自己的研究状况，一起来谈论“早期近代性”还是有其可能，并且是非常必要的。西方学者着重想解决的是“欧洲中心论”带给他们的认识偏差，而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割裂。但是，在弥合“古代”与“近代”的断裂，讨论“早期近代性”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有共同语言的。
如果再次开放讨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学者本来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很多学者一直议论，中国的近代史不能用“鸦片战争”来割断。很明显，从世界范围内看，鸦片战争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后一系列广州冲突，以及英国国会长期酝酿的结果。贯穿“中国近代史”的白银流向问题，其实是始于明中叶。还有“中国近代”的城市化，与明清时期的集镇繁荣很有关系。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都绝非是从荒凉“渔村”，经过鸦片战争后的一朝开埠，而忽视暴发起来。中国的现代大都市，都有长期的内部发展历史。
在这些问题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经济史和思想史学界讨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时候，有很多具体结论具有“早期近代性”的意义。虽然附属于当时意识形态的框架，但当时学者是意识到“中国近代史”不能如此“武断”原属一体的明清史。他们意识到：章太炎的思想和学术，和顾炎武、黄宗羲有更多的联系。这不是什么“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根本就是一脉相承的江南士绅精神传统；还有，上海“近代”棉纺织业的兴起，它和明清时期松江府“衣被天下”后造就的棉田亩数、市场销售和小农生产家庭结构大有关系。讨论“中国近代史”，用某一天发生的某一个戏剧性事件来框定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确属武断。
“早期近代性”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近代史”与“古代史”之间的过渡，避免用意识形态的框架来划定历史。也可以调动我们的学科成果积累，与国际同行交流。这需要我们的学者打破畛域，搞近代史的“求上进”，搞古代史的“往后退”。现在国际哲学界注意讨论“宗教性”的问题，这样就避免了用某一种全盘的定义来判定“儒家是否宗教”、“佛教是否哲学”之类的假命题。同样，如果用“早期近代性”的命题来代替近代史分期上的意识形态纠缠，可以使得学者更加直接地接触到历史的本质，避免用“评判的历史”来取代“考证的历史”、“解释的历史”。
收稿日期：2002-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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